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回憶「研紅」中的胡適
紅學界將2005年稱為「周汝昌年」。這位雙耳失聰、右眼視力只有0．01的87歲高齡的「研紅」專家對筆者笑說，他不太喜歡「紅學家」這個稱謂，也不喜歡「紅學界」這個說法，但他和「紅樓」卻是有夙緣的———在他很小的時候，母親手中有一部日文版的《石頭記》。他那時太小，看不懂，就丟下了。後在南開中學讀書，常和後來成為散文名家的同學黃裳在一起「談紅」，一度甚至想英譯《紅樓夢》。
周汝昌先生在今年內已出版了《周汝昌夢解紅樓》、《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定是紅樓夢裡人》、《紅樓十二釵》、《紅樓真夢》、《和賈寶玉對話》、《我與胡適先生》等數本紅學著作。此外，還有《紅樓夢詩詞》等幾本已列入出版計劃。不久前的一個週末，老人還在家人的攙扶下，出現在北京三聯書店，展開「『研紅』中與胡適先生的交往」的講座，並簽售《我與胡適先生》一書。
他真正走上「研紅」之路始於1947年。那時他還是燕京大學西語系的學生。他的四哥周祜昌讀「亞東」版《紅樓夢》卷首胡適的考證文章時注意到，胡適先生談及，自己手中有敦誠的《四松堂集》，而未覓得敦敏的《懋齋詩鈔》，深以為憾，就寫信把這一情況告訴了周汝昌。周汝昌到燕京大學圖書館一查，居然一索即得。敦誠、敦敏是曹雪芹生前最好的朋友，詩集中自然有寶貴的史料。於是，周汝昌據此撰寫了一篇關於敦敏詩集中《詠芹詩》的介紹文章，在《民國日報》副刊發表後。胡適先生看到後即回信切磋，信也在報上發表了。
周汝昌對筆者回憶道，1948年6月的一天，當時還是燕京大學學生的他到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的胡適先生府上造訪。胡適先生親自將《甲戌本石頭記》遞到他手裡，後又托人將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有正書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頭記》送給他———正是由於這段因緣，1948年，周汝昌完成了《紅樓夢新證》這部被譽為「一部紅學劃時代作品的重要專著」。該書於1953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後，一時洛陽紙貴，三個月內連著再版三次，當年的研究者們幾乎人手一冊。
此後，周汝昌由四川大學外文系講師調到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任編輯，成了學界「紅人」；也由於這部書，他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變成了「資產階級胡適派唯心主義」的「繁瑣考證」的典型代表，由「紅」變成了「黑」：1968年被關進「牛棚」，差不多一年後，被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勞動。
正如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周汝昌命途多舛，繼1954年雙耳失聰之後，1974年又因用眼過度，兩眼近乎失明，僅靠右眼0．01的視力治學至今。
他最癡迷的還是曹雪芹。曹雪芹癡迷，著紅用了十年；周汝昌更癡迷，「研紅」用了六十年。周汝昌癡到什麼程度？癡到不記得自己家人的生日，卻對曹雪芹的生日、忌日記得一清二楚。正如老人所言，癡，方能執著，方能鍥而不捨———方能無退，即不悔。他引用老子的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在他看來，不見、不聞乃是抵禦聲色的要義。
女兒兼助手周倫苓介紹說，由於目損，他不愛看電視，每天堅持用兩層放大鏡疊起來看報讀書。又由於左耳失聰，右耳戴助聽器，家人須在他耳旁大喊大叫才行。筆者的採訪也是在這樣的大喊大叫中進行的。
老人目損後，仍堅持在紙上筆走龍蛇。以前用毛筆，現在是用一枝很粗的鋼筆，寫出來的字如核桃一般大，兩行常混作一行或者幾個字疊加在一起。
談到今天的紅學界，老人說，他因目疾，瞭解不多，印象是比較沉悶，沒有新見解、新突破。但他說自己是一個樂觀者。這個沉悶是一個過渡時期，那一個契機、因緣到了，紅學就會有一個新氣象。「三年吧，三年之後，紅學界會有一個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