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紅學專著的著名紅學家顧頡剛
在對《紅樓夢》研究作過貢獻的紅學家中,有個人的名字被一再提及。這個人沒有專門研究《紅樓夢》的論著,卻被公認為對新紅學的創建居功至偉。這個人就是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
顧頡剛之所以成為著名紅學家,與胡適寫作《紅樓夢考證》有重要關係。
一、胡適寫出了不成熟的《紅樓夢考證》
胡適正式開始研究《紅樓夢》是在1921年。當時,上海亞東圖書館為整理《紅樓夢》,擬出版新標點本《紅樓夢》。掌控亞東圖書館的汪孟鄒、汪原放叔侄考慮到《紅樓夢》的篇幅甚巨,一再懇求已經寫過《水滸傳考證》、《吳敬梓傳》的胡適為他們新標點的《紅樓夢》作篇序,進行宣傳。在汪孟鄒叔侄的一再要求、催促下,胡適考慮一是要為白話小說張目,以乾嘉學派治經史的功夫研究小說,將其納入學術殿堂;二是為整理國故探索和示範一種切實可行的學術研究方法,遂答應為《紅樓夢》作序。
據胡適日記記載,他是在1921年3月初動手寫這篇序的;3月27日完成,定名為《紅樓夢考證》。胡適的這篇論文,隨同亞東版的《紅樓夢》發行於世。胡適寫作時大約並沒有想到,他的這篇論文實際上創建了整個新紅學的研究體系。
不過,這篇論文是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的,確實寫得有些倉促。胡適本人很不滿意。由於資料的缺乏,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初稿雖然提出了許多設想,但因為缺少充分資料的有力支撐,顯得份量不夠,而且還存在一些疏漏,例如認為曹雪芹是曹寅的兒子等。一貫認真對待學術研究的胡適決心立即著手對《紅樓夢考證》初稿進行補充和修改。
二、顧頡剛加入對《紅樓夢考證》的修改
顧頡剛雖然只比胡適小兩歲,但他們卻是不折不扣的師生關係。這種關係是胡適自1917年到北京大學任教時開始的。當時顧頡剛是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的學生,胡適教的中國哲學史課程令顧頡剛「非常信服」。此後,他與胡適交往甚密,談學論文,書信不斷,建立了亦師亦友的關係。
顧頡剛於1920年畢業,在胡適的幫助下,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編目員。所以當胡適需要查找大量資料時,很自然地就想到顧頡剛。
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一文中對當時幫助胡適修改《紅樓夢考證》一事回憶說:
《紅樓夢》問題是適之先生引起的。十年三月中,北京國立學校為了索薪罷課,他即在此時草成《紅樓夢考證》,我最後得讀。……他感到搜集的史實不足,囑我補充一點。那時正在無期的罷課之中,我便天天上京師圖書館,從各種志書及清初人詩文集裡尋覓曹家的故實。果然,從我的設計之下檢得了許多材料。把這許多材料連貫起來,曹家的情形更清楚了。我的同學俞平伯先生正在京閒著,他也感染了這個風氣,精心研讀《紅樓夢》。我歸家後,他們不斷的來信討論,我也相與應和,或者彼此駁辨。這件事弄了半年多,成就了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改定稿和平伯的《紅樓夢辨》。
據統計,在1921年4月至10月間,胡適、顧頡剛、俞平伯三人間共寫論紅書信56封,其中胡適致顧頡剛13封,俞平伯致顧頡剛18封,顧頡剛致胡適16封,顧頡剛致俞平伯9封。相比之下,顧頡剛寫得最多。
三人以胡適為核心,組成了一個較為鬆散的《紅樓夢》研究小組,書信頻繁往來,合作得十分融洽。幾個月後,大量資料被挖掘出來,有關作者、版本、續書方面的觀點經過三人的推敲和駁難,更具有說服力。到1921年11月12日,胡適寫定《紅樓夢考證》改定稿。與初稿相比,改定稿無論是在材料上,還是在立論上,都有了十分明顯的提高。這篇論文,成為新紅學的指導之作。改定稿雖然最後的署名僅為胡適,但卻可以說是三人合作的結果。其中顧頡剛對該文作出了較大貢獻。
胡適雖然以自己的名字署了該文,但是,以胡適做學問的風格和為人,他是不會掠人之美的。翻開《紅樓夢考證》改定稿,諸如「我的朋友顧頡剛在《江南通志》裡查出……」、「頡剛又考得康熙南巡,除第一次到南京駐蹕將軍署外,余五次均把織造署當行宮……」這樣的句子比比皆是,足以表明胡適本人對顧頡剛為此文出力的認可。
胡適還在其口述自傳中,專門談到顧頡剛、俞平伯對《紅樓夢考證》改定稿的貢獻:
在尋找作者身世這項第一步工作裡,我得到了我許多學生的幫助。這些學生後來在「紅學」研究上都頗有名氣。其中之人便是後來成名的史學家顧頡剛;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後來成為文學教授。這些學生——尤其是顧頡剛——他們幫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
對顧頡剛而言,這幾個月參與紅學研究,無疑是緊張、辛苦的,但是卻是非常快樂的。他在其中不僅得到探討學術的樂趣,同時也得到了嚴格的學術訓練,有益於他日後的學術研究。他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曾表達了這種感受:
我從他們和我往來的信札裡,深感到研究學問的樂趣。我從曹家的故實和《紅樓夢》的本子裡,又深感到史實與傳說的變遷情況的複雜。
從此以後,我對於無論哪種高文典冊,一例地看它們的基礎建築在沙灘上,裡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們何時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時發生問題,把它攻倒。學海無涯,到這時更望洋興歎了。
由此可知,正是因為參與對《紅樓夢考證》的修改,顧頡剛奠定了自己學術研究的基礎,從而成為後來的史學大家。
三、催生了俞平伯的《紅樓夢辨》
在紅學研究中,俞平伯的《紅樓夢辨》的問世是紅學史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它是新紅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沒有顧頡剛,就沒有俞平伯寫作這本書。
1921年,俞平伯從歐洲重返北京,為留學考試作準備。在京期間,正趕上胡適和顧頡剛的紅學討論。當時,兩人通信頻繁,十分熱烈。俞平伯受此感染和影響,也加入進來。大家相互切磋交流,興致很高。在三人研紅小組中,顧頡剛是聯絡中心,胡適、俞平伯的信都是寫給他的;兩人之間的交流除少數直接的面談外,也往往通過顧頡剛轉達。顧頡剛在《紅樓夢辨》序中曾回憶說:「平伯向來歡喜讀《紅樓夢》,這時又正在北京,所以常到我的寓裡,探詢我們找到的材料,就把這些材料做談話的材料。」
從1921年4月27日開始,俞平伯給顧頡剛寫信探討《紅樓夢》,標誌著俞平伯對《紅樓夢》著手正式研究;到1921年10月,兩人的紅學通信告一段落。這一期間的通信,促成了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的完成。1922年2月,因胡適與蔡元培之間的紅學論戰,引發了俞平伯再次研究《紅樓夢》的興趣。他給顧頡剛去信,希望兩人合作,在以往通信的基礎上,撰寫一部紅學專著,向世人宣傳正確的紅學觀點和研究方法。顧頡剛因為自己太忙,希望俞平伯能獨立完成這項工作。俞平伯獨立著手這本書稿的撰寫,到1922年夏天即告完成。當時他即將去美國,臨行之前,俞平伯將書稿交給顧頡剛,委託他找人抄寫並進行校勘。1923年4月,該書以《紅樓夢辨》為書名,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紅樓夢辨》雖然署名為俞平伯一人,但它和《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一樣,實際上也是集體勞動的結晶,顧頡剛為該書付出了大量的勞動。為此,俞平伯在該書的「引論」中曾這樣表示:
頡剛啟發我的地方極多,這是不用說的了。這書有一半材料,大半是從那些信稿中採來的。換句話說,這不是我一人做的,是我和頡剛兩人合做的。
只要看過顧頡剛、俞平伯二人之間的通信內容便可以知道,俞平伯這樣說,並非完全是自謙之辭。
四、紅學的遺憾:顧頡剛未能完成他的紅學論著
在與胡適、俞平伯通信進行紅學研討時,顧頡剛也產生過撰寫紅學研究專著的想法。他在1921年4月12日給胡適的書信裡曾有這樣的打算:
把歷次所得,集成一篇《曹寅傳》,放在先生辦的《讀書》雜誌裡……
我擬編一考證《紅樓夢》的年表,年歲下分為四格:第一格為當時政事,第二格為曹家事及與曹家有關係的事,第三格為存疑,第四格為雜記。將來如有新發見,就可記在上面。
對顧頡剛的這個「打算」,胡適在次日即4月13日就覆信表示「極贊成」。在1921年5月26日的書信中,顧頡剛又有了新的想法:
我擬細看《紅樓夢》一遍,做一篇《高鶚續作〈紅樓夢〉的線索》,說明他續作取材的所在。日來頗有所得,等看完時當詳細奉告。
遺憾的是,顧頡剛後來因為其他事情耽擱,他關於紅學研究的「打算」始終未能動筆。否則,他很可能也會寫成一部專著,就像俞平伯的《紅樓夢辨》那樣,與《紅樓夢考證》一起構成新紅學的開山之作。好在顧頡剛寫給胡適、俞平伯的書信都保存了下來,其當年探討《紅樓夢》的情景也就真實可見。
在20世紀的紅學史上,再也找不到像顧頡剛這樣一位奇特的人物——他無意於紅學研究,卻因為胡適的委託而身陷其中;他涉足紅學研究只有幾個月,並且沒有完成專門的研紅論著,卻是公認的新紅學的開創者之一,是一位了不起的著名紅學家。
對顧頡剛與紅學的關係,《紅樓夢大辭典》作了如下介紹:「胡適以前的紅學為舊紅學。……胡適、俞平伯、顧頡剛以後的紅學為新紅學。」這是歷史的記載和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