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的形象特徵
在《紅樓夢》 人物形象的畫廊裡，林黛玉是作者塑造得最成功的藝術形象之一，也是作者傾注感情最多的一個人物。對林黛玉，新舊紅學家們早有種種肯定或否定的評說，紅學發展到今天，否定林黛玉的論者已經很少見了，任情率性，清高孤傲，單純坦誠，執著地追求自主的人格和美好的人生理想，是當代紅學研究者們對林黛玉形象的比較一致的看法。但是在有些人的限中，林黛玉卻是不可愛的。作家劉紹棠在《十讀紅樓》 一文中就提到當年他們同宿舍的人從婚姻的角度來談《 紅樓夢》 中的女性，有喜歡王熙鳳的，有喜歡薛寶釵的，卻沒有一個人想要林黛玉型的終身伴侶。原來，不管林黛玉才有多高，貌有多美．但是小心眼兒病身子；… … 」，看起來，「小心眼兒」確實是許多人不喜歡林黛玉的一個主要原因。那麼，林黛玉為什麼會「小心眼兒」，她的思想性格有怎樣的特點？林黛玉形象的悲劇意義又在哪裡？本文試從這個角度進行探討，以期盡可能準確地把握曹雪芹所塑造的這個不朽的藝術典型。
小性兒和刻薄
林黛玉是《 紅樓夢》 中最動人的悲劇形象，她的不幸的身世遭遇，她的執著而純潔的人生追求贏得了二百多年來許多讀者評家的同情和喜愛。但是，即使是最愛林妹妹的賈寶玉也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1]。小性兒和刻薄無疑是林黛玉性格中的一個很突出的特徵。而這一點，在《 紅樓夢》 的許多情節中是得到反覆表現的。比如第7 回寫周瑞家的送官花，本來是順路去送．恰巧最後送到黛玉那裡，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個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呢寧」周瑞家的回答後，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麼組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呀」。第17 回寫寶玉在大觀園題對額顯露了才華，
賈政也難得的高興，因此寶玉被小廝們解去了身上的所佩之物。黛玉聽說，過來一看，果然一件沒有，便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夠了裡」說畢，生氣回房，將前日寶玉囑她做的香袋拿起剪子來就鉸。等看到寶玉原是很珍重地把她做的荷包帶在裡面時，才自悔莽撞了。第29 回寫道士們送寶玉的東西中有件金麒麟，賈母看著眼熟，卻想不起來，寶釵笑道：「史大妹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寶玉奇怪自己怎麼沒看見，探春說：「寶姐姐有心，不管什麼她都記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頭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他才是留心呢」．第31 回寫史湘雲來，長篇大論地說起自己把戒指帶回來的好處，寶玉笑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就配帶『金麒麟』了」，而且一面說著，便起身走了。由此可見，黛玉的確是有些小性兒和刻薄，而且黛玉的刻薄人又幾乎是不看場合的。難怪史湘雲要說她「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會挑人」，用寶玉的乳母李姥姥的話說則是，「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厲害」。
那麼，天性真率，坦城有著純潔美好的人生追求的林黛玉為什麼在有些場合會如此的小性兒，尖刻呢？琪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的特殊的身世遭遇。父母的先後去世使本來被父母愛如掌上明珠的林黛玉孤苦無依，不得不寄居在外祖母家裡，這種寄人籬下的現實處境就成為清高孤傲的林黛玉的一根最敏感，最碰不得的神經，哪怕是生活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會強烈地刺激她引出她的身世之歎。比如一次黛玉去怡紅院叫門，恰好晴雯和碧痕拌嘴，正沒好氣，便使性子說：「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來呢」。這本來是一個誤會，但黛玉想到的卻是「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棲… … 」，於是這天晚上，她兩手抱膝，眼裡含淚，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下。寶玉挨打後，賈母、王夫人、鳳姐等人去看望，黛玉看見了，想到的也是「有父母的好處」，於是「早又淚珠滿面」子。所以周瑞家的送來宮花，黛玉所關心的就不是宮花本身而是它是否是別人挑剩下的．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林黛玉的小性兒，那麼，黛玉的言語雖然刻薄，卻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身世處境不同的人在生活中得到的感受也是不同的．探春理家時，趙姨娘因趙國基之事和探春鬧起來，探春哭道：「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徹底來翻騰一陣，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看來，庶出正是探春的一塊心病。如果說孤苦無依，寄人籬下使林黛玉的心態發生了扭曲，時常表現出過分的敏感和尖刻，那麼，庶出的現實使探春的心態也發生了扭曲，這就是她對趙姨娘過分輕視的內在原因之一。
造成林黛玉小性兒，刻薄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金玉之論」對寶黛愛情的嚴重威脅。對孤苦無依的林黛玉來說，她和寶玉之間純潔真誠的愛情，是她孤獨心靈的最大慰藉。但是這份感情卻既痛苦又沉重。封建的禮教，「金玉良緣」的潛在優勢，寶玉「愛博而心勞」的行止，封建家長的最後抉擇等等，黛玉所面對的壓力幾乎是不可克服的。她所能夠做的只有對寶玉真情的一次次痛苦而又折磨人的試探，對寶玉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的諷刺挖苦。「我說呢？虧了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 「我沒這麼大福氣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那『玉』的！我們不過是個草木人罷了」, 「你白認得我了嗎？我哪裡能夠像人家有什麼配得上你的呢」．一直到她真切地聽到了寶玉對湘雲說：「要是他也說過這些混帳話，我早就和他生他分了」的肺腑之言並且確信寶釵「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往日竟是自己錯了之後，才結束了這種痛苦的試探。這之後，我們便很少看到尖刻小性兒的黛玉了。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痛苦而又執著的靈魂。因為林黛玉在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小性兒，一方面反映出她性格中的任清率性，同時也反映出她對純潔愛情的美好生活的執著追求。也許這就是林黛玉雖然在一些場合表現得「好弄小性兒」「嘴裡又愛刻薄人」，但仍然威得了歷代讀者評家喜愛的重要原因。
有一個比較難以解釋的問題，就是黛玉對劉姥姥的刻薄和嘲諷，因為黛玉這一次的刻薄，似乎與她的身世，愛情都沒關係。有的研究者指出，黛玉之樣做，「起碼是不夠沉實厚道的」[2]，這是很有道理的。因為林黛玉畢竟是一個貴族小姐，在她的思想意識中，貴族階級的優越感是很鮮明的。更何況以黛玉的經歷，她無從瞭解也不可能理解劉姥姥的辛酸。因此，她對劉姥姥的刻薄既有貴族小姐的優越感也有不可否認的孩子氣．母蝗蟲「雖然是從黛玉口中說出，但寶釵也說：「這『母蝗蟲』三字，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畫出來了。虧他想的倒也快！」很顯然，對黛玉的比喻，寶釵是有共鳴的，雖然她沒有說出來，換一個角度看，劉姥姥被鳳姐、鴛鴦捉弄，逗賈母開心取樂雖然是極可悲的事，這其中自然包含著人生的苦味，但是劉姥姥也是自願去湊趣，這也反映了劉姥姥對賈府的巴結和對自我人格的作賤。對粗俗作態的劉姥姥，「孤高自許，目下無塵」的林黛玉是非常那視的，所以黛玉才如此地刻薄。應該看到，對自尊自重的人，黛玉是能夠以誠相待，平等相處的。
率直和真純
如果說小性兒、刻薄是林黛玉性格外在表現形式的一個突出特徵，它根源於黛玉不幸的身世遭遇，那麼率直和真純則是林黛玉性格中內在的本質方面的特徵。而這些特點又恰好和薛寶釵的性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就像俞平伯先生說的：「黛玉直而寶釵曲，黛玉剛而寶釵柔，黛玉熱而寶釵冷，黛玉尖銳而寶釵圓渾，黛玉天真而寶釵世故」．[3]
黛玉是率直的，心裡想到的，眼中看到的，常常就直率地說了出來，沒有絲毫的虛偽和巧飾。她任情而為，經常是不考慮場合，甚至是不給自己留有餘地。她挖苦寶釵在人帶的東西上留心，似乎就根本沒有想過，在場的賈母等人會有什麼感想。行酒令時，急切之中，便把一切都忘在腦後，甚至說出《牡丹亭》 和《 西廂記》 中的句子。任性地和寶玉鬧起來，卻又常常是她自己錯了。黛玉又是真純的，做事一任自己的真情，而不會功利地去考慮現實的需要。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賈府並不是「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地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著我了」，但是她從來沒有利用賈母對她的疼愛去為自己謀得更多的利益。她的愛情生活也是如此。在愛情的開始階段裡，她雖然不斷地和寶玉發生口角，並且用她「比刀子還厲害」的嘴去刻薄寶釵等人，但是她對寶玉的這份感情卻是純潔的，沒有任何功利的動機。可以說，真和純是林黛玉性格中最動人的地方。明代的思想家李贄認為，人的初心本來是純潔美好的，由於世俗的污染，才使人變得虛偽矯情。因此「絕假純真」的「童心」是極其可貴的。林黛玉就是這樣一個具有「童心」的「真人」.
與黛玉的率直、真純相比，薛寶釵卻是做作、世故的。她很善於克制自己的感情，即使黛玉在眾人面前那麼尖刻地挖苦她，她也只是「回頭裝沒聽見」。然而這正是寶釵的過人之處，正是寶釵知進退的地方。因為倘若寶釵為此認真地計較起來，首先這是一件無法說清楚的事，況且如果把「金鎖」之事鬧得沸沸揚揚，以後自己在賈府豈不尷尬？其次，黛玉是賈母疼愛的外孫女，爭執起來誰的面上好看呢？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裝沒聽見」。寶釵是善於克制的，即使偶爾發作一回，也不會像黛玉那樣地任性而為，不留餘地。
劉敬圻在《 薛寶釵一面觀及五種困惑》一文中指出：「在人際關係中，任情、率性、清標，是一種美，美在能較多地保存『自我』。」林黛玉的確是較多地保存了自我，但是任情有時便要超出常規，便要和環境發生種種衝突，這實在是一種既「可敬」又「可悲」的美。
林黛玉悲劇的必然性
作為封建時代的貴族小組，林黛玉的思想意識中卻很少封建的色彩。與薛寶釵相比，黛玉的許多言行都超出了封建思想、封建禮教的規範。在人際關係上，封建文化要求人們要寬和、中庸、克制，而林黛玉卻「孤高自許，目下無法」，做事一任自己的真情；在對女性的設計上，封建文化宣揚「女子無才便是德」，女人的本份就是留心於「針線紡績」與相夫教子，而林黛玉對此卻不感興趣，她既不把功名富貴放在眼裡，也不熱心針線紡績，而是以詩書為伴，讀起《西廂記》 來愛不釋手；在愛情婚姻上，封建禮教要求婚姻必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不允許有自由的戀愛。而林黛玉又是一任自己的真情，執著地追求著純潔而全新的愛情。
總之，林黛玉的思想行為與她的生活的環境，與她所屬的階級都有些格格不入。而這種格格不入本身就決定了林黛玉的悲劇。因為建立在小農經濟和血緣關係基礎上的中國封建社會，從一開始就具有內在的強大的向心力，中國的封建文化也是一種強調集體性的文化，個體對集體必須是絕對的服從，如果個體要擺脫這種文化的要求，甚至和文化本身產生牴觸、衝突，那麼，必然要發生悲劇。林黛玉做為一種個體的存在，卻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封建文化的規範，因此她的悲劇命運就是一種必然。中國的封建文化又是一種重男輕女的文化，女人在社會上沒有自己的地位．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男人的事業，女人只能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場生活在這種文化氛圍中的林黛玉也必然要受到種種的限制。雖然她聰明靈秀，不同流俗，但是她人生追求的極點也僅僅是愛情。林黛玉沒有也不可能在叛逆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她無力去碰撞封建禮教保護下的婚姻的銅牆鐵壁，因此在與寶玉的感情達到了理解與默契之後，林黛玉的傷感情緒卻愈益濃重，她哀歎父母早逝，無人為自己作主，她把希望寄托在賈母身上，甚至行酒令時抽的一根簽，她也非常在乎。這種無法渲洩的痛苦更加深沉，也使林黛玉更加地壓抑。「歎今生，誰捨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留」。清高孤傲，任情率性的林黛玉痛苦地咀嚼著自己悲劇的人生，那麼安分隨和，恪守著封建禮教的薛寶釵又得到了什麼呢？可見，封建的社會，封建的禮教，早已孕育著女性的悲劇因素。《紅樓夢》 寫了幾十個才情不凡的女性，她們雖然性格各異，但結局卻是相同的，「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這並不是曹雪芹的悲觀，而是曹雪芹的偉大，因為他寫出了不合理的社會中大的存在的悲劇，寫出了生活的本質和真實。
對《 紅樓夢》 的價值，魯迅先生曾經說過，「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 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4]魯迅先生的論述是精闢的，寫出了「真的人物」正是《 紅樓夢》最成功的地方。對林黛玉．人們同情她的不幸，喜歡她的率直和真純，對她的小性尖刻卻不無遺憾：對薛寶釵，人們欣賞她的豁達、大度，卻很難接受她的世故和冷漠。於是有人提出了「釵黛合一」，但是，假如真的如此，那麼「真的人物」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小性兒也好，刻薄也好，對林黛玉這個藝術形象來說並不是什麼憾事，因為它們和真純、坦誠、清標共同構成了林黛玉鮮明的個性特徵，使林黛玉成為中國幾至世界文學人物畫廊中一個獨一無二的藝術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