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學」是新索隱——張慶善訪談錄
「秦學」是新索隱——張慶善訪談錄
最近劉心武先生在中央電視台10頻道「百家講壇」欄目中講《紅樓夢》，幾乎與此同時也出了好幾種劉心武的關於《紅樓夢》的書，如《紅樓望月——從秦可卿解讀紅樓夢》、《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等，一時間劉心武先生成為當前最有名的「紅學家」了。據說劉心武先生謙虛地稱自己是「平民紅學家」，我不太懂得這種「稱號」的含義。我只知道從事學術研究的人有工作的不同，有職稱的不同，在學術研究中又有科學與非科學、正確與錯誤、是與非的不同，但不知道搞學術研究還有什麼「平民」與「貴族」之分。搞學術研究似乎與什麼身份沒有關係。不管你是什麼身份，既然是在搞學術研究，都應該遵守學術規範，都應該堅持嚴謹的治學態度，都應該實事求是。不能說我有了「平民紅學家」封號，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胡亂說。
劉心武先生的「秦學」早就提出了。研究《紅樓夢》中的一個人物，還不是《紅樓夢》中最重要的人物，就能建立一種「學」，這是不是有點開玩笑，建立一種「學」是不是太容易了。當時許多研究者並不在意，據我所知，紅學界絕大多數的專家學者並沒有發表文章批評所謂的「秦學」，大家認為去討論這種問題，對學術研究沒有多大的意義。不想，劉心武先生是越講越敢講，越講越懸乎，再加上我們的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的推波助瀾，在全國都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對「秦學」我們真是要刮目相看了。
其實劉心武先生的觀點和研究方法都不新鮮。他研究的方法在紅學史上早被學術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方法，也就是索隱的方法。但是劉心武的索隱方法和歷史上以蔡元培先生為代表的索隱派的方法還有些不同。蔡元培先生他們提出的一些觀點雖然不正確，但他們所索隱的東西在歷史上都確有其事其人，只不過和《紅樓夢》毫無關係。比如說索隱派認為《紅樓夢》講的是順治皇帝和董小宛的愛情故事，那麼歷史上確實有順治皇帝，確實有個董小宛。劉心武以及最近一段時間一些搞《紅樓夢》索隱的人，他們和蔡元培先生為代表的索隱派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們完全不顧歷史事實，全憑主觀臆測。比如劉心武的「秦學」中一個最基本的觀點——秦可卿這個人物的生活原型是康熙朝的廢太子胤礽的一個女兒。但如果人們要問劉心武先生，這方面有什麼文獻記載證明嗎？完全沒有。那劉心武先生怎麼知道的？原來是劉心武先生自己分析和猜想出來的。事實是，就目前的史料而言，廢太子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個送給了別人的女兒，沒有任何哪怕是一點點的史料記載，這完全是劉心武的杜撰。從這麼一個虛構的故事引發出的那麼多「秦學」的內容，他所創建的「秦學」能靠得住嗎？從歷史常識來講，劉心武先生編的故事也講不通。不要說廢太子沒有這樣一個女兒，就是退一萬步講廢太子真的有這樣的一個女兒，也不可能送給曹家這樣的家庭去做媳婦。因為曹家雖然在清代是很有名的家庭，但是他們出身包衣，是皇帝的奴僕。清代滿清貴族中規矩是非常嚴格的，公主與包衣他們之間的身份差距太大了，這種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一個被圈禁的廢太子他能把女兒偷運出府嗎？康熙在廢黜皇太子的同時，也嚴厲地打擊太子黨，在這種形勢下廢太子就是能把女兒偷運出府，曹家敢把廢太子的女兒藏在家裡嗎？當時曹家都生活在江南，他們又怎麼來藏這麼一位「公主」呢？更何況沒有任何記載能證明曹家是什麼太子黨，倒是有大量的文獻記載證明曹家與康熙皇帝關係密切，對康熙忠心耿耿。這樣一個忠於康熙皇帝的曹家，他們怎麼會在康熙第二次廢掉太子以後，還敢私藏廢太子的女兒，對皇帝圖謀不軌呢？這是毫無道理的。在《紅樓夢》中秦可卿的出身交代得很清楚，是養生堂抱來的，這在小說中是一種很正常的藝術的虛構，我覺得對於《紅樓夢》中的文學人物形象採用所謂「考證」的辦法、「索隱」的辦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劉心武有個觀點認為秦可卿如果出身寒微就不可能嫁到賈府，不可能嫁給賈蓉，成為賈家長門長孫媳婦，從而懷疑秦可卿的出身。可是在《紅樓夢》中賈家的很多媳婦出身並不高貴，包括賈赦的妻子邢夫人，賈珍的妻子尤氏等等。《紅樓夢》第二十九回，賈母等到清虛觀打醮，張道士向賈母提到賈寶玉的親事，賈母說：「你可如今打聽著，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配的上就好，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給他幾兩銀子罷了。只是模樣性格兒難得好的。」賈寶玉的親事標準尚且如此，何況賈蓉呢。小說中說秦可卿是從養生堂抱來的就是養生堂抱來的，沒有什麼可懷疑的。這原本是文學創作的需要，是藝術虛構允許的。
劉心武先生自稱他的研究是「探佚學中考證派」，但不管是探佚還是考證，都要佔有資料和證據，而我們看到劉心武先生的「探佚」、「考證」則什麼歷史記載和文獻資料都不需要，有的只是猜測和想像。比如，《紅樓夢》第三回寫到林黛玉進府，看到榮禧堂一副對聯：「坐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煙霞」。劉心武先生說：「現在我告訴你，這個胤礽，做太子的時候，他有一副對聯是備受他的皇父康熙表揚，而且他到處把它寫出來送人。史書上只是沒有具體記載，他也寫了送給了曹寅而已。」是怎樣的對聯呢，叫做「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為晚霞」。劉先生接著告訴我們：「我現在讓你把林黛玉在榮國府所看到的那副銀聯，和真實生活當中胤礽在做太子的時候寫的對聯加以對比，你就會發現這兩副對聯是有血緣關係的」。這也成了秦可卿生活原型是廢太子女兒的史料證據。儘管劉先生說的這樣肯定，可問題來了，第一，既然連劉心武本人都不得不承認所謂的「太子對」送給曹寅沒有史書記載，那你根據什麼說廢太子曾把這副對聯寫了送給了曹寅呢？第二，這副對子明明是唐朝詩人劉禹錫的詩句，怎麼能說成是廢太子胤礽的對子呢！既然沒有記載證明廢太子將此對子曾寫給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而對子又不是廢太子的而是唐人劉禹錫的，那它跟《紅樓夢》有什麼關係，它怎麼能成為秦可卿的生活原型是廢太子胤礽之女的證明呢？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劉心武先生知道了對子是劉禹錫的詩句後，還強辯說：「胤礽這副對聯的事兒，最早記載在康熙朝一個大官王士禎所寫的一本書《居易錄》裡面……經查，這確實是劉禹錫老早寫下的詩句，那麼王士禎的所謂『太子名對』的記載，該怎麼看待呢？王士禎行文比較簡約，我想，他所說的情況，可能是當年太子還小，他的老師說了劉禹錫詩裡的前半句，作為上聯，讓他對個下聯，他當時並沒有讀過劉禹錫的這首詩，卻敏捷地對出了下聯，與劉禹錫的詩句不謀而合。……沒想到，這『太子名對』，後來又演化為《紅樓夢》賈府裡，與皇帝御筆金匾額相對應的一副銀的對聯。」看了這樣的解釋你還能說什麼呢，這位太子真是了不得，沒看過劉禹錫的詩，竟能說出和劉禹錫一樣的詩句，做詩的水平夠高的了。但這是學術考證麼！這是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嗎？這是在編故事。遺憾的是劉先生在這裡只顧補漏洞，卻沒顧上把兩副對子的內容搞搞清楚。劉先生想出了那麼具體的故事細節，卻沒想到這兩副對子的內容是毫不相干的。著名紅學家蔡義江先生在接受《藝術評論》記者採訪時曾分析了這兩副對子的內容，蔡先生說：「王漁洋將唐詩當成本朝詩，說的有鼻子有眼的，鬧出了笑話……現在，我們退一步講，假設『樓中飲興』一聯不出自劉禹錫而真是胤礽所擬，那麼，它有沒有可能是小說中榮禧堂對聯的原型呢？也絕不可能。因為既是『原型』，總得在詩意構思上有某些相似。可是，誤歸太子一聯說的是江上樓頭風景極佳，能助酒興，添詩情。小說中的一聯說的是來榮國府者，儘是達官貴人，其佩飾袍服珠光炫耀，五色映輝。前者『明月』『晚霞』是實景，後者『明月』『晚霞』是虛喻，兩聯風馬牛不相涉，怎麼能是『原型』呢？」蔡先生說的夠清楚了，劉心武先生的所謂證據完全站不住腳。值得指出的是，這種想當然、主觀臆測在劉心武先生的講座和書中比比皆是，他用的最多的詞之一就是「可能」，而不需要任何可靠的記載和材料來證明為什麼是「可能」的。
在我看來劉心武先生的所謂「秦學」根本不是什麼學術研究，而是新索隱，是在搞創作，是編故事，只是這些故事編的不如他以前的小說故事編的好，可以說是矛盾百出。比如說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後，她的兩個丫鬟瑞珠、寶珠，一個觸柱而死，一個甘做義女。劉先生為了把這兩個丫鬟的命運與所謂的秦可卿真實身份的政治秘密聯繫起來，就演繹說，兩個丫鬟如果只是在天香樓看見賈珍與秦可卿淫亂，何至於觸柱而亡啊，一定是聽見了絕對不應該聽見的話，是什麼話呢，「就應該是秦可卿真實出身的洩露，就應該是政治性的消息，也就是義忠親王老千歲那一派，『義』字派的絕密消息」，所以瑞珠只有一死了。那寶珠不死卻做了義女，又怎麼解釋？劉先生告訴我們寶珠甘做義女是表示她在鐵檻寺再也不回來了，「打算永遠閉嘴」，這樣令賈珍很放心。問題是瑞珠死了可以說「永遠閉嘴」，可寶珠還活著，誰能保證她「永遠閉嘴」，賈珍能放心嗎！看來這個故事編的不能令人信服。再比如，劉心武先生把秦可卿和賈珍的關係說成是愛情，也令人感到十分荒唐。劉心武先生說秦可卿與賈珍是一輩人，雖然他們之間有了愛情，因為賈珍有了夫人，所以只好讓她做了兒媳婦，但秦可卿與賈蓉沒什麼事，只是名義上的夫婦，倒是成了賈珍的情人。如真是這樣，賈珍為什麼不把秦可卿收為姨娘，這總比當他的兒媳婦冒著亂倫的醜聞要好說呀。至於說到秦可卿真實出身的敗露是由於元春告密，說元春這樣做是為了保護賈家的利益，更是無稽之談。如果賈家真有這樣的事情，元春敢告密嗎？她告密就真的能保護賈家的利益嗎？如果保護不了賈家的利益弄個滿門抄斬怎麼辦？更為荒唐的是劉心武又杜撰出賈元春的生活原型，說賈元春的原型，「應該」是曹家的一個女性，最早「應該」是送到胤礽身邊，跟胤礽在一起生活過一段時間，又與胤礽的兒子弘皙生活過，後來又有了「二次分配」，這位曹家女子幸運地「從弘皙那邊，撥到了弘歷的身邊」，而且「她到了弘歷身邊以後，很可能在弘歷還沒有當皇帝的時候，就已經得到了寵幸，成為了一個王妃。」這些宮廷秘史不見任何記載，不知劉心武先生怎麼知道的這麼清楚，我看這是看武則天的故事看多了。這些荒唐可笑的說法，完全經不起推敲。不要說歷史上沒有這樣的事情，曹雪芹家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女子，即使就編故事來看也是蹩腳的故事，不知劉心武先生怎麼想的出來。
在劉心武先生的講座和書中牽強附會的東西非常多，比如他對「三春」的解釋就是典型的例子。《紅樓夢》第十三回秦可卿托夢給王熙鳳有一贈言：「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這本來的意思是春光逝去後，眾花都要落盡。隱寓賈家三位小姐元春、迎春、探春或死或遠嫁後，大觀園眾多的姊妹也都要死的死，散的散，預示賈府最後衰落的結局（見蔡義江先生《紅樓夢詩詞曲賦鑒賞》）。劉心武的解釋卻是「三春」不是指元春、迎春、探春，而是指三個春天。那三個春天呢，就是乾隆元年的春天、二年的春天、三年的春天。「三春去後」就是「三度春天過去」。還說：「乾隆元年、二年、三年，這三個美好的春天過去之後，在第四春的時候，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可《紅樓夢》中寫「三春」有好幾處，如第五回惜春的判詞「勘破三春景不長，緇衣頓改昔年裝」，第五回《紅樓夢曲?虛花悟》中的「將那三春看破」，這都能解釋為三個春天麼？特別是元春判詞中的「三春爭及初春景」，照劉心武的解釋，「三春」就是乾隆元年、二年、三年三個春天，那這裡的「初春」又做何解釋？這又怎麼講？劉心武先生說：「賈元春她最美好的日子就是封為賢德妃的第一年，就是乾隆元年，就是初春。」如果可以這樣講，那麼「三春爭及初春景」這句話就成了「乾隆元年、二年、三年三個春天啊怎及乾隆元年的春天」，這通麼？劉心武先生為了與政治事件、重大變化掛鉤，胡亂解釋，牽強附會，顧此失彼，矛盾百出。這種解釋都是很可笑的。
劉心武最大的問題在於他混淆了文學和歷史的關係，混淆了生活素材、生活原型與文學創作、文學形象的關係。他不是用文學的眼光去看《紅樓夢》，而是搞索隱，可以說他是把索隱和自傳說結合起來，並發展到極端。劉心武先生一再強調《紅樓夢》中的主要人物都能找到生活原型，他說：「我越細讀，就越相信書中的主要人物都能找到生活原型」，而他認為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破解《紅樓夢》的總鑰匙，在她的身上，隱藏著《紅樓夢》的巨大秘密」。且不說《紅樓夢》中的主要人物是不是像劉心武所說都有生活原型，即便是有生活原型，當生活原型進入文學作品，成為文學形象，那麼生活原型與文學形象能完全是一回事麼？記得魯迅先生說過作家創作「取人模特兒」一般用兩種方法，一是專用一人，二是雜取種種人，而他向來是取後一種方法，「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他說：「……世間進不了小說的人們倒多得很。然而縱使誰整個的進了小說，如果作者手段高妙，作品久傳的話，讀者所見的就只有書中人，和這曾經實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紅樓夢》裡的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裡的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中，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卻只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只有特種學者如胡適之先生之流，這才把曹霑和馮執中念念不忘的記在心兒裡：這就是所謂人生有限，而藝術卻較為永久的話罷」魯迅先生的精闢論述闡明了文學藝術創作的規律，《紅樓夢》不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傳，也不是清史實錄，它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我們只能用文學和藝術的眼光看《紅樓夢》，研究《紅樓夢》。用劉心武的方法是不可能找到解讀《紅樓夢》的鑰匙的。
劉心武先生說，他也不認為《紅樓夢》就是一部政治小說，可他的探佚、考證、索隱都是在強調《紅樓夢》中充滿了政治鬥爭，充滿了陰謀、奪權等。比如，《紅樓夢》第四十回「金鴛鴦三宣牙牌令」，賈母行酒令時說了一句「頭上有青天」，不過是一句俗話，有所謂「做人要憑良心」的意思，可在劉心武那裡就成了什麼雍正死了，乾隆繼位，給曹家帶來了新的生機，所以賈母用「頭上有青天」稱頌乾隆；還有史湘雲說了一句酒令「雙懸日月照乾坤」，這本是李白的詩句，劉心武則解釋為日月雙懸，是宣示在曹家「他們的頭頂上，有兩個司令部」云云；甚至連賈雨村的詠中秋詩「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也成了「隱伏著一種政治形勢，就是在『雙懸日月照乾坤』的情況下，月亮已經非常地膨脹了」。更可笑的是張友士給秦可卿開的藥方，諸如人參、白朮、雲苓、熟地、歸身等中藥也都是「進行秘密聯絡，亮出的一個密語單子」。《紅樓夢》那是什麼文學作品，簡直是一本密電碼。在劉心武的解讀下，《紅樓夢》豈止是政治小說，簡直是一部《清宮秘史》。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劉心武本身是一位作家，他完全懂得文學創作，那麼他把《紅樓夢》這樣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說成是類似「清宮秘史」一樣的東西，你說這合適麼！而且我認為把《紅樓夢》這樣一部書說成「清宮秘史」也絲毫沒有提高《紅樓夢》的思想藝術價值，甚至在某種意義上縮小了或者歪曲了《紅樓夢》的價值。我很喜歡劉心武先生的小說《班主任》和《鐘鼓樓》，我不知道劉先生能不能用他的方法去解讀自己的這兩部作品，去探尋一下《班主任》中的女主角的出身。如果他能用自己的方法去解讀自己的小說，那麼或許能有些說服力，否則他的所謂「秦學」只能是歪解《紅樓夢》、誤解《紅樓夢》，對《紅樓夢》研究沒有任何好處。
我認為這樣講《紅樓夢》，不管是劉心武本人還是中央電視台都是一種很不負責任、很不嚴肅的行為。這種所謂的研究解讀，不僅僅對《紅樓夢》研究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而且對中國的學術氛圍、學術環境也產生了非常不好的影響，好像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解讀《紅樓夢》。像劉心武這樣去解讀《紅樓夢》不僅給學術研究造成了負面的影響，還會給很多年輕人造成思想的混亂，把一門嚴肅學問搞成了滑稽，搞成了粗俗，這是不值得提倡的。學術研究應該倡導科學的態度，不鼓勵這種非學術性的，隨心所欲的亂講。我認為對於《紅樓夢》這樣一部偉大的作品，我們所有中國人都應該引之為驕傲，要珍惜，要敬重，不要隨便去歪曲它、誤讀它。我對劉心武的研究方法和觀點完全不贊同，我對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作這樣的節目感到非常遺憾。
不論是《紅樓夢》還是研究《紅樓夢》的學問——紅學在近百年的歷史中，常常會產生一些轟動效應，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這是一種值得研究的文化和學術現象。可以說，在世界文學史上也很少有這樣一部作品，在幾百年的時間裡保持著對廣大讀者的這麼大吸引力。我認為，這種現象包含著諸多因素，但首先是因為《紅樓夢》確實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它本身的魅力是最根本的原因。正因為《紅樓夢》具有這麼大的魅力，《紅樓夢》的創作又具有自身一些特殊的情況，比如《紅樓夢》的創作與作者的親身經歷和家世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這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等小說都有所不同，這樣的話就給《紅樓夢》研究帶來很多難題，很多謎。因此人們的興趣都很大，但人們往往把興趣都放在瞭解讀這些謎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想入非非，很多人尋根問底，一定要找出《紅樓夢》到底講的是什麼事情。在《紅樓夢》最初產生的時候有過一個「本事說」，後來又發展到了索隱派，他們抱著一種好奇心，一定要從《紅樓夢》中找出《紅樓夢》本來不存在的東西。劉心武的索隱也是這種方法和興趣的結果，當然他走的更遠。
現在有一種不負責任的說法，認為這樣的現象出現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為任何一種說法都可以作為一家之言，我認為這是一種誤解。作為學術上的一家之言它應該有學術的嚴肅性、系統性，必須建立在嚴肅治學的基礎之上，不能隨心所欲，隨便講一句話便稱為一家之言。先秦諸子百家那才叫做「百家爭鳴」。我們今天這些包括劉心武先生在內的索隱、誤讀根本算不上一家。這幾年紅學當中確實產生了一些令人很擔憂、很顧慮的現象，劉心武算是其中一例，劉心武的「秦學」也不是偶然產生的，之前也有過類似的東西，比如產生過一定影響的《紅樓解夢》，對這種現象的產生確實要認真對待，嚴肅對待，認真研究。為什麼索隱的東西早在幾十年前就被胡適之先生批評過，但是在今天還有人在認真地搞，而且很多讀者非常相信，覺得他講得有道理有意思。搞索隱的人都有非常令人佩服的豐富想像力，可以像講故事一樣，非常吸引讀者。我認為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現在學術界確實有一種浮躁、不嚴肅和不嚴謹的狀況，這種狀況不僅紅學界，其它領域也存在，只不過在《紅樓夢》研究中顯得突出一些。這和當前的市場經濟有密切的關係，人們很難坐下來認真做學問，甘心坐冷板凳，下苦功夫，總喜歡像吃快餐一樣，今天發明一個觀點，明天又發明另一個觀點。但我認為，它能引起了很多讀者的興趣和關注，並不能說明它的觀點正確。另一方面我們注意到紅學研究確實要注意普及，我們的專家學者要注意在廣大的讀者當中宣傳倡導正確的方法，引導廣大讀者正確地去認識《紅樓夢》，不被錯誤的東西所誤導。
劉心武的觀點之所以能產生這樣大的影響，與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有直接關係。正是因為他借助中央電視台這樣的平台，使他的很多觀點造成了廣泛的影響，這一點恐怕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今天的生活方式與十年二十年之前發生了很大變化，人們在接受信息的時候更多地借助現代化手段，我認為大眾傳媒應該有一種歷史責任感，對民族、對觀眾要負責任。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曾經做過不少好的節目，採訪了很多著名的學者專家，開了很多很好的課，受到廣大觀眾的歡迎。但是近期，特別是劉心武在中央電視台講《紅樓夢》，其所產生的影響我認為是負面的。大眾媒體不要想怎麼搞就怎麼搞，只顧追求收視率。要知道，積極宣傳正面的東西可以影響觀眾，宣傳錯誤的低俗的東西同樣也能影響觀眾，但效果是完全相反的，因此在追求收視率的同時還要考慮到社會效應。我認為現在的新聞媒體，特別是電視台，低俗化粗俗化的傾向是很值得注意的，它造成的影響是不容低估的。
現代紅學有一百多年的歷史，風風雨雨，坎坎坷坷，和政治有過這樣那樣的關係，和社會經濟有過這樣那樣的關係，都需要認真對待認真研究，重要的是我們要堅持正確的導向，堅持正確的方法。當前的學術研究要大力倡導科學的態度。作為一個學者也好，作為有文化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也好，都應該堅持自己的學術品格，堅持科學的學術方法，現在這一點顯得尤為重要。《紅樓夢》是中國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在中國任何一個有閱讀能力的讀者都可能對它產生興趣，都可能去研究它，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我注意到這些年來有一些著名的作家研究《紅樓夢》，這也是一種好的現象。作家研究《紅樓夢》有獨特的優勢，他們對創作的過程有更深更細的體悟，他們研究《紅樓夢》的創作、研究《紅樓夢》藝術成就可能會有一些一般的研究者所沒有的見解與體悟。比如，王蒙先生的《紅樓夢啟示錄》就給我很多啟發，我認為王蒙先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也是一個非常有成就的紅學專家。但是像劉心武這樣的研究則不能提倡，一個著名的作家連文學創作的基本規律都不顧，這是非常遺憾的。
我認為不管專家還是一般讀者，要研究《紅樓夢》至少應該堅持兩條，一條是，對紅學研究的發展歷程有個基本的瞭解。紅學史上有過評點派、索隱派、考據派，在百年的紅學歷史上事實已經證明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比如考據派，以胡適之為代表的新紅學，在考據上有很大的成就，考據作家的家世、版本，這是非常有效的科學方法，但是如果用這種方法去研究《紅樓夢》當中一些人物卻未必可取。另一條是，不管怎麼評價《紅樓夢》，它都是一部文學作品，一部偉大的小說，這個基本定位不能變。因此我們在閱讀、研究《紅樓夢》的時候，要把《紅樓夢》當作文學作品，這樣我們才可能在《紅樓夢》的具體描寫當中體悟它的深厚的文化底蘊、深邃的思想精華和精湛的藝術成就。現在有些人總是不滿足，好像把《紅樓夢》說成一部文學作品就顯得《紅樓夢》不偉大了，這是錯誤的觀點。像劉心武那樣把《紅樓夢》說成「清宮秘史」，並不提高《紅樓夢》的價值和成就。《紅樓夢》就是《紅樓夢》，《紅樓夢》是一部反映清代社會的書，反映貴族家庭興衰的書，反映青年男女愛情和人生悲劇的書，它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它不是清史實錄，更不是清宮秘史。
這段時間由於劉心武講《紅樓夢》，引起了很多觀眾、讀者廣泛的關注和興趣，又引起一股紅樓熱，但我覺得熱未必就是好事。文革期間的評紅熱，熱度比現在高得多，但熱的結果是歪解了《紅樓夢》，誤讀了《紅樓夢》，這對於學術發展，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實際上沒有任何好處。現在我們要擺正一個關係，就是我們研究《紅樓夢》的目的還是要認識《紅樓夢》，認識它的偉大思想價值、藝術價值和文化價值，並通過我們研究，通過我們對《紅樓夢》的認知增強我們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我們對歷史對今天的認識，增加我們的民族文化沉澱。包括我們研究作者的家世、研究版本，目的都是要認識《紅樓夢》的價值，這個關係一定要搞正確。也許有些學者一輩子只能側重一個方面來研究，但是從紅學的整體上來講，我們研究的著重點還是要放在《紅樓夢》的思想藝術價值和它的文化價值上，這一點也是今後紅學發展一個重要的方向。對於現在的紅學人們有一些意見，認為《紅樓夢》研究好像都是在挖故紙堆，都是在摳一些鑽牛角尖的問題，其實情況完全不是這樣，我個人對紅學的狀況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認為整體來講紅學發展還是很好的，絕大多數的研究者都是堅持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像劉心武先生這樣的索隱畢竟是少數。記得上個世紀末期，有一個很熱的話題叫做「紅學的展望」，包含了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說，人們對紅學發展有不滿意的地方，期待做總結；一層意思是說，人們期待紅學有些新的突破，有更大的發展。這個突破和發展不僅僅在於發現一個新的版本或者發現一條曹雪芹新的史料，更多的在於對《紅樓夢》思想藝術價值和文化價值的認知。我們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倡多元化的研究，但不提倡不顧學術規範的胡亂說。不管是從文獻的角度、文化的角度、還是藝術的角度去研究《紅樓夢》，都可以對紅學事業有所推動，增加我們對《紅樓夢》認知的程度，重要的一點還是要採取科學的方法。我非常寄希望於廣大的研究者、廣大的讀者，特別是年青的讀者，應該瞭解紅學的歷史，應該對我們的偉大作品《紅樓夢》有一個更正確的認識，而且掌握正確的研究方法，用嚴謹的態度來研究來閱讀。我相信紅學的未來會更好。
來源：《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6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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