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其庸：重議曹雪芹的卒年
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關於曹雪芹的卒年一直在討論中，迄今尚無定論。最近，意外發現的敦誠《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令曹雪芹卒年問題再次引起關注。著名紅學家馮其庸為此撰寫了長文———
刊刻於清朝嘉慶元年（1796年）的《四松堂集》是清乾隆時期宗室文人敦誠的編年文集，該書的付刻底本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四月為胡適購得，當時胡適正為考證曹雪芹家世多方搜集資料，敦誠和其兄敦敏（著有編年詩集《懋齋詩鈔》）是曹雪芹同時代的人並且交誼深厚，二人文集中載有許多與曹雪芹相關的文章，是研究曹雪芹家世及《紅樓夢》成書過程不可或缺的文獻資料，因此胡適購得此書後異常興奮，在書前作有一段長題云：
此本雖（確）為當日付刻的底本，但此本的內容都有為刻本所未收的，故更可寶貴。
即如第一冊贈《曹芹圃》一首，不但《熙朝雅頌集》、《雪橋詩話》都不曾收，我可以推測《四松堂集》刻本也不曾收。
又如同冊《挽曹雪芹》一首，不但題上帖（貼）有紅箋而無「刻」字，可證其為刻本所不曾收，並且題下注「甲申」二字，帖（貼）有白箋，明是編者所刪。此詩即使收入刻本而刪此「甲申」二字，便減少多少考證的價值了。
我的狂喜還不曾歇，忽然四月二十一日蔡元培先生向晚晴簃選詩社裡借來《四松堂集》的刻本五卷（下略所列卷數），卷首止刻紀昀一序和敦敏的小傳，凡此本不曾打「刻」字戳子的，果然都不曾收入。
胡適當年於三日之中同時得到了《四松堂集》付刻底本和《四松堂集》刻本，卻並未來得及深入細究刻本與付刻底本的不同及其各自的價值。實際上他只注意到《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中的許多詩文在刻本中被刪去了，卻沒有注意刻本中還有比付刻底本增出的詩。（據馮其庸先生研究統計，《四松堂集》刻本與《四松堂集》付刻底本相較，共刪去詩43首，但同時刻本又增出15題31首，為《四松堂集》付刻底本所無。這是以前的研究者從未注意到的。）
胡適離開大陸後《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一度為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1963年文化部在清查、處理胡適留存大陸的圖書、錢幣、書信、文稿時，將此書和一部《四松堂集》刻本以及《水經註釋》等十餘種圖書撥歸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收藏。此後30餘年，該書湮沒書海，蹤跡難尋，有的研究者甚至認為此書已不存世間。直到21世紀初一個偶然的機會才被重新發現。2001年，陝西師範大學教授、著名版本學家黃永年到國家圖書館參觀時提到，依據相關文獻，他推測《四松堂集》付刻底本應藏在國家圖書館。經查找，果然找到。他高度評價了該書的價值，並向陪同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的工作人員推薦出版。
2006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按原樣以朱墨雙色影印出版此書，著名紅學家馮其庸先生據此寫了萬餘字的長文，就《四松堂集》付刻底本與刻本的關係、《四松堂集》的編年問題作了詳細考證，並由書中所見新材料引發出了有關曹雪芹的卒年、歸葬地的重新討論以及有關曹雪芹幾首輓詩的深層解讀。現徵得馮先生的同意,將其文中考辨曹雪芹卒年問題的有關段落摘要刊出,以供紅學研究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