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紅樓夢》情結(2)-新民週刊
蔡元培在給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考證》所寫序言中有“多歧為貴，不取苟同”這樣的呼籲，倡導的是一種開放的學術態度，這種學術態度在紅學界內似乎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揚。
毛澤東的《紅樓夢》情結
紅學界大棒飛舞的現狀有其歷史緣由。朱大可對於現在以考據為主、敵視新的闡釋方法的《紅樓夢》研究非常不滿，同時，他又尖銳地指出：“《紅樓夢》研究不僅是中國現代學術的開端，同時也是學術政治化的開端。最先批評俞平伯的安徽青年才子白盾，後以‘極右’獲罪，迅速退出歷史舞台，而藍翎、李希凡成為炙手可熱的‘新權威’。‘紅學’從此淪為政治大批判的犀利兵器。紅學界的政治風雲，正是整個中國學術的悲劇性寫照。”
從新中國歷史來看，毛澤東喜歡《紅樓夢》既是他個人的文學喜好，又成為了不折不扣的政治動態的風向標。他一生中發動兩次(分別為1954年和1974年)關於《紅樓夢》的大討論、大評論，都有其深刻的政治目的。
1949年後，紅學能成為顯學，《紅樓夢》的閱讀走向大眾化，與毛澤東對《紅樓夢》的鍾愛有著最直接的關係。毛澤東在辛亥革命時期就開始閱讀《紅樓夢》，之後，在漫長的革命鬥爭生涯中，不論是長征後到達延安還是在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時期，他的書架或他的身邊，總有一本《紅樓夢》。建國後，他的書房裡、臥室中、衛生間裡都擺放著不同版本的《紅樓夢》。在他的藏書中，線裝木刻本、線裝影印本、石印本及平裝本《紅樓夢》，有20種之多。在有的版本上，他用鉛筆作了密密麻麻的圈畫，有的上面留下了批語。據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孟錦雲回憶：主席雖已80多歲高齡，還能準確無誤地說出《紅樓夢》中的某句話是出自哪一回，哪一節，哪一頁，有時還將各家不同評說進行比較。
1973年，毛澤東又風趣地問許世友：“許世友同志，你現在也看《紅樓夢》了嗎？要看五遍才有發言權。”直接推動了全民的《紅樓夢》情結。只能閱讀《毛選》和魯迅著作的中國讀者欣喜地發現，書店裡又出現了《紅樓夢》，《紅樓夢》首先解禁讓眾多文學愛好者欣喜若狂，購買《紅樓夢》的讀者排成了一眼望不到頭的長龍。人們除了遊行批鬥之外，有了另一種更為文雅的工作：讀《紅樓夢》，而且要讀五遍。
《紅樓夢》真的天下第一？
中國人的《紅樓夢》情結主要還是因為中國文學史上對《紅樓夢》的評價，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前言第一句話這樣寫道：“曹雪芹，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也是最複雜的作家，《紅樓夢》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而又最複雜的作品。”這裡都沒有用“之一”這樣的字眼，完全將《紅樓夢》推上了至高無上的中國文學巔峰。
但也不是每個人都對《紅樓夢》推崇備至，不敢作絲毫的批評。格非記得參觀瑞典皇家文學院時看到那裡擺放著許多中國古典小說的瑞典文譯本，唯獨沒有《紅樓夢》譯本，馬悅然解釋說：“我們看過了《紅樓夢》，但覺得《紅樓夢》寫得不好。”
外國人也許是口味差異。中國人呢？胡適雖然是紅學的奠基人，可是他對《紅樓夢》的評價之低卻往往為人們所忽略。在給蘇雪林的信中，胡適寫道：“我寫了幾十萬字考證《紅樓夢》，差不多沒有說一句讚頌《紅樓夢》的話。……在見解上，《紅樓夢》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紅樓夢》比不上《海上花列傳》。”
唐德剛和夏志清打筆仗的文章《海外讀紅樓》也說：“胡適評‘紅樓’，認為它‘不是一部好小說，因為它沒有一個plot(有始有終的故事)。’”唐德剛本人的態度是站在《紅樓夢》這邊，大膽批評其師胡適是“崇洋’的典範，並對夏志清語多譏諷，遂招致夏志情的重磅反擊，兩位20多年的老友因《紅樓夢》反目成仇，成為海外文壇一段奇聞。
要讓中國人冷靜地對待《紅樓夢》，恐怕先要去了這洶湧澎湃的“情結”，才能做出一些客觀的評價吧。 撰稿·河 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