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圍毆」劉心武這場鬧劇 薛 湧（旅美學者）
我看「圍毆」劉心武這場鬧劇 薛 湧（旅美學者）
劉心武出了幾本關於《紅樓夢》的書，一直在市場上熱銷。惹得幾大紅學家眼紅，紛紛出來討伐。我沒有看劉心武的書，本來不該發言。但是，看這幾位紅學家的討伐辭，實在忍不住要說幾句話。
紅學會副會長胡文彬的話最有代表性：「我並不是反對大家關注《紅樓夢》，如果中國人民都熱情地來讀《紅樓夢》，這是一個民族文化發展很好的事情。但這並不是意味著號召大家來做紅學家，因為學術永遠是少數人的事業。如果不好好引導，讀《紅樓夢》的人就以為自己都是紅學家，這就是一個誤導。真正的紅學家，是把《紅樓夢》當作畢生的事業，這是學術。不是隨便一個人看了《紅樓夢》，發表一些意見，就可以說自己是在做學術。學術和熱愛《紅樓夢》是兩回事。」他接著又表示，你劉心武關在家裡怎麼喜歡《紅樓夢》都沒有關係，但不要把自己那套搬到中央電視台上來，因為那不是學術。
紅學的准入資格
胡先生在這裡搞亂了兩件事：一是學術的准入資格，一是中央電視台的准入資格。學術事實上確實是少數人的事業。但是，衡量學術的標準，不是像胡先生說的那樣要算工作小時。「一個人看了《紅樓夢》，發表一些意見，」怎麼就不可能是學術呢？俗話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果一個人特別有文學的感覺，一下子抓住這本小說的神采，發表一番評論，成為解釋這部作品的經典，怎麼就不可以是學術？而一個木頭木腦、心如死灰的人，什麼事情也幹不成，但又要為自己找碗飯吃，於是「把《紅樓夢》當作畢生的事業」，他生產出來的垃圾，難道就是學術嗎？
我說這樣的話，並非憑空假設。二十多年前我在北大中文系畢業，本科論文就是作古典文學。當時的指導教授告訴我古典文學這行裡的一些通行的作為。比如，一位研究詩歌的知名學者，自己公開說：「我並不知道哪首唐詩好。我都是先去問何其芳同志。」只要「何其芳同志」說這首是好詩，他就拿回去，思想性呀、藝術性呀頭頭是道地下筆成文。如此也成了一個權威。這樣畢生的奉獻，在胡先生看來，大概就是學術。可在別人眼裡，則是垃圾。
紅學界的人，大概多半是寫不出小說的人吧？假設《紅樓夢》是個無名的作品，藏在某家的牆裡面，最近在拆遷中剛剛被發現。把這本沒有來歷的書擺在我們的紅學家面前，有幾個能認出這是部不朽之作呢？我看很懸。因為他們幹這行，大概是聽了許多「何其芳同志」的話，並非出於自己的文學判斷。想想看，有些人居然能把一輩子獻給一部小說。這在胡先生看來是做學術的資格；可在我看來，一輩子抱著一本書的人，大概是天下最枯燥無味的人之一。他能懂什麼生活呢？
要聽他談文學，不扭曲、變味兒才怪。
不過是一本小說
我上面說的那位要靠「何其芳同志」來確定詩的好壞的古典文學專家雖然好笑，但是比起現在的許多紅學家來要可愛得多。人家至少坦白、謙虛，知道自己不懂，也知道誰懂、應該問誰。紅學界究竟有幾個真懂文學？胡先生如果受過現代文學批評訓練的話，就應該知道，文學作品是開放的，作品最終是在讀者的接受過程中完成。在解釋權這個問題上，所有讀者都是平等的。批評家不僅要解讀作品，還要好好領悟讀者對作品各種不同的解釋。如果劉心武對《紅樓夢》的解釋真是那樣荒誕不經，又在社會上如此大紅大紫，這現象本身就構成了文學解釋學上的一個案例，值得學術界的人研究。而胡先生的所謂「好好引導」，正是許多現代批評家試圖解構的東西。這樣的話在現代文學批評的語境中講出來，簡直就像是在說相聲，有著無知所帶來的特別的滑稽效果。你能相信說這樣的話的人懂文學嗎？相反，劉心武畢竟是個作家，也就是不懂文學的紅學家們應該靠的「何其芳同志」。如今這位「何其芳同志」沒有來取消這些紅學家研究紅學的資格，怎麼這些紅學家們反而要取消人家說話的資格呢？《紅樓夢》不過是一本挺好的小說，為此弄出個「學」來，一大幫人靠此吃飯，又是學會又是研究所的，消耗了社會這麼多資源，寫不出來幾篇有價值的東西，加起來還不如一個在家裡「猜謎」的人能觸動人心。這是不是自己應該反省一下呢？
要學術還是要作秀
胡先生更糊塗的是，中央電視台是大眾傳媒，不是學術的舞台。你真搞學術，最好不要上大眾媒體，要在自己的學刊中講話。我沒有看劉的書。如果真如胡先生講的，紅學家們搞的是學術，劉心武的東西不是，那麼劉心武上中央電視台、紅學家在研究所開會、在專業雜誌發表文章，才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一個作家上電視講小說，是現代社會和媒體中最常見的事情，這麼多紅學家居然為此嚥不下氣，群起而攻之，這不正說明這些學術界人士不甘本業、一心想到媒體上作秀嗎？在大眾傳媒的時代，這種浮躁之氣不除，我們還能指望有優異的學術嗎？
來源：《新京報》（2005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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