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黃小田評本
自我發現並整理的《儒林外史黃小田評本》和由我與陸林輯校的《紅樓夢黃小田評本》出版後，黃小田這位惟一同時評點了《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兩部巨著的小說評點家，才衝破歷史的塵封展露在世人面前。
黃小田（1795—1867年）名富民,字小田，自號萍叟。祖籍安徽當塗，世居蕪湖。父黃鉞，嘉慶時官至禮部尚書
。小田官至禮部侍郎，父死守制，不復出山。太平軍克蕪湖，移往江南，先後居南匯、松江、蘇州、上海，73歲逝於滬上。他善詩，喜小說，最服膺《聊齋誌異》、《儒林外史》、《石頭記》。
黃小田《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評點，即是在離開蕪湖浮居上海一帶的十餘年間。《儒林外史》評點由題識、回末總評以及各回中二千餘條眉批組成。這是臥閒草堂本評語之後的第一個評點。
關於《儒林外史》的主旨，黃小田繼承臥閒草堂本評點也認為功名富貴是「一篇主意」，並不斷加以發揮，認為「是書所寫不出『勢利』二字」。關於《儒林外史》的諷刺風格，他認為吳敬梓對社會醜惡現象是「嫉之甚矣，偏以譏誚語寫之，愈見沉痛」。黃小田還進一步指出《儒林外史》的風格是「淡淡著筆，無人能解」，「世人往往不解者，則以純用白描，其品第人物之意，則令人於淡處求得之」。此外，關於《儒林外史》的敘述觀點、關於風俗畫的細膩筆觸、關於人物和結構等，評點中也都有一些可取的見解。
黃小田評點《紅樓夢》包括眉批、行間側批和回末總評，總共有三千多條。他首先強調《紅樓夢》所寫「由盛而衰」，「可為殷鑒」；其次，他反覆闡明《紅樓夢》是寫情的書，力辟淫書說，努力劃清情書與淫書的界限；再次，他認為《紅樓夢》所寫「是實有其事」，「情僧即寶玉，亦即作者自號」，這已是自傳說的先聲。此外，對《紅樓夢》藝術描寫上的獨創性，多有指點，對小說所寫的一些名物制度、風俗習慣、方言土語，也時作解釋。
黃小田一到南匯就結識了張文虎，在1863年之前的十年間，兩人過從甚密，在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衝擊下，清王朝的腐朽和社會黑暗更加令人觸目驚心，黃小田、張文虎輩也不能不有激烈的怨懟之詞，也許這也是他們共同喜歡《儒林外史》、《紅樓夢》的重要原因吧。
張文虎(1808—1885年)字孟彪、嘯山，筆名天目山樵，故其評點簡稱「天評」。他曾為《兒女英雄傳》作序。他酷愛《儒林外史》，「好坐茶寮，人或疑之，曰：『吾溫《儒林外史》也。』」在上海一帶，以黃小田為肇始，以他為中心，形成一個評點和傳播《儒林外史》的文人群體。他評點《儒林外史》從同治年間看到黃小田評本就開始了，同治十二年 1873年 暮春就寫過識語，刊在次年上海申報館第一次排印本《儒林外史》 簡稱申一本 卷末；光緒七年 1881年 上海申報館第二次排印本《儒林外史》 簡稱申二本 用天目山樵評語作句中夾批和回末總評。這年季春天目山樵識語說：「舊批本昔年以贈艾補園，客秋在滬城，徐君石史言曾見之，欲以付申報館擺印。予謂申報館已有擺印本 按：指申一本 ，其字形過細，今又增眉批，不便觀覽，似可不必。今春乃聞已有印本發賣 按：指申二本 ，不知如何也。」此語同徐允臨 石史 的記述相合榫，申二本的天評蓋由艾補園和徐允臨提供的。
張文虎的評點未刊前就在好友中傳閱、過錄，這些人又輾轉傳給徐允臨等人過錄或閱覽。從好齋主人徐允臨原名大有，號石史，上海諸生。他說自己「志學之年即喜讀《儒林外史》」，外出時「獨攜此自隨。自謂生平於是書有偏好，亦頗以為有心得。」是《儒林外史》和天目山樵評語的積極傳播者和校訂者。他曾兩次過錄天評於從好齋輯校本中，自己還增評十幾條，「加石史小印以別之」，輯錄華約漁評語十餘條，以「約記」作標誌。同時，還輯有他自己的跋語、題識、華約漁題記、王承基信件，從中可知，王承基借閱時對小說正文作了校勘，他自己「繼復假得揚州原刻，覆勘一過」。凡此都顯現了他們群體性地評點、校勘、傳播、研究小說的情況，對於探討《儒林外史》的版本源流和傳播史以及評點的發展過程，都提供了難得的資料。光緒十一二年，徐允臨又推動上海寶文閣刊行天目山樵的《儒林外史評》，全書以評語為主，小說正文只錄與評語相關的一句或幾句，作者也只突出評點者，可以說是後來現代專著形式的萌芽形態。
他們同時還傳播黃小田的《紅樓夢》評點。現在我們輯錄出版的《紅樓夢黃小田評本》就是根據徐允臨的親戚楊古醞的過錄本。
楊葆光（1830－1912年）字古醞，號蘇庵，別號紅豆詞人，華亭人。在黃小田的《禮部遺集》裡還有《寄楊古醞》等詩作。黃小田評點《紅樓夢》後，楊古醞曾直接向黃小田「假手批本」，錄未竟，被黃小田之孫索去。黃小田逝後，光緒乙亥（1875年）冬，楊古醞「復從夬齋婦兄」處借來過錄本再行過錄，次年，即光緒丙子（1876年）錄畢並作跋，其中還有十幾條標為「紅豆詞人」的他自己的評語、一條夬齋評語，這種以一家評點為主、夾帶其他的做法，與天目山樵的《儒林外史評》、石史徐允臨的從好齋輯校本一脈相承。
在小說領域尋找古代與近現代之間的鏈接時，《儒林外史》肯定是極可重視的。在古代小說中，《儒林外史》是最接近現代小說的。它被近代小說奉為嚆矢，無論從內容或形式看，都絕不是偶然的。1917年胡適就斷言：「《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老殘遊記》、《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諸書，皆為《儒林外史》之產兒。」（《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過五年他又說：「南方的諷刺小說都是學《儒林外史》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確，近代大量社會小說都在上海出版，作者也多活動在上海及其附近，從黃小田、張文虎，到徐允臨，再到申報館等近現代書報業，其中有隱約可見的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