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在《紅樓夢》外探討所謂「歷史真相」
不要在《紅樓夢》外探討所謂「歷史真相」
——兼談紅學空間的「學術共享」問題
趙 建 忠
作家中評論《紅樓夢》的很多，張愛玲、王蒙、李國文等，還有不久前去世的巴金老人；儘管他們不是專門的紅學家，但他們的紅學著述，往往更能溝通人們的心靈也就能給人種剝骨剔髓的明爽感，有時還是紅學家們說不出來的，尤其是魯迅對賈寶玉的評論，一句「愛博而心勞」，至今沒人比這概括的更精闢。箇中原因，恐怕還是由於他們真正地深入到了作品內部，是把《紅樓夢》當作文學作品來詮釋的。近十年來，以《班主任》一炮打響的當代小說家劉心武也轉向了《紅樓夢》研究，起先，我也沒太注意，以為他不過是一時興趣所至去借《紅樓夢》抒發自己的感慨，但劉心武卻認為他寫的那些系列《紅樓夢》小說為「學術小說」而非泛泛「戲筆」，是他多年來紅學探佚研究成果的結晶或載體，他並且宣稱開創了「紅學」中又一新學派——「秦學」。最近，他又應中央電視台「科學·教育頻道」《百家講壇》欄目邀請，錄製了系列紅樓節目，還將《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作為書名，以書面結集形式由東方出版社公開發行。從2005年8月至今，該書銷行以來，竟再版多次，甚至出現了盜版現象，這也可以說是創了紅學著述的記錄了！
劉心武真的解開曹雪芹「之謎」並「揭秘」了《紅樓夢》麼？如果真是那樣，我們當然有理由奉獻對他的敬意，因為他完成了兩百年來紅學研究者們前赴後繼都未竟的事業，百年尋夢，一旦「揭秘」，怎不令吾人歡欣鼓舞？然而遺憾的是，我在通讀了劉心武的一系列「學術小說」和紅學論著之後，得出的感覺卻是：他不僅在具體的情節描寫方面漏洞百出、經不起推敲，而且在人物形象刻畫上也背離了《紅樓夢》原著形象的性格發展邏輯；很多具體結論更是荒誕不稽，於史無據；尤其是在研究方法、治學態度方面存在著嚴重的隨意比附、主觀臆斷的問題。由於劉心武本人作為著名作家的轟動效應，加上他那支生花妙筆的煽情渲染，更有新聞媒體、報刊的大張旗鼓地宣傳造勢以及出版社出於商業利益考慮的「隆重推出」，那些危言聳聽的所謂「揭秘」已經和正在愚弄、誤導著千千萬萬個讀者和聽眾。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幾代紅學家們篳路藍縷開創「紅學」的艱辛成果以及為這門「顯學」所做的正面普及的努力將化為笑談。紅學界的師友們常常感慨：兩百年來辛苦積累的紅學著述在民間的影響和普及，還抵不上一部《紅樓夢》電視連續劇的熱播。可見傳播載體和輿論導向是多麼重要！
劉心武是如何「揭秘」《紅樓夢》的呢？他聲稱是「從對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紅樓夢》本文背後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權利之爭」，儘管他認為這樣做並不是其終極目的，而是把秦可卿的研究當作一個突破口「去進入《紅樓夢》這座巍峨的宮殿」；但通觀他的紅學著述，給人最深印象就是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歸納的「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那一套路數。雖然他並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索隱而是「原型研究」，並特別強調「原型研究是一種世界很流行的文學研究模式」，但從實質上看，劉心武的研究思路其實也不過是傳統的「自敘傳」與當代新索隱糅合後的產物而已，並且在鑽牛角尖的具體研究過程中，比舊索隱派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說流行世界的「原型研究」模式，這種方法本身也並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有所恃必然有所失，每一種研究方法對文學作品的解讀都有其獨特的視角，但也因自己的立足點而導致偏差，問題的關鍵在於： 劉心武的所謂「原型」，並不是研究者和公眾普遍認同的而是他主觀臆測的「原型」，何況作家在塑造某一形象時「原型」也未必是一個。試問： 把秦可卿看作是康熙朝廢太子後裔弘皙之妹，究竟有什麼過硬的史料支撐？其實，只要查閱愛新覺羅宗譜、皇室玉牒以及清代養生堂的有關文獻，這個問題並不難弄清楚。因為涉及到皇室血統，從懷孕至出生直到死亡就都必然會有專門記載；再者，曹家乃百年望族、曹寅系海內名士，平日裡賓客輻輳、門庭若市，而且交往的多是些「通天」人物，在這樣的複雜政治背景下，曹家人長著幾個腦袋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私藏欽犯的骨肉？更有甚者，《紅樓夢》第十一回的「園中秋景令」即「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通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疏林如畫……」，居然被認為是隱含著「秦可卿真實身份和家族企盼的信息」，劉心武指出這樣的寫景方式在全書中是個孤例，「奇的是用在一個似乎是最不必展開描寫風景的『坎兒』上」，他還進一步分析出了小令用在此處季節時令的某些不合榫現象，從而得出是隱語而非寫實之景的奇談怪論；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成書過程的異常複雜，《紅樓夢》中時令以及人物年齡的漏洞、破綻這些矛盾之處還有很多，前人已備述矣；從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進程考察，回前、回後或中間偶爾插入一段不見得很協調的詩詞是一種過渡現象，那些詩詞還有上引的小令之類，往往具有「鑲嵌」的沒經過完全融化的特點，當然，曹雪芹會在「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過程中盡量讓那些東西運用得自然協調，但「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我們今天的人怎能援此孤證去曲為解說呢！還有秦可卿臥室的陳設，所謂「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等等，也被劉心武牽強附會地看成「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的實證，熟悉中國古典小說的人都知道，這些誇張的描寫大都是從詩詞中脫化而並非實境，不僅《紅樓夢》其他小說也有過類似語句的引用，它不過就是渲染和暗示居室主人的生活環境和態度罷了，豈可膠柱鼓瑟般地句句坐實？更滑稽可笑的是，《紅樓夢》中「張太醫論病細窮源」一回，本來是專為秦可卿看病而開的一張藥方，那頭十個大字「人參白朮雲苓熟地歸身」，竟然被劉心武用索隱式的拆字、諧音法強斷為兩句分讀，所謂前半句中「參」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白朮」理解為「半數」的諧音，後半句是「令熟地歸身」的諧音，也就是皇室奪權最終失敗後讓秦可卿在自小寄養長大的賈府自盡，連這麼一個普通的藥方都認為大有深意存焉，我們的大作家想像力可真夠豐富！如果《紅樓夢》是由這樣一些隱語讖言構成，還要靠後世讀者去如此「猜謎」、像破譯「密電碼」那樣才能讀懂，那麼這部作品也就不成其為充盈著宇宙人生形上思考的「滴淚為墨、研血成字」的曠世巨著了！《紅樓夢》的確有「隱」需要去「索」，但不管這部小說存在著多少真實的歷史信息，當它一旦進入作家的審美心理結構和小說藝術整體中時，就必然會被天才的曹雪芹所整合，從而又構造成為了新的意義單位，所以，單純用索隱和考證的方法去獲得《紅樓夢》的終極意義和精神向度，顯然是徒勞的。其實，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早就深刻指出過這個問題，陳獨秀在1921年寫《紅樓夢新敘》時還提出中國古典小說有一個悖論現象，就是既寫「人情」又寫「故事」，「這種不分工的結果，至於兩敗俱傷」！歷史傷了人情，研究者反而成了小說的傷害者，導致他們總要去小說中尋索「真事」。也恰恰是在這一年，胡適發表了著名的《紅樓夢考證》，這兩位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一個用吶喊用熱血用思想要催生新中國，一個沉入學術迷宮不談主義只談「問題」，導引著紅學研究一個世紀以來竟變成了在文學著作外去探討所謂「歷史真相」。遺憾的是，新紅學選擇了胡適而不是王國維、陳獨秀作為自己的學術奠基者，這說明真正思想者的聲音總是孤獨、不合時宜的，所謂庸眾的沉淪與哲人的悲哀！同時也由於我國古典小說理論相對於豐富創作實踐的明顯滯後，從而形成了一種看小說、研究小說總要「文史合一」的思維定勢，這也不是劉心武一個人的問題，從蔡元培、胡適開始，這種研究路數已經形成，但蔡、胡的論點多少還有點史料文獻的支撐，對紅學也分別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而劉心武純係臆斷玄思，把蔡、胡的錯誤又發展到了極端，作為一個有著相當影響的新時代文化人，不能引領風騷反而與先進的價值文化體系背道而馳，做學術文化的促退派，這是很令人惋惜的。
《紅樓夢》的偉大，在於魯迅精闢指出的「正因寫實，轉成新鮮」，魯迅還把它列為「世情小說」而非「講史」之類，儘管這部作品也涉及到皇家生活描寫，如以「元妃省親」為顯例的有關事件，但這些都是圍繞著榮寧兩府盛衰和大觀園少女悲劇展開的背景而非基調描寫，可是在劉心武的筆下，不僅皇家秘史成了《紅樓夢》中的主幹，而且還將元妃身世想入非非地大肆渲染，且不說程高本後四十回關於元妃的處理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創作企圖，即使單就劉心武筆下的「賈元春之死」這篇「補佚類」學術小說而論，也是經不起任何推敲的「戲說」而絕非《紅樓夢》原著情節發展的必然邏輯歸宿。試問：借太醫張友士之口宣佈的元妃罪狀，所謂「乃榮寧二府之最奸狠者」，而且還「秉其父意，鑽營進宮，狐媚惑主，亂宮闈，干朝政，一意胡為」，這樣的一位紅顏禍水形象，怎麼能與前八十回讀者已經見到的那位溫情端淑的元春聯繫起來？筆者愚笨，在脂批和原著中找不到任何這方面的「伏線」；很多細節方面更是漏洞百出、前後矛盾，如劉心武最後安排的元妃死在「潢海鐵網山」荒廟「智通寺」中，凡讀過《紅樓夢》的讀者都知道，第二回提到了「智通寺」，但其地理位置是在揚州郊外，怎能如此南轅北轍？這也罷了，最明顯問題是，鐵網山「劫駕」一幕簡直如同兒戲，正如有人形象指出的，劉心武為我們演出了一場精彩的「捉放曹」或「西安事變」的《紅樓夢》翻版；然而熟悉清史的人都清楚，御駕就那麼容易被山賊圍困？元妃還能私藏「蠟油凍佛手」與皇帝調情做愛，被皇帝驚歎為「你竟袖有暗器！」劉心武既然寫過《帳殿夜警》那樣的歷史小說，就應該懂得皇帝行宮的壁壘森嚴以及與此相關的清史常識，怎能如此離譜靠大膽想像去安排情節？儘管胡適也提倡過「大膽的假設」，但同時，胡適也還要求人們去「小心求證」，而劉心武恰恰忽視的正是這一點。有了一點什麼「新」看法就全盤端出，甚至有些連紅學界都懸而未決的問題，比如曹雪芹祖籍何處、生卒何年、生父系誰、脂硯系誰等等，並存有多種說法，但他總是不加考辨地就任意棄取，當成最後結論去匆匆使用；有的在現有材料下被紅學界公認的「難解之謎」或「死結」，他竟草率地宣佈「揭秘」了；更有甚者，前些年報刊披露的北京某收藏者從安徽搜集到的一副瓷燒的「曹雪芹」手書對聯「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居然也被劉心武挖空心思理解成什麼「雲」影射「史湘雲」，「月」指「麝月」，「三十」與脂批常提及的「三十年」字面相關等等，僅憑此就敷衍成一篇考證性的紅學文章，這種治學態度能說嚴謹麼？更不要說文物真贗尚待鑒定，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講，拿一個有待證明的命題再推出一個新的結論，大前提就靠不住。考證性的學術文章不能像寫小說那樣可以向壁虛構，需要扎扎實實地去佔有相關的文獻而不是空疏口解，恕我冒昧直言：由於劉心武特殊的經歷，沒有受過嚴格的學院式訓練，他寫小說或許還可以，但從事學術研究尤其是寫考證性文字方面，並不是他的長項。我很同意友人鄒自振教授在其紅學專著《紅樓夢發凡》中把劉心武列入「另類紅學家」之冊，認為他的「學術小說」《秦可卿之死》、《賈元春之死》、《妙玉之死》等「只是把《紅樓夢》作為文學創作素材的一種，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
為了證明「吾道不孤」，劉心武還拉出周汝昌先生為大旗，作為自己觀點的呼應。周先生是紅學史上相當有影響的人物，他對後學的獎掖扶持更是有口皆碑，但這並不能說明先生支持過的後學晚進的紅學觀點就沒有問題。劉心武如果從周先生那裡取得「真經」，我倒覺得周先生給他提的一個建議相當不錯： 「希望你寫一部小說——從太子的降生到雪芹的去世。不是為了『清代史』，也不是簡單化的『圖解』《紅樓夢》，是為了解說人性、人生的大悲劇，即雪芹提出的『兩賦』的先天靈氣和歷史條件加之於他的後天環境、遭遇、命運」，我深信一個曾經為了我們民族的命運進行過深層思考的優秀小說家是有能力完成周先生這個囑托的，再不要把自己的才華和寶貴的精力白白地浪費在這種主觀臆測的「紅學研究」方面。
當然，劉心武與那些常有「驚人發現」的非專業研究者不可同日而語，沒有周先生的助臂，單憑他自身的社會影響也不難發表其「紅學觀」，但他卻總委屈地覺得「紅學權威」們壓制他，他在創作界的地位姑且不論，即使單就紅學而言，一般的專業學者、教授甚至他所認為的那些紅學權威，也並不是都有條件像他那樣可以到現代文學館講紅學，到中央電視台錄製幾十次的紅學節目，還能把他的「紅學觀」弘揚到海外，並且在短短時間內出版了那麼多的紅學著作，誰又能壓制了他呢！在我看來，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倒是正常的聲音被淹沒了，但他還稱他的紅學是「平民紅學」，並奢談學術空間「公眾共享」問題。應該指出的是，這種提法本身不見得有什麼特別不合理之處，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紅學確實不應該被少數「權威」壟斷而應「公眾共享」，問題是如何理解「公眾共享」，打個比方說，馬路是「公眾共享」的，你可以走，我也可以走，但如果誰違反了交通規則，那麼就應該有警察出來干涉。紅學研究也是這個理，紅學並沒有固定的「界」但卻應有相應的學術規範。百家爭鳴是必要的，紅學環境也應該寬鬆，但寬容並不意味著對那些所謂「新說」就不允許反批評。畢竟紅學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學術積累，該發現的史料雖不能說一網打盡但也所剩不多，紅學研究的起點已經被墊高，在沒有新材料或新視角的常態狀況下，是不大可能一會兒就有一個「新發現」的，所以，誰提出了「新」觀點，就都必然會受到現有材料的檢驗，憑空逞臆妄談是不可能持久的。紅學今天缺乏的正是那種有紮實的文獻做基礎並能在理論上摧陷廓清式的里程碑著作。當此學術規範在擁擠的紅學世界迷失之際，嚴肅的研究者就應該理直氣壯地發出正面的聲音，「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這應該是我們追求的學術境界。
（作者：天津師範大學紅學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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