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宜泉的社會思想
張宜泉的社會思想
對於曹雪芹社會思想的研究，在當《紅樓夢》真面目尚未確切弄清以前，我們還是先對與曹雪芹接觸比較頻繁、交往比較密切的一些人物來進行研究，正像通過曹寅和杜蒼略的關係研究一樣，這樣可以從側面披露曹雪芹的一些思想內幕。
在我們已知的曹雪芹的交往中，關係密切的有敦氏弟兄，還有一個張宜泉。當然還有一些其它人，包括一些市民、農夫、小商小販、優伶、店主和店員，甚至還有一些達官貴宦和一些小官員們，以及一些其它詩朋酒友。這個問題不僅從《紅樓夢》作者筆下的紛繁的人物素描中可以看出作者交遊之廣，而且曹雪芹當時的處境要求曹雪芹必須應付如此繁多的社會場面，不得不接觸各種五花八門的社會人物，這是曹雪芹社會環境變遷的必然。但是，這一些人際交往卻無法說明曹雪芹的思想意識。比如說，曹雪芹與鄰居們的交往，甚至促膝而談，不論是農夫，還是市民小商小販們，儘管這些談話是誠心誠意的，但大多數是為了消遣，曹雪芹不會暴露他的靈魂深處。比如說曹雪芹也會跟一些酒店主僕談心，但這大都是曹雪芹作為店主常客而敘故。又比如說曹雪芹得與某些達官貴宦或小官吏們周旋，但這大都是為了應付場面而逢場作戲。當然，我們不能說曹雪芹在與這些紛繁的人物交往中，不可能在某些人物中間一點也不暴露他的社會思想。但是對於這些來說，顯然還有最起碼的一條：這還缺乏文字記載。就目前看到的與曹雪芹交往的文字記載中，很直得注意的是敦誠敦敏弟兄和張宜泉三個人。
作為敦氏弟兄和曹雪芹的關係，顯然也非同一般，自然也有互吐肝膽的地方。比如說曹雪芹一次訪敦敏，敦敏未出，正好碰見敦誠，敦誠立「解佩刀沽酒」以待雪芹，於是二人借酒長歌，出語不凡，這是一例。還有曹雪芹死後，敦誠有「三年下第曾憐我，一病無醫竟負君」的詩句，這詩句顯然也屬肺腹之語。這些都說明敦氏弟兄與曹雪芹的交往之深厚了。
敦氏與曹雪芹如此交往，其中顯然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敦誠的五世祖先是努爾哈赤的第十三子英親王阿濟格，阿濟格後被賜自盡，開除出宗室；曹雪芹也因抄家而淪落京師，敦氏弟兄與曹雪芹處境相同，二人有同病相憐之感。二是敦氏弟兄和曹雪芹在詩的造詣方面，雙方都達到了互相傾慕的程度。如敦誠在他的「寄曹雪芹霑」中有「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籬樊」一語。三是敦氏與曹雪芹的某些情趣相投。如敦誠《贈曹雪芹》中有「步兵白眼向人斜」，敦敏《贈芹圃》中有「一醉（毛＋冒）（毛＋啕-口）白眼斜」和敦誠《寄曹雪芹霑》中有「接籬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捫」。這些情趣相投顯然也是敦氏弟兄與曹雪芹交為好朋友的基礎。如果敦氏弟兄視曹雪芹的如此放蕩不羈為不雅，那麼敦氏弟兄和曹雪芹絕不至深交如此。
對於曹雪芹與宗室的敦氏弟兄們的交往，我們不可忽視，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還有另外一位至交密友張宜泉。張宜泉在他的《春柳堂詩稿》中就有七首詩專門寫他跟曹雪芹往來的，張宜泉在詩中有「一別」如「三秋」之感，在曹雪芹死後，張宜泉有「懷人不見淚成行」之戚。這足見其交情深厚了。但可以說這只是現象的一面，還有另一個重要的一面：張宜泉在他的《春柳堂詩稿》中流露出來的「莫厭飛觴樂，於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詎漢家」的民族不滿情緒和「雄劍今將赴石樑 」的「驅逐韃虜」的反清思想；張宜泉在他的《詩稿》中反映出來的他與曹雪芹的「不便張皇過，輕移訪載舟」的神密交往關係；張宜泉在他《詩稿》中披露出來他的「同聲相與應，殊類故難參」的交往標準；還有《詩稿》中的某些詩句與《紅樓夢》中某些文字的重合，以及曹雪芹的遺物「書箱」最後歸屬於張宜泉等問題，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們對張宜泉思想和張宜泉與曹雪芹特殊交往的注意。而且可以說，對於這些的研究才能為我們研究曹雪芹的社會思想提供紮實的基礎。
張宜泉家，可能是一個破落了的「旗人」。但他是漢族，並非滿族。這一點在《詩稿》中的強烈的民族情緒中可以得到證明，徐恭時論證他為滿族顯然是沒有道理的。至於張宜泉是不是旗人，以及他是不是出身於上三旗的包衣旗人，沒有詳實材料，此處暫不追究。但是不論張宜泉是不是出身於上三旗包衣奴才，它都將無礙於張宜泉社會思想的研究，他的思想表現在他的言行之中，《詩稿》中某些詩句的特殊含義將是他具有何種思想的充分證明。
在研究張宜泉的問題上，周汝昌在他的《曹雪芹小傳》的《村塾過從》一節中談到，當他看見張宜泉試貼詩《東郊春草色》中的「日彩浮難定，煙華散不窮……幾度臨青道，凝目血染空」（著重號為周所知。下同。）之後，感到張宜泉這詩中的「後十字是結句（這裡應該「頌聖」——周注），——真是令人不勝駭異了」（見163頁），在當他看到張宜泉《詩稿》中的「錦瑟離宮曲，膻笳出塞聲」、「同聲相與應，殊類故難參」、「莫厭飛觴樂，於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詎漢家」之後，周汝昌感到特別吃驚，周汝昌寫道：
這簡直奇怪到極點了！這些句子，分明是諷怨當時滿洲貴族的統治的。在乾隆時，這樣的話，不要說屢屢出現於一本詩集子裡，只要有一例被摘，就足以殺身滅族了！——即是使曾興文字大獄的那些例子也都只是些隱語暗喻，還沒有見過這樣顯露激烈的！
（見164頁）
周汝昌在又列舉了《讀史有感》一詩和摘錄了「驚兔」、「射鼷」、「獵虎豹」、「樵虯龍」等句之後認為：
結合上面所舉的那些令人駭異的句例而看，張宜泉的思想大有可以探討之處。（同上）
周汝昌的這一看法是很有見識的，在研究張宜泉的思想的問題上，周汝昌顯然有他的獨到之處，這如同周汝昌在研究曹寅的民族思想問題上的獨到之處一樣，他畢竟為彌蓋在曹雪芹社會思想問題上的迷霧撕開了一道裂口。當然周汝昌的這種研究是無意的，甚至還有他固有的禁錮成份。
張宜泉的《春柳堂詩稿》，其詩雖在人們眼裡看來有些「俗」，但其詩中的思想內容卻頗為豐富。其詩中不僅述及自己的生平、經歷、親朋往來、妻兒老小，還展現了自己對當時社會階級狀況的看法，對滿族政權統治的不滿；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被人們忽視的一面，即張宜泉有驅逐滿洲政權，問鼎逐鹿天下之意，以及他進步的歷史政權更替觀念。
張宜泉在「游舉業」「破產」之後，謀得了一個「墾硯田」的課童職業。從此之後，「一館由來絆此身」（見《在館遙阻葉肯堂到家枉訪》）「悶攤經史課兒郎」（見《撥悶》）便成了他的謀生生涯。當然，「課童」僅是張宜泉的謀生手段，並非他理想的職業，於是他的一些非凡的政治抱負和反清排滿情緒便時時在他的《詩稿》中洩露出來。
張宜泉在《題家大兄內室壁四首》的第四首中有「振羽欣鵬鳥，托身笑蠹魚」；在《閒興四首》第二首中有「大器成方晚，予非亦覺遲」，在第三首中有「早知投筆好，今或得封侯」；在《送同學張次石歸東安》第四首中有「願君書篋東遷後，奮翮凌雲上碧霄」；在《遣懷》中有「漢壇早遂封侯志，渭水終興隱釣才」，這些都是張宜泉雖居「館中」，而仍雄心勃勃立身政治的寫照。
抱負畢竟只是抱負，雄心畢竟只是雄心，張宜泉必須面對現實，現實對張宜泉來說是「半床風共冷，一枕月同孤」（見《秋夜》）、「王侯容易福，乞丐自然貧」（見《與劉二弟閒話》）、「拾薪子盡蓬頭慣，荷簣人多赤足流」（見《西宮即事》）和「柴米只爭終日貴，人家益較去年窮。妓樓鮮潤榴裙雨，僧寺清涼蒲笠風」（見《四時閒興》）。這些社會現實不能不給張宜泉的非凡抱負增添一點異樣的東西，這一種異樣的添加劑將會在張宜泉的思想中發生質變。
還有另一個問題，張宜泉處在一個異民族的統治之下，這在張宜泉的思想上不能不產生反響；特別是對於一個過問政治的人來說，更是如是。張宜泉在《與劉二弟閒話》中有「休喜城烏產，當愁塞馬訓」，在《閒興四首》中有「亭沼非秦苑，山河詎漢家」，在《四時閒興》的第五首中有「莫言棗剝林園下，不是庸夫得意時」，以及更甚者是在《閒興四首》第四首中的「一水撐傾廈，雄支未足 誇」兩句更是對滿清王朝統治者的挑釁。此兩句中的「一水」與「雄支」皆指滿洲政權，它並不是取源於那一古典，而是一種現實的自造詞彙。
隨著張宜泉的階級不滿情緒和民族不滿意識的滋長，張宜泉逐步形成了他的反清排滿思想。這一點在他的《送同學張次石歸東安》中表現得特別強烈。其詩的第二首中有「鳴琴未肯留金水，雄劍今將赴石樑」便是這方面的寫照。在這裡，張宜泉不願效仿子產之賢，而願效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劉錡大敗金兀朮於石樑河的事例來作一個民族英雄。在這一方面還表現在《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第三首中的「虎豹何堪獵，虯龍未易樵」和第四首「硯山碑遺淚，燕然石勒勳。他年同樹德，當似此超群」方面。
在這裡已明擺著這麼一個事實：張宜泉在深感明天下已亡——「往事既成秦鹿失」的同時，每每已存問鼎天下之心了。
在這裡，我們不能依以上的事實來說張宜泉也有一個明末逸民的簡單的反清復明思想，張宜泉在「拍手高歌歎古今，閒披青史最驚心」（見《讀史有感》）之後，深感「百代興亡成戲劇，一家哀樂盡荒唐」（見《四時閒興》之三）之弊端，實際上也即明白明天下已亡，不可救藥，它已成「秦鹿失」的「往事」。今後嗎，不論誰揭起起義大旗，只要能推翻滿清王朝，誰「捷足先登」都可以。這一種進步的政權更替歷史觀念表現在張宜泉的「浮名應付楚弓遺」（見《四時閒興》之五）一語裡。其意思是說，過去明亡於清，這「秦鹿失」已成事實；今後的帝王「浮名」，應當像「楚弓楚得」，只要不為外族所取，誰得到都一樣。
張宜泉的這一反清排滿問鼎天下的抱負不僅在他的抒情言志裡得到表述，在張宜泉回答一個朋友的詩句裡也得到證明。這詩句就是《答葉肯堂見訪兼謝未遇》中的「不可稱龍高譽望，只堪題鳳任嘲詼」。
我們從張宜泉的詩句中看到的絕不是以上的僅僅語言方面的東西，還有一些詩句披露出張宜泉付諸實施方面的東西。張宜泉在《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中的「來逢白鹿無」一語，可能就是這一方面的暗示。還有《四時閒興》第六首中的「幾度埋頭燈焰裡，破帷不怯五更寒」更是這方面的說明：它意味著張宜泉不僅與他的同志們在一塊暢談反清排滿之志，共聊問鼎天下之心，而且還參與並主謀了一個秘密的反清組織。「破帷」只能用於「軍機」大事，「幾度埋頭燈焰裡，破帷不怯五更寒」除解釋為張宜泉曾參與秘密反清組織之舉外，沒有第二種含義。
當然張宜泉的這種思想和舉動是徒勞的，在滿清政權的極盛時期，它無異於杯水車薪。
儘管如此，張宜泉到晚年，這種問鼎滿清政權的抱負仍然未曾泯滅，他在他死的前一年的《斃犬》中還留有「難期舐鼎還」一語。
在談到此，我想插這麼一句，就是在研究張宜泉思想時，一些人上了張宜泉自注的雙行夾注的當了。在這一方面，不要說別人，就是對張宜泉思想頗有見識的周汝昌也沒有例外。比如說周汝昌在他的《村塾過從》一節裡，曾將張宜泉在《閒興四首》的「傳家笏未遺」下注的「謂余先世曾屢受國恩」一語，解釋為：「這是旗人回顧身世的套語，是當時的一種特殊措詞；揆其家世，可能也是內務府包衣旗籍」（見周文161頁）。周汝昌的這種看法就錯了。我們先不談張宜泉所說的「笏」本為明以前朝臣的用物，在清時已廢止；就此詩的第四首中的「一水撐傾廈，雄支未足誇……亭沼非秦苑，山河詎漢家……」等句已足見張宜泉對滿清王朝的態度了；既然如此，滿清王朝對張宜泉來說，還有什麼「國恩」可言？我們不覺得張宜泉的註釋奇怪嗎？還有《四時閒興》中的，在「往事既成秦鹿失」下注曰「言家業無存」；在「浮名應付楚弓遺」下注曰「言功名未就」。我們這些紅學家們為何不問問：「秦鹿失」乃取源於《史記·淮陰侯傳》中的「（蒯通）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和《六韜》中的「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這些古典；這古典與張宜泉自注的「家業無存」有什麼關係呢？在詞義的運用上，不僅過去沒有，就是詞性的內涵在不斷變化的將來，恐怕誰也不會用「秦失其鹿」來形容自己的「家業無存」的。「浮名應付楚弓遺」取自「楚弓楚得」這一古典。內容是傳說春秋時期，楚共王出獵，遺失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這一古典的含義是：楚國丟失了東西，仍為楚國人所得，雖有所失，而利不外溢。這古典與張宜泉「功名未就」又有何關係呢？難道張宜泉此句的意思是：「對於考取功名，不論誰考上都一樣，我不在乎這些」嗎？我們不覺得這樣理解可笑嗎！我們再將此含義縮小一點，其注特指張宜泉兄弟兩個，但張宜泉之兄在此詩的第四句的註釋裡已「言兄旋繼已逝」，這顯然也講不通。
到此，我們難道還不覺得張宜泉《詩稿》裡的某些自注到底有多大的可信性與可靠性；當然我在此不是說《詩稿》的全部註釋的可信性和可靠性。
《詩稿》中處處流露著張宜泉的反清排滿思想，張宜泉的這一社會思想實際上並不是起自晚期，而是在他「游舉業」時便已形成。張宜泉在他習「舉業」的試貼詩中已到處可見。
在五言排律這一集試帖詩中，張宜泉有「帶雪傲嚴冬，誰知竹與松。心貞能忍凍，節勁最禁封」（見《凍雪封松竹》），這是他注重民族氣節方面的表現。他有「刻形羞比鶩，引類恥同鳶」（見《沖天羨鴻鵠》）、「自有昂藏態，繁蘆詎久縈」（見「鶴鳴於九皋））、和「擊鼓誇魚刻，為琴恥爨傷」（見《梧桐生朝陽》），這是他抱負非凡的表露。試帖詩中自然還有「幾度臨青道，凝目血染空」（見《東郊春草色》）、「到頭堪悅懌，行處更彷徨。莫厭飛觴樂，於今不是唐」（見《美花多映竹》）、「錦瑟離宮曲, 羶笳出塞聲。羈囚悲（出＋兀）（目＋木＋出），嫠婦泣孤煢。……蝸涎遺劍匣，蠆螫上棋枰」（見《警秋詩二十韻》）和「感今時序度，憶昔歲華殊。……日照關河遠，煙消寒嶺孤……懷國渾忘苦，勤王豈彈劬」（見《雨雪載途》）這一些反清排滿的基本思想。也可能正由於他非凡的氣節和超人的膽識抱負，再加上他的民族政權意識，他在「游舉業」時期便一直在「……刺血情偏苦，穿床意獨欣。賞奇開妙悟，析義破疑群。果腹充經史，撐腸刮典墳」（見《三冬足用》）的發憤學習，以備將來推翻滿清王朝所用。
到此，我想我們應該明白一個問題，張宜泉並非僅一個「嗜酒好飲，不肖不材」和「時時在窮愁中滑稽為雄」（周汝昌語，見《村塾過從》161～162頁）的人物；可以說，他是陳勝吳廣一流人物，也是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一類人物，若說到近代史上，他也絕不次於孫中山。只所以他毫無成就，是因他生不逢時，在滿清政權的極盛時期，再大的抱負，再大的經綸才能也無濟於事。
張宜泉的社會思想，若要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實不外乎孫中山思想的前半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八個字。
說到張宜泉的這一思想，我很懷疑張宜泉的社會思想的形成，很可能與他在序言中所說的「後從金台李夫子游舉業」有關，也即與他的李夫子這一老師有關。我們就不說張宜泉的反清排滿思想是由其老師的傳授影響誘導而來，最起碼來說，張宜泉的反清思想得到了其老師的容忍。也就是說，張宜泉在游舉業時，其老師也具有同樣的思想，不然絕不會容忍張宜泉的反清思想發展到如此嚴重地步，說嚴重一點，恐怕張宜泉早已被逐出師門了——須知此有殺身滅門之禍呀！還有，張宜泉用「鳴琴未肯留金水，雄劍今將赴石樑」來送行的張次石「同學」，也可能與張宜泉一樣，出自李夫子門下。
張宜泉是一個思想如此激進的人物，反清排滿已成為他思想的主流；而曹雪芹與張宜泉的關係又是「同君一別時」「似歷三秋闊」（見《懷曹芹溪》），以及他們的交往還有「不便張皇過，輕移訪載舟」（見《晴溪訪友》）的秘密關係，張宜泉交往人的標準又是「同聲相與應，殊類固難參」（見《蕭然萬籟含虛清》），這些問題都不能不令我們產生這樣的疑問：難道曹雪芹與張宜泉的關係真是周汝昌說的「張宜泉的幾個顯著特點是：身世可傷，家庭多故，嗜吟好飲，不肖不材，坎坷窮愁，孤獨憤激，看其性情，也是傲骨壯懷，詼諧放達，而不為世容。所有這些，卻或多或少地和雪芹有共同之處，因而這也必然就是他們的友誼的基礎」（見《村塾過從》161頁）嗎？
張宜泉與曹雪芹某些處境是相同了點，嗜吟好飲也可能為他們的交往開闢了前提；但曹雪芹與張宜泉若在「反清排滿」這主要思想問題上沒有相通之處的話，我認為二人的關係絕不會發展到如此非同一般的地步的，在曹雪芹死後，張宜泉恐怕絕不會傷心到「懷人不見淚成行」的。也就是說：如果張宜泉單方面有此反清排滿思想，而曹雪芹則毫無此思想的話，那麼曹雪芹對張宜泉這個「異類」絕不會來往的，最佳也只能敬而遠之；那麼反過來也就是說，曹雪芹如果沒有此類同於張宜泉的反清排滿思想的話，張宜泉也會視曹雪芹如糞土的，根本談不上什麼「攜琴情得得，載酒興悠悠」去會這位朋友了。
我想這是一個人所共知的常識。
我們從曹雪芹與張宜泉交往的關係上，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曹雪芹與張宜泉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它就是推翻滿清政權。這才是他們交往的共同基礎。
實際上也可以說，曹雪芹與張宜泉的交往關係和交往基礎類同於其祖父曹寅與杜蒼略的知交關係；所區別的是曹雪芹與張宜泉要比曹寅和杜蒼略更有膽識更激進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