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周汝昌紅學著作的印象
周汝昌先生生於1918年，天津人，是當今紅學界的一位老先生。1947年他在燕京大學西語系讀書的時候，從燕京大學圖書館借到敦敏的《懋齋詩鈔》抄本（1），書中有《小詩代簡寄曹雪芹》，內容是邀請雪芹於「上巳前三日」來敦敏住處觀花飲酒。周汝昌認為這首詩屬於癸未年（乾隆二十八年）作。他寫了一篇《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民國日報》的「圖書」副刊上發表。周汝昌在文章中提出，敦敏在癸未年還在邀請曹雪芹，敦誠《挽曹雪芹》詩題下注「甲申」，那麼脂硯齋批的「壬午除夕」就是記錯了一年，「除夕」是不會錯的，曹雪芹一定是卒於癸未（乾隆二十八年）除夕（1764年2月1日）。胡適讀到周汝昌的文章後，於1948年1月18日給周汝昌寫了一封信，同意曹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的說法。俞平伯讀到周汝昌的《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以後，1948年6月在回復《民國日報 .圖書》編者的信中承認周汝昌「推定雪芹卒於乾隆癸未」，「甚為的確」（2）。俞平伯1952年出版的《紅樓夢研究》對於曹雪芹的卒年雖未明說，但字裡行間看得出他採用的是「癸未說」。如書中提到「庚辰是曹雪芹死的前三年」、「丙子年距雪芹之死還有八年」。（3）俞平伯於1953年6月所寫的《<紅樓夢>的著作年代》，在計算曹雪芹經歷過的年月時從雍正元年算到乾隆二十八年，並加一註：「據過錄甲戌本脂評《紅樓夢》所載甲午年的批，曹雪芹卒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近人周汝昌君又有死於第二年癸未之說，所以這裡多算了一年。」（4）
1953年9月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出版，堅持曹雪芹卒於「癸未除夕」的說法，其根據一如他的《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而在舉出《懋齋詩鈔》中的《小詩代簡寄曹雪芹》後加以說明：「按此詩前三首題下註：『癸未。』同年十月二十日一詩自註：『先慈自丁丑見棄，迄今七載。』故知為本年所作無疑。」（5）原來周汝昌在《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中沒有如實報告他發現的證據，只含混地說這首詩「屬於癸未年」。到《紅樓夢新證》才說清楚這首詩題下並沒有注「癸未」，是它的前三首題下注「癸未」。其實，這「前三首題下注『癸未』」一語也不很明確。實際應該是：從《小詩代簡寄曹雪芹》往前數的第三首（即《古剎小憩》）注「癸未」。
俞平伯在知道了《懋齋詩鈔》中《小詩代簡寄曹雪芹》的部分真相以後，引起警覺和重新思考，從1953年下半年開始撰寫《<紅樓夢>簡論》、《讀<紅樓夢>隨筆》時就斷然否定「癸未說」，堅持「壬午說」。1954年3月1日《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第1期刊出俞平伯的《曹雪芹的卒年》一文。文中寫道：「我認為曹雪芹死於乾隆壬午除夕，即一七六三年的二月十二日。」接著作出解釋，對周汝昌的「癸未說」予以否定：「周君所據前三首雖題癸未，但《小詩代柬寄曹雪芹》這一首並未題癸未，安知不是壬午年的詩錯編在這裡呢？《懋齋詩鈔》的編次雖大致依年分，但有時不很精確也是常事。與其把脂評明明白白的話認為誤記一年，似不如將本無題署年月的詩認為誤編在次年，較為合理。」
胡適後來看到（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的《懋齋詩鈔》，明白了《小詩代簡寄曹雪芹》一詩的部分真相，也不再支持「癸未說」。1961年胡適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時，在《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寫道：「我曾接受汝昌的修正。但近年那本《懋齋詩鈔》影印出來了，我看那殘本裡的詩，不像是嚴格依年月編次的；況且那首「代簡」止是約雪芹『上巳前三日』（三月初一）來喝酒的詩，很可能那時敦敏兄弟都還不知道雪芹已死了近兩個月了。所以我現在回到甲戌本的記載，主張雪芹死在『壬午除夕』。」關於《懋齋詩鈔》中《小詩代簡寄曹雪芹》一詩，王佩璋曾作過深入的研究。王佩璋到北京圖書館去查了文學古籍刊行社據以影印的《懋齋詩鈔》稿本，研究文章《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發表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文學研究集刊》第五冊上。王佩璋文章中說，經過親自查看和研究，確證《懋齋詩鈔》稿本是一個殘本，又是被後人剪貼挖改過的，有許多顛倒紊亂之處，並非如周汝昌所說「是按年編的，有條不紊」。王佩璋特別指出：其《小詩代簡寄曹雪芹》之前第三首《古剎小憩》題下注之「癸未」也是後人貼補的，原年月之字已挖去不可見，此處的挖改貼補至少在1802年之後。所以《小詩代簡寄曹雪芹》一詩並無作於癸未的證據，也不一定作於壬午，可能作於壬午以前的某年。
周汝昌的《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發表以後，受到胡適的重視。從1948年起，周汝昌沿著胡適、顧頡剛、李玄伯過去「考證」的路子，從清人文集、地方志和各種文獻中，搜集到許多有關曹雪芹家世的材料，也搜集到一些有關曹雪芹身世和《紅樓夢》版本方面的材料，以及不少過去「索隱」者使用的同曹雪芹與《紅樓夢》無關的材料。他依據這些材料和胡適、李玄伯（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等）、奉寬（著《蘭墅文存與石頭記》）等人過去提出的材料，著成《紅樓夢新證》一書，於1953年在棠棣出版社出版。周汝昌先生搜羅材料的功夫和貢獻，是令人稱道的，他也因此獲得了名聲。但周先生的論斷往往不可信。周汝昌的考證方法，沒有胡適那樣的邏輯性，有時他用想像代替「求證」，或把可能性當作現實性，有時甚至對證據作不如實的敘述。他的文筆也不像胡適的考證文章那樣明白切實，關鍵地方他往往閃爍其詞。書中常見「出我假擬」、「我的揣想如此」等聲明，跟在這些「假擬」、「揣想」後面的卻是肯定的斷語，然後又以這些「假擬」、「揣想」為前提推論出更多的「假擬」、「揣想」。正因為這樣，周汝昌先生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由極端的「自傳說」回歸於「索隱」。
在過去的文獻中記載曹寅有弟弟子猷。周汝昌和他的四兄祜昌先生根據《詩經 .大雅 .桑柔》中「秉心宣猶，考慎其相」一句，推斷子猷名宣，字子猷。這個推斷寫入《紅樓夢新證》第二章第二節。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馮其庸發現康熙年間未刊稿本《江寧府志 .宦跡》所載「曹璽傳」內有「仲子宣」一筆，證實曹寅弟名「曹宣」。周汝昌兄弟當年的考證是正確的，他們從「名」和「字」的意義的聯繫去思考也是恰當的（「猶」和「猷」相同）。對於周汝昌先生曾考出「曹宣」名字的成績，近年有學者作了過度渲染，稱周先生具有多麼大多麼大的悟性，好像一個問題上的正確就能代表其它問題上也會正確。我們社會上的任何人，包括做學問的人，在一個問題上正確，並不能表示別的問題上也一定正確，更不能表示什麼都正確。拿周先生來說，他在考出曹宣名字的同時，又據曹寅《楝亭詩別集》卷三《聞二弟從軍卻寄》中「與子墮地同胚胎，與子四十猶嬰孩」兩句，推斷曹寅、曹宣「二人是同胎孿生的弟兄」。（6）這就完全錯了。曹寅生於順治十五年（戊戌）九月初七。（7）《楝亭詩鈔》卷二《十五夜射堂看月寄子猷二弟》與《和芷園消夏十首》兩次稱曹宣為「卯君」，意為卯年生者，典出蘇軾《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槃為壽一首》。這說明曹宣生於康熙二年（癸卯）。又，《楝亭詩鈔》卷三《支俸金鑄酒槍一枚寄二弟生辰》中「百花同日著新緋」句下注「生辰同花生日」，說明曹宣的生日在二月。周先生看《楝亭集》沒有從這些詩中看出曹寅、曹宣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那就不僅是「悟性」不夠的問題了。
所以，考證要靠證據，不能靠悟性。正如胡適說的：
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8）
章太炎、胡適曾經把考證比作法庭上打官司。法庭上打官司是以事實為依據，以
法律為準繩。不能說「悟」到誰有罪就有罪，「悟」到誰無罪就無罪。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我剛當古典文學教師的時候，曾認真讀過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六十年代以後又陸續讀過他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以及《紅樓夢新證》（增訂本）、《曹雪芹小傳》等等著作。對於周先生那麼不厭其煩地尋找、耙梳文獻資料，我頗為欣賞。同時，我看到他利用所搜集的材料進行推理和論斷時，往往不遵守邏輯規則，好像讀中學時沒有好好做過平面幾何的證明題。如討論曹雪芹卒年時，周先生看到蔣士銓的詩講癸未年北京曾流行天花，便斷言曹雪芹的兒子死於癸未年，雪芹因而也死於癸未年。（9）周先生以此作為曹雪芹死於癸未除夕的一個證據，實在是笑話！稍明事理的人都知道，不只是天花死人，別的疾病或天災人禍也會死人，壬午年也會死人，壬午年也不一定就沒有天花。又如《紅樓夢》第五十三回寫賈氏宗祠有副對聯：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這副對聯的上聯是說寧、榮二公盡忠竭力、安民養民的意思。「兆姓」的意思即萬民。《孟子》書中有「保民而王」、「百姓之不見保」、「五榖熟而民人育」等語。（10）《說文》：「育，養子使作善也。」焦循解釋說：「養子使作善也，是育即養。」（11）「保」和「育」是近義詞，「保育」是近義並列復合詞。而周汝昌先生在《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一書中把這副對聯解釋為：曹雪芹暗指自己的曾祖母孫氏做過康熙皇帝的保姆，「說連皇帝至有今日，其所賴者也是曹門孫氏夫人保母撫育而長大成人的」。（12）周先生把「保育」解作保姆（大概由近代的保育院想來），又把「兆姓」曲解為「正是指皇帝」——周先生說，因為皇帝是「兆姓的統率與代表者」，所以用「兆姓」婉喻皇帝。試問，難道曹雪芹有皇帝代表兆姓這樣的想法？不管曹雪芹怎樣想，也不能把「兆姓」解釋為一姓一人啊。周先生又接著解釋下聯：「這『貫天』的功名，正指孫夫人曾是康熙的保母「，「這才是『功名貫天』的實義」。照周先生這樣講，曹雪芹用「功名貫天」、「肝腦塗地」來稱頌保姆。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胡適1960年已撰文指出，「清聖祖的保母不止曹寅母一人」。（13）康熙小時候負責餵奶和照料的，即乳母、保姆之類，曉得有多少人，她們的職責不就是餵奶、洗尿布之類嗎，曹家有個婦女進宮當過保姆，就「功名貫天」！只有周先生有這種離奇的想法，「羹調未羨青蓮寵，苑召難忘立本羞」的曹雪芹絕不會有這樣的想法。要是曹雪芹在朋友面前說自己的曾祖母當過皇帝小時候的保姆，流露出「功名貫天」的意味，朋友們還瞧得起他，還讚揚他「羹調未羨青蓮寵，苑召難忘立本羞」?我在《曹雪芹評傳》中寫道：「儒家正統文化和專制主義的制度把許多文人變得萎弱、沒有骨氣，而曹雪芹的骨頭又堅又硬又傲，愈窮愈堅愈傲。」「傲骨——曹雪芹的人格精神，最充分地顯示於他創造的藝術作品，不僅見於他筆下的石頭，也見於他的詩和他小說的人物形象。」誰懂曹雪芹和《紅樓夢》啊！
我還在作青年教師的時候，就在周先生的《紅樓夢新證》上批了一句：「學足以搜羅，不足以識斷。」正因為我對周汝昌先生是這樣一個印象，所以在1981年和1982年兩次全國《紅樓夢》學術討論會（一次在濟南，一次在上海）期間，天天看到周先生（在我的印象中，自1980年全國《紅樓夢》研討會以來，周先生只參加過這兩次會），卻從沒有和周先生打過招呼，沒有和周先先生說過一句話。會議期間到餐廳吃飯，都是隨便坐，桌上坐滿了就開飯。幾次和周先生坐在同一桌上吃飯我也沒有同周先生打招呼。有一次吃飯，我坐在周先生女公子周倫玲小姐的右側，周倫玲小姐的左側是周先生，我感到很拘謹，就問了周倫玲小姐一聲：「周先生的視力怎麼樣？」周倫玲小姐簡要地回答了我。我聽完就一心一意吃自己的飯了。我這個人，雖不善於交際，但那時候參加全國《紅樓夢》討論會的期間，也曾虛心向吳世昌先生、王利器先生、周紹良先生、端木蕻良先生以及當時尚被視為中年學者的馮其庸先生、陳毓羆先生、劉世德先生請教，心理上也很自然。不知怎麼地，我那時就不願意同周先生說話。
二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最突出的問題，是把胡適的「自傳說」推到極端。《紅樓夢新證》處處將《紅樓夢》的人物同曹家的世系機械地相比附，並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年表」，連「歲時節序、年齡大小」都「驚人的」吻合，「連年月日也竟都是真真確確的」。周汝昌稱，《新證》的所有材料「拱衛」著這樣的「主旨」（14）。《新證》書中常是曹家、賈府混為一談，而且用《紅樓夢》小說的描寫作為曹雪芹家世身世的史料。如說什麼賈母五十多歲失去丈夫，「不到三四年，唯一的兒子曹顒又病死」，曹頫\又「過繼給賈母」；雪芹大姊（元春）「選入宮為嬪妃」，等等。1976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紅樓夢新證》增訂本，刪去了「自傳」、「年表」之類的話。增訂本卷首刊有李希凡、藍翎發表於1955年1月20日《人民日報》的《評<紅樓夢新證>》。李、藍的這篇文章雖然也批評《新證》「在自然主義『自傳說』的觀點上，和胡、俞取得了一致，並且用全部的考證工作發展了這個觀點」，但李、藍的文章當時主要是為周汝昌解圍的。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增訂本的《重排後記》（寫於1974年）寫道：
運動中間，蒙李希凡等同志專為本書寫了評文，在黨的報紙上發表，現在徵得希凡同志的同意，把它刊在重排本上，我將它冠於卷首，請讀者儘先取閱。
我這本在文藝觀點上帶有根本性錯誤的書，應當也必須接受批判。但是那時就有極少數的個別人，把我說得甚至比胡適還反動，文章越來越「凶」起來。這大約是一種擴大射擊面、轉移注意力，藉以掩護主要批判目標的「戰略」吧？在這種情勢下，黨報刊出了希凡同志的文章，嚴格要求，深刻批評，又與人為善。這時，個別人要把我打成胡適第二的浪潮，才伏落下去。而這樣一來，我在運動中接受的教育，就加倍地深刻了一層。我在此追述這一點，主要是說明黨對我的關懷和策勵，以及我的感激和慚愧的心情。（15）
筆者也是從「運動」中走過來的，也曾一度面臨過某種危險，但像周先生這樣的言詞，在那個年代見的並不多。何況周先生當年遠沒有俞平伯受到的那樣大的壓力，更沒有面臨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危險，用「紅迷」的眼光來看，也不是「抄檢大觀園」時晴雯的處境，有必要說這樣的話嗎？可是，到八十年代，周汝昌先生又回到極端的「自傳說」，而且對於他曾經那麼「感激」的「與人為善」的「同志」和「冠於卷首，請讀者儘先取閱」的「評文」，很不客氣了。周先生在《紅樓夢與中華文化》書中引用李俍民1978年2月給他的信，對於他在《新證》之《重排後記》中放棄「自傳說」「而奉 * * *之文為圭臬」，表示「不敢苟同」（周先生用三個*代替當年奉為圭臬的文章之作者）。接著，周先生聲明：他七十年代「修掉」「自傳」之類的話語，是為了「換取發言機會」；「明眼人定會看出我那拙著仍然是『主張自傳說』」。（16）又說：我這個意思，當時也不敢講得那麼直來直往，總得考慮在「千回百轉」讓具眼之士看出我要說的「典型化」方法根本就不是那時「奉為圭臬」的（即自認為就是科學真理的代表的）那種意見。（17）
周汝昌先生這些話，還有些故事可講。這裡略加敘述。
1954年批判「新紅學」的運動,是毛澤東主席讀到李希凡、藍翎批評俞平伯的文章而觸發的。但是，李希凡、藍翎發表《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和《評<紅樓夢研究>》，是個人的學術行為；《文史哲》、《文藝報》和《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也是作為學術討論的文章處理的。至於這兩篇文章後來成為一場批判運動的導火線，則不是李、藍兩人的責任，也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1954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根據毛主席指示，發表鍾洛的《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才向全國公開發出號召，矛頭直指胡適。知識界許多人的響應也是從看到鍾洛的文章開始的。就一場批判運動來說，是從鍾洛的《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一文正式開始。10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李希凡、藍翎的《走什麼樣的路？》，是《人民日報》社發表鍾洛文章之前的約稿。10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袁水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是毛主席指示寫的，而且經過毛主席親自審閱、修改。從10月23日到29日幾天，全國各大報刊沒有發表其他批判文章。爾後，由於領導的號召、動員和啟發，文人們的一篇又一篇批判文章接著出來了。率先出來的是10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周汝昌的《我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的看法》，批判胡適把《紅樓夢》當作「麻醉青年的工具」，批判俞平伯把《紅樓夢》當作「『鬧著頑』的無聊對像」。周汝昌當時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他的文章也可能是領導動員寫的。動作之快，不難想見。由於周汝昌率先發表批判文章，宋雲彬特別惱火，認為周汝昌借批判別人來美化自己，便在批判胡、俞的文章中順帶批判了《紅樓夢新證》。在此前後，陸侃如在發表於10月31日《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上的文章中曾提到《紅樓夢新證》「是中了胡適派所謂『新紅學』的毒」。魏建功發表於11月26日《光明日報》的文章，稱周汝昌10月30日的文章是對胡、俞的「控訴」，雖然認為「周汝昌訴說自己所中的毒害還不深刻」。再後，就是《人民文學》雜誌1954年第12月號發表的胡念貽的《評近年來關於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和1955年1月16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發表的褚斌傑的《評<紅樓夢新證>》。在李希凡、藍翎的《評<紅樓夢新證>》發表之前涉及《紅樓夢新證》的批判文章就這麼幾篇，真正專門批評《紅樓夢新證》的文章，這時候只有褚斌傑的一篇（運動前數月，《光明日報》1954年6月21日「文學遺產」副刊發表粟豐所作《應正確認識<紅樓夢>的寫實性——讀周汝昌君<紅樓夢新證>的意見》，是一篇純學術文章，不在此列）。毛主席和中央報刊從沒有說過宋雲彬、陸侃如、魏建功、胡念貽、褚斌傑等「極少數的個別人」，是有意「擴大射擊面、轉移注意力，藉以掩護主要批判目標」。周汝昌「換取」到「發言機會」以後，加給宋雲彬、陸侃如、魏建功等人的罪名，遠過於宋雲彬等人對他的批判。大家知道，凡是「紅迷」，都記得一句話，「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的」。
這裡，我想到在紅學研究上執著而近乎迂的吳恩裕先生。吳恩裕當時也受到一些批判。10月24日何其芳在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召開的關於《紅樓夢》研究的座談會上，當面批評吳恩裕「全部肯定了」胡適「反動的實驗主義指導之下的考據」。10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揭發俞平伯和吳恩裕壟斷珍貴材料的「惡劣作風」。胡念貽的《評近年來關於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一文，也將吳恩裕列入「繼承了胡適的考據方法」的行列中，著重進行了批判。可是，吳恩裕根本不當一回事。1954年批判運動之前，吳恩裕忙於搜集曹雪芹的材料，作考證；大批判如火如荼開展起來之後，他仍然在忙於搜集曹雪芹的材料，作考證，寫考證文章。他只是在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召開的關於《紅樓夢》研究的座談會上作了一個輕描淡寫的表態，再就是在考證文章中強調過一句「《紅樓夢》是包括著曹雪芹若幹事實的小說，但絕不僅僅是自傳」。除此之外，他始終沒有批判過胡、俞，沒有寫一篇批判胡、俞的文章，終其一生也沒有提過誰在1954年運動中批判過他。據我所知，當時因為感知遇之恩而在強大壓力下也不肯批判胡適的，頗有人在。
據1954年在中宣部工作的龔育之回憶：「從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讀到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我們一些青年覺得兩本書是一樣貨色，後者的考證甚至比前者更繁瑣，也應該批評。這時，聽到周揚和胡繩講，對周汝昌不要批評，要把他放在這場思想鬥爭的『友』的位置上，要讓他一起來參加對胡適的批判。這對我們是一種政策和策略的教育，我們覺得從這裡學到一種政治智能，克服了『單純學術觀點』的書生之見。從他們那裡知道，這也是毛澤東主席的意見。」（18）大約是有了毛主席的指示，1955年1月20日《人民日報》才發表李希凡、藍翎的《評<紅樓夢新證>》。李、藍當時已調到《人民日報》社工作。據說，李希凡在發表文章之前到醫院看過周汝昌，告訴周汝昌將要發表一篇批評《新證》的文章，但跟批判俞平伯不一樣，屬於「同志式的批評」。（19）李、藍的文章發表以後，周汝昌隨即病癒出院了。無論怎樣說，李希凡在1955年是「救」了周汝昌一把。凡是經歷過「運動」的人，都有一種情結，就是對於「運動」中為自己說過話的人，總是難以忘懷。
三
周汝昌先生的另一個極端見解，是徹底否定後四十回。在《紅樓夢新證》初版中，周汝昌先生稱後四十回為「偽四十回續書」，稱高鶚為「敗類」。因為《紅樓夢新證》完稿時，在解放初期，正是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時期，周汝昌呼籲，「現在是翻身報仇雪冤的時代」，我們不能「饒恕高鶚這傢伙」，「我們該痛罵他，把他的偽四十回趕快從《紅樓夢》裡割下來扔進字紙簍裡去」，「把他的罪狀向普天下讀者控訴，為蒙冤一百數十年的第一流天才寫實作家曹雪芹報仇雪恨」。（20）
我們知道，胡適、俞平伯對後四十續書「作一個大悲劇的結束，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信」，是肯定的。這個肯定也是恰當的。周汝昌在《紅樓夢新證》初版中大罵高鶚的同時，也批判了胡、俞對四十回悲劇結局的肯定：「有人讚揚過高鶚保持了全書悲劇結局的功勞，但我總覺得我們不該因此便饒恕高鶚這傢伙」，「他也配續曹雪芹的偉大傑作嗎」，「難道我們還要為了那樣一個『悲劇結局』而欣賞這個敗類嗎」！這很像那時候批鬥會上的話語！最近劉心武先生在《揭秘古本<紅樓夢>》（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上編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文懷沙在編輯工作中將《紅樓夢新證》中的「胡適先生」改為「妄人胡適」。這可能是事實，因為周先生開始動筆寫《紅樓夢新證》的時候，還在解放以前，正是胡適熱心幫助他和他崇敬胡適的時候，稱「胡適先生」不足為奇，而文懷沙在解放初用一個「妄人胡適」也很合理。劉心武特意寫上這麼一段，是因為當今有些年輕人覺得周汝昌不應該那樣對待有恩於他的胡適。不過，這種事情不解釋大家便不再提起，要解釋就越解釋越令人糊塗。人生，就像寫毛筆字一樣，一筆寫下去，就不能改了；如果寫下了，又想心思去描改，往往是越描越不像樣子。我們看《紅樓夢新證》初版，第一章「引論」的第二段，就批胡適：抓住亞東圖書館校印程甲本的機會，「又大做其所謂考證疏解式的文章」，六年後排印程乙本，「風頭主義者胡適又照例寫序贊助，可是我們卻有點糊塗了：這是表揚真呢，還是提倡偽呢」？《紅樓夢新證》初版第二章「人物考」開頭一段，又有這樣的話語：「所謂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不過拾前人之牙慧而已。」《紅樓夢新證》初版第五章，周汝昌在敘述他發現《懋齋詩鈔》提出「癸未說」之後寫道：「我曾把這個結論寫成一個小文，發表在報紙上；連胡適也沒奈何寫了一封信給我，說他承認這個推定；這個定案也許不致再被推翻了。」這些話語其實比「妄人」說的更重。在《紅樓夢新證》初版中，我只在第五章第一段看到一處「妄人胡適」。我長期在高等學校工作，對於老知識分子的心態很瞭解，你要說他資產階級思想、封建主義思想，狂妄，他們一般不在乎；你要說他沒學問，是拾人牙慧，是所謂的「學問」，那就叫他們很痛很痛！
周汝昌先生徹底否定後四十回，還有個出人意料的說法。他在《紅樓夢新證》增訂本的《重排後記》裡提出：乾隆朝的統治者、名公鉅卿隱匿曹雪芹作的後三十回，又物色高鶚、程偉元偷改前八十回，偽續後四十回。1980年，周汝昌提交威斯康辛國際紅學研討會的論文《紅樓夢「全璧」的背後》，則進而判定物色程、高作「偽全本」的是乾隆皇帝本人與權臣和珅。照周先生這個意思，《紅樓夢》後四十回是乾隆皇帝本人與和珅親自組織人炮製的，按過去的說法就是「御制」。周先生真是出語驚人，他究竟拿出了什麼證據呢？仔細讀他的論著，沒有看到一條直接的或間接的證據，像他論證「曹雪芹祖籍在豐潤」一樣，全是雕空鑿影之假想、猜想、揣測。
四
周先生提供文獻資料，有時候不能如實敘述。過去我發表的文章指出過這一點。這裡我再舉兩個事例。
周汝昌先生在1995年12月8日的《文藝報》上發表《考察曹雪芹祖籍的意義與論據》，其第九條「論據」是：
上述康熙府縣二志，在曹璽傳中明言其祖父「令瀋陽有聲」、「宦瀋陽，因家焉」，則可知其中「寄籍襄平」之辭，亦即謂此，譯成今文就是「寄籍遼東」。蓋「襄平」本漢時郡名，非指一個小地點。可看《漢書》的地理志。
周先生說的「康熙府縣二志」，指康熙年間未刊稿本《江寧府志》和康熙六十年刊《上元縣志》。二志中有「曹璽傳」，是馮其庸先生發現的。《上元縣志》的「曹璽傳」說：「曹璽，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後，著籍襄平。大父世選，令瀋陽有聲。世選生振彥，初，扈從入關，累遷浙江鹽法參議使，遂生璽。」（21）這篇「曹璽傳」明明白白寫著的是「著籍襄平」，周先生卻說是「寄籍襄平」。隨意在文獻資料上做手腳。「著籍」和「寄籍」的意思是不同的，本書後面有文章會談到這個問題。周先生又說，「襄平本漢時郡名」，要讀者去看《漢書》的《地理志》。我書桌旁就擺著《漢書》。《漢書 .地理志》分明寫著：
遼東郡：戶五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三十九。縣十八——襄平、新昌、無慮、望平……
漢代，只有襄平縣，沒有襄平郡。襄平，是遼東郡的首縣，郡治所在。襄平故城就在今遼陽市。周先生的《考察曹雪芹祖籍的意義與論據》發表以後不久，我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說：「除非周先生另有一部世人不曾見的秘本《漢書》，否則，自以為最懂歷史、最懂中國文化的周先生，又鬧了個歷史知識的笑話。」可是，周先生後來把《考察曹雪芹祖籍的意義與論據》收入《紅樓家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書時，未作修改，亦未作說明。
又有最近一個事例，我要提出來請周先生為我釋疑。
河南海燕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周汝昌精校本《紅樓夢》，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的周汝昌匯校本《紅樓夢》，兩書的開頭為甲戌本的「凡例」。第一行「是書題名極」後是五個空格，空格後是「樓」字。形式為：
紅樓夢旨義 是書題名極[][][][][]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
周先生在下面注云：
以上凡例第一條。據1947年所見「甲戌本」原本，「點睛」均作「點晴」，「簿籍」作「薄藉」，首行末缺四字有半。
「點晴」、「薄藉」我在這兒不談。周先生是1948年看到甲戌本的，他這兒錯成1947年。周先生1948年6月從胡適家中借到甲戌本後，於1948年7月11日曾給胡適一封致謝並建議「集本校勘」的信。此信現存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中，收入（合肥）黃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9冊，筆者手中也有複印件。又，周先生送還甲戌本之前曾在甲戌本後面留下跋語：
卅七年六月自 適之先生借得與祜昌兄同看兩月並為錄副
周汝昌謹識卅七、十、廿四
可以肯定，周先生是1948年才看到甲戌本的。這個問題，這兒不多談。
周先生說，他1947年從胡適那裡借的甲戌本上「凡例」首行之末是空著的（缺四字有半）。因為周先生這樣一說，劉心武的《揭秘古本〈紅樓夢〉》（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就來「揭秘」、「探佚」：
現在傳世的甲戌本幾經易主，或者是其中有的藏主保存不善，或者是在轉賣流動的過程裡不小心，這第一句裡有五個字被磨損掉了，現在只好用口口口口口替代。被
磨損掉的五個字應該是什麼呢？這是「紅迷」朋友讀這個本子遇到的第一個需要探佚的問題。其實，通過對上下文的推敲，是不難猜出來的。讀者們可以展開討論，去形成共識。
我把自己的探佚心得告訴大家。
先把這句話引在下面：「是書題名極口口口口口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
我是這樣來猜的：「極」字後應該是「多」字，「夢」字前必定是「紅樓」（如果仔細看影印的甲戌本，這五個字裡還有個字剩半個，就是「夢」字前的「樓」的一半），因此，需要動腦筋猜的，只剩當中兩個字，這兩個字，我說是「然曰」。連起來就是：「是書題名極多，然曰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
………………………
現在我把甲戌本的「紅樓夢旨義」的第一句，按自己的理解補足了字，並給加上了新式標點。不知讀者諸君同意否？歡迎討論。（22）
劉心武先生這本書流行開了以後，一般讀者還真以為劉心武「探佚」，在甲戌本上補了五個字，又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誰知————
有關這五個字的空缺問題，我先作一個簡略說明。
1927年，胡適從胡星垣手裡買到甲戌本《石頭記》。1928年2月胡適寫出關於《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的研究報告——《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發表於《新月》雜誌。後收入《胡適文存》三集卷五。胡適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已作交代，此抄本「首頁首行有撕去的一角，當是最早藏書人的圖章。」《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中抄錄「凡例」的全文。其首行文字有：
紅樓夢旨義。 是書題名極多。口口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23）
1961年胡適在台灣將甲戌本影印出來。其「凡例」的首行、次行是：
紅樓夢旨義 是書題名極多 紅樓
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鑒是
「多」字和「紅樓」兩處鈐有「胡適」印。胡適在《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裡說：「我在民國十六年夏天得到這部世間最古的《紅樓夢》寫本的時候，我就注意到首葉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塊紙：這是有意隱沒這部抄本從誰家出來的蹤跡，所以毀去了最後收藏人的印章。」
影印本問世後，海內外廣為流行，大陸出版機構多次據胡適影印本複製出版。稍為熟悉《紅樓夢》版本的讀者，都知道甲戌本上「是書題名極多」和「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兩句話。
台灣的潘重規先生在研究甲戌影印本過程中，疑「多」和「紅樓」為胡適所補寫，致函毛子水代為查詢。1975年台灣胡適紀念館再次重印甲戌本，書後有毛子水撰寫的「第二次重印跋」。跋文中有這樣幾段文字：
我現在要借這個重印的機會把一件和這個影本有關的事情告訴讀者。影印本的第一頁第一行的「多」和「紅樓」三字，潘石禪教授疑為胡先生所補寫的；曾於今年夏間寫信囑我代為查詢。我函商胡先生哲嗣祖望兄；祖望兄即轉請蔣碩傑教授代為校對。上月中，蔣教授給祖望兄的信有下面一段：
潘重規先生之推測，完全正確。原書是頁表紙破損一角，自「極」字以下第一行之原文盡失，「多」及「紅樓」三字，顯是適之先生寫於裡紙上者。自原書上尤可辨紙色略有不同；但自影印本中則不易辨矣。唯字體與原書其他各字顯然不同；且「多」及「紅樓」三字上均蓋有「胡適」圖章，顯系適之先生指示後人此三字乃其補寫也。
在這裡，我可以說，由於潘教授讀書的仔細，蔣教授考訂的精審，這個影印本僅有的疑點實已渙然冰釋。這兩位學者，都是這個影印本的讀者所應深深感謝的。（24）
又，周策縱先生說：他從原本上看，「極」字下原留有一撇，胡適是在這一撇下補成的「多」。（25）
通過以上敘述可以看出，胡適早在1928年寫《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的時候，就要在「極」下補上「多」，隔兩格以下補上「紅樓」與後面的「夢」字相聯。他在甲戌本抄本上正是這樣補上的。
1948年6月周汝昌從胡適家裡借到珍貴的甲戌本，他和四兄祜昌合作抄錄了一個副本（由祜昌抄錄，汝昌校讎），可能是11月將書還給胡適。
我有證據證明周汝昌1948年看到的甲戌本原本上，已經有了胡適補的「多」和「紅樓」三字。
第一個證據是，陶洙於1948年、1949年曾從周汝昌手中借到周氏兄弟所抄錄的甲戌本副本，在己卯本上作校補工作。陶洙過錄了甲戌本副本上的「凡例」和全部批語。陶洙所過錄的「凡例」首行是：
紅樓夢旨義 是書題名極多口口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26）
第二個證據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第358頁，有（祜昌抄錄，汝昌校讎）的甲戌本副本首頁書影，其「凡例」首行為：
紅樓夢旨義 是書題名極多 紅樓夢是總其全
從這頁書影上還可看到，祜昌抄錄的「簿籍」被改為「薄藉」，祜昌抄錄的四個「睛」字，有一個「睛」改成「晴」。應是汝昌改。
這兩個證據說明，周氏兄弟抄錄的甲戌本副本上有「多」和「紅樓」三字。這「多」和「紅樓」，當然來源於胡適的甲戌本。據周汝昌當時和胡適的通信，周氏兄弟抄錄甲戌本的兩個多月，「十二分小心」，「二個多月，只有二人的手摸過他」（指甲戌本），「多翻一次便眼看著他多一次危險」。周汝昌9月19日的信說：「先生這樣不棄，諄諄教導，迥非常情能及，我如非糊塗人，定感知遇。」（27）既然是這樣的心態，我們不可能作別的想像，只能肯定地說：周汝昌1948年看到的甲戌本原本上，已經有了胡適補的「多」和「紅樓」三字。
胡適早在甲戌本「凡例」的第一行補上了「多」和「紅樓」三字，而「多」下面的兩個字的空缺，他一直沒有補。胡適沒有補的這兩個字的空缺，吳恩裕主張補「如曰」或「一曰」，周策縱主張補「歧義」或「異義」或「用義」，日本太田辰夫建議補「題曰」。（28）實際上讀起來都覺得不順暢。這就像一件藝術品，缺了一塊，後人怎麼補都令人不滿意。
周汝昌先生突然提出他看到的甲戌本原本缺五個字，對讀者隱瞞久已通行的胡適補的「多」與「紅樓」三字，讓劉心武來「探佚」，來補，劉心武也大言不慚地聲稱是他補「多」，補「紅樓」，再「動腦筋猜」，補「然曰」。大概只有一個「然」字還說得上是劉心武「動腦筋猜」的，但令人覺得不通之極。至於「多」和「紅樓」，劉心武就不要忽悠讀者了。
五
周先生引用文獻資料，還有斷句的錯誤。如《楝亭詩抄》卷六《思仲軒詩》的小序，在《紅樓夢新證》舊版和增訂版中都是這樣標點的：
思仲，杜仲也。俗呼為綿芽，可食。．．．．．．（29）
杜仲是高數丈的喬木，人如何吃？這一句的正確讀法應該是：
思仲，杜仲也。俗呼為綿，芽可食。．．．．．
杜仲又名思仙，思仲，《本草綱目》卷三十五「杜仲」條引蘇頌《本草圖經》語：「江南謂之綿，初生嫩葉可食」。周先生即使沒有見過杜仲樹，難道沒聽說過杜仲，竟至犯如此低級的錯誤？
本篇就寫到這裡，鑒於某些出版社過度推銷周先生著作，為廣大讀者著想，後面各篇將繼續指出周先生的種種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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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汝昌1947年從燕京大學圖書館借到的《懋齋詩鈔》是「紙墨還都是很新的」抄本此抄本1948年以後入藏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據以影印的《懋齋詩鈔》稿本，現藏國家圖書館，是吳恩裕1954年在《八旗藝文編目》的編者恩華家裡發現後由文化部收購，歸藏於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的。
（2）俞平伯：《關於「曹雪芹的生年」致本刊編者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聯合出版《俞平伯論紅樓夢》第365頁。
（3）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第101、197頁，（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第四版。
（4）俞平伯：《<紅樓夢>的著作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聯合出版《俞平伯論紅樓夢》第605、608頁。
（5）周汝昌：《紅樓夢新證》第435頁，（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出版。
（6）周汝昌：《紅樓夢新證》第61頁，（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出版。
（7）《楝亭文鈔 .舅氏顧赤方先生擁書圖記》云：「後己未二十二年，庚辰，寅行年四十三。」庚辰，為康熙三十九年，逆推知曹寅生於順治十五年。《楝亭詞鈔別集 .金縷曲（壽郭汝霖八十初度）》自註：「予與龍川先生同日。」龍川先生，陳亮，生於宋紹興十三年九月初七日。
（8）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存》第四集卷4第623頁，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5年出版。
（9）周汝昌：《紅樓家世》第121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周在論著中談此問題多次，此舉一例。
（10）見《孟子》的《梁惠王上》、《滕文公上》。
（11）焦循：《孟子正義》第22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諸子集成》第一冊。
（12）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第49頁，（北京）華藝出版社1998年出版。
(13)胡適：《清聖祖的保母不止曹寅母一人》，《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381—382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出版。
(14)將「自傳說」推向極端的話語在《紅樓夢新證》1953年版中隨處可見，本段所引見28、171、202、203等頁。
（15）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增訂本）第1145—114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出版。
（16）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第22-25頁，（北京）華藝出版社1998年出版。
（17）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第27頁，（北京）華藝出版社1998年出版。括號的注文為周汝昌原注。
（18）龔育之：《幾番風雨憶周揚》，《憶周揚》第214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19）參看劉心武《揭秘古本<紅樓夢>》第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120）周汝昌：《紅樓夢新證》第583—584頁，（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出版。
（21）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曹雪芹家世新考》（馮其庸著）內的照片。
（22）劉心武：《揭秘古本〈紅樓夢〉》第26—27頁，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23）胡適：《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胡適學術論集（中國文學史）》下冊第854頁，（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出版。
（24）毛子水：《<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第二次重印跋》,《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495—496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出版。
（25）《紅樓夢案—周策縱論紅樓夢》第118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出版
（26）己卯本上陶洙寫於己醜人日的「題記」：「甲戌殘本只十六回，計（一至八）（十三至十六）（廿五至廿八），胡適之君藏，周汝昌君鈔有副本，曾假互校，……」此「題記」及所過錄甲戌本副本上之「凡例」，見《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27）見《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311、314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出版。
（28）見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曹雪芹佚著淺探》第182頁，《紅樓夢案—周策縱論紅樓夢》第118—119頁，
（29）周汝昌《紅樓夢新證》1953版第368頁，1976年增訂版第4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