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紅學名家縱談紅學
梅節希望更多“外來漢”加入紅學
我喜歡《紅樓夢》，也寫過幾篇文章。檻外談紅，只是湊熱鬧，並非什麼專家，頂多算個紅學的票友。因為從頭到尾，我研究《紅樓夢》只屬業餘性質，而走上這條路，實拜文化大革命所賜。
那時已是文革的中後期，我在北京一家報紙當編輯。老三篇背得也還熟滑，靈魂尚未爆發革命。知識分子一些惡習未除，喜歡獨立思考。經過連續多年的精神原子彈的轟擊，政治上反而漸趨麻木。紅書不怎麼愛看，黑書想看還不大敢看。那時天天上夜班，白天倒有一些空閒時間，於是決定研讀《紅樓夢》。毛主席說過《紅樓夢》“最少讀5遍”，我頭尾只讀過兩遍，不怕被指為迷戀封、資、修。
那時，革命的形勢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思想戰線的革命繼續深入發展，已經從“批林批孔”到“評紅”，即批判“封建末世的孔老二——賈政”。我還算有點自知之明，既不敢“立新功”，也不願去趟渾水，只專心讀《紅樓夢》原著以及脂硯齋評。
1975年春夏，我到京郊小湯山干校勞動。上午幹活，下午、晚上讀書。我在半年時間裡，把報社圖書資料室收集的新舊紅學資料剪報翻了一遍。我驚訝地發現，原來不讀《紅樓夢》也可以成為紅學家。可笑的是，後來我搞的也是同一路數、即被謔稱為“紅外線”的外學，真是沒出息。
因照顧衰老的孀母，1977年冬我移居香港。因為有點空閒時間，著手將研究紅樓夢的心得整理發表，如《曹雪芹卒年新考》、《史湘雲結局探索》、《論紅樓夢的版本系統》等，開始引起紅學界的注意。香港是高度商業化社會，裝飾性文化當然要有一些，純學術研究可免則免。大陸紅學界長久以來希望能在香港舉辦一次國際性紅學討論會，可就是沒有老闆願意出錢。不過，香港的紅學園地卻也並非寸草不生，由於幾位前輩的墾殖、灌溉，在20世紀70年代還頗欣欣向榮。潘重規先生20世紀60～70年代在新亞書院主持中文系，開設《紅樓夢》課程，成立紅樓夢研究小組，編輯出版《紅樓夢研究專刊》，培養了陳慶浩、楊鍾基等紅學家和學者。宋淇先生學貫中西，研究紅樓夢數十年如一日，是香港最有成就的紅學家。他的文章文筆優美，分析細膩，在港台和海外擁有眾多的讀者，提高了知識界讀《紅樓夢》的興趣。胡菊人先生主持《明報月刊》，精心選登有份量的紅學論文，推動討論，使該刊成為港台和海外紅學家交流和論戰的重要平台。
我來香港不久，就交上馬力、陳慶浩、許桂林等紅學朋友。我們常在一起切磋問題，交流看法。三聯書店還出版我和馬力的論文集《紅學耦耕集》。後來又結識潘銘、陳永明等先生，共同組織“香港和海外紅樓夢研究學會”。可惜因大家太忙，沒有能維持多久。
我在香港的出版社、工程設計公司工作過，也當過研究員，業餘研究《紅樓夢》的實際時間並不長。從上世紀80年代中起，興趣已轉移到研究《金瓶梅》。雖然後來幾次捲入紅學論戰，屬於“友誼客串”，身不由己。對如何評價自己的紅學實踐，我想最好留給旁人和後人。但有兩點可以說說。一是由於自己研究《紅樓夢》是業餘性質，因此從不以學者、專家自居，置身於各種“關係網”之外，不阿權貴，不囿成見，能夠清心直說，抒發己見。也由於自己在“專業”圈子之外，故不矜秘籍，不求高深，不務穿鑿，能把問題放平，根據常理常識來判斷。我的一些紅學觀點不敢自詡正確，但對那些飽受“紅樓夢魘”折磨的人，也許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入點，提供一種“另類思考”。
紅學已成顯學，名利淵藪，趨者若鶩。也許正變成一種產業，可能不用多久，就會出現這樣的告白：“紅學世家”、“龍門正派”、“XXX授男（女）XXX”，專解紅樓奇案雜症，“姻緣重組”、“變形手術”。但我更樂見多出現一些業餘《紅樓夢》研究者。北京杜春耕先生是光學工程師，後研究《紅樓夢》，在版本學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台北劉廣定先生，是化學教授，兼治紅學，發表不少很有影響的文章。他們的跨學科研究，給紅學帶來新的思路，新的氣象。我希望紅學界有更多新鮮，尤其是外行人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