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蕪半個世紀的執著追求
一位哲人說過，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高下，有諸種考核指標，但視其對婦女和兒童的態度如何，則是其中比較靈便的一種。以之校驗向有悠悠文明美稱的古中國若何呢？毋庸諱言，其標尺是在靠下的位次上的。
儘管在史冊上也閃耀過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唐明皇與楊玉環、趙明誠與李清照、沈三白與雲娘等幾多相悅相愛、貌似平等的佳偶，然而這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的一角，絕大多數的女性則是處於悲苦與屈辱之中的。這是近讀舒蕪先生的《哀婦人》一書後，不禁怵目驚心而深信難移的。
作為文史學者，舒蕪此前一方面以《論主觀》、《論中庸》、《論因果》、《紅樓說夢》、《周作人概觀》、《周作人的是非功過》、《回歸五四》、《舒蕪文學評論選》等宏文力作聞名遐邇，一方面又從自己耳聞目睹和長期積累的感受出發，不斷撰寫關注女性問題的文章，力倡男女平等意識，並對歧視女性、污辱女性的惡劣現象進行不遺餘力的抨擊。
作者自述其女性觀的形成，最主要者乃緣於家庭因素和五四啟蒙這兩端。作者是享名久遠的桐城方氏之後，曾祖父方宗誠為古文家兼理學家，祖父方守敦曾協助吳汝倫創辦桐城中學，父親方孝岳、姑母方令孺、堂兄方瑋德系現代著名學者、散文家和詩人，外祖父馬通伯是桐城派最後一位大家，表兄馬茂元是古典文學專家。
但母親則是一位賢惠而悲苦的「棄婦」，種種虛飾與酸楚，在他幼小的心靈中烙下了同情女性的因子。而五四風習的湧動則成了又一推力，正如他嘗明確表示的：「我自幼接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知道要尊重婦女、解放婦女，知道一切侮辱和壓迫婦女的思想是要不得的。魯迅、陳獨秀、吳虞等人關於婦女問題的言論，給我影響極深，使我頗有志於在這方面明是非辨美醜的工作。閱世數十年，此志不渝。」（《溫知堂，看〈廢都〉》）因此，60年如一日，他孜孜不輟，「哀婦人而為之代言」，寫下了一篇篇題材廣泛、思想犀利、文采斐然的言志言情之文。
《哀婦人》選文凡70篇，最早的一篇《吹毛求疵錄》寫於1944年，最末一篇《一個小女子的生死》則是2003年的作品，悠悠半個世紀，可謂一以貫之，念茲在茲。
封建時代的極其嚴酷而不合理的貞操觀和性道德觀，在男性是無所拘束甚至美化為「風流韻事」的，而於女子卻如鋼鐵牢籠一般。舒蕪一針見血地指出：「女子只要有一次被丈夫以外的男子佔有過，哪怕是暴力之下失去任何抵抗力的被佔有，她就永世成了可恥的不潔之人，當時死了也不配稱烈婦，當時不死就不配活下去；更不用說被引誘上當的婦女，那是十足的淫婦，敗壞了家聲，害得她的丈夫也成了在人前抬不起頭的角色，她當然沒有作為受害者的資格了。只有她的父母翁姑，才有資格說他們有責任維護的『家聲』受了損害。」
舒蕪在《談海瑞殺女》一文中舉出了堪稱典型的例子：海瑞年僅5歲的女兒，僅僅因為從男性家僮手中接了一塊餅吃，就被海瑞認為是亂了「男女授受不親」的大防，犯了不貞之罪，遂逼其自動餓死以贖罪。
舒蕪憤然寫道：海瑞「自許為『司風化之官』，可見他的性道德觀與政治觀是統一的——說他會以理殺人，毫不過分」，「這樣的父親，以及嘖嘖稱道這樣父親的論者，今天來看固然是虎豹不如，諺有云：『虎毒不吃兒』；便是律以儒家最嚴格的禮法，這也太過，禮法規定7歲男女不同席，那個女孩離7歲還差兩年哩。」周作人說：「余平日最不喜海瑞，以其非人情也。」（《書房一角》）蓋亦是此理。
舒蕪對知堂早年說過的一段話很是折服，即「鄙人讀中國男子所為文，欲知其見識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對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說法，即已瞭然無遁形矣」。以之衡人，大致不爽。
如一代大詩人白樂天，寫過諸如《上陽白髮人》、《陵園妾》、《琵琶行》等一系列為女性一掬同情之淚的偉大詩篇，為人所傳頌。但他同時又寫有大量狎妓聽歌、縱情聲色之作。如《追歡偶作》中就有：「十載春啼變鶯舌，三嫌老醜換蛾眉」的句子，舒蕪就此痛斥道：「他買了一批十五六歲的女孩來當家妓，才玩三年，人家也才十八九歲，就嫌人家老了丑了，當廢品處理掉，再買進一批新鮮貨色，一而再，再而三，還公然寫進詩句」，「說得這樣得意，這樣自誇，賤視女人到什麼程度，恬不知恥到什麼程度」，可見白居易「在這個測試面前，也遠遠沒有結格」（《偉大詩人的不偉大一面》）。
對於歷史上眾多至今為人稱道的華章名篇，舒蕪也以這一標準衡量，結果這些作者卻鮮有合格者。《金瓶梅》、《肉蒲團》之類的以女性為淫物的霉書自不必說；《螢窗異草》宣揚的是一種惡劣的淫虐狂思想；《聊齋誌異》不少篇幅是在「誨淫教暴」，以女性的痛楚為男性的享樂，歌頌性暴力；即使如《浮生六記》這樣的寄情小品，亦在《浪遊記快》一章中述其在廣州花船狎妓，挑選了一位「身材狀貌有類余婦芸娘」的雛妓，以補「芸娘不能偕游至此」的遺憾，分明是以妓女充當妻子的代用品，可見其愛情觀的虛偽。
舒蕪認為，縱觀中國歷史，曹雪芹才是「最偉大的『哀婦人而為之代言』者」，其千古絕唱《紅樓夢》具有「婦女問題思想史上最獨特最偉大最無可代替的作用」，「既是女性的頌歌，又是女性的悲劇」。在曹雪芹筆下，大觀園中所有女子「不僅僅是美麗，不僅僅是聰明，而且首先是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的、『行止見識』不凡的、有獨立人格的人」。可見曹雪芹是真正尊重女性的，並能深刻理解女性的內心世界。
《哀婦人》一書深刻地揭露了中國歷史上一切侮辱女性、歧視女性、凌虐女性的性道德的殘酷性與虛偽性，同時又緊密結合著當下並不理想的現實情形，寄予深切的人文關懷。但令舒蕪深感困惑和憂慮的是，「不知道怎麼回事，似乎越是比我年輕的，其女性觀、婚戀觀、性道德觀越是有許多很不好甚至很不堪的東西」（《不僅是封建的賬》）。
在這方面，《廢都》和《英兒》等文學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惡劣的女性觀和性道德觀堪稱代表。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賣淫現象的重現，愈禁愈烈」，很值得反思，儘管現在不少賣淫者似乎是「自願」的，但「實際上仍是被迫，不過是被迫於『經濟怪物』，被迫於『金錢與物質的統治』」，「不論現在的賣淫與過去的有哪些差別，可不『同樣是以身體為資本』的一種『社會交易』麼？」這固然是女性的悲劇，但也不能不說是整個社會的悲劇。因此，舒蕪大聲疾呼：「五四尚未成功，婦女仍需努力！」
知堂曾說過，一個男子「若能知哀婦人而為之代言，則已得聖王之心傳，其賢當不下周公矣」。但舒蕪很謙遜，他說他之所以長期關注女性問題，孜孜不輟地撰寫相關文章，總是「希望能宣傳一些文明的、健康的婦女觀，抨擊野蠻的、病態的婦女觀」，「不敢奢望對婦女解放的大業有所貢獻，只要能夠對於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包括男女性）的女性觀、婚戀觀、性道德觀，起到一點幫助改善的作用，就很滿足了」，因此發願還要繼續寫下去。對這樣一位亦智亦勇的耄耋老翁，我們只有深致敬仰之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