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俞平伯
《紅樓夢》是中國的一部經典之作，俞平伯是中國當代的一位著名文化人，這本書與這個人之間發生某種聯繫，至於發生什麼樣的聯繫我們暫且不去管它，可是要把兩者之間的關係上升到一場運動，政治文化運動的時候，我不能不驚異於其中深藏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了。
曹雪芹當初寫《紅樓夢》這本書的時候，是以他自己的生活經歷為模本，從而構築了一個自己精神心靈層次的理想之國。處在封建社會的末期。為封建沒落的貴族尋找重新得以生還和發展的空間，那就是極其宏偉龐大的大觀園——一個上演了封建家族悲劇的場所。在這群最終走向衰亡的貴族中間，隱喻著以血統作為繼承維繫的東西，他們用自己的活動去爭取其在社會上的舉足輕重地位，還有精神上無以例外的注重。中國的古典貴族們在奮鬥的過程中，卻遇了他們先輩們所不曾遇到的社會狀況，在先輩們身上散發出活力的東西到了他們這裡，過多的則是束縛住了他們大展鴻圖的雄心壯志。人的發展突然局限在某一個階段上，於是壓製出了令世人扼腕甚至歎息的《紅樓夢》來。
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終於打破了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動盪和災難，一個強有力的政權開始穩定而頑強的生活在了中國這片看來新奇而陌生的土地上。同樣的社會轉型，同樣的人生境遇，使從小耳濡目染的俞平伯在苦苦探尋中努力地追求讓自己的靈魂得以安慰的東西。俞平伯出身於清代中葉崛起的一個家族，他的一生更多地讓人感覺他仍是一位停留在「古代的詩人」。家族底蘊和性格特點還有社會因素（這一點可能在前期的俞平伯身上沒有更多的顯露出來），使當時的俞老先生看起來相當的另類，他可以自覺而且十分樂意地去選擇自己所要研究的學術對象，而且深入研究之中樂此不疲。俞平伯對於《紅樓夢》，結合自身，有著自己特殊而引起共鳴的理解。強調曹雪芹的自傳，從其感歎身世、懺悔情場的角度提出了「色空」說。實在或者無相的東西，是曹雪芹努力想表達清楚的東西，也是俞平伯從中尋找讓自己心靈平衡的東西，尋求信仰的最高境界，尋求自己生存合理的依據。出於本能，他拒絕現代漢語系統，從而維護自己是一個古代文化人的身份，他與傳統文化有著更為緊密甚至不可分割的東西，在俞平伯看來，與傳統文化割裂，強行入圍中國，應該是新中國的新生活，是令自己萬萬不可容忍的，而在當時的景況下，類似俞平伯的不止他一個，還有一大群生活於古代的人們，他們也不願浮出古代的水面，潛出到海面上來，俞平伯潛出來了，又把頭縮了回去，所以在當時的中國，引起一場足以使後人窒息的運動就開始了。
50年代的局面，黨領導或者中國的領導階層需要一種文化的繁榮氣象來襯托社會新局面的繁榮、蓬勃，可當他們看到青年和成年兩個階層之間的關係開始矛盾，甚至對立起來的時候，他們就想到了用一種類似高壓的東西去對付這種對他們的統治秩序構成挑戰的威脅。而在49年到53年這五年的時間裡，《紅樓夢》與之相關的東西像「評論」、「研究」等等構成了中國文化學術界的表面繁榮，虛假繁榮，在這些「評論」、「研究」中蘊涵的青年與成年之爭恰好符合當時政界、黨界所需要的條件，於是，開始討論吧，首先通過對「成年」這群特殊的群體造成不可抑制的強大攻勢，使他們在各為「討論」的過程逐漸放逐到批判的矛頭和對象，直至放棄他們為學的原則，甚至為人的原則。然後再用領導階層自己的信仰和注意武裝起所有人的頭腦，確立唯物主義觀的堅實地位。
從這場運動的發動直至結束，我們可以看到某些領導對文藝活動的權威領導，對文藝界思想的鉗制策略。本來很平靜的文學活動，完全可以由一個指示、兩點批示風湧而起，不可開交，等到幾個月、幾年之後，又回過頭來重新收拾。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裡面，有這樣一個不合常禮，也不合人性的邏輯，即就是我們用政治（還有社會主義道德）去衡量一個人，進而去打垮、毀滅一個人，從而完成「權利之願」，而形成的徹底的令人「歡欣鼓舞」的勝利。我想說，這可悲，但也深深無奈。文學是一個屬於精神層面的無形的東西，我們非要用政治將其有形化，甚至是僵化，那樣我們才會覺得過癮，才覺得心安理得，我們得眼睜睜地看著一批又一批的中國知識分子入了唯物主義堅實的牢籠，在他們的人格、信仰上烙上深深的被扭曲的印痕。於是我們就看到了文學家不像文學家，像道德說教者，科學家不像科學家，像山中野夫。在強有力的文藝政策下，作家們創作文學作品更多的成了一種模式化的「精神生產系統」，在這種精神生產過程中，我們又都真正得到了些什麼，除了在精神上越來越強化的習慣性偽善別無所獲。對於老百姓而言，此後的政治只是「少數人的事」，中國的政治徹底地喪失了政治良知、社會責任感，從而墮化成骯髒的東西。過多的人遠離政治，他們的目標也就得以實現和鞏固。而對於中國精神層面上的創作主體來說呢，他們從此失去了「惡、善」的辨析能力，把惡真誠而天真的當成美麗善良的東西看待，研究就此失去意義，而表現在政治上則有著政治態度政治良知的不盡模糊和模稜兩可，不僅要危害別人，最終也貽誤自己。
導演不懂拍戲就拍不好戲，領導不懂領導就准壞事，對於中國文學，還是少一點政治上的干預才好。至於對於作家，維護自己的思維陣地，運轉屬於自己的大腦，才有可能創造出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
俞平伯作為一個人對自己熱愛事業的追求，「被批」實屬冤枉，可是誰讓俞平伯呆在了那樣一個年代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