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傳說
（一）曹雪芹的醫德
“紅樓”又熱，曹公在天有靈，不知是喜是憂。然，百人讀“紅樓”既有百解，沒什麼高下之分，無非興趣而已。現擷取一些曹公在北京留下的痕跡，是耶非耶，歡迎商榷。
曹雪芹遷徙西山後，廣泛地接觸了下層百姓，特別是生活無靠的殘疾者，雪芹非常同情他們的困苦，尤其是在他們得病之後，無錢醫治，更增加了他們的苦惱。雪芹為了給無助的病人解除病痛，經常上山為病人採藥，以減少他們的負擔。
香山地區曾經流傳著關於曹雪芹為貧苦百姓治病的傳說，《香山的傳說》中就有張寶章、嚴寬先生搜集整理的《芹圃先生的醫德》。崔墨卿先生搜集整理的《雪芹的由來》也有這方面的記載。《北京清代傳說》中還有張寶章先生記載曹雪芹為香山百姓治病的《手到病除》。
我曾拜訪過孔祥澤老先生，孔老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和吳恩裕先生去白家疃訪問，曾聽一位村民說：當年前山（指香山）旗裡有位大夫時常過來給窮人看病不要錢，每次來都在南邊山根一間空廟臨時借來桌椅給人看病，後來這位大夫搬到橋西住，有了家看病的人方便多了。一次舒成勳先生曾對孔老說，在藍靛廠原有多家藥鋪，雪芹經常到這些藥鋪給病人抓藥或配藥，這些藥鋪的名字舒老都一一記得，並說給孔老聽，遺憾的是孔老當時沒有記下。
孔老還說：雪芹因醫術高明，為不少的人治癒了病，一些有錢人的病被雪芹醫好了後，常常要買些東西送於雪芹，以報雪芹醫病之恩。雪芹往往告訴這些人，你不要給我買東西，你的錢先留著，一旦有病人看病，抓不起藥，我讓他找你，你把他的藥錢給付了，這不是可以幫助更多的人解除病痛嗎？就這樣雪芹為許多貧苦的百姓，治癒了多種頑症，人們交口稱讚雪芹的醫術高明醫德高尚。
看來，一個人，做一點好事並不難，難得的是一貫做好事。雪芹為西山百姓醫病，不要錢，甚至為貧苦的百姓採藥，出自於雪芹對西山百姓的愛，百姓口中、心中的口碑就是最好的證明。
（二）曹雪芹與白家疃
在我的印象中，一直覺得曹雪芹住在香山健銳營，從沒聽說雪芹晚年的最後五年是在白家疃度過的。
查閱有關資料，雪芹的好友敦敏在《瓶湖懋齋記盛》中確切地記載是乾隆二十三年春（即1758年），雪芹遷徙白家疃，有原注為證：“春間芹圃（雪芹的號）曾過捨以告，將遷徙白家疃。”在該文後敦敏因請雪芹鑒定書畫又先後兩次去白家疃，不巧，雪芹都不在家。在後注中敦敏大致講了雪芹在白家疃新居的情況，為饗讀者，引綴如下：“有小溪阻路，隔岸望之，土屋四間，斜向西南，築石為壁，斷枝為椽，垣堵不齊，戶牖不全。而院落整潔，編籬成錦，蔓植亟杞籐……有陋巷簞瓢之樂，得醉月迷花之趣，循溪北行，越石橋乃達。”
雪芹留下的傳記材料極少，敦敏的《瓶湖懋齋記盛》記述了曹雪芹遷徙白家疃的時間以及雪芹的一些言行，殊顯重要。那麼雪芹為什麼要遷徙白家疃呢？從乾隆十五六年雪芹辭別宗學遷徙西郊，並幾經遷徙，最後一次由香山遷到白家疃。有人分析有經濟原因之說、有迴避“輿論”之說、有屋塌之說、有“滿漢畛域”（乾隆二三年間，規定旗人的家奴可以開戶，即准許漢人出旗）之說、也有雪芹築屋白家疃與怡親王有關之說等不一而足。我則認為除了經濟原因之外，雪芹為了尋找一方遠避塵囂，更為理想的著書、修書之所。
只有親臨白家疃的人，才能體會到白家疃這個靠近西山腳下的小村有多美，青山似黛，植被豐沛，正如敦敏和張宜泉的詩中所道出的:“日望西山餐暮霞”、“廬結西郊別樣幽”、“門外山川供繪畫”、“寂寞西郊人到罕”，均可證明雪芹的居處近山傍水，除了自然秀美以外，寂靜和諧，是著書、修書的理想環境，我想比起香山健銳營的創作條件要好。遙想當年，雪芹為了著書，常常踱步於村西小石橋附近，縝密思考書中之情節……只有小石橋還曾記憶起當年雪芹踱步沉思的身影。
（三）空空道人考
《紅樓夢》中有個很重要的過場人物——空空道人。在關於曹雪芹的各種傳說中，事涉此人的並不很多。但這位神秘的道人於“紅樓”成書到底有什麼關聯呢？
日前，筆者曾見到吳恩裕先生所著《有關曹雪芹十種》中的《考稗小記》曾說：“得魏君藏‘雲山翰墨冰雪聰明’八字篆文，謂為雪芹所書。按篆文並不工。下署‘空空道人’有‘松月山房’陰文小印一方，刻技尚佳，……見之者鄧之誠先生謂的確為乾隆紙，而印泥則不似乾隆時物，蓋乾隆時之印泥色稍黃云云。余為謂倘能斷定為乾隆紙，則印泥不成問題。蓋不惟此印泥本即為淺朱，即使為深朱亦不能必其為非乾隆時物。‘空空道人’四字尚好。此十二字，果為雪芹所書否，雖不可必，然1963年2月晤張伯駒先生，謂‘空空道人’四字與其昔年所見雪芹題海客琴樽圖之字，‘都是那個路子’雲。”吳先生雖然經兩位大家鑒定為曹雪芹真跡，因印泥的顏色有礙，證據略顯蒼白。
這讓我突然想起我的好友楊奕先生，他長期生活在白家疃附近的太舟塢，他曾寫過《清代著名詞人之一納蘭性德》一文，講到一件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白家疃有一座空空廟，這便是為雪芹的“空空道人”提供了直接證據。為饗讀者，引綴如下：“就在曹雪芹白家疃居所的南邊山根，曾有一座小廟獨立山麓。廟一間，面積約十平方米。因為廟中沒有神祇偶像和牌位，空空蕩蕩，當地人叫它‘空空廟’。此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平整土地時被拆除。……雖已無文字記載，但從形制和位置判斷，當為山神廟一類。建築年代已無考證。現今有人認為這座‘空空廟’可能與曹雪芹《紅樓夢》開頭所寫的‘空空道人’有關。”
楊奕先生僅推測空空廟與《紅樓夢》的“空空道人”有關。但並沒有點破“空空道人”就是曹雪芹。可能楊奕先生沒有見到吳恩裕先生著的《有關曹雪芹十種》一書，或許也沒有見到“雲山翰墨冰雪聰明”這幅篆文小品。吳恩裕先生雖然請了當時著名鑒定大家鑒定為曹雪芹親書，但始終沒有弄清“空空道人”之號與雪芹的關係。白家疃的“空空廟”無疑為《紅樓夢》以及曹雪芹的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證據。
為何雪芹先生在書畫作品之中用他不常用的齋號？我以為早在乾隆二十四年雪芹在世的時候，《紅樓夢》（當時僅限於抄本），已經被視為“謗書”了；也就是弘晤所謂的“礙語”；弘曉組織家人抄寫《石頭記》，不用外人，以至怡府書目中找不到他家存有這樣一部書，就是怕人知道他家存有這部“謗書”，而此時雪芹（被抄家的後人）政治上受歧視，經濟上陷入困頓，以至蓬牖茅椽，繩床瓦灶、鬻畫為生，飧饔時有不繼、舉家食粥，酒常賒的困境。為了《石頭記》的成書，為了頑強地生存下去，一些時候，雪芹不得不在作書畫或寫信札時，署自己不常用的齋號，“空空道人”即是其一，當然“空空道人”也不是空穴來風，作為雪芹先生不常用的齋號，也是有因緣的，他生活的白家疃村的“空空廟”，雪芹曾經用來為村民看病，便借過來作為自己的齋號，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倘若不瞭解白家疃的歷史與淵源，親自去探索與考證，自然無法瞭解雪芹先生當時所處的困境與現狀。這正是雪芹先生起用“空空道人”齋號的用意，從而也為後人考證帶來了難度，然而這進一步確鑿地證明了“雲山翰墨冰雪聰明”篆文小品為雪芹所書。願請方家賜教！
另一旁證：吳恩裕先生在《考稗小記》所敘雪芹先生一行書信札，也證明雪芹簽名用一不經見之別號，為饗讀者，引綴如下：“魏宜之君言，1954年春，有人以曹雪芹書簡求售，索價至數百萬元（核今之幣值數百元），亟祥詢之，據云:彼所見之兩頁為雪芹行書信札，系寄某旗人者，略謂囑作之詩，因忙至今始得奉上，不知合用否，請斧正等等。函後簽名不作雪芹，而為一不經見之別號，但此別號為何，魏君已不多記意”。（見吳恩裕《有關曹雪芹十種》第132、133頁）
（四）曹雪芹與廣泉寺
香山廣泉寺是惟一確切記載曹雪芹與好友張宜泉到過的地方，並且兩人留有詩歌唱和，遺憾的是，雪芹先生的詩沒有流傳下來，只有宜泉先生按照雪芹詩歌的原韻和詩被記錄下來，為饗讀者，引綴如下:“《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廢寺〉原韻》：
“君詩曾未等閒吟，破剎今游寄興深。碑暗定知含今雨，牆貴可見補雲陰。
蟬鳴荒徑遙相喚，蛩唱空廚近自尋。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誰曳杖過煙林。”
朋友肖長江上個世紀60年代曾經到過此寺，和他談起，他說此寺僅留古井一口。探訪古寺的心情油然而生，老肖願做嚮導。
文案工作必須提前做，查閱史籍是必不可少的。查閱《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一集(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徐公時先生撰寫的《有誰曳杖過煙林——曹雪芹和張宜泉在北京西郊活動之斷片》。徐先生是通過研究張宜泉先生的詩以及和雪芹先生家族有關係的朋友寫的詩歌，找到了與曹寅同時代的好朋友宋犖（康熙三十一年任江蘇巡撫），寫有西山廣泉寺的詩歌，韻腳全同，來推測這座水源頭附近的廢寺——廣泉寺，遺憾的是徐先生沒有到過廣泉寺。
與老肖乘興而行到水源頭，繞過一個小山坡，路很窄，沿著羊腸小道前行，時陡時緩，有時還需要攀扶一些路旁的小樹或灌木，體會到張宜泉先生詩中所說:“曳杖過煙林”的境況，時間不長便到了廣泉寺。這個地方林木清幽，人跡罕至，廣泉廢寺已經沒有任何建築構件了，只有古井一口，是廣泉寺惟一的遺跡，坐落在半山腰的古井，打得是很深的。《天府廣記》曾經有廣泉寺古井的記載，稱其水質甘洌，適於烹茶。我突然發現古井的蓋板上隱隱約約有文字，只是年代久遠，字跡有些模糊，仔細辨認為“廣泉古井”為篆書，左邊的字體只能辨認出繁寫的“華”字以及“重修”二字，即便是這樣，對我們來講也是十分重要的，起碼我們辛苦尋覓的廣泉古寺，位置十分確切（事後查閱有關資料，得知廣泉古井上書寫的文字是北洋政府大員周肇祥重修古井之後留下的）。
遙想當年雪芹與好友，信步憩廢寺，當時他們所見的廢寺，雖然殘敗，也不至於像現在沒有任何遺跡可尋，雪芹與宜泉所看到的：零落的廢寺，滿目瘡痍，自然聯想到自己的身世，情不自禁地感懷，感歎世間的悲歡離合，因此，寫詩記述此事。
踏著雪芹先生和好友走過的足跡，回想著二百多年雪芹與宜泉尋訪古寺的往事，此時感慨萬千，雪芹的身世如在眼前，只有親身經歷過“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似的生活，以及經歷過兩次抄家後，過著“舉家食粥酒常賒”生活的雪芹，才能寫出膾炙人口，享譽世界的《紅樓夢》，讓後人敬仰。
（五）曹雪芹和敦敏、敦誠“虎門數晨夕”
位於西城西單東側的石虎胡同31號、33號院（上 世紀60年代前為7號、8號院，今為民族大世界商場），兩院相通，是北京保存較好的一座明清大宅。而且還曾為皇家府邸。這座府邸是大型的多重四合院。在北京眾多的四合院中，這個院可以說是居住名人最多的院落之一。此院在明代為“常州會館”，是江南舉子進京科考居住學習的地方。在清初，清政府把會館遷移到南城，這裡又為吳三桂之子吳應熊的府邸。因清皇太極的小女即十四格格恪純公主下嫁給吳應熊，故這裡一直被人們稱為“駙馬府”，又稱“恪純公主府”。現在北京的史地學者們為著文或探討方便，仍習慣稱這裡為“駙馬府”。到清雍正年間，為對八旗子弟教育，在這裡建立清“右翼宗學”。（清左翼宗學在東城的燈市口）。我國清代偉大的文學家曹雪芹曾在這裡任教。因曹公的好友敦誠有詩句“當時虎門數晨夕”，所以紅學家們又稱這裡為“虎門”。
就在這個大府的一個北院中，巍然屹立著一棵巨大的古棗樹。其高達15米，干周長達3米，始植於明初，距今已六百多年，是北京的“古棗樹之最”，人稱“京都古棗第一株”。古棗樹是北京的特色之一，在北京四合院中古棗樹最多。因棗樹“外表多荊棘，內中實赤心”，所以在很多名人故居中，都植有古棗樹。像文天祥祠、于謙故居、楊昌繼故居、魯迅故居、老捨故居、田漢故居等。這棵古棗樹的粗干盤錯挺拔，猶如巨龍昂首向天，無數的枝幹刺向半空。此後在這個大府裡居住過很多古今文化名人，曹雪芹可以說是最著名的人物。
曹雪芹是什麼時間到右翼宗學任教的呢？紅學家們也沒有定論。但有的紅學家認為大約是在乾隆九年（1744年）左右。他在宗學裡具體的工作是什麼呢？紅學家們竟說法不一。有的說是助教，有的說是教師，有的說是捨夫，有的說是瑟夫（這個瑟夫是否為捨夫的諧音），還有的說是職員、伕役、當差等。總之，他是在宗學任教。曹雪芹在右翼宗學任教，他是什麼學歷呢？有的紅學家認為他是孝廉（即舉人），但多認為是“貢生”，而且是“拔貢”。在清朝的學制中“貢生”有六貢，即恩、拔、歲、優、副、例。曹公的“拔貢”是順天府的拔貢，是經朝考合格的，故能到宗學任教。而敦敏、敦誠兄弟是右翼宗學的學生，他們大約是在乾隆九年入學的。
當時敦敏十六歲，敦誠十一歲。由於敦敏、敦誠兄弟聰明才奇，喜文善詩，和曹雪芹的關係雖是師生關係，儘管他們年齡相差也較大。但因志同道合，志趣相投，曹雪芹和兩位學生的關係很好，經常一起在古棗樹下談古論今，逐漸由師生關係變成好友。敦誠有著名的《寄懷曹雪芹》詩，詩云：“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接羅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捫。”。他們“數晨夕”、“高談雄辯”，不但經常在一起飲酒論詩，還有載可查，曹公曾幾次到敦敏的住處“槐園”去。關於“敦敏槐園在何處？”紅學家們雖多有考證，但今仍是個謎。但一致認為是在西城西南城牆根一帶。（有的紅學家認為是位於西單西南的南醇王府或袁家花園一帶，過去這裡是太平湖，但都沒有確定。在復內北側金融街上有兩棵明代古槐，又靠近原牆根，這裡會不會是“槐園”呢？尚有待於紅學家們的考證）。而敦誠的“西園”，紅學家們的觀點比較一致，認為在阜成門內大街南側一帶。清右翼宗學是在乾隆十九年遷到宣武門內的絨線胡同。而這時，曹公已不在宗學。
關於曹公是什麼時間離開的宗學，紅學家們也不太清楚。只是根據右翼宗學是在乾隆十九年時遷走，推算可能是在乾隆十六、七年左右離開宗學到的西山。現在的曹雪芹紀念館，即過去的正白旗村39號老屋，實際上也就是曹公故居，在1974年4月發現了題壁詩，有的詩注有“丙寅”年，也就是乾隆十一年，證明曹公在乾隆十一年時已到西山。有紅學家說，曹雪芹是在其好友及表兄福彭的幫助下住到西山的，福彭正是正白旗的都統。還有福彭英年早逝，是在乾隆十三年41歲時去世的。所以曹公在乾隆十一年時已在西山是可能的。在曹雪芹紀念館的第三展室就明確寫著：“約於乾隆十年左右，他為生活所迫，離開京城，結廬西山，過著‘茅椽蓬牖，瓦灶繩床’的生活，用血和淚鑄成了他的舉世名著的”。這也就是說，曹公在乾隆十一年時已離開清右翼宗學。總之，曹雪芹在清右翼宗學教學的時間不會太長。因紅學家們多有著文，說曹公的思想感情是愛憎分明，疾俗憤世，甚至“傲骨狂形”，這當然是統治者所不容的。
如果說曹雪芹在西山的偉大創舉是寫作《紅樓夢》，那麼，在右翼宗學結識敦敏、敦誠兄弟可以說是曹公的重要身世。敦敏、敦誠兄弟有關於曹公身世的詩作，大多是在曹公到了西山後，他們頻頻交往而作的。如名篇敦敏的《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敦誠的《寄懷曹雪芹》等詩，其例舉不勝舉，敦敏有《懋齋詩鈔》等詩集，敦誠有《四松堂集》等詩集。詩中都有大量的有關曹公身世的詩篇。因有關曹公身世的記載很少，紅學家們都是從敦敏、敦誠的詩作中尋找，所以敦敏的《懋齋詩鈔》和敦誠的《四松堂集》被紅學家們稱為尋找曹公在北京身世的編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