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紅樓夢》作者之謎（一）
這是拙著《紅學評議》(暫名)「外篇」中的第一篇；外篇主要是有關紅學考證方面的文字，都數十萬言，已將次竣事。「內篇」則是在「外篇」的基礎上，分析小說的思想藝術，並準備和新紅學家討論討論有關這方面的觀點；積有資料，尚待著手。由於內、外篇的許多看法，都離不開此文，故先予發表，以便向紅學界請教並聽取讀者意見。但此文自覺過長，析出考證雪芹和石兄生平部分二萬多字以後，本文仍達六萬字。為免徒災梨棗，由我自行摘錄於下。略去的主要是大量例證以及原稿「內證之四」部分(雪芹將榮府西花園「拆遷」改建為東邊的大觀園)，可是篇幅仍然很長，這只有請讀者鑒諒了。因為，如不列舉必要的例證，在紅學界已有定論的情況下，要提出我的奇特看法是有困難的、難以服人的。「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又，引文除註明者外，均據戚本校庚辰本，戚本異文於字句下加線，庚本異文則列於( )中。〔 〕號中系筆者校改的文字。凡文中提「脂批」處，系泛指八十回本的批語；「脂(硯)齋批」則指他個人的批語。
一、問題的提出
「《紅樓夢》的作者是誰?」——「這個標題似乎可笑，何用再說。」請恕我引用俞平伯先生在影印甲戍本《後記‧可以確定著作者為曹雪芹》中的話。因為「從考證方面來看，並不是這樣」，《紅樓夢》的作者問題是「不斷地總有人提起的問題」。
不過，把「作者」(「一手創纂」或「創始意義」的作者)確定為曹雪芹，有一系列問題不太好解釋。隨手舉幾個小例子——庚辰本第十三回回末朱眉批云：
讀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聲大哭!三十年前作書人在何處耶?!｜至少可以舉出五條理由證明這是畸笏乾隆壬午(1762)所批*。雪芹卒年說法不一，但事情很湊巧，無論如何不會早於壬午除夕。壬午雪芹明明還活著，畸笏怎麼會大哭「三十年前作書人在何處耶」呢?由壬午上溯三十年為雍正壬子(1732)；按雪芹生於乙未(1715)說，壬子他才十七歲，十七歲前就開始創作這部自稱是寫他「半生潦倒之罪」的小說，說不過去吧?若按雪芹生於甲辰(1724)說，壬子這年他才八歲；八歲孩提自歎「風塵碌碌，一事無成」，「撰此《石頭記》一書也」，豈非神話!不妨再看一條脂批：
以自古未聞之奇語，故寫成自古未有之奇文，此是一部書中大調侃寓意處。蓋作者實因鶺鴒之悲，棠棣之威〔戚〕，故撰此閨閣庭幃之傳。(甲戍本第二回第十一頁反面朱眉批寶玉挨打後亂叫姐姐妹妹就可解痛)｜《詩經》「鶺鴒在原」、「棠棣之花」從來就是「兄弟」的代名詞。脂硯齋在這條極為重要的批語中明說作者是因懷著對兄弟的悲痛而寫書的；若作者即雪芹，請問如何解釋歷史呢?雪芹只有一個早死的弟弟棠村，和本書的題材、故事本身扯不上關係。在沒有一絲半點證據情況下，紅學家們給雪芹找到了一個爸爸名曰曹頫\；這個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還被皇帝說成是「無知小孩」的曹頫\，竟能在1724年生出一個名叫曹雪芹的兒子，其事已屬可駭；若據脂齋上述批語，則曹頫\還該有個比雪芹年齡大得多的長子才是。否則，你讓雪芹從何生發出什麼鶺鴒之悲呀!可是，不論把頫\年事如何估計，他實不可能再給雪芹生出一個哥哥來的。——可見脂齋此處所說的「作者」該是另有所指，不會是「曹頫\之子」雪芹吧?如果這麼明顯的批語還不足以作為證據的話，恭請紅學家再讀戚本第二十三回的總評：
詩童才女，添大觀園之顏色；埋花聽曲，寫靈慧之幽閒。妒婦主謀，愚夫聽命。惡僕慇勤，淫詞胎邪。開《楞嚴》之密語，闡法界之真宗。以撞心之言與石頭講道，悲夫!此批顯出於戚本脂批中時時出現的那位和尚或居士之筆，觀點可哂。但有足重視處：如果小說確是雪芹一手創作而成，難道他自己竟會寫下「撞心之言」與他自己——「石頭」講道?!像上舉脂批，如果不是《風月寶鑒》舊稿*作者另有其人，那是非常難以解釋的。
曹雪芹是這部小說的改作者，首先，這是有前人記載可徵的。去雪芹生平未遠，很可能和曹家有點親戚關係的裕瑞就說過：
聞舊有《風月寶鑒》一書，又名《石頭記》，不知何人之筆。曹雪芹得之，乃以近時之人情諺語夾寫而潤色之，藉以抒其寄托。以是書所傳述者，與其家之事跡略同，因借題發揮，將此部改至五次，愈出愈奇。……聞其所謂寶玉者，尚系指其叔輩某人，非自己寫照也。(《棗窗隨筆》)
另外，程偉元也說過此書「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內記曹雪芹先生刪改數過」；舊紅學家王夢阮等對此也有過推測。我以為這類傳聞和推測，是不妨和上引脂批並觀的。
雪芹是小說的改作者，這在由脂抖?特地為之保留下來的雪芹弟弟棠村寫的《風月寶鑒》舊序中，其實是說得很清楚的：
……(空空道人)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庚本多「錄」，誤〕，改《石頭記》為《情僧錄》。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此句據甲戍本增補〕，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鑒》。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將棠村這段舊序聯繫卷前《楔子》來看，小說的寫作過程原來明分兩個階段：先是那個被稱為「石兄」、自稱為「石頭」的作者業已「編集在此」的一部「自敘」性質的小說，由後來易名為「情僧」的空空道人抄錄回來問世傳奇，他「改《石頭記》為《情僧錄》」；同時又被人題以《紅樓夢》《風月寶鑒》等等不同書名。到了第二階段才是曹雪芹在石兄舊稿基礎上「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改寫成為《金陵十二釵》，即今天我們所說的《紅樓夢》。
既有可資懷疑的許多脂批，又有棠村舊序為證，還有裕瑞諸人的記載，《紅樓夢》的作者問題本來是相當清楚的；或者說這至少是個可以深入研討的問題吧?可是紅學家們卻偏偏把這部內容上明明存在矛盾而未及統一的小說斷為曹雪芹一手創造而成，並由此引起一系列爭論不清糾纏不已的問題，這是什麼緣故呢?
原因蓋在於胡適。必須指出：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一手創作的祖師爺，就是「新紅學」的祖師爺胡適。胡適第一篇有關這部小說的論文《紅樓夢考證》就是「先從『著者』一個問題下手」的。(重點引者所加，下同。)他在引用上述棠村舊序後說：「大概『石頭』與空空道人等名目都是曹雪芹假托的緣起」。接著，他把小說中的賈府世系和歷史上的曹家世系加以排列類比，得出了賈政＝曹、寶玉(石頭)＝曹雪芹的結論，因而斷言《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然主義」的「自敘」。儘管紅學家們是那麼真誠地批判胡適，可是，請問一下：把雪芹斷為曹或曹頫\之子，又由此而去考證雪芹的家史、生卒年，甚至還企圖「考出」乾隆皇帝必然納過一個什麼「曹佳氏」為妃……，這些幾十百萬言的考證和爭論文字，究竟有沒有跳出胡適的曹雪芹「自然主義」「自敘」說圈套呢?可以這麼說：連篇累牘的考證雪芹生平、家史的文字，幾乎都是以小說乃曹雪芹的「自敘」說(或帶「自敘」性質)為基礎的。而「自敘」說的大前題則是「石頭」等等名目「大概」「都是曹雪芹假托的緣起」。——然而，如果「石頭」「大概」——甚或可以肯定並不是曹雪芹自己「假托的緣起」呢?
石兄(石頭)非雪芹，非雪芹的「假托」，非雪芹之「故佈疑陣」，而實另有其人。胡適的說法，不過是「胡(適)說」。謂余不信，請看證據。
二、脂批明示「石頭」不是曹雪芹
「石頭」不是曹雪芹。首先，這可以從朱墨燦然的一系列脂批中得到有力證明。此處僅舉三例：第五回警幻向寶玉介紹曲子時，「若非個中人」句下戚本小雙批雲——甲戌本作朱旁批，()中為異文：
極妙(三字要緊)!不知誰是個中人?(多：寶玉即個中人乎?)然則石頭亦個中人乎?作者(多：「亦繫個中人乎?」無下面的「與」字)與觀者亦個中人乎?｜又曲子首句「開闢鴻蒙，誰為情種」句下戚本小雙(甲戍朱旁)批云：
非作者為誰?——余曰：亦非作者，乃石頭也。｜又第二十回寶玉道：「我也是為的是你的心，難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句下，戚、庚兩本同有小雙批云：
此二語不獨觀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不但作者未必解，想石頭亦未必(不)解。——不過述寶林二人之語耳!——石頭既未必解，寶林此刻更自己亦不解。——皆隨口說出耳!——若觀者必欲要解，須自揣是寶、林之流，則不必求解矣。萬不可將此二句不解，錯認寶林及石頭、作者等人。(「——」中的話當為批旁之批)｜請注意一下重點。這三條(不止三條)脂批的批者思想(或觀念)上，「石頭」與「作者」明明是兩個人。否則，決不可能如此接連不斷地寫下這類批語的。石頭是石頭，不是作者；正如作者是作者，不是觀者一樣。在批者心目中，石頭、作者、觀者是三個並列的不同概念。如果應用胡適「石頭＝作者＝曹雪芹」的公式，則上引批語恐將成為永遠讀不懂的天書了。
《風月寶鑒》舊稿作者石兄非曹雪芹自己，這也可以從甲戌本脂批中正面提到雪芹處看出來。我們知道：第一回「慣養嬌生笑你癡」一絕是整部小說中出現的第一首詩；可是脂硯齋並不在這首詩附近，而是到此詩以後的八百字處、雨村中秋詩「未卜三生願」這首五律旁才下批云：
這是第一首詩。後文香奩、閨情皆不落空。余謂雪芹撰此書中〔當漏：詩詞〕亦為傳詩之意。｜我們知道：下面這首偈詩是整部小說中最先出現的、第一首標出作書「本旨」的韻文：
無材可去補蒼天，(甲戍句下朱批：書之本旨。)枉入紅塵如許年。(甲戍句旁朱批：慚愧之言，嗚咽如聞。)此系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可是又很奇怪：脂硯齋不在此詩附近，而是在它以後九百字處「滿紙荒唐言」詩下才批注云：
此是第一首標題詩。｜脂齋為什麼要這樣批?聯繫上引有關脂批來看，問題至為清楚：蓋「無材可以補蒼天」、「慣養嬌生笑你癡」者，石兄舊稿《風月寶鑒》中的詩也；「未卜三生願」、「滿紙荒唐言」，這才是雪芹新稿中的「第一首(標題)詩」。脂齋不將「第一首」云云批注於前而批注於後，這說明何者為石兄舊作，何者為雪芹新作，他心裡有數。
這部小說原是石兄所「記」並已「編集在此」，由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改作成書的。細讀脂批，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為進一步說明問題，這裡有必要舉出俞平伯先生在影印甲戍本《後記‧可以確定著作者為曹雪芹》最後一段話：｜此外，甲戌本脂批也幫助我們來確定一事。他說：
若云「雪芹披閱增刪」，然後(似當作「則」)開捲至此，這一篇楔子又系誰撰?足見作者之筆狡猾之甚。後文如此處者不少。這正是用畫家煙雲模糊處，觀者萬不可被作者瞞弊(蔽)了去，方是巨眼。(八頁下，眉批)
此批為甲戍本所獨有，意義甚明，不待申說。「畫家煙雲模糊」，即上文所謂「疑陣」也。
雪芹當時關於寫《紅樓夢》每每閃爍其詞，不肯直說，但在這裡又被脂硯齋給指明了。實事求是細審一下原批，俞先生所引還是「有待申說」的。批語中由我加重點的「後文如此處者不少」一語，它的意思很清楚：即像《楔子》這樣，由雪芹自撰的文字後面還有不少——因此，不能說雪芹對小說只是作了「披閱增刪」(即在舊稿基礎上做了些修修改改，纂成目錄，分出章回)的簡單工作。如果書前所列的「作者群」全是雪芹自布的「疑陣」，小說是由雪芹一手創作而成，那麼，脂齋在這裡就毋須說什麼「然則這一篇楔子又系誰撰」；他還要特地點明「後文如此處者不少」，就變成完全多餘的廢話了。這條批語確是意義甚明的；不過，略加申說，不但無法成為「可以確定著作者為曹雪芹」的證據，而是相反地恰恰成為雪芹在他人舊稿基礎上重新改寫成書的有力證明一?「後文如此處者不少」云云，那是說後面還有不少章節是雪芹自撰；但是其它部分則是根據他人舊稿增刪改寫的。
胡適說「石頭」等等名目「大概」是曹雪芹的「假托」；在批判胡適後的八年，俞平伯先生又在說「石頭」等等是雪芹「故佈的疑陣」，說法何其相似乃爾!然而令人奇怪的倒不是俞先生，而是那些既拿不出理論又拿不出什麼材料大罵胡適、痛批俞平伯先生的紅學家們。他們為了和胡適劃清界限，甚至別出心裁硬要把甲戍本稱之為什麼「脂殘本」之類；(明明缺了兩回的庚辰本難道不是「脂殘本」?)他們比一般讀者和研究者更早、更多地看到許多重要的版本，可是在其比「漢儒說經」還要汗牛充棟的大著中，曾經一提上述這類有關《紅樓夢》作者問題的重要脂批麼?從來沒有!這種視若無睹，見而不問的情況不是有些過份令人驚奇麼!不過，說穿了，這也無足為異。因為，如若一提上述這類有關「石頭」不是「作者(雪芹)」的脂批，那就無異釜底抽薪，把胡適的那個「大概」估計從根本上全部推翻了。這一來，「石頭＝寶玉＝曹雪芹」這個天經地義的公式，也就隨之成為貨真價實的「胡說」了!這樣，建立在這個公式基礎上的全部「上層建築」，諸如雪芹是曹頫\之子、雪芹家於乾隆四五年又再度由盛而衰……之類，也就成為大荒山中無稽崖下的笑談了。所以，像胡適那樣雖然口頭上甚為「虛心」，說這不過是「大概」估計而已，可這個「大概」對於「胡(適)說」派紅學來說，實在非同小可，它是具有「絕對」的性質，是個「絕對」不容改變的「大概」。若一改變，那麼，「胡(適)說」派紅學的全部考證研究，「大概」也就全部完蛋了!
三、從一系列內證證明雪芹是在石兄舊稿基礎上重新改寫成書的
本文先談旁證、外證，出於行文方便故耳。我不是先從旁證、外證得出結論的；我是從小說本身發現一系列無可置疑的內證，聯繫脂批以及裕瑞諸人的記載，才敢於冒大不韙對尊敬的紅學家們失去我的尊敬的。把脂本仔細看看，不難發現，這部小說從語言文字、故事環境、情節先後以至人物家門、性格直到全書的思想觀點，全有未盡統一之處。固然，造成某些方面的矛盾和破綻，原因是異常複雜的。如思想內容上的矛盾，既有石兄舊稿和雪芹新稿未及統一的問題，也有雪芹本人世界觀中的矛盾，還有十年修改過程中雪芹思想觀點的發展變化，另外還不能不遷就舊本原來的藝術處理，還受到畸笏等人的干擾，等等，這都是有待深入研討的問題。不過，《紅樓夢》中也存在某些顯而易見的矛盾，非常清楚地向我們顯示：雪芹確是根據他人(石兄)舊稿重新改寫成這部偉大小說的。
貧病過早奪去了雪芹的天年，致使這部偉著未能全部完成，這是世界文學史上難以補償的巨大損失。由於重新改寫並沒有全部竣事，因而小說中往往留下了一些破綻。這些破綻一方面是瑕不掩瑜的，另方面倒也恰好成為我們研究這部小說作者問題的最好內證。——當然，一談起「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紅學家立刻會三十遍、五十遍地向我們津津樂道諸如十七、十八未分回呀，廿二回末謎語未完呀，「缺中秋詩俟雪芹」呀……。然而，小說「未成」之處僅僅止於此乎?「未成」處是遠遠地大大地超過這類皮相之談的。舉個小例子吧：第七回秦鍾初次出場，小說明寫賈蓉引進來的是一位「小後生家」(按：這是吳語詞彙；後生猶青年之意。家是語尾音，無實義。江南人稱「小後生家」最小也該是十五歲以上的人了)；寶玉和秦鍾同年，可是中間至少經歷了四年以上(參看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中的《紅樓夢年表》或新版的《紅樓紀歷》。以下簡稱《年表》或《紀歷》)，到了第五十六回回末，這個「小後生」卻變成「人小魂不全」、「屋裡不可多有鏡子」的小孩子了。寶玉不是越長越大，而是越活越小了。這明是雪芹剪裁、挪移他人舊稿殘留的痕跡。即此可知雪芹生前對書中主要人物寶玉的年齡也未及統一，則「書未成」之意義豈止六十四、六十七回「此有彼無」之類而已乎!我先舉此例是用以說明：如果輕信「書未成」的含意僅僅只有紅學家如數家珍談的那幾點明顯不過的地方，那是發現不了更多問題的。在紅學領域中，自從胡適以來，被那個「大概」所捆住手腳之後，又益以「書未成」之類的膚皮了草解釋，這樣，本來是清清楚楚的問題，就更加越攪越亂了。
「為了真正弄清楚常常被人故意混淆起來的複雜而困難的問題，事實卻正是十分必要的」；「應該設法根據正確的和不容爭辯的事實來建立一個可靠的基礎，來和一切今天被某些國家所恣意濫用的『一般的』或『大致的』論斷比擬」；「根據這些理由，我們決定由統計著手」(列寧：《統計學和社會學》。引自《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278—280頁)。這就是筆者之所以要從小說中去收集大量例證的原因。因為連一些最基本的事實也被紅學家混淆了，不先列舉出確鑿的事實改變紅學界的定論，然後再根據不容爭辯的事實來進一走分析得出科學的結論，這在目前是十分困難的。然而也正由於此，不得不使我這篇文章顯得十分臃腫了。在a、b、c、d被說成d、c、b、a的情況下，不這樣做，又有什麼法子呢!
內證之一：大量吳語詞彙
「《紅樓夢》是用純粹的北京方言寫的。」——且從這個最簡單不過的問題談起。從狄平子印戚本加眉批斥「今本」不懂京語「妄改原本」起，直到解放後紅學家批評新印本因不懂京語而把它改壞了，以及在指斥程本時對之妄改「原本」京語作為罪狀之一，這等等都表明這部小說是用北京話寫的這一論斷是不成問題的問題。然而，請問一下紅學家們：你們的論斷可靠麼?《紅樓夢》的舊本、原本、古本果然如是乎?
被斷言是用純粹北京話寫的這部小說中，就運用了數量可觀的南京話詞彙。除了眾所周知的「鳳辣子」、「老爹」兩詞以外，諸如「憨頑」、「花胡哨」、「清爽些(病體稍痊)」、「煨」、「絮聒」、「出月」、「盤纏(日常費用)」、「汗巾子」、「混話」、「便宜(或作便益、便意，方便之意)……就全是南京詞彙(可參考《儒林外史》加以對照)。它們在書中有的是偶一，有的則是經常的、大量地反覆出現的。例如汗巾子：第28回寫琪官「將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晚上襲人見寶玉睡覺時「只見腰裡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系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裡呢」……。這就足以證明吳世昌先生認為「雪芹寫《紅樓夢》中人物的對話，主要是用北京方言，但他有時也偶爾用些江南方言中的單詞只句，以透露故事的素材背景」*之語，未必全合事實。因為，不僅是「人物的對話」，即使作者在自己行文的敘述中，也是大量而非「偶爾」用江南(南京)方言的。
當然，被斷言生於南京的曹雪芹在書中多用南京語言，這是不足為奇的。可是，這部小說中卻還同時存在數量不少的揚州詞彙呢!它們不只是「偶爾」用於人物的「對話」中，卻是經常地反覆地用於諸色人等的對話以及作者行文的敘述之中。如：１這會子——第十六回平兒說「這會子二爺在家」、同回趙嫫嫫說「我這會子跑了來」……，這個道地的揚州詞彙圊?書中出現達數十百處。２才剛——書中不少處用「剛才」，但至少有數十處作「才剛」；不止一個人，許多人口中都說「才剛」(戚本作「才剛」處，庚辰本往往作「剛才」。下引加重點的是庚辰本作「剛才」處)，如第十六回鳳姐問賈璉「才剛老爺叫你作什麼」、第三十二回老婆子說「才剛打水的人……」、「王夫人道：才剛我賞了他娘五十兩銀子」、第四十回劉姥姥忙道「才剛那個嫂子倒了茶來」……。按，才剛，非誤書。揚州口語也，剛讀如京語之「間」。３吃、喝並用(戚本作「嗑」，實即喝)——書中達數百處。如第四十一回「鳳姐(兒)笑道：『這個杯沒有喝一個的理……，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劉姥姥捧著喝乾(×)。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吃(×)，不要嗆了。』」又如第六十一回「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碗(回)湯，吃了半碗粥」。按，京語食流汁物無一而不曰喝。揚州話則是吃、喝並用，如既曰喫茶吃酒，又曰喝茶喝酒。蓋揚州話「喝粗吃細」也。上例中「粗、細」是分明的。除了這類經常出現的揚州話以外，書中也還有偶爾出現的道地揚州詞彙如「沒得」(如第五十七回寶玉對紫鵑談燕窩：「我正要告訴他，沒得說完」。余例見五十五、六十、六十一諸回)之類，這裡就不細舉了。另外還有諸如「下作」、「挺屍」、「作死的」……之類揚州話中也有的詞彙，因蘇州話中是更經常應用的，而且書中還用了吳語諧聲字，故留待下文再說。
《紅樓夢》中用了這麼多南京和揚州詞彙，可是紅學家卻有本領斷言它是用純粹北京話寫的。你道怪也不怪!然而問題遠不止於此，這部小說中還存在著數量頤伙的吳語(蘇州)詞彙。為了讓「純粹(道地)的北京方言」之說見鬼去吧，不嫌詞費，列舉部分例子於下：１憊懶——第三回黛玉心想寶玉「不知是怎生個憊懶人物」。按：嘉慶間獨逸居士《笑笑錄‧憊懶》條：「令，吳人也。操吳語哭訴曰：袁時中真正憊懶!』左右大笑。」——憊，音皮。２狼附圖 (連結)——第八回「怎得銜此狼附圖 (連結)蠢物等語謗余之談」。按：吳文英《吳下方言考》：「今吳諺謂物大而無處置放者曰狼附圖 (連結)」。——附圖 (連結)，讀為「剛」之上聲。作者在此處用這詞，切極妥極!３物事——第二回雨村「又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第二十七回「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上了這些物事」。按：物(讀如京音之「沒」)事，吳語猶「東西」也。４事體——第五十八回「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辦理榮寧兩府事體」(余例見六十三回並兩見於第四回)。按，吳語「事情」之謂。５事務——第五十七回「黛玉不時遣雪雁來探(消息)，這邊事務盡知」、第七十一回賈政對家中「所有大小事務一概發付於度外」(余例見第四十六回，並兩見於五十八回)。按：事務系蘇州話對「事情」之另一稱法。嘉慶十五年漱芳閣精刊彈詞《風箏誤‧戲婢》中，「(丑白)故歇辰光奔出來啥事務」、「故宗事務說白相個」可參證。６挺屍——第五十一回晴雯說麝月「真是挺死屍」、四十四回賈母附圖 (連結)賈璉「灌了黃湯，不安份守己的挺屍去」(余例見六十、七十三等回)。按：吳語罵人躺在床上不動曰挺屍。７下作——第三十回王夫人罵金釧「下作小娼婦」、第四十五回李紈說鳳姐若生於寒門「還不知怎麼下作貧嘴惡舌的」(余例見三十六、六十七等回)。按：下作猶京語之上?流也。蘇州常用口語詞彙。８人客——第十四回鳳姐派二十個人「每日在裡頭單管人客往來倒茶」、第五十六回甄家女人說甄寶玉「有時見了人客……」。按，武進王古魯先生注《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該應」云：「吳語中有許多語彙，和北方語顛倒的。例如北方語『熱鬧』，吳語作『鬧熱』之類。」此說殊精到。小說第十六回寫賈政生辰就作「鬧熱非常」(不止一例)；此處「人客」正是蘇州話中之「客人」。９黃湯——除６引外，如七十一回姑子說尤氏「勞乏了幾天，黃湯辣水沒吃」(余例見六十五、七十九等回)。按：江南多飲黃酒，故將酒叫黃湯。《綴白裘‧癡訴》丑扮諸葛諳上場蘇白：「騙兩個銅錢，買口黃湯呷呷。」可參證。10小菜——第六十二回小燕「走去拿了小菜並碗箸過來」、第五十四回「另設上各種精緻小菜」。按，京語小菜是指盛於小碟子中的醬疙瘩之類的鹹菜。第五十八回晴雯說「這稀飯鹹菜鬧到多早晚」的「四樣小菜」，是北京「小菜」。但像以上二例明是吳語中的家常便菜。11滾水——第五十二回敘寶玉一時又問晴雯「吃些滾水不吃」、第五十四回小丫頭道「巴巴的倒的還是滾水」(本回滾湯滾水計三見)、第六十回「萬不得，滾白水也好」(本回凡二見)。像五十二回此句用京語根本沒法念，吳語是極順口的。——吳人把開水叫滾水。12麵湯——第七十七回襲人「叫人舀了麵湯催寶玉洗臉」。按，若是北京土話，煮麵條餃子之湯何能給二爺洗臉?蘇州話則把洗臉水叫麵湯。13面子——第二十八回鳳姐說薛蟠拿珍珠「乳缽合(隔)面子呢」、第七十五回李紈說「他姨娘家送來的好茶面(子)倒是對碗來你喝罷」。按，蘇州人把粉狀的東西叫「面子」，京語無。此句姨娘系指姨母，亦蘇州話。庚辰本「合」作「隔」，不誤。吳越間凡以合作名詞(如一升一合)或動詞用時，音「隔或葛」。明末沈寵綏《度曲須知》中，凡「合」作動詞用時均自注音「葛」，可證。14杌子——第三十五回「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坐下」、第七十三回「賈珍方在進門杌子上坐了」，例極多。蘇人把凳子叫杌子。小杌子京語該說「小板凳兒」或「小馬扎兒」。15齊整——第四回門子談香菱「其模樣雖然出脫得齊整」、第三十六回「忽見史湘雲穿的齊齊整整來辭說」，例極多。按，京語只說「整齊」；吳語之齊整是漂亮之意。16癡子——第二十八回黛玉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癡病，難道還有一個癡子不成?!」第三十回「裡面的早已癡了……外面不覺也看癡了」、第六十九回「小妹笑道：你終久是個癡人」、第七十三回「因此又叫他作癡丫頭」，例甚多，不下數十處。此等凡用癡字處，悉蘇白，北京人根本聽不懂。蓋京語應說「瘋子」、「傻子」之類。17呆子——第四十七回回目「呆霸王」、第五十七回「晴雯見他呆呆的一頭熱汗」、同回襲人說寶玉「那個呆子的眼(睛)也直了」、又說「也沒見我們這呆子聽見(了)風就是雨」，例亦達數十處。按，京人口語無呆字；讀書時且呆(ｄāｉ)、呆(aｉ)不分。小說中偶爾也用的吳語「呆子」相當於京語之笨蛋，而呆子則兼天生的傻瓜、笨蛋之意。18鬧黃了——第八十回薛蟠「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按：黃了，吳語，猶京語「漏了餡」之意。若此語用北京舊日土話寫，該作「又怕寶蟾之事漏(露)白了」，顏色正好相反。19老貨——第八回薛姨媽對李嬤嬤笑道「老貨，你只管放心吃你的去」、同回黛玉要寶玉「別理那老貨」(余例見十九、五十三等回)。這亦吳語詞彙，猶京語之「老劮?伙」、「老東西」。20灌喪——第四十四回尤氏要鳳姐「盡力灌喪兩鍾罷」、鳳姐笑道「我昨兒灌喪(了酒)了」。按，喪，戚本六十五回作囔，庚辰本同回作撞，同本七十九回作（左口右床）、嗓。都是諧音。《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楊老六「在船上賭輸了，又（左口右童）了幾杯燒酒，（左口右童）的爛碎」，亦同，但（左口右童）字不見於《詞源》等書。據《新華詞典》：（左口右童），讀為ｃｈｕaｎｇ(與床同音)，釋為「毫無節制地大吃大喝」，不知何所據而云然?(這正和這部詞典據人民文學出版社印本註釋，將《紅樓夢》中的「夯」讀作為「笨」一樣，查無實據。)若明乎喪、（左口右床）、（左口右童）之類全是江南話，則此字應作「舂」，(但不入「東」韻念作ｃｈōｎｇ；隨吳越各地口音不同讀為雙ｓｈｕāｎｇ或喪ｓāｎｇ之類，不一。)蓋吳越鄉間多用大小熟米粉或飯放在舂臼中「舂」打磁實，製成如水磨年糕之類的食品。故吳越鄉語恆說「舂酒」、「舂食」等等，猶言用杵向臼中舂打得結結實實。這是個很形象的詞彙。
這裡是為了湊成個「整數」，僅僅只舉二十例。其它如十二回之「滿口胡說亂話」、六十二回之「烏泥苔滑」、五十七回寶玉道「你又說白話」、第六十等回之「正無頭路」……等等京語所無的蘇州詞彙；京人罕用而在吳人卻是口頭禪的「(大)毒日頭」、「田地(作地步、程度解)」……之類；以及除了在吳中但他處也偶用的「堂客(女人)」、「堂屋」……之類；因昆曲流行而業已為京語所採用的「標緻」「先兒」……等原來吳中詞彙；還有有關人稱的大量吳語詞彙，如用得不多的「親爺」(第四、十二回)、侄男(讀如京語之「奶」、見六十回)、親家娘(第七十一、七十二回)、「大伯子」……等等，以及書中大量出現的姨爺、姨娘(即姨媽)之類，就不再一一列舉了。單就上面這篇子簡明的賬單來看，《紅樓夢》中的吳語詞彙也夠得上是洋洋大觀的了。——它們是這麼多，而且又用得如此恰到好處。
然而事有未盡於此者。在這部用「純粹北京方言」寫的小說中，竟然還大量地應用蘇州話的諧音字。這集中表現在以下六個字上面：１以「能」字諧音代「寧」字——如庚辰本第五十六回平兒說買辦「能可得罪了主子」、同回「姑娘們能可使奶媽們……」、六十八回鳳姐說「只能可多給他錢為是」……，例多，不贅。(戚本對這個費解的「能可」似均經人改過，已悉作「寧可」)。按：蘇州一帶讀「寧」為「能」，如把「寧波」說成「能波」。２以「是」諧音代「自」——第十二回賈瑞「正是(自)胡猜、第六十九回鳳姐「外面待尤二姐是(自)不必說得」、第七十回鴛鴦「是(自)那日之後一向未和寶玉說話」、同回「將詩與李紈看了，是(自)不必說稱讚不已」。戚本作「是」處庚辰多作「自」；但庚辰亦有同於戚本作「是」者，如第二十四回賈芸在書房中「正是煩悶」，不切，當為「自」之誤。例子至少共有一二十處。按京語是ｚi和自ｓｈi很容易區分；但吳儂則是、自不分，均讀「史(上聲)ｓｈǐ」。上述《風箏誤‧鳶誤》丑白：「今朝勿見是有後日」、《戲婢》花旦白「附圖 (連結)，奴且不要管他，且是轉去」，及以同光以來的許多彈詞刊本均習慣用「是」代「自」，可參證。３以「堪」諧音代「看」——甲戌、庚辰第二回「堪堪又是一載光陰」、甲戌第二十五回「堪堪的日落」。按京語：看ｋaｎ去聲，決不能諧平聲堪ｋāｎ。這也是明顯的吳音字，蘇滬一帶看、堪同音ｋe。如光緒初木活字本彈詞一?一頂巾》卷七「你也不要忙來不要忙，堪好俱憑我主張」；清初《鍾馗傳》小說第二回「堪堪窮的一發可憐」，均明為「看」之諧音字。然而紅學家們卻訓「堪堪」為「將要」，試問「將要的日落」成何語法耶?４以「展（左目右展）」諧「轉」——如首回「轉(展)眼乞丐人皆謗」、第十五回「爭奈車輕馬快，一時轉(展)眼無蹤」，例尚有。戚本作「轉」處庚辰多作「展」；但亦有甲戌、戚本、庚辰三本均同者，如第二十五回「展(庚、甲：（左目右展）眼過了一日」。按，北京人決不至讀轉ｚｈｕǎｎ或ｚｈｕaｎ為展ｚｈǎｎ；而吳儂口中則展、轉不分，近於普通話的周ｚｈōｕ音。《一頂巾》彈詞凡「轉」悉作「占」，如卷四「大爺嘸得占門牆」、「且說鄒虹回占門」；蘇白佔、展同音，可參證。５以「無」諧「嘸」——第3回寶玉「又問黛玉可也有玉無有?……單我有，我說無趣。……(賈母道)因此他只說無有」、第四十五回鳳姐道「裡頭還無吃酒，他小子先醉了」、第七十四回王夫人道「我雖無受過大榮華富貴，比你們是強的」，例達數百處，尤以甲戍本第15回淨虛對鳳姐說話一段更為明顯：「這幾天都無工夫，……忙的無個空兒，……就無來請太太的安，……到像府裡就連這點子手段也無有的一般」。此等口語中忽夾入「無」字，非常彆扭；用蘇州音一讀，原來是極道地的蘇白，蓋「嘸」之諧音字耳。６芳官外號「耶律雄奴」，被人混叫成「野驢子」，這顯然是諧音。京語用於譯名的耶ｙē和野ｙě決不至混淆，驢ｌu和奴ｎu讀音根本不同。但蘇州話中耶奴、野驢音卻相近(略似ｙě—ｎū)可以互諧。《風箏誤》《一頂巾》等彈詞幾乎全將「也」作「野」，而吳音作譯名用之「耶」和「也」同音，可以參證。
至此，可謂情況大白：原來被斷言是用純粹北京話寫的《紅樓夢》中，不僅有不少南京話、揚州話，更有這麼多吳語詞彙和吳語諧聲字。即就上舉這些最明顯的例子來看，它們至少關係到這部小說中的幾千句語言!可是紅學家們卻不管如此大量的明明不是北京話，就去得出了一個和事實不很符合的結論。我以為，學陶淵明之好讀書不求甚解固然是高雅的，但是用這種方法來治學，對小說中的吳語不求甚解，一律把它們說成是純粹的北京方言，卻不是科學而是很糟糕的。
至此，有人不免要說：書中用語的複雜問題，脂硯齋在批語中不是三次為之聲明過麼*?「此書若干人說話語氣及動用器物飲食之類，皆東西南北(按：指方言)互相兼用」，則這部用了大量北京話寫的小說中夾雜南方話，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不過，脂齋的連篇聲明，其實是絲毫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的聲明。比如說，讓賈母說說鳳辣子之類，讓揚州鹽課林老爺的蘇州姑娘林黛玉說說「才剛」、「作死的，又扇了我一頭灰」(第三十五回)之類，為了開玩笑或擬摹人物的語氣聲口神情，偶一偶二為之是無足為異的。可書中語言的駁雜情況遠非「若干人」「說話語氣」和偶爾為之的。為說明實況，僅舉對「嬸母」的稱呼，就足以證明脂齋的聲明不過是多餘的嘵舌罷了。試看以下四例就可知端的：１第六回「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嬸子，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嬸子的那架玻璃炕屏……」。２第二十四回賈芸向鳳姐討差使時說：「……昨兒晚上還提起嬸嬸來，說嬸嬸身子生得單薄」。按，這一段對話據戚本賈芸共喊了十四聲嬸嬸；庚辰原抄同，但十二處塗改為「嬸子」，二處未改，另一處為戚所無的「嬸嬸」，當是戚本漏抄的。３第六十八回鳳姐大鬧寧國府時，「賈蓉只跪著磕頭，說：嬸嬸若鬧了起來，儊?子也是一死。只求嬸嬸責罰兒子，……嬸子是何等樣人……」。按，這一段賈蓉尤氏共喊了十五聲「嬸嬸」，另喊了二聲「嬸子」。庚辰原鈔同戚，後均塗改為「嬸子」。４第十一回秦氏對鳳姐說：「嬸娘的侄兒雖說年輕，……就是嬸娘這樣疼我」；又說「嬸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閒了的時候還求嬸子常過來瞧瞧我」；同回賈珍說「二位嬸嬸明日還過來（左右狂）（左右狂）」。——以上四例幾乎全是對鳳姐一個人的。可是，a.１４表明同是一對夫妻，賈蓉對鳳姐是北京稱呼嬸子，秦氏則是一般喊法嬸娘。b.１４還表明賈蓉用北京叫法為嬸子，而他父親賈珍則用蘇州稱呼嬸嬸。c.１２表明同是東府兄弟，賈蓉是北京話嬸子，賈芸卻是蘇州話嬸嬸。d.１３表明：賈蓉在第六回是北調，第六十八回卻用南腔。e.４表明同是這個秦可卿忽而是一般喊法嬸娘，忽而又是北京稱呼嬸子。而他的公公卻又用蘇州喊法嬸嬸。f.就２３來看，庚辰本中同是這個賈芸或賈蓉，在同一場合，對鳳姐的稱呼也是時南時北的。至於書中對姨母或稱姨媽或稱姨娘之類，這裡就毋須多所列舉了。同一家子的父子、兄弟、夫妻甚至於同一個人在同一場合對同一個人的稱呼，都是南腔北調毫無定准的；可見這部書的用語問題並不像脂硯齋所說的那麼單純，他所舉的「姑娘」一詞不過是個特殊的例子而已，不足以概括書中語言的全部情況。
在大部分是用北京話寫的《紅樓夢》中，卻時時出現大量的吳語(還有南京和揚州話)詞彙和吳語諧聲字。可是，為什麼連狼（左右狂）、黃湯、嬸嬸、鬧黃了、說白話……這麼些一望可知絕非京語的詞彙都會不被人看見呢?「有一些真理對於人心是最貼近、最明顯的，人只要一張開自己的眼睛，就可以看到它們。我想下邊這個重要的真理就是屬於這一類的：就是說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山川景物，宇宙中所含的一切物體，在人心靈以外都無獨立的存在；它們的存在就在於其為人心靈所感知、所認識，因此它們如果不真為我所感知，不真存在於我的心中或其它被造精神的心中，則它們便完全不能存在……。」(喬治‧貝克萊)*無視《紅樓夢》中這麼多的吳語卻斷言它是用「純粹的北京方言」寫的，這是不是亦屬於如果不真為我所感知，則它們便完全不能存在呢?在「大概」地(石頭「大概」是雪芹的假托)、想當然地(雪芹自幼回北京並在北京長大，他當然該用北京話寫書)「想像」之下，作為曹雪芹「自敘(性)」的這部小說中，竟然會有大量吳語，這豈不等於說雞蛋中有骨頭!(然而這是個經過孵化過的雞蛋，其中偏偏就有骨頭!)因而，這在紅學家看來自屬理合應毋庸議之事，是他們心中「不存在」的問題。可是，書中數以千計的夾帶吳語(以及南京、揚州話)的文句，證明紅學家向來所論虛妄。他們的論定不足以成為定論。
在大部分是用北京話寫的《紅樓夢》中，又用了大量吳語詞彙和諧音字(而且用得如此頻繁、如此熟練、如此熨貼)，這就顯得如此地不統一，如此地駁雜，這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並且要追問一下原因了。
從不僅用吳語詞彙而且還老是「是、自」「堪、看」「寧、能」不分地在寫小說，不能不認為這位作者該是一位口音頑強難改的吳儂。能相信雪芹是個永遠改不了吳儂口音的作家麼?——這就是筆者不嫌詞費用了這麼多篇幅列出證據乞求專家們解答一下的核心問題。
如果說《紅樓夢》確是長於北京、死於北京的曹雪芹「一空依傍」獨自「創作」的，那麼，他開口「能可」「舂黃湯」「是不必說」，閉口「嬸嬸」「鬧黃了」「挺屍」，這怎麼解釋呢?除非說曹太夫人是個吳儂，故其子亦難改吳儂口音；(可是如果若有史料證明她不是吳儂呢?)但即使能證明此點，以下問題也是很難解釋的：第一，紅學家公認雪芹回到北京年齡大約不會超過十歲(按甲辰說則不過三四歲)；從回京到動手寫書其間至少也該隔了十來年(二十歲以上)；由寫成初稿到甲戍脂齋再閱評定，又該經過至少十年，這時雪芹該是三十歲以上了。如果說初稿是夾用大量吳語吳音寫的，後來則逐步改為京語，那就等於說雪芹二十多歲時還是口音難改的吳儂，三十歲後則學會「純粹的北京話」了。然而這根本違反一個人學方言的規律；二十歲以前，特別是十歲以前改口音學方言是容易的，三十歲左右就越來越困難了。第二，從較早的戚本和最晚的庚辰本校勘中，可以發現雪芹修改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盡量使小說「北京口語化」*。如果說他在廿幾歲寫初稿時還是鄉音未改，到三十歲左右修改時已經很會說北京土話了，那麼，他生前最後的改稿庚辰本中為什麼依然是、自不分，剪、鉸並用，癡子與傻子混雜，姨媽和姨娘亂喊呢?這類例子不是個別而是大量的。第三，就目前可見的較早版本(如較完整的戚本及甲戍本中的若干回)來看，其中全有京白蘇白夾雜的情況。可見小說用語的南腔北調情況是早就如此，並非雪芹晚期修改才造成的。既用吳語吳音又同時用純粹的北京方言來寫書，這對於同一個作家來說是不可能的，也是大可不必這麼做的。而且，如是有意識地用京語夾吳語寫書，那麼雪芹就不必在庚辰本中做語言「北京化」的工作了。
究竟如何解釋《紅樓夢》中應用南北方言的如此駁雜情況呢?問題似乎不易回答。不過，若要解開這個難解的啞謎也並不難。但這裡有一個不可缺少的前題：首先得把石頭「大概」是雪芹的「假托」以及小說是用「純粹的北京方言」寫的這類「胡說」扔到東洋大海裡去。以常識判斷：一個作家，他除非是出於特殊的(如：為使文字生動或有意開玩笑之類等等)原因，那決不可能既用京白又用蘇白「雙管齊下」來寫小說的。《紅樓夢》中純粹京語和道地吳語並存的情況，看來只能是這樣理解：它的舊稿原是個難改吳儂口音的人寫的(他還能說南京和揚州話)；而改(新)稿則是一位精通北京方言的人的作品。後者是在別人舊稿基礎上改寫的。在改寫過程中，由於創作中可以理解的種種原因，故書中語言未能統一，致出現南腔北調的情況。稍稍具有編輯、寫作經驗的人都會知道：自己修改自己的作品，和在別人原稿基礎上進行改寫，情況是不一樣的。前者可以毫無拘束顧忌地「振筆直書」，後者則往往會產生某種「束手束腳」的情況。另外，或由於修改得興會淋漓之際，來不及對他人舊稿中一些無關宏旨的字眼作通盤修改予以統一，以致殘留「是、自」不分之類；或由於一時想不出更恰當的京語詞彙，因而暫時保留他人舊稿中的吳語詞彙如狼（左右狂）、挺屍、黃湯之類；又或由於改不勝改尚有疏漏，如庚辰本第24回十四處「嬸嬸」有十二處改為「嬸子」，但仍有兩處未改；……更由於「書未成」而雪芹先逝，這樣，他人舊稿中的許多吳語吳音等等，便自然而然地殘留在雪芹的新稿《紅樓夢》中了。
把這一點聯繫脂批明把石頭、作者分為二人，並聯繫棠村舊序和裕瑞等的記載來看，那就不能不認為曹雪芹確是在石兄舊稿基礎上重新改寫成書的。「方無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銜此狼（左右狂）蠢物等語謗余之談」(從戚本)，似通非通的文言而又夾雜吳語詞彙，這是一語破的，說明《風月寶鑒》舊稿的作者，原來就是那個自稱「不學無文」和「蠢物」的難改吳儂殺?音的石兄；而不是在北京長大會流利北京方言精通《文選》的語言巨匠曹雪芹。
內證之二：雪芹將賈府從南京「搬家」到北京
賈府地點在南京還是在北京?歷來就有爭論。我無意重新挑起爭論。但是為了探討作者問題，這裡還是有必要來考察一下賈府的地址。在研究這個簡直使某些人著了迷的問題時，有一點是須先加說明的：小說作者有時確如脂批所云是在「故弄狡獪「玩「煙雲糢糊」法，致使賈府地址有點難以辨識。甲戍本《凡例》就曾經說過：「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愚夫婦、兒女子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著跡於方向也。蓋天子之邦，亦當以『中』為尊，特避其『東、南、西、北』四字樣也。」今傳諸本雖已沒有「中京」之類字樣，但這條早期的凡例表明，作者確是有意識在避免賈府地址落實的。不過不管是如何避實弄虛，在作者的思想上、觀念上，或者說，在他心裡賈府究竟位於何處，總是有個「底」的。我們要探討的就是這個底。
看來，把「底」說成是北京，似乎並無多大問題，例如，從元春封妃歸省到老太妃薨歿等等，全表明賈府和皇宮同位於都中——這自然是北京；又如第四十六回平兒說鴛鴦「父母都在南京」、三十三回賈母說「我和你太太立刻回南京去」，這些全是位於北京的賈府中人口吻，……如果要舉，證據還有很多。至於書中寫到的那些南方風物，那大約是為了「避免北方風物的蕭疏」，或者是雪芹寫作時所夾帶的南方生活的「回憶想像成份」而已。如果你猶不信，那麼，書中的鼓樓西大街在北京就實有其街；還不信，那麼，小花枝兒巷——賈璉和二姐之家就在距後海不遠之處!……
經過半個世紀以上的爭論和「調查研究」，賈府之位於北京也已經被紅學家論定了。但是，細讀小說原文，這恐怕也還不能成為定論。如果說賈府確在北京，那就請「京派」的先生們看一下事實吧：a.夢遊時寶玉看的冊子就叫做「《金陵十二釵》」。寶玉心中還想「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女孩子呢!」「常聽」云云不過是故弄玄虛，只要把寶玉所想的文句聯讀，立刻可以發現作者心中的賈府地址實在南京。這正可以和十三回「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的履歷並看。b.第六十九回寫鳳姐要旺兒務將張華治死，旺兒——
在外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是〔自〕有了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的人打悶棍打死了。(據庚辰本，戚本有漏誤。)｜按：京口乃鎮江古名，乾隆時人們仍習慣稱鎮江為京口。*如說賈府位於北京，旺兒僅僅在外躲了幾日，就回說張華(從北京)逃去的第三天在鎮江被人打死，這樣扯謊，豈不怕阿鳳用馬糞堵他的口、用簪子戳穿他的雙頰!——很清楚，這並非作書人故弄狡獪的結果，而是他心目中的賈府實位於南京的無意流露。c.書中寫的不少事物只可能是在南方才有的，僅舉一例即明。第六十一回柳家的說：
連前兒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議了，要吃個油鹽炒枸杞芽兒來，(現)打發個姐兒拿著五百錢(來)給我。我倒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這三二十(個)錢的事，(我)還預備得起。」｜北京人如果沒學過中醫，對枸杞恐將不知所云；學過中醫的，恐怕也未必會知道枸杞芽是可以用油鹽炒了當菜吃的。這真難怪高鶚要把這樣怪菜改為「油鹽炒豆芽兒」了。然而，和小說的描寫一致：江南清明時節枸杞芽和薺菜、馬蘭頭是同一時令的三種野菜，確是不很值錢的東西。在筆者家鄉(浙江舊嚴州府城)一帶就傳說：乾隆皇帝是因吃膩了龍肝鳳髓，貪吃枸杞芽、薺菜、馬蘭頭才不斷南巡的；這在以前的北京是連皇帝也吃不到的東西。如今有了飛機火車，也從未見有運到北京高級菜場出售的枸杞芽。像小說所寫，如若是在北京要吃枸杞芽，那不是三二十錢或五百大錢可以置辦的。聽聽柳嫂的話，能說賈府不是位於南京而在北京麼?——這是一個從小在北京長大的作家所可能想得出來、寫得出來的細節麼!d.除非僅僅以門前有石頭獅子作為唯一標誌(而石頭獅子守門在全國並非罕見的)，否則，在北京是找不出像小說描寫那樣的賈府院宇結構來的*。這裡只要舉出一個具體例子就可說明問題了：穿堂。榮國府中至少有三個穿堂。京式房子會有穿堂麼?會有賈瑞上當處那樣深大的穿堂麼?但是江南房子中卻是有穿堂的**。這又是作者心中賈府在南的明證。
這裡不妨略談一下歷來有爭論的梅、竹，以及不太為人注意的桂花問題。先說梅：根據科學家研究，雪芹時代北京氣候較為溫暖***，那時北京確是種有梅花的，洪亮吉、舒鐵雲……等人的詩集中就頗多北梅吟詠。可是北京當時有梅，絲毫無助於肯定賈府地址在北京。據洪亮吉(1746—1809)詩：他在北京崇效寺「卻驚梅桿亦飛仙」，是在「馬蹄聲冷春三月」之時；舒鐵雲乾隆五十年(1785)詩，其盆梅也是「今春始花」的。但小說第五回所寫梅花盛開、四十九回白雪紅梅全是陰曆年前的事。和歷史上的北梅開花相差了幾乎一個季度。可見作書人腦子中的梅是南梅。至於竹，說北京無竹亦屬無據。洪亮吉就曾作詩《為法祭酒(式善)題移竹圖》，指出「雖然竹性北不宜」，但還是記載了北京種竹的方法。嘉道間錢詠《梅溪叢話》：「嘉慶十九年圓明園新構竹園一所，上夏日納涼處。」圓明園既可種竹，則大觀園若在北京自不妨有竹。但這和北梅一樣，絲毫無助於論證賈府地址位於北京。因為除了竹子本身以外，這裡還有個筍的問題。五十六回探春就說賴大花園中，「除了他們戴的花兒吃的筍果魚蝦之外，還有人包了去，年終總有二百兩銀子剩」；「興利除弊」時眾婆子「也有說那一片竹子單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裡吃的筍，一年還可以交些錢糧。」竹子在小說中不只是觀賞植物，而且是經濟作物，能生產大量竹筍並能迅速繁殖的。如果聯繫第五十八回清明時節寶玉吃「火腿鮮筍湯」、第七十五回中秋時分賈母吃「雞髓筍」——春秋鮮筍不斷的情況來看，可以斷言小說寫的竹子是江南景物。再看一下桂：小說中一共在十一處寫到了桂花，甚至「長安城中」還有「桂花局」。雖然從前士子每過三年要來北京「蟾宮折桂」，雖然北京人把炒雞蛋也叫做什麼「炒木樨」，以至於北京還有「木樨地」「木樨園」的地名，但這些全和「楊梅竹斜街」一樣是有名無實的。北京從前根本沒有桂花!如說作者是為了避免北方景物蕭疏才寫南方植物，可是高鶚把賈政「尋秋賞桂花」改為「賞菊花」(第七十七回)也未見得怎麼「蕭疏」嘛!也有人認為這些南方景物是雪芹「回憶想像的成份」，可是，像第七十一回鴛鴦解手也要走到「山石後大桂蔭下」去，這真是「回憶想像」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去了。把梅、竹、桂以至枸杞芽等等連同京口距賈府只有三天路程來看，能說作者腦海中的賈府是位於北京而不是在南京麼!要不是在南京，那麼，作者為何要寫元春死時「望家鄉路遠山遙」呀?寫成「望家園珠淚雙拋」不更貼切、不也很合乎曲律麼!——如果賈府真是在北京後海一帶的話，隔了一座不高不大的景山，直徑距離不過五百米，總不能說是什麼「路遠山遙」的。
賈府地址在南京，連批書人心中也是清楚的。小說正文開始時寫道：
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甲戍本末三字旁朱批云：
是金陵。｜這是明白不過的，「真事隱」去的非姑蘇而是金陵也。
如果要舉賈府在南的證據，還有不少。可是筆者不打算使自己成為反「京派」的「寧派」，恕不再列以省篇幅。我相信上列賈府地址在南的證據，將會使得「京派」滿頭冒汗瞠目結舌的；可是，不僅僅我這個非「寧派」，即使任何頑強的「寧派」對於「京派」的一系列證據也是毫無能力去動搖分毫的。我這樣說，自己並不打算做騎牆派或和事佬。我只是說，如果不是站在「京派」或「寧派」一方，而是稍稍尊重一下書中存在的事實，那就不能不認為：《紅樓夢》對賈府地址的描寫是既南且北，不很統一，有自相矛盾處的，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就是這樣；就是這樣一個十分矛盾的事實。在這樣一個特殊矛盾面前，如果各執一詞，認為非矛即盾，非盾即矛，那麼，別說再爭論五十年，即使爭論五千年也得不出結論來的，也仍然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因為事實本身就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嘛!如果不跳出「京派」或「寧派」的圈圈，只是片面地、表面地去爭論，而不是深入去考察造成賈府地址既南又北的原因，找出造成矛盾的內在聯繫，則任何爭論都將是白費精力而無助於解決問題。
創作本來是一件極為複雜的勞動；特別是像《紅樓夢》這樣的作品，作者為了故將真事隱去，玩弄煙雲糢糊法，有意迴避北京之類的字樣；或是為了增加作品的情調色彩，敘寫一些南方景物；或是偶不經心，把自己所熟悉的南方風物夾入這部位於北京的賈府描寫之中，等等，這全是不足為奇的。可是，他心目中的賈府既位於北京，竟又把當時南北交通要道、以產梭布聞名全國的京口寫成距賈府只有三天路程，這就不免是常識性的錯誤了。他既寫「鳳姐哭向金陵事更哀」，又寫元春死後「望家鄉路遠山遙」，這就不免是自相矛盾了。這等等是不能用上述理由來解釋的。至於寫三二十錢可以吃油鹽炒枸杞芽兒，這是一個自幼生長在北京的作家所根本「回憶想像」不出來的；即使能想像得出來，他也該估計到北京的讀者根本無法懂的。又如第四十九回寫寶玉「只拿茶泡了一碗飯……忙忙的嚥了」、六十二回又寫「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這豈是在北京長大的曹雪芹所能回憶想像得出來的麼!他難道不考慮一下北京讀者不懂什麼叫做茶泡飯*而竟一再寫到它麼!在通常情況下，一位小說作家對於自己一個作品中的故事地點，不管怎樣虛虛實實，心中總該是有張藍圖的，而《紅樓夢》中的這張藍圖卻是自相矛盾的；故其造成矛盾的根源是值得我們探討的。
倘若不是各執一詞從表面上去爭論賈府地址在南在北，而是全面地承認事實上明明存在的矛盾，進而去找出造成矛盾的原因，那麼，問題答案其實是一清二楚的，它也正和京語、吳語並存於這部小說中的情況如出一轍，也是由於小說舊稿和新稿作者實是兩個人所造成的結果。舊稿作者(儘管他玩弄了煙雲糢糊法)心目中的賈府原在南京，因此他毫不在意地寫京口距賈府只有三天路程，諸凡梅、竹、桂花、枸杞芽、茶泡飯之類，信手拈來，無往而非南方景物；可是新(改)稿作者(他也在搞煙雲糢糊法)對南方生活並不熟悉，他不能不按北京生活來描寫，這樣，他在實際上也就把賈府從南京搬到了北京，於是書中不但出現了炕上有紡車(15回)之犱?的北方景物，甚至還信手所之寫了小花枝兒巷、鼓樓西大街之類，以至於像第五十七回寶釵問岫煙為什麼此時穿裌衣的細節也是按北京氣候來寫的*。可是，此項賈府「搬家」工作實在浩大而且複雜，加以雪芹早逝，因而小說中賈府地址出現既南又北的情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我們知道：卷前「作者自雲」中有「茅椽蓬牖」「瓦灶繩床」之語，這從來被認為是雪芹悼紅軒中的生活寫照。然而，不妨問一下：位於北京的悼紅軒安上了一扇蓬牖，冬天受得了麼?北京最窮的人家也斷不致到牆上去開個蓬牖的。在江南，窮人家冬天用茅草之類堵窗御寒卻是常事。如果說「蓬牖」不過是形容而已，那麼，請問：「瓦灶」呢?這不是什麼形容詞，而是個貨真價實的道地江南實物名詞。這種別名「缸缸灶」的炊具，是吳越貧民以及職業乞丐、小廟僧道的日用必需品。紅陶燒的，極易破碎，在江南價雖不高，但乾隆時從運河運到北京來，就不是一般人家所能購買得起，可以真正用來做飯的簡陋炊具了。何況，在北京又到哪去找那麼多的硬柴火來燒它啊(黍桔桿之類是不能燒瓦灶的)!何況北京當時已用花盆爐燒煤了**，買個瓦灶做飯豈非多事乎?更何況悼紅軒——京式房子中擺上個瓦灶，一日三餐，煙霧騰騰，那是寫不成《紅樓夢》而只能是去寫《封神演義》的了。請坐於窗明几淨房子中的紅學家考慮一下：蓬牖而兼瓦灶的窮苦生活，可能是位於北京的悼紅軒的寫照麼?可能是自幼回到北京的曹雪芹回憶想像得出來的麼?這分明是那個滿口難改吳儂口音的石兄之「自雲」，和曹雪芹是「一暗暗勿搭介格來!」如果說雪芹在位於北京的悼紅軒(當然，這也是一個窮軒)中，根據那個用瓦灶做飯不改吳儂口音的作者舊稿重新改寫小說，故書中殘存不少賈府在南的痕跡，這樣說豈不是合情合理的麼!
為什麼會產生賈府地址南北之爭呢?看來雙方意見南轅北轍難以調和。可是即使雙方互揮老拳打得頭破血流，也並不排斥他們是同一家子人。因為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上雙方是毫無矛盾的。問題唯何?此即石頭「大概」是曹雪芹的「假托」是也。——小說是雪芹一手獨自創纂而成的。在這個共同前題之下，根據常識來判斷，雪芹寫作這部「自敘(性)」的小說時，既把賈府定位於北京，那無論如何總不能說他又把賈府定位於南京的；若說他寫的是南京，那就不能說他又寫的是北京。非南即北，非北即南，其理昭昭。蓋要末是n，要末就是「非n」；既是s，那就不能是「非s」，這非常合乎形式邏輯的最基本公式。如若既是n又是「非n」，那豈不違反起碼常識排中律!可是，《紅樓夢》的賈府地址卻偏偏跟「排中律」在開玩笑：這裡既是n又是「非n」，既是s又是「非s」。如果不看到這個複雜的情況，卻偏偏抱著恩格斯曾批判過的《聖經‧馬太福音》教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話。」(見《馬恩選集》第三卷418頁及同卷註釋77)不去全面正視矛盾的存在，更不去探索其內在聯繫，卻各執矛盾之一端從事激烈爭論，這就難免要「……陷於不可解決的矛盾中」(恩格斯，引同上419頁)去了。只管客觀事實的一個方面，卻不管客觀存在的另一個方面事實，這是不是形而上學在作怪呢?
為什麼「寧派」後來不太吃香，有越來越多的紅學家深信賈府地址確在北京，並且為了找尋遺址而弄得廢寢忘餐呢?那首先是由於紅學界越來越深信這部小說是乾隆四、五年間最後破家的曹頫\的兒子(!)曹雪芹的「自敘(性)」作品；這樣，那就有充分理由在北京到處尋找乾隆初年處於「下降中的上升階段」的曹家大觀園遺址了。以此為出發點，加上鼓樓西大街、小花枝兒巷、以至「北(德勝)門外……」等等，越看越像，越看越以為賈府必在北京城西北一帶；事有湊巧，以至於還發現後海邊上的恭(端)王府門前的兩隻大石頭獅子竟和寧國府門前驚人相合，恭王府內居然還有「天香庭院」的匾額(可是小說中的天香樓原名西帆樓啊)!紅學家們在熱心之餘，為什麼不考慮一下書中的賈府距京口只有三天路程呢?為什麼不去想一下北京哪來油鹽炒枸杞芽當菜呢?為什麼不去思索一下悼紅軒中怎麼能有瓦灶呢?「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哲學上唯心主義是把認識的某一個特徵、方面、部分片面地、誇大地、uberschwengliches(狄慈根)發展(膨脹、擴大)為脫離了物質、脫離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絕對。」(《列寧選集》第二卷715頁)僅僅只看到小說所寫賈府地址的一個「方面」及其「特徵」，卻不管其餘的「方面」和「特徵」，這是不是從抓住一個「片面」出發，誇大地發展成為脫離了事實的「神化了的絕對」呢?不顧雪芹把石兄舊稿中的賈府從南京「搬」到北京(且又沒有「搬完」)，抓住部分事實硬說大觀園遺址必在北京某處，這是不是亦屬「境由心造」呢?
這裡附帶說明一下：發表於此的只是由我自行摘錄的拙稿；可是這篇摘要已顯得如此冗長了，我只得把曹雪芹將石兄舊稿中的賈府西花園「拆遷」改建為榮府「東花園」——大觀園的部分連同附圖部分略去了。不過可以略為一談的是：我是從考察小說中所寫的賈府院宇方位的矛盾發現這個問題的。小說所寫的賈府院宇坐落方位，基本上確如脂批所云是「一絲不亂」的；可是，它也存在頗多破綻，除了人們熟知的匯(會)芳園已併入大觀園，而第七十三回賈珍仍在匯芳園叢綠堂賞月；從賈母后院往東過穿堂可通鳳姐院，而第三十回卻寫寶玉「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等以外，我們還可以問一下：為什麼邢夫人會是「北院裡大太太」呢(七十五回)，她不分明住在榮府東花園附近麼?薛家原住榮府東北角的梨香院，因蓋大觀園「另遷於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第十八回)，這座房舍又位於賈府「東北」的何處呢?還有第四十八、五十九等回的東西角門，也是一筆糊塗賬，弄不清楚的。如果把這些破綻聯繫甲戍本、戚本第三回寫賈赦「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皆有」的脂批：「為大觀園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