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紅樓夢獨特的悲劇創作理念
我們中國人說到自己的悲劇大師，首先提到的當然是關漢卿、馬致遠和湯顯祖，元明雜劇因為有了這些卓越的作者，才得以與騷賦詩詞並列成為中華文學的瑰寶。我沒有辦法忘記第一次讀《竇娥冤》時的錐心痛楚──“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斟賢愚枉作天！”，這陰沉命運裡痛苦而無助的疾呼，又何嘗不是古今所有沉冤者的聲聲血淚？然而遺憾的是，我們的悲劇誕生在一個市民階層崛起而文學相對庸俗化的時代裡，為了取悅觀眾，大團圓和才子佳人成了不衰的主題，而在這層淺薄的土壤上滋生的作家，其創作理念也就成為社會審美意識的投影。庸俗的互動與互動的庸俗，讓明清以來的中國文學，幾乎成為八股文和濫俗小說的大賣場。五千年的文明，五千年的滄桑與悲苦，到頭來竟被貼上了“缺乏悲劇氣質的國度”這樣一張尷尬荒唐的標籤，這真讓人有些哭笑不得了。
我們的民族其實並不拒絕悲劇。從《詩經》開始，民生的慘淡、家國的傷歎就一直是文學主流必不可少的內容。“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這首《王風·黍離》表現出的心思惶惑，憂慮重重的形象，在中國文藝的太初時代，就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人格化的悲劇意識凝注在知識人的思維背景中。從《離騷》到《史記》，從《長門賦》到《哀江南》，在歷史的湍流中艱難求索的民族精英，自始至終不曾放棄“悲天憫人”這樣一個道義上和精神上的沉重責任。兩晉以來，天下幾度分合，各種民族、宗教的思潮進入中華文化的浩蕩心湖。文壇一度尚辭藻，重綺靡，陳子昂《幽州台歌》登高一呼，遂洗百代頹風──以氣魄論，唐人的確曠爍古今。杜子美之出，千載之下，無人敢以詩稱，他深沉浩瀚的心靈所傳承與表達的，是歷史無法淘盡、時間也不能沖淡的“文明的苦難”，這也正是中國悲劇理念之有別於西哲的核心差異。
是的，我們國家的悲劇，正是來自於這種對蒼生的俯瞰而興起的關懷與憐憫的痛楚。王國維先生“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的詞句，很恰當的描繪了這樣一種思維主體的獨特性質：“我”是一個人，但是首先是一個社會的人，“人”的悲劇的第一義是社會的悲劇，是命運的苦難在“我”身上的縮影。“我”所以心有慼慼，為的是抱怨命運加在“我”身上的不公，更為的是由己及人，而不能不感歎的黎民百姓的鹿鼎掙扎。以此而論，其實從孔孟時代之後，中國知識人的思考前提中，就已經含有盧梭的“社會契約”思想，即通過對政治與社會的責無旁貸的關注，來表達對這株農業文明的參天巨木現狀與未來的深深憂慮。
這種思維方式對於中國文化，是一個可賴以高瞻遠矚的平台，卻也不可避免的成為限制靈魂視野的障目之葉。它對於文藝的影響，在詩詞歌賦中似乎並不非常明顯。因為對於這類體裁，作者的獨立的人格精神往往是支撐審美愉悅感的中堅。不論是“以我觀物”還是“物我兩忘”，個人的外觀與內照都是重要的前提。因此，通過詩的興發和詞的婉轉，人的自然本性與心靈活動可以直接或間接的表達出來，從而讓讀者感覺到一個“思考著的靈魂”的存在。但是在戲劇和小說這樣的“情節文學”裡面，對人的社會性的過分眷注，就會使作者自己的主體意識在故事的趣味和虛擬人物的悲歡離合之間異化甚至喪失。怎麼說？當一個編織故事的人把自己看作君臨人物之上的造物主時，他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和真實的人物分離而成為“情節的敘述者”。對於內向型的中國文人來講，這是一條既美妙又危機重重的道路：一方面，它意味著通過一種合理的虛擬，可以勾勒出我心目中的社會圖景，更甚者，通過描繪出自己的“世外桃源”的夢幻，來獲得一種發洩之後的愉悅──這種愉悅是可以經由舞台和評書直接傳達給欣賞者的；另一方面，作者與虛擬人物之間深深的溝壑，讓人物幾乎完全背離了靈魂的思索而淪為徹頭徹尾的“角色”。不論戲曲還是小說，主人公的事件性被誇張的放大，無論作者還是讀者都將焦點聚集在生活的戲劇性而不是個人存在的矛盾本質上，於是細膩與膚淺也就成了這種文學樣式所必然的特徵。
我自己把這種因為簡單的社會矛盾帶來的悲劇稱之為“悲劇事件”，這其中的催淚成分很大程度上是生活的戲劇性，即因為傲慢、偏見或其他不測因素而造成的誤會，典型個例如著名的宋元話本《錯斬崔寧》。另一些悲劇事件雖然可以挖掘出更深刻的社會內涵，但基本停留在對制度和規則的質疑層面，縱有少數興亡浩歎也難脫前人窠臼。在我看來，與厚重博大的西方悲劇比較，上面所述的中國敘事文學的悲劇因素，幾乎是微不足道的。看看古代希臘的傳世名作就知道：《美迪亞》將人性中善念與惡意複雜而深沉的暗流刻繪得淋漓盡致；《俄底浦斯王》表現人在命運渦流中的掙扎和無奈，達到同主題作品幾乎無法超越的高度；《阿伽門農》中，意味深長的獨白和簡潔的劇情表演完美結合，對人性中卑鄙與罪惡的挖掘可謂直指人心；《被縛的普羅米修斯》更是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就對人生存的悲劇本質和抗爭意義進行前瞻性的闡釋。相比之下，我們自己的悲劇，因為受著思維方法的左右、時代的影響和倫理觀念的重重牽制，其主題不過是官場的陰沉、禮教的黑暗、愛情的背叛和離合的傷感──拿湯顯祖來比較莎士比亞，實在是太高估前者了。從這種生活表面的層次來發掘人類理性中的悲劇精神，這就好比從肖像畫看人的性格，除非你是相面大師，否則不過隔靴搔癢，根本不能觸及本質。所以與其讓我看《牡丹亭》和《長生殿》，倒不如去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更容易泣下同情的淚水。
因此，在這樣的土壤上生長出《紅樓夢》這樣一株燦爛的悲劇之花，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尤其是曹雪芹先生在刻畫悲劇人格方面的傑出成就，可以說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奇葩。在《紅樓夢》這裡，傳統悲劇中的家國興亡、社會矛盾、人生思考都被戲劇性的融合，成為用來描繪這一幅巨畫的斑斕色彩──而由這色彩編織成的圖案，卻直接指向在命運的無情撥弄下，為理想和自由不屈抗爭的人的本性。這也就使得這部偉大的著作，在內涵上從“悲劇的事件”昇華成為“悲劇的人”──這對於中國文學而言，不啻革命性的創舉。
《紅樓夢》與之前的一些文學巨著如《水滸傳》《金瓶梅》的繼承關係，紅學界已經有很多研究成果。在此我無意多作考據，只試圖表達一些對《紅樓夢》獨特的悲劇氣質的我見，進而通過“悲劇的人”的眼睛，看清那無可逃避的“人間的悲劇”。
關於悲劇的概念有很多種說法，無論判斷的標準是過程還是結局抑或籠罩全篇的氣氛，有一點是不能質疑的，就是在一部標準的悲劇裡，需要有某種方式的美的毀滅──這是敘事文學能夠最大程度打動讀者的關鍵因素。各種悲劇的不同之處，在於對毀滅力量的來源產生不同程度的追問和思考，進而嘗試將探索的觸鬚伸向人性深處的角落。因此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把《紅樓夢》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悲劇──寶黛的愛情獨立出來，希望通過追尋他們的個性與命運抗爭的足跡，來尋找雪芹先生偉大心靈的不同尋常之處。
我個人感覺，與從前所有愛情悲劇相比，寶玉與黛玉的悲劇有著前所未有的深刻內涵：從命運的作用形式上講，他們的悲劇是世情冷暖和家國禍福的微觀縮影，是時代的必然；從愛情的主題上講，那種理想化的精神戀愛在功利的社會中的必然後果就是被無數“善良的願望”絞殺。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之間的試探、退縮、接契直至最後實現悲劇性的完全融合，其過程無比肖似於兩個靈魂在命運的斥力下掙扎，相互畏懼同時相互求索的痛苦的一吻。為了生命不能拒絕的相知相愛，他們選擇了一條不歸的道路──黛玉之死與寶玉出家，這耳熟能詳的結局似已說明一切。
“眼熟”是他們共同生命的開始，這“木石前盟”的現實意義，當是在彼此的氣質中尋找到屬於自己的清逸超然。摔不碎的通靈玉，像是隔膜，用“金玉良緣”來芥蒂兩顆尋求共同的心靈，卻更像是紐帶，讓二人在激烈的矛盾之後清楚的探測到對方的心意：金玉固然般配，但是真正與玉琢契合一體的，卻是那一根穿玉的絲絛。詞歎葬花，暮春傷時的眼淚便隱有相思之意；詩會重陽，中秋抒情的吟詠更暗寓離恨別愁。這一串從孺慕到愛戀的足印間，有詩詞讖語將人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濃縮凝合，讓讀者惶然甚至驚悚──那一個把俄底浦斯王送上罪惡的不歸路的幽冥之手，似是露出了些許端倪，卻又全無蹤跡。
直到寶玉“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的告白，如山雨欲來風滿樓，兆示著大觀園的災禍變遷，也兆示這段玫瑰色情感的橫生變故。這一對在暗夜中相互依偎著的戀人，終於因著驚世駭俗的一吻而面臨被逐出樂園的懲罰。我們無法知道在永訣之前究竟有沒有一次重大的誤解而導致的心靈的挫折，但是命運那一把賭氣的剪刀，卻毫無疑問的將穿玉的穗帶剪作了幾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隴中，卿何命薄？”這泣血的控訴，便是他們最終的詠歎。
然而這卻並不是愛情與命運角力的終結。感謝畸笏叟留給我們的“萬苦不怨”四個字，我彷彿因而看到了黛玉從容而平靜的容顏，看到了她面對粉碎機一般的命運，表現出的無怨無悔的坦然。所有的一切都在這寧靜中化作無關的附庸，愛戀、憐憫和期待的感情交織在一起，隨著她的涅磐而深深鐫刻在讀者的審美意識上。這疏離人世卻又真實存在的愉悅似是在向命運發出頑皮卻勇敢的嘲笑：浮士德的魂靈，用不會被梅菲斯特攫為己有。
如果我們把“命運”這一個虛靈的概念看作是人性的合力，那麼個性的掙扎無異於在紛紛湧動的善念和惡意的衝擊之下的布朗運動。而寶黛愛情的感人之處，就在於他們將人性與詩性相結合，用自己的生命去實踐永恆的悲劇。這唯美的人生追求縱然以失敗告終，卻也贏得了命運的諒解和尊重。
然而，在他們各自的人生因為靈魂的親吻而相互聯結之後，其中的一個便不可能孑然在這寂寥的塵世。“解語何妨話片時”言知音之樂；“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言痛失知己之苦；“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言追思知音之哀。是的，黛玉的死，也就意味著寶玉性靈的死亡。“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這令人無言的“人的悲劇”恰可以說明“悲劇的人”的偉大與深刻之處。如果說“事件中的人”好比一場紅塵遊戲中的碌碌角色，那麼他們與命運的關係是暗示與被暗示、操縱與被操縱，人在這樣的事件中是盲目的，他們的精神雖然存在，但卻已沉淪於日常事務的紛繁喧囂之中，沒有認真的獨立的思考；而“悲劇的人”對於命運有著別人所沒有甚至拒絕擁有的清醒認識，在認識基礎上的思考和求證，讓他們的精神得到了戲劇故事之外的獨立的存在──這種存在給讀者的印象也許比戲劇故事本身更加振聾發聵，比如哈姆雷特著名的命題：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存在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在世人眼裡，這種獨立精神往往是荒誕無稽的杞人憂天，但事實上由於它擺脫了社會生活表象的干擾，因而可以更加深入的觸及人生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