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企業家們的紅樓殘夢
近年來，《紅樓夢》與《韋爾奇自傳》一樣逐漸引起管理界的重視，讓人不禁為曹老感歎:生前一貧如洗，身後卻留了一部養活無數後輩的著作，本來局限於紅學，現在竟蔓延到管理階層—或許，這就是古為今用？
王熙鳳英美派的利潤文化
應該說，在處理寧國府內部事務時，王最出色地表現了她的管理才能。首先，王對寧國府做了一次內部摸底。她發現寧國府這台機器存有5大弊病:「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列專管，臨期推諉；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管束，無臉者不能上進。」
既然是國企通常的五大弊病，王決定採用鐵腕政策。一到寧國府，她就發表了措辭極其強硬的就職演說:「既托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諸事由得你們。再別說你們『這府裡原是這麼樣』的話，如今可要依著我行。錯我一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清白處治。」
根據這一思路，王開始制定規則，定崗定編、強化監管，並立即收到了效果，寧國府的內部環境也迅疾改變了。由此可見，王的權威性確實很強。周汝昌對她的這一手曾題詩:「五弊先除理要端，遲來一刻法難寬。人人服了真材器，治國齊家同樣看。」
然而，同樣是這個王，在給賈母理喪時卻出乎意料的不順暢。既調不動人，也調不動錢，只得哀求眾人:「大娘嬸子們可憐我吧!我上頭挨了好些說，為的是你們不齊截，叫人笑話。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儘管如此，仍然不能得到理解，直被氣得「眼淚直流，只覺得眼前一黑，嗓子一甜，便噴鮮紅的血來，身子站不住，就栽倒在地」。
究其根源，王在管理寧國府時威重令行，而給賈母理喪時卻聲名掃地、指揮失靈，是因為王的權威主要依靠賈母這老董事長和娘家做靠山。一旦靠山倒了，王的權威便馬上土崩瓦解。而且王任職期間肆無忌憚地以權謀私、行賄受賄、盤剝眾人，在賈府上下積怨極深，毫無人緣。對於這一點，她本人也意識到了:「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回退步，回頭看看。」
通讀《紅樓夢》，可以發現王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權威，王僅僅是董事會依照自己的喜好任命的一個行政總裁，有的僅僅是董事會賦予她的一時的權勢而已。靠山一倒，便寸步難行，這些都於她的管理才能無關。
王的管理哲學在一定程度上頗似盎格魯·薩克遜模式(英美模式)——其表徵行為就是股東利益至上。股東利益優於僱員利益。對於股東而言，公司被認為主要是專門通過投資為其謀取利潤和使其資本增值的工具； 對公司僱員而言，公司不是為其謀取福利的福利機構。在以賈母(董事長)為中心的王眼裡看來，公司資產和股東價值在公司中是占主導地位的，財產權優先於其他任何權利。這種公司需要的環境就是「股票資本主義」環境，其企業文化就是「利益文化」、「利潤文化」，還有「股票文化」。
賈探春德日派的萊茵體系
《紅樓夢》第五十六回，完整地描繪了發生在大觀園裡的經濟改革故事，並塑造了與王完全不同的管理者賈探春和薛寶釵。
為了克服賈府的經濟危機，賈憑借自己對當時正處於萌芽狀態的市場經濟的敏感，大膽地推出了一個全新的改革舉措:採用公開競標的方式，把大觀園分包給園中的老媽子們。這樣一來，一個消費性的大觀園就被改造成了一個生產性的包產到戶的種植園，捉襟見肘的賈府經濟也因此找到了一個新的增長點。
對於賈的經濟改革，薛予以形式上的支持，而在指導思想上，兩人卻存在著嚴重的分歧。賈對她的改革相當自負，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如下口號:「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窮堯舜之辭，背孔孟之道。」在她眼裡看來，既然經濟改革的目的在「利」，那麼打出「背孔孟之道」的旗號就是順理成章的。對此，薛寶釵則尖銳地指出:「你(賈探春)才辦了兩天的事，就利慾熏心。」繼而還指出，「若不拿學問提著，便都流入世俗去了。」薛實質上希望以孔子的「義利觀」來作為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而否定單純的商業利益，以防止改革中出現一些她不希望看到的事，比如世風日下、物慾橫流、人心不古。僅以此而言，薛的思想無疑是理想化的烏托邦。即便放到今天，這樣的否定依舊被人們證明是癡人的一相情願罷了。
儘管賈塑造的核心競爭力受到了薛的嚴厲批評，但她根本不想去扭轉，當然這也是作為一個企業家或管理者應有的固執。而且賈強調承包的種種好處也足以對抗薛描繪的理想藍圖:「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至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成年家在園中辛苦；四則也可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
從職位上講，賈是大觀園物業公司總經理，而薛不過是一個未被官方承認的私人顧問兼業主，而薛對承包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有著自己的考慮:能夠直接承包並得到好處的只是少數人，大多數人心裡仍是不服。如果不考慮大多數人的利益，那麼承包就可能因得不到大多數人的支持而遭遇種種意想不到的挫折，但薛也僅限於給出一個建議：承包者年終時拿出若干弔錢來分給也在園中辛苦的老媽子們，讓她們也能分享改革的成果。
她對承包者說:「還有一句至小的話，越發說破了。你們只顧自己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裡卻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果子，多掐幾支花兒，你們有冤案還沒處投呢。他們也沾帶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的，他們就替你們照顧了。」
薛這一越權的決定，不僅兼顧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同時也為承包者的經營提供了新的保障。
賈與薛這對組合代表的是萊茵體系，或說是日德模式。與盎格魯·薩克遜模式相反，該體系是非「金融化」與非「股票化」的典範，其企業文化核心內容是「造物文化」。
在這個體系內，以日本為例，其對員工的終生僱傭制、客戶關係中的關聯交易、非競爭性合作、政府的經濟干預作用這4個特徵被英國LSE(經濟運作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羅納德-P-多爾教授概括為「一個長期承諾的社會」。該體系內企業建立在雙重理念之上:企業效率標準不僅看它給予資本所有者的回報，更重要的還要看它給予消費者、地方和國家的回報，更重要的是給予僱員的回報。由此而形成的團隊實體，其精神凝聚力遠非依靠合同僱傭勞動的臨時集合體可比擬。
日德模式所代表的福利資本主義，也可以看作是僱員至上的一個重要表現，它和盎格魯-薩克遜模式的股票資本主義相比，是明顯不同的。
說到底，無論是賈、薛，還是王，當然不具備現代經濟學的知識與意識，但對今天的企業管理者來說，對比這幾位女性的管理哲學無疑是清朝MBA課堂絕佳的案例。
王當政時期，工作對像主要是府內的老媽子們，只需要工作不偷懶，隨便什麼人來都可以，而賈府這樣的深宅大戶最不缺的就是幹活兒的人，從勞動力角度來看，這就給王創造了最大的肆意空間:反正讓你下崗走人還有足夠多的老媽子等待上崗呢。
而賈與薛當政時期則變成了另外一種體制，包出去的園子如果想保證效益，就要求承租人有能力有思想，這對下人們來說就不是唾手可得的了，因此從制度上這兩位小姐開始了人性化管理與考慮，為的就是留住可用之人。
王也深知肆意搜刮必然造成道德的虧傷，而在中國人的傳統意識裡，報應是早晚要還的。在《紅樓夢》描述的時期，消費市場極端匱乏，王剋扣盤剝出的巨額財富除了讓自己晚上數著開心一下並沒有太多消費需求，但現代企業家積攢出的財富可以讓自己心情愉悅的消費就數不勝數了，因此道德的缺失在今天似乎變本加厲了。反觀今日國內企業的人事制度，在對人員的使用與盤剝上簡直可以用毫無廉恥來形容，原因就在於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實在太磅礡了，遠比王的選擇更為豐富，因此也盡可以做比王更加刻薄之事而無需擔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失。
當「利潤最大化」的迷夢散滿幾乎所有企業家的腦海時，道德與良知就被「市場規律」這無堅不摧的磐石碾為齏粉了。
細想一下，當下並不匱乏賈或薛之類的制度創新者，高舉著「以人為本」的旗號盡量挖掘人才潛力，但與大觀園完全不同，擁有巨大潛力可供企業挖掘的人才在中國一樣是汗牛充棟，所以最後我們發現了一個可悲的結論：在現代，賈(探春)或薛(寶釵)比之於王(熙鳳)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