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紅樓夢》情結(1)-新民週刊
在中國，不論是普通大眾，還是作家學者，為紅消得人憔悴的自古以來就大有人在。
在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大師論壇上，有觀眾問李安願不願意挑戰一下拍《紅樓夢》，李安說：“《紅樓夢》是每個導演的夢想，我也願拍，但現在還不敢碰，還是先嘗試一下拍張愛玲吧。”
1987年版電視劇《紅樓夢》的萬人空巷，劉心武在“百家講壇”上“揭秘《紅樓夢》”帶來的激烈爭辯，安意如“紅袖添香”的紅學著作大為走俏，似乎都證明，中國人的心中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紅樓夢》情結。在中國，不論是普通大眾，還是作家學者，為紅消得人憔悴的自古以來就大有人在。從五四時期的陳獨秀、俞平伯、林語堂、張愛玲，再到後來的王蒙、劉心武、周汝昌、夏志清、唐德剛，都是《紅樓夢》的忠實擁躉。
唐德剛就說：“《紅樓夢》這部奇書，讀者們不論年齡大小、時代先後、地域差異、政治社會制度不同，讀後都會有不同的領悟。一個讀者個體，他從小到老、從華南到華北、從小學到大學、從國內到海外、從大陸到台灣、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由於生活經驗的變換、知識面接觸的擴大，他每次再讀‘紅樓’，也會‘別有一番滋味’。”
紅學熱潮：多歧為貴，不取苟同
在中國古典小說的界域裡，最讓林語堂傾心折服的就是一部《紅樓夢》。在《八十自敘》中，林語堂說：“我看《紅樓夢》，藉此學北平話，因為《紅樓夢》上的北平話還是無可比擬的傑作。襲人和晴雯說的語言之美，使多少想寫白話的中國人感到臉上無光。”1938至1939年林語堂旅美期間用英文寫的長篇小說《京華煙雲》，可以視作是他對《紅樓夢》的情感日深之後，模仿《紅樓夢》的一次嘗試。小說之外，20世紀五六十年代，林語堂又做起了紅學研究。
對於《紅樓夢》後四十回，林語堂的評價和常人大相逕庭，在《平心論高鶚》等文中，他強調：《紅樓夢》後四十回不可能是高鶚所續，而是他在曹雪芹殘稿的基礎上修補而成；高鶚的功勞和成就不在曹雪芹之下，而在他之上。這一立場正和胡適、俞平伯、張愛玲、周汝昌等人的論調相悖。胡適第一個指責高鶚是偽作者，隨後，俞平伯在1923年上海東亞圖書館出版的《紅樓夢辨》中也對高鶚的續書提出了猛烈的抨擊。而在美國，青燈黃卷，積十年之功，張愛玲寫下了她自己非常看重的論著《紅樓夢魘》，開篇就有和林語堂針鋒相對的話：“小時候看《紅樓夢》看到八十回後，一個個人物都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起來，我只抱怨‘怎麼後來不好看了’？……很久以後才聽見說後四十回是有一個高鶚續寫的。怪不得！”作者問題上尚且眾說紛紜，其餘雞毛蒜皮的細節上爭論不休在紅學界自然更是家常便飯。
胡適創立紅學，紅學的熱潮就經久不衰。但進入90年代之後，隨著商品經濟的興起，紅學熱也逐漸降溫，可是自從劉心武的“揭紅系列”在“百家講壇”熱播，並成為年度暢銷書之後，紅學這個日益邊緣化的學術研究類別忽然又熱鬧了起來。劉心武是新一波紅學熱的導火索。早年就寫過《秦可卿之死》的劉心武此次捲土重來，對秦可卿之死依舊耿耿於懷，面對“有識之士”的口誅筆伐，劉心武面不改色，乃對曰“此秦學也”。
劉心武從秦可卿入手剖析康、雍、乾三朝的政治鬥爭的確令人耳目一新，不過追根究底，這也可以看作是民國初年興盛一時的“索隱派”的遺緒。蔡元培雖然貴為辛亥元老，在當時的紅學界卻是很不招人待見。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對蔡老就冷嘲熱諷了一番，說蔡校長只會牽強附會，猜笨謎，自說自話，斷不可信。蔡元培敢怒又敢言，遂寫就《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質問胡適。兩派你來我往，也有過幾個回合的口水仗，但終因索隱派索隱功夫終欠些火候，每每被“對方辯友”抓住過於主觀的硬傷，難以自圓其說，敗下陣來。如今，劉心武這位“索隱派遺老”東山再起，文本細讀和歷史考證兩方面都不敢大意，其核心卻完全是改良後的蔡氏“廢太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