林黛玉人格狀態的文化分析
《 紅樓拿》 是中國古典文學中的不朽名著，而書中所塑造的林黛玉和薛寶釵這兩個女子形象卻是不朽的話題。本文專論林黛玉，至於薛寶釵將在下篇文章中加以探討。
一
林黛玉是（紅樓夢）中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形象。她五歲時母親去世，從而投奔到外祖母家，來到賈府。不久，其父又去世，她只有孤獨的寄住在賈府。無依無靠的林黛玉，雖然過著千金小姐般的物質生活，但伴隨著錦衣玉食而來的，卻是精神上的無比痛苦。（紅樓夢）第五回，借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在金陵十二釵的命運歸宿的判詞中寫道：「可歎停機德，堪憐詠絮才。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裡埋。」這判詞已經暗示了才華出眾的林
黛玉和「品德超群」的薛寶釵最終都沒有獲得幸福的結局。如果我們將林黛玉、薛寶釵和賈寶玉的關係加以對比，我們就可以發現，黛玉畢竟獲得了寶玉的心，成為賈家榮府二公子夢牽魂繞的心上人，而寶釵雖然最終成了寶玉的妻子，卻永遠失去了寶玉的心。因此，曹雪芹在或詠歎一人，或感懷一事的《紅樓夢》十二支曲中的〔 終身誤）寫道：「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這裡的「金玉良姻」指寶玉與寶釵的婚姻，而「木石前盟」則指寶玉與黛玉的神交心儀。但是，正如〔 枉凝眉〕曲所說：
「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應化？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很顯然，作者通過此曲告訴讀者，雖然黛玉（閬苑中的仙葩）和寶玉（無瑕的美玉）兩人互相明心傾情，卻最終並沒有成為眷屬。俗話說，性格決定命運。林黛玉性格中最大的特徵就是才華橫溢而又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或者說，黛玉的才華越出眾，她的叛逆性也就越鮮明。在「菊花詩會」中，黛玉一口氣寫下《詠菊》、《問菊》、《菊夢》三首詩，被眾人推為第一。她教香菱作詩，可以說處處點到要害，香菱在數天之內明白作詩的奧妙，體味個中三味，至使在「蘆雪庵爭聯即景詩」的比賽中，香菱勝過了賈寶玉。露才揚己的性格，就決定了黛玉一生不可能一帆風順。黛玉是有才華的女子，而有才華的人往往極為敏感。在大觀園中，在賈府中，黛玉屬於少數最先感到繁華喧鬧下隱藏著陰謀，赫赫揚揚下潛伏著危機的人物。作為外姓寄居的女子，她的感受比別人更深一層：「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菊花辭》) 「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煙無限情。」（《 菊夢》) 敏感的心往往極度苦悶。黛玉生活在大觀園中，只能從與自己志趣相投的寶玉身上，偶爾獲得一些心靈上的慰藉。然而，封閉的心靈難以與人交流，往往使她做出一些讓人不可理解的事。第二十三回寫寶玉偷讀禁書《西廂記》被黛玉看見，黛玉於是也貪婪的讀了此書。看完之後還在出神。寶玉借此機會表白自己的內心：「我就是個『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寶玉將自己比作《西廂記》中的張生，將黛玉比作崔鶯鶯。完全聽明白話中含義的林黛玉不僅沒有立即表示理解，更沒有回應，而是「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直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微腮帶怒，薄面含嗔。」並指責寶玉：「你這該死的胡說！好好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還學了這些混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歎而且說著說著眼圈兒都紅了，好似寶玉真的欺負了她，她內心真沒有這個寶哥哥似的。封閉的心靈帶來扭曲的表白，然而，滿懷希望的寶玉就像兜頭被澆了一盆冷水一般，熱情消失了，機會錯過了，他倆又回到從前的狀態。兩順本該激起青春火花的心，失之交臂，擦肩而過。
我認為，在（紅樓夢）八十七回中，有一首林黛玉獨自一人彈琴吟唱的「騷體詩」，最能反映她內心的淒涼之感和命運的悲慘：「風蕭蕭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沉吟。望故鄉兮何處，倚欄杆兮涕沾襟。山迢迢兮水長，照桿窗兮明月光。耿耿不霖兮銀河渺茫，羅衫怯祛兮風露涼。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煩憂。之子與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傅無尤。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間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攝，素心如何天上月。」面對著「不自由」的處境和「多煩憂」的遭遇，黛玉深深懷念故鄉和親人。遙望遠在千里的故鄉，想起雙雙死去的父母，她難過得倚欄流涕，極度悲涼、辛酸地得出「人生斯世兮如輕塵，，的悲觀結論。這詩也許不是曹雪芹創作的，但在我看來，它完整、準確地體現了曹雪芹的創作意圖和表現了林黛玉的性格發展。作為黛玉的絕筆詩，它正是少女心靈和身世的寫照。
二
要真正把握林黛玉的性格特徵，就不得不把握她人格中的複雜因素。通觀《紅樓夢》 ，我們不難發現黛玉的人格是不一致、不和諧的，是由許多複雜和對立因素構成的。一般說來，人格作為法律上和倫理上權利和義務的主體，應該是全面而又和諧發展的。但是，歷史往往並不服從邏輯的必然律，常常造就許多偶然性的事件和人物，這許許多多的偶然，其中就包含有歷史的必然。嚴格說來，歷史的必然與邏輯的必然是一致的、統一的。如果發現了不一致，那只能說邏輯的歸納有間題。因為我們是絕不可能指責歷史發展為何不符合邏輯的。研究者的任務之一就是合理地解釋邏輯的必然與歷史的必然的不一致，使其在更高的層次上達到和諧與統一。面對林黛玉這個封建社會後期的女性形象，我們同樣感到了歷史與邏輯的矛盾。人格的基本要求是社會化。或者說，社會化是人格成熟的標誌。但是，我們能說林黛玉的人格是社會化的人格嗎？顯然不能。因為她只生活在大觀園中這狹小的天地裡，而就在這狹小的天地裡，她尚且不能很好的適應環境，達到與環境的和諧相處，遑論與社會環境的相處與適應。那麼，我們能說黛玉的人格是不成熟的嗎？顯然也不能。因為她不僅逐漸長大成人，而且對周圍環境有著超越常人的敏感。別人的一言一行，一顰一笑，她都能感到態度的微妙變化。「草木也知愁，恕華竟白頭」。她對賈府中掌實權的賈母、王夫人、王熙鳳等人，雖然還存有一絲幻想，但早已感到她們的心已經偏向了寶釵。一顆敏感而又沒有社會化的心，一種成熟而又不懂人情練達的人格，這就是林黛玉，就是賈寶玉心儀已久的林黛玉，就是作者欲千古同哭的情種林黛玉。
三
描述林黛玉的人格特徵並不難，困難在於如何理解一個並不可愛的人物性格何以能夠打動不同時代的千萬讀者呢？
通讀過《 紅樓夢》的人都會情不自禁的將自己的同情傾注在林黛玉身上，並為她的愛情悲劇灑下傷心之淚。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在現實生活中，有一位女子說話尖酸刻薄，心胸敏感狹小，身體多病，情感多愁，再加上任性愛哭，有誰會喜愛她呢？答案是顯然的。如何解釋這個文學與現實的感情偏差的矛盾？魯迅先生說過：「北極的遇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為是不會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會中人，也將不能懂得。」川如果我們不是用今天社會流行的標準，即「健自而合理的好社會」的標準去衡量林黛玉，而是歷史具體地理解其性格的成因，我們就能發現她人格中的積極因素。
恩格斯在評論英國女作家瑪· 哈克奈斯的小說《 城市姑娘》 時曾經說過：「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們本身而言，是夠典型的；但是環繞著這些人物並促使他們行動的環境，也許就不是那樣典型了」。〔2 〕環境是人物性格孕育的溫床，人物性格是環境的產兒。我們並不否認人物性格對環境的能動作用，但在性格尚沒有成熟到足以改造外在環境時，人的最顯著的本能就是順應環境，或在不利於自我發展的社會環境中用自然人格與社會環境相對抗。很明顯，在這種對抗中產生了最初的人道主義（或稱人本主義）的社會心理，為人道主義的理論思潮流行和傳播莫定了社會心理基礎。林黛玉的敏感使她成為最早感悟到人道主義的社會心理的女性。正是這種敏感，使她與同樣敏感的賈寶玉在共同的人道主義心理的基礎上達到了心靈的共契。當史湘雲勸寶玉讀書進仕，講仕途經濟學問時，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到別的姊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污了你知經濟學問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這裡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到什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個話來，真真的寶姑娘叫人敬重，自己訕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有涵養，心地寬大。誰知這一個（指寶玉）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你賭氣不理他，你得賠多少不是呢。」在襲人的數落之後，寶玉說了一句至關重要的話：「林姑娘從未說過這些混帳話不曾？若他也說這些混帳話，我早和他生分了。」不用分析也不難看出寶玉黛玉二人相愛的思想基礎。到此我們似乎可以說，正是林黛玉身上這種不與社會同流合污的叛逆性格，使她的人格閃耀著自然主義的光芒。
一般說來，文學作品中那些經久不衰的典型形象往往包涵著作者自己所並不曾意識到的思想內容，也就是通常所謂「形象大於思想」。林黛玉這個愛哭而又說話尖酸的女子形象，並不是因為她的性格讓人喜愛，而是因為她性格中所包含的潛在的歷史意義，才打動了不同時代的廣大讀者。如果將林黛玉性格中的社會歷史內容抽掉，僅僅讓她留下自己的「性格」的形式特點，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林黛玉是個並不可愛的女子。然而，當我們意識到這種抽像是多麼可笑時，我們也就理解了林黛玉人格的魅力所在，也就理解了林黛玉之所以成為典型人物的根據所在。
四
叛逆的性格與不和諧的人格是環境的產物。每當社會將發生實質轉變之前，就不免產生一批具有叛逆特點的人物，文學作品中也就出現叛逆的典型形象。外國文學是如此，中國文學也是如此。當我們注目於林黛玉人格中的叛逆性時，我們就會發現，她並不是因為比別的貴族少女聰明，也不是因為她受到更多的文化熏陶，而是因為她特殊的不幸而一般人又看不出、感覺不到的不幸的生活經歷所造成的。她找不到現實的出路，當然也就找不到心靈的出路。在大觀園的具體環境中，培養出了她和賈寶玉的感情，也培養出了他們共同的自然人格，從而使他們的社會人格萎縮了、蛻化了。當他們步出大觀園時才發現，他們與社會是那麼的格格不入，致使他們被視作最大的成婚願望也被賈府的當權者們所否決，他們對於大觀園以外的社會來說是沒有用的人，是多餘的人。這十分像俄羅斯文學中一再出現的「多餘人」。俄羅斯文學在十九世紀塑造出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多餘人」形象。這些「多餘人」生活在貴族階級趨向沒落的歷史時期，在反動的專制政體和農奴制下感到窒息，不願與上流社會同流合污；但因為遠離人民，無法擺脫貴族立場，缺乏生活目的，不能有所作為。這就是他們最終成為悲劇性人物的根本原因。如普希金《葉甫蓋尼· 奧涅金》 裡的奧涅金，赫爾岑《誰之罪》 裡的別爾托夫，萊蒙托夫＜當代英雄）裡的畢巧林，屠格涅夫《羅亭》 裡的羅亭，岡察洛夫《 奧勃洛摩夫》 裡的奧勃洛摩夫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的側面展示了這種性格的多餘性以及譴責了形成這種性格的專利農奴制社會。林黛玉以及賈寶玉就其感到時代和社會的窒息，感到生活沒有意義，又不願與上流社會同流合污而言，他們具有「多餘人」的基本特徵。但是，俄國的多餘人大多生活在廣闊的社會環境中，大多吸收了西歐現代文明的新鮮空氣。他們看到人類未來的希望，只是拙於行動，只是不能徹底地背叛自己所屬的貴族階級，因而是在矛盾的夾縫中生活，在新思想與舊現實的擠壓中找不到個人的出路，終於成為「多餘人」。林黛玉（以及賈寶玉）則不同。她生活在極小的類似牢籠的大觀園中，不僅沒有受到西方現代文明的洗禮，而且也缺少和當時社會的聯繫，他們沒有探討社會出路的願望，也缺乏關心社會的責任感。在他們的心目中，人生的一切意義都凝結在對愛情的傾慕中，好似只要能與心上人終成婚配，人生的一切問題也就解決了。因此，我們可以說，林黛玉是愛情至上論者，她是用愛情作為後盾和動力，來抵抗人的社會化，從而保證一顆純潔的童心不受社會的污染。正是因為林黛玉缺乏俄羅斯文學中「多餘人」的廣泛的社會聯繫，因而導致她更關注自身的具體問題和內心的感受，而不是像俄羅斯文學中那些「多餘人」那樣關注社會的改造與進步。
文學的發展反映時代的變遷。我們從俄羅斯「多餘人」的發展可以看出，當時俄羅斯知識界、思想界已經找到改造社會的途徑，而且他們對此深信不疑。因此，早期「多餘人」不乏許多可親可敬的性格和特徵。隨著1861 年廢除農奴制之後，接著「多餘人」形象之後又出現了一系列的懺悔貴族的形象，再後又出現了一系列「新人」的文學形象，直至出現高爾基《母親》中那些覺悟的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形象。文學伴隨著社會的進步而進步，文學成為社會進步的催化劑。然而，（紅樓夢）產生的時代則不同。當時的中國知識界、思想界找不到改造社會的出路，甚至於沒有尋找真理的勇氣。在大興文字獄的時代，中國知識界被迫禁錮在故紙堆中，很少有人關注現實生活。缺乏社會現實動因的中國知識界也理所當然地失去了感召力和超前性，因而也就不可能成為社會進步的催化劑。「一代傾城逐浪花，吳宮空自憶兒家。」苦悶而又有叛逆性格的林黛玉，並沒有成為一系列叛逆性格的一環，也沒有促成一系列進步性格的形成。反而導致了如《老殘遊記》中逸雲那樣的分裂人格。如果說湯顯祖（牡丹亭）中的杜麗娘形象已經出現以人性中的自然人格來對抗並不理想、並不合理的社會人格的話，那麼林黛玉則是這種對抗的深化，以至於社會人格被淡化。順著林黛玉人格之路發展下去，必然會導致人格的分裂，而不可能使人格進步和昇華。也就是導致自然人格脫離社會人格，就像一個雙面人一樣，一面對著地獄忍受心靈的煎熬，另一面則對著天堂，享受上帝的恩澤，內心又充滿了幸福感。這是可能的嗎？不，這是不可能的吃語。然而，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逐漸形成了這麼一種人格學說。好像人的解放並不在於改造社會，並不在於社會革命，而是將自我人格分離為自然人格與社會人格兩部分。當你通達成功時，似乎社會人格就將人性解放出來，並獲得一種自我確認的人生價值；當你失意受挫、窮愁潦倒時，自然人格又將你引向人性的另一端，似乎人性也獲得解放，自我的人生價值也獲得確認。這是一條與俄羅斯「多餘人」走的完全不同的道路，反映的社會文化也不相同。俄羅斯當時的文化是脫胎於封建專制母體的資產階級的文化，她代表著一個新興的階級的思想特徵，並且已經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而中國當時的文化尚處在封建文化範疇之內，還沒有形成獨立於封建文化之外的文化體系和獨立的價值觀，更沒有提出政治方面要求的可能。因而生活於封建文化氛圍之內的林黛玉以及其他的貴族公子小姐們，儘管感到窒息，感到壓抑，要求自由，但其整個的精神氣質和心理狀態，還沒有做好迎接新世紀暴風雨洗禮的準備，還不可能在鳳凰涅磐般的毀滅中獲得新生。因此，林黛玉以及同時代的叛逆者們只是舊時代中的孤獨吶喊者，必然伴隨著這個時代一起消亡，就像黑夜的流星，必然伴隨著黑夜一起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