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紅學觀研究
一、近代時期《紅樓夢》在文壇上的地位
清代後期文人稱《紅樓夢》研究為「紅學」，具有戲謔的意味，當時將它視為一門真正學問的人很少，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紅學」一詞的出現雖然比較晚，而《紅樓夢》研究與《紅樓夢》的本身出現幾乎是同時的。最早對本書進行研究的是脂硯齋等。脂硯齋的評語是《紅樓夢》研究的最早成果。這是清代紅學的第一時期。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偉元和高鶚刊行一部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以後，此書的影響即擴展到全國各地。從此便出現各種各樣的紅學論著，如書上加的評點、序跋、專題評論、題紅詩詞、戲曲、筆記小說等等，豐富了紅學的內容。這些是清代紅學第二時期的主要內容。
中國的近代時期，按照比較普遍的說法，包括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近八十年時間。中國近代小說的理論批評，大致上以「戊戌變法」為界，可以分成前後兩期。前期總體上不出於傳統的範疇，到了後期，隨著梁啟超等人所主張的「小說界革命」的強烈影響，出現新的概念，新的探索。
近代知識分子對《紅樓夢》的看法，雖然具體上來講，每一個紅學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批評方式和內容，但按照他們觀點的新舊問題來分，也可分成兩種不同的方式。一個是明末清初以來小說批評界一時盛行並保存下來的傳統批評方式，如評點批評，一個是由西方小說的衝擊而引起的在小說界革命的影響之下所產生的新的評論方式。
在近代紅學史上，屬於前者的紅學家，為數不少，他們的紅學成就可說的東西很多，對當時社會的影響也比較廣泛。譬如王希廉、張新之、姚燮、陳其泰等都是評點派的主要人物。這些人雖然在當時文壇上沒有很高的地位，本身並不是高級知識分子，但在紅學史上都可以稱得上紅學家，因為他們每一個人在他們的生平中相當多的時間投入在《紅樓夢》的評點工作裡，最起碼花了幾年，甚至也有一輩子都從事評點《紅樓夢》的。他們是清代後期大量湧現出的「紅迷」當中脫穎而出的人物。他們所作的評點工作，在當時或稍後的清代末年引起相當廣泛的影響，曾出版過很多次的評點版本，但是，他們的觀點、他們的批評方式已經不是新時代所要求的。因此在新的時代，到了20世紀以後這些評點批評逐漸衰落，再無人問津。
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代替他們的新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政治地位比較高，在文壇上屬於高級知識分子，他們的小說觀點對社會的影響力非常大。但他們對《紅樓夢》的研究，還不如前一個時期的紅學家那麼迷戀深入，對《紅樓夢》文本未曾評點過，沒有更詳細地統計書中人物和事件的年月。不過他們把《紅樓夢》擺在世界文學的隊伍上加以評價，和西方國家的名作小說加以比較，認為這部中國小說的代表作可以與西方的第一流小說比肩，從西方文藝理論的方法與角度衡量，《紅樓夢》不失於一部第一流小說。因此他們都驕傲地宣佈《紅樓夢》是一部「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的作品，是一部「絕大著作」，一部「宇宙的大著述」。前一個時期的紅學家也有不少給予《紅樓夢》極高評價，如王希廉所說的「神聖同功」，姚燮所說的「空前絕後之書」，但這些評價的影響還不如後來新進知識分子的一句話。因為這是他們站在世界文學的廣度上加以評價，在古今中外文學史上加以比較之後得出的結論。這些近代知識分子分別是黃遵憲、梁啟超、俠人、王國維等著名的文學大家。
民國十年（1921）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在文壇引起了強烈反響，當時顧頡剛就說此後的紅學為「新紅學」，那以前的紅學叫做「舊紅學」。因此學術上習慣稱清代紅學到民國初年的紅學為舊紅學。但我們要搞清楚的是，所謂新紅學的來源還是在近代紅學基礎上。近代後期，尤其在「戊戌變法」以後的紅學所呼籲的，直到新紅學時期仍有非常廣泛的影響。「五四」以後，和其他的學術方面一樣，為了提高自身的學術地位，為了新的學術體系的確立，表面上一概否定「五四」以前的學術成果，一概否定舊的文學成果。但現在看來，文學是不斷發展的，學術研究也沒有當時一些人所說的那樣中斷了很長時間後又重新發展起來的。我認為19世紀末年開始逐漸發展的近代文學和近代學術，一直延續到現代。近代紅學的發展道路也是一樣的。
二、清代後期傳統方式的《紅樓夢》評點
鴉片戰爭以後的近代中國社會逐漸開始有些變化，社會各分野慢慢形成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省以及對西方先進文化的關注。當時已經有人，如龔自珍，洞悉巨變將臨，國亡無日，因此高呼求新求變，希望喚醒世人。求新求變是近代文學最大的口號，近代就這樣開始。但在文學領域裡，變化仍然很慢，很少。到這個時候，傳統方式的評點批評雖然已開始走向衰落，沒有產生過文學史上難得的名著。但它仍然不失為一種一般讀者非常喜歡看的讀物，當時還有很大的市場，還有很厚的讀者層。因此這些評點批評，仍然在紅學史上出現得不少。
（一）王希廉
在近代初期，紅學史上最馳名的著作應該是王希廉（生平未詳，號護花主人）的評點本。他的評論收錄於道光十二年（1832）所刊行的《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中。書名上題「新評」，可能對《三讓堂本》等的「批點」而言，意味著全面地重新加以評點。此書中的《紅樓夢批序》、《總評》、《分評》等都由王希廉寫的，但此書也收錄當時其他紅學家的評論文章，如塗瀛(讀花人)的《人物贊》與《紅樓夢問答》，梅閣的評語，黃琮的《大觀園圖說》等，可以說此評點本是當時一些文人的紅學結晶。
王希廉的紅學觀基本上堅持傳統和保守的立場。他認為《紅樓夢》雖然屬於「小說」一類，但在勸善懲惡，宣揚仁義道德上，並不遜色於「大言炎炎」的經史諸子書。他的這一種態度，在小說正文的評點中也有透露，如第二十三回說：「寶玉一見小說傳奇，便視同珍寶，黛玉一見《西廂》，便情意纏綿，淫詞艷曲，移人如此，可畏，可畏！」他的保守性也可以從當時的釵黛之爭中他為薛寶釵辯護的態度上可以看出。吳克岐的《懺玉樓叢書提要》中雖說他「大致持論和平，於林薛之間，力事調停，遂使尊林者流群起詬之」，但由此反而可以看出他主張偏向於薛寶釵。他曾指責黛玉「一味癡情，心地褊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而認為寶釵卻是賈母與元春之外，唯一的「有德有才」之人。
在某些基本態度上，他的確是從教化觀點出發把這本小說看成勸善懲惡的作品的，但從全書的份量上考慮，大部分的評語還是針對故事情節和寫作技巧而發的。因此在沒有全面地整體地分析和探討王希廉評語之前，一概抹殺它的價值，似乎有點不合理。在王希廉的《護花主人批序》中可以看出他的小說觀的一面。小說是描寫生活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所以說「小」，但是從這一個小部分也足以反映全體的道理來說，它又並不「小」，正如「以管窺天，管內之天，即管外之天」一樣。這實際上已經接觸到文藝創作以個別來概括一般以典型來反映生活的基本特徵。他又從解釋「葫蘆」一詞的含意探討全書的主題思想，說這部小說是事實上隱去真事和真姓名以假托小說人物，表現出「人生如夢，幻境皆空」的作品。這也可以說王希廉評《紅樓夢》時堅持的基本思想。
（二）張新之
張新之（生平未詳，號太平閒人）的評點本《妙復軒評石頭記》，完成於道光三十年（1850），但一直以抄本的形式流傳，到了光緒七年（1881）才由孫桐生加以整理在湖南刊行，題曰《繡像石頭記紅樓夢》。他的紅學觀散見於《紅樓夢讀法》和回末總評以及行間夾批中。他認為《紅樓夢》是一部以小說的形式來敷衍性理的作品，也是一部宣揚《周易》的道理和儒家教義的書。張新之在他的《讀法》中說：
《石頭記》乃演性理之書，祖《大學》而宗《中庸》，故借寶玉說：「明明德之外無書」，又曰：「不過《大學》，《中庸》」。是書大意闡發《學》，《庸》，以《周易》演消長，以《國風》正貞淫，以《春秋》示予奪，《禮經》，《樂記》融會其中。《周易》，《學》，《庸》是正傳，《紅樓》竊眾書而敷衍之是奇傳，故云「倩誰記去作奇傳」。（《紅樓夢卷》第153--54頁）
他的觀點非常明顯，他把這一部《紅樓夢》和儒家經典相比擬，認為此書的主要思想根據是盛行一時的王陽明的儒學思想。《大學》裡的「明明德」的觀念，除了這個《讀法》之外，在本文評點中也屢次提到。由於把重點放在修心上，心可以理解為個人意識，在某些評論中，張新之把小說裡一些有中心意義的圖像，例如寶玉神秘的石頭以及其他王器，看做「心」的象徵。他說「明明指出『性』字，隱然演出『心』字」，」石頭是人，是心，是性，是天，是明德」。另外張新之還認為通部《紅樓夢》，無非是《周易》的道理，他又運用陰陽五行說來分析《紅樓夢》中主要人物之間的關係。張新之的紅學觀，現在看來，當然有些勉強，缺乏說服力，但在當時這也是一種批評方式，在一定範圍之內有一定的影響。大部分學者對張新之評點的評價是否定的，認為他的評點是「牽強附會，令人啼笑皆非的評論」(郭豫適)，或是對作者本意的「一種極大的歪曲」(韓進廉)。但美國漢學家浦安迪卻說應該認真對待張新之評點，要瞭解當時這類以儒學為基礎的解釋小說的方法，雖說不合於作者的原意，但對後來的讀者有相當的影響，這一點我們不應忽略。
張新之評本是光緒七年（1881）由孫桐生出版的，此後不過三年的光緒十年（1884）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增評補像全圖金王緣》出現了，據考察此本以《張新之評本》為主，把王希廉和姚燮的評點及評論文章重新加以安排整理的。這本三家評本在當時非常流行，清束民初不斷地出版流傳。
（三）姚燮
在《紅樓夢》三家評本裡收錄的評點作家當中，最後一位是姚燮（1805--1864，號大某山民）。他是一位學問淵博、才華橫溢、著述豐富的文人。在六十年的生涯中，他留下來各種著述八百餘卷（評點除外）。姚燮的文學研究的成就，主要在戲曲研究和《紅樓夢》的評點上。他的《紅樓夢》評點，可能成於咸豐年間，有《蛟川大某山民加評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後與王希廉評本合編，從《增評補圖石頭記》看出，後與王希廉、張新之三人合評的《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在光緒年間一再翻印，十分流行。他的評點中對小說的人物描寫、結構藝術、語言特色等加以評論，而大部分比較簡單，但他特別重視每個故事的發生時間，比較詳細的考證整理出來。因此後人評價說：「山民殆譜錄家也」。
他另外撰寫《讀紅樓夢綱領》（民國以後鉛印本改題為《紅樓夢類索》），書中內容包括《人索》、《事索》、《余索》三種。這是對小說作品中的人物、器物、藝文以及人物的生日、府中人物的月費、財數等等各方面的統計文章，是在其他紅學文章中比較少見的一種資料性的成就。他的評點本中收錄的總評八十條，其中四條是姚燮所寫，而其他七十六條實際上是姜祺的文章。這個評論來自姜祺的《紅樓夢詩》一百四十四首的附批，都是詠書中人物的。姚燮對《紅樓夢》是極為推崇的，以至稱它為「空前絕後之書」，他不像護花主人王希廉那樣平允，也不像太平閒人張新之那樣歸之於玄理，而是略帶著一種偏激之情。
（四）陳其泰
除以上三家評本的作者之外，再值得提的是陳其泰的評點批評。陳其泰（1800--1864，號桐花鳳閣主人）的評點本《桐花鳳閣評紅樓夢》在長期僅抄本流傳，直到20世紀80年代公開出版。陳其泰評點《紅樓夢》時，最有影響的是塗瀛的《紅樓夢論贊》，因此他的紅學觀，也基本上與塗瀛相同。他繼承塗瀛所主張的《紅樓夢》為寶玉自況的觀點和寫情說的看法，作了進一步的分析。他認為一部《紅樓夢》，「盡此一情字」，再對寶玉的情的本質細心考察，他的結論大致有二，其一，「情」的本質是重在知心，不在淫慾，其二，情的表現形式是「愛博」與「情專」相統一。陳其泰的身世與曹雪芹略有相似之處，因此他的評點內容，也是作為一個失意文人，帶著滿腔的怨憤來體味這部小說，因此頗能窺見原著的真精神真價值所在，他與前面的三位評點家有所不同，能擺脫封建衛道者的正統立場，這是陳其泰評點的一大特色。
三、近代知識分子的《紅樓夢》讀法
近代知識分子對《紅樓夢》的看法是各色各樣的，但基本上還是站在肯定的立場。極少數的文人中也有人認為中國小說還不如西方的第一流小說。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不管是否將中西小說加以比較，都極贊《紅樓夢》的偉大，認為《紅樓夢》為中國文學的極上品，保持著非常驕傲的態度。在此我僅以近代較著名的幾位知識分子為例，探索近代中國文人的紅學觀。
（一）黃遵憲
黃遵憲（1848--1905）是近代的一位高級知識分子，他擺脫了傳統的小說觀念，提出新的小說觀，引起後來學界的注目。他在駐日本大使館當參贊的時候，已經注意到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的社會變化，主張中國也要通過維新進行社會改良，同時強調文學也需要改良變革。他在日本經常和日本文人交流，討論許多問題。他在1887年完成的《日本國志》中，總結日本的維新經驗，以之作為中國改革的藍圖。
他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當參贊職位的1878年9月6日和一些日本文人進行筆談記錄見於他的《戊寅筆話》中。他們談的是中日兩國小說代表作。兩位日本文人和兩位中國知識分子包括黃遵憲進行的筆談內容如下（文中的鴻齋是石川英，桂閣是源輝聲，均為日本人，桼園是王桼園，公度則黃遵憲）。
鴻齋：民間小說傳敝邦者甚少，《水滸傳》、《三國誌》、《金瓶梅》、《西遊記》、《肉蒲團》數種而已。
公度：《紅樓夢》乃開天闢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恨貴邦人不通中語，不能盡得其妙也。（這時候，桼園來了）
泰園：《紅樓夢》寫盡閨閣兒女性情，而才人之能事盡矣。讀之可以悟道，可以參禪；至世情之變幻，人事之盛衰，皆形容至於其極。欲談經濟者，於(此)可領略於其中。
公度：論其文章，直與《左傳》、《國語》、《史記》、《漢書》並妙。
桂閣：敝邦呼《源氏物語》者，其作意能相似。他說榮國府，寧國府閨閣，我寫九重禁庭之情，其作者亦系才女子紫式部者，於此一事而使曹氏驚悸。
鴻齋：此文古語，雖國人解之者亦少。
公度：《源氏物語》，亦恨不通日本語，未能讀之。今坊間流行小說，女兒手執一本者，僕謂亦必有妙處。
他在日本文人面前特別提到《紅樓夢》的優秀性，把它與《左傳》、《國語》、《史記》以及《漢書》等經典與史書相提並論。在筆談中日本文人比較客觀地介紹當時在日本流傳的中國小說，如明代四大奇書和《肉蒲團》。當時日本確實盛行《金瓶梅》、《肉蒲團》等所謂淫詞小說，這與當時的中國及韓國的情形不同，但現在根據日本學者的研究，《紅樓夢》也在當時的日本流傳了，但相對來說還不是那麼普遍。這個情形和當時的朝鮮也很相似。《紅樓夢》的傳播還不如明代四大奇書，尤其《三國誌》（《三國演義》）等作品。但黃遵憲對這些作品卻沒有提到，突然提出《紅樓夢》，而且介紹的態度似乎有些不太冷靜，他非常興奮地說，此書「乃開天闢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好像他為了給外國文人介紹中國的代表作品，失去了一點客觀的立場。所謂「開天闢地」、「當與日月爭光」一類詞彙，用於介紹一部文學作品，實在是有些誇張。這樣的說法，早在清代，推崇《紅樓夢》的一些紅學家經常使用。還有把此書比肩於《左傳》或《史記》的想法，在小說批評史上我們從李卓吾和金聖歎的言論中已經看過並不新鮮。但黃遵憲在文壇上的地位畢竟是高級的，尤其在近代「小說界革命」的旗幟之下，他的影響力可以說是很大，很廣泛。
在黃遵憲剛說完的時候，合席的王桼園進一步強調說：《紅樓夢》是「可以悟道，可以參禪」的作品。這是傳統紅學家經常提出的比較模糊的玄妙說法，也在外國文人眼前，表露了有點誇張的味道。我們更注重於對此回答的日本文人桂閣的見解。他先提出在日本文學作品中能夠比得上《紅樓夢》的作品是《源氏物語》，並進而說明《紅樓夢》與《源氏物語》的相似處和不同處。看來他已經相當程度上把握住這兩部中日文學代表作品的核心內容。他雖然聽到黃遵憲所說的什麼「開天闢地」，什麼「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等語而一點也不慌張，反而以實事求是的方法，強調如果曹雪芹也聽到這一部《源氏物語》的作者竟然是一位女性作家，他可能覺得很驚訝。在旁的另一位日本文人鴻齋已經感覺到，這兩個人。的對話有一點不大對勁兒，因此立刻插話說：其實這一部作品是古文寫的，日本人也不大會看得懂，有意要解開緊張的氣氛。最後黃遵憲也把高高翹起的口氣稍微降落下來，乾脆承認自己不懂日文，可惜不能瞭解《源氏物語》。
儘管如此，黃遵憲對《紅樓夢》的評價如此高畢竟對當時中國高級知識分子有一定的影響。他的那些誇張的評價方法，可能對後來的學者如王國維等也有一些影響，說出一句「宇宙之大著述』，等奇語。
（二）梁啟超
梁啟超（1873--1927）為近代中國「文學界革命」的主倡者，除了詩文方面之外，還主張「小說界革命」，對後來小說與戲曲的變革運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自己為了實踐這個主張，親自寫了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更在日本橫濱創刊了小說專門刊物《新小說)，在此書的創刊號上發表一篇綱領式的論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提示新小說創作的發展方向。但他的小說觀主要基礎於政治上的維新變法，追求的是社會的改良，因此和後來王國維等人所主張的純粹文學觀截然不同。
可能因為他所主張的中心範圍在於新小說方面，對古典小說方面大致上堅持否定的態度，因此他特地談到《紅樓夢》的地方並不多。他在《變法通議》中特別安排說部書，意思是在學校教育的七個課程中需要教育小說一門：
五日說部書。古人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語言離。其利病既屢言之矣。今人出話，皆用今語，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靡不以讀書為難事，而《水滸》、《三國》、《紅樓》之類，讀者反多於六經。（寓華西人亦讀《三國演義》最多，以其易解也）
梁啟超雖然承認小說擁有許多讀者，影響力也非常大，但仍然批判地說，後來的小說作者失去實事求是的精神，只管戲弄筆墨，終於寫出誨盜，誨淫的作品。他大致上對古典小說的思想與內容方面保持一些否定的態度。
不過梁啟超強調對《水滸傳》與《紅樓夢》等通俗語言應該學習。他說：「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十他認為宋代以後的文學非常發達，其原因可能在於俗語文學的發達。
梁啟超雖然提出如此強烈的主張，但在初期他自己也用文言文寫小說。由此可見，當時以白話文寫文章是多麼不容易的。梁啟超在他所翻譯的《十五小豪傑》第四回回末的譯者按語中就坦白地承認這一點：
本書原擬依《水滸》、《紅樓》等書體裁，純用俗語。但翻譯之時，甚為困難。參用文言，勞半功倍。計前數回文體，每點鐘僅能譯千字，此次則譯二千五百字。譯者貪省時日，只得文俗並用，明知體例不符，俟全體殺青時，再改定耳。但因此亦可見語言文字分離，為中國文學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
後來他在寫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之時全用白話，終於實現了自己的主張。白話小說的出現在宋代，但自己以當代高級知識分子的政治領導身份，居然為了改良社會，親自從事寫白話小說，在近代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和象徵意義。
梁啟超在中國小說中，以《水滸傳》與《紅樓夢》為最可讀的作品。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說明小說的四種力量，其中第二種談到「浸」的效果，就以《紅樓夢》與《水滸傳》為例子：
讀《紅樓》竟者必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竟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 到了第四種「提」的說明上，他又加上《野叟曝言》如《花月痕》兩部作品，但仍然拿《紅樓夢》與《水滸傳》來舉例子，只是避免重複，改稱為《石頭記》與《梁山泊》而已。
凡讀小說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於書中，而為其書之主人翁。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花月痕》者必自擬韓荷生若韋癡珠，讀《梁山泊》者，必自擬黑旋風若花和尚。
總之，梁啟超雖然承認古典白話小說的語言方面的成就可以學習，但他對一般的古典小說，持某種否定態度。不過在他所創刊的《新小說》雜誌中，許多新的知識分子自由奔放地討論古今中外的種種小說，後來在文壇上形成一股非常強大的研究小說的風氣。這可以說是他對研究古典小說的一點功勞。
（三）璱齋、曼殊、俠人
《新小說》雜誌上連載的《小說叢話》中，我們可以發現不少古典小說的評論，也可以找到比較認真的紅學評論。這個《小說叢話》專欄是從《新小說》第七期（1903）開始發表，發表文章的人包括梁啟超（飲冰）、蛻庵（麥孟華）、璱齋（麥仲華）、平子（狄葆賢）、趼人（吳趼人）、曼殊（梁啟勳）、俠人（姓名未詳）等人。他們不受一切限制的思想傾向和討論方式，非常自由地表露自己對古今中外的小說的種種觀點。當然其中大部分的見解是贊同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精神的，但提出一些異議。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窺見當時知識分子對古典小說包括《紅樓夢》擁有何等的觀點。
《小說叢話》的作家之一，璱齋（麥仲華）談及西方小說的評價基準時，引用了英國大文豪佐治賓哈威的一段話：「小說之程度愈高，則寫內面之事情愈多，寫外面之生活愈少，故觀其書中兩者份量之比例，而書之價值，可得而定矣。」然後他按照這樣的標準，在中國小說中去找，認為「則惟《紅樓夢》得其一二耳，余皆不足語於是也」（《新小說》第七號，1903年）。當時在新進的知識分子共同討論西方的優秀小說之時，有些人認為中國小說遠不如西方的第一流小說，但璱齋卻認為按照西方小說理論的標準來衡量中國小說，只有《紅樓夢》可以稱得上。這意味著《紅樓夢》的確是中國小說的極上品，也不愧是世界文學陣營中的一部名作。
《小說叢話》中的另一個作者，署名曼殊，是梁啟超的弟弟梁啟勳。他也認為《水滸傳》與《紅樓夢》是中國小說中的第一流作品，但若要將兩部作品評價先後，他卻認為《紅樓夢》還不如《水滸傳》，他的理由是：
吾固甲《水滸》而乙《紅樓》也。凡小說之最忌者曰重複，而最難者曰不重複，兩書皆無此病矣。唯《紅樓》所敘之人物甚複雜，有男女老少貴賤媸妍之別，流品既異，則其言語，舉動，事業，自有不同，故不重複也尚易。若《水滸》，則一百零八條好漢，有一百零五條乃男子也，其身份同是莽男兒，等也；其事業同是強盜，等也；其年紀同是壯年，等也，故不重複也最難。（《新小說》第八號，1903年）
梁啟勳之所以把《紅樓夢》擺在《水滸傳》的後面位置，是由於它所寫的人物有些重複。這是他與眾不同的獨特的一種觀點。
當時《小說叢話》中談及《紅樓夢》的人雖不少，但其中講得最深刻，最多的是俠人(真姓名不詳)。他的八則談論中四則是專講《紅樓夢》的，而且份量相當大，可以說是一篇紅學專論。
俠人也認為《紅樓夢》是中國小說的最上品，但在分析《紅樓夢》的時候，他用近代小說的眼光來分析，利用近代小說中出現的許多新的小說分類名稱，和《紅樓夢》拉一點關係，認為此書能夠包羅萬象，的確是中國小說的一部奇書。他說：
吾國之小說，莫奇於《紅樓夢》，可謂之政治小說，可謂之倫理小說，可謂之社會小說，可謂之哲學小說，道德小說。（《新小說》第十二號，1904年）
他說，《紅樓夢》政治上使人感到「隱然有一專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倫理上反對「為鬼為蜮於青天白日之間」的「一種不完全之倫理」；反對所謂「聖賢教訓」和「綱常大義」；在日常社會的描寫上反對「天理亡而人欲肆」，反對「末世之不仁」。總而言之，他認為《紅樓夢》的基本精神是反對君主專制，反對封建倫理，反對社會的污濁。最後他的結論是，《紅樓夢》可以說是一部哲學小說，一部道德小說。他還對於有些人視《紅樓夢》為淫書的謬論加以強烈地反擊，他說：
而世之人，顧群然曰「淫書，淫書」。嗚呼！戴綠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綠；戴黃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一切物果綠乎哉？果黃乎哉？《紅樓夢》非淫書，讀者適自成其為淫人而已。（《新小說》第十二號，1904年）
他批駁把《紅樓夢》當作淫書的觀點，實際上也可以說是對梁啟超所持全盤否定古代小說的偏頗見解的一種糾正。
俠人的這篇文章發表於1940年《新小說》第十二號上。這年在紅學史上備受重視的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也被公開發表。現在把這兩人的紅學觀加以比較，可以發現兩位紅學家的觀點截然不同。
王國維也從哲學和倫理學的高度上評論《紅樓夢》，但他是用西方厭世主義哲學家叔本華的思想基礎作指導的，他得出的結論是：《紅樓夢》系「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脫之不可以」。俠人也對此書做出了高度評價，但他從《紅樓夢》與社會生活的背景的聯繫中揭示出這部作品所體現的反封建的民主精神，他推崇《紅樓夢》說：「舉道德學最後之奧援，最堅之壁壘，一拳捶碎之，一腳踢翻之。」又推崇曹雪芹說：「以大哲學家之眼識，催陷廓清舊道德之功。」同樣從哲學家的角度來評價曹雪芹的思想，俠人與王國維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顏廷亮教授認為「無論從政治高度或思想深度來說，(俠人的評論)都是遠勝王國維一籌而體現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政治利益和思想水平的」。
（四）王國維
王國維（1877--1927）是一代經學大師，但他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還有卓越的成就，在詞文學方面著有《人間詞話》，在戲曲方面著有《宋元戲曲考》，在小說方面有唯一的一篇評論文章，就是《紅樓夢評論》，這些成果都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備受重視。他的《紅樓夢評論》初連載於1904年的《教育世界》，第二年就收錄於他的《靜庵文集》。他在這篇比較系統的專論中，運用西方哲學思想，聯繫作品實際，經過深思熟慮，論證系統細密，認真地研究了《紅樓夢》的價值與藝術特徵。他的理論基礎是叔本華的唯意志論，他評論《紅樓夢》的根本目的也在於闡發這種西方唯心厭世的哲學。
王國維在此之前，接觸過日本哲學研究者的思想與著作，受到西洋哲學家康德與叔本華思想的影響。他接觸西方哲學，始於1899年。他說：
時社中教師為日本文學士籐田豐八及田岡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學，余一日見田岡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康德）、叔本華之哲學者，心甚喜之，顧文字暌隔，以為終身無讀二氏之書之機會矣。
他到了1902年通過英文文獻研讀西方哲學，這幾年之內一再讀康德的《純理批判》、叔本華的《意志及表象之世界》等哲學文章。就在這個時候，他在《教育世界》雜誌上介紹了許多西方思想家與學術家。王國維對當時學術界瀰漫重視政治的功利主義傾向表示強烈的不滿，尤其對梁啟超等人的功利主義文學觀，提出了異議。王國維受到叔本華思想的影響，在學術和文學上都反對功利主義，主張擺脫現實政治和個人利害的純學術研究、純文學創作。他的《紅樓夢評論》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產生出來的文章。
王國維把《紅樓夢》看成世界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在這部「宇宙的大著述」中所談的問題，不僅僅是古代中國人的人生問題，而是全體人類所共同面臨的人生與慾望的問題。
王國維以壯美的標準分析中國小說，指出《紅樓夢》才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部「絕大著作」。至於此書能夠成為絕大著作的理由，他認為《紅樓夢》的根本精神就在於「以生活為爐，苦痛為炭，以鑄其解脫之鼎」。
看來此文之寫作，並不是始於為了評論《紅樓夢》而發，而是一種「借題發揮」之作，王國維為了抒發自己處在苦惱中的人生的慾望，借《紅樓夢》而表現出來。這是我們從他的學術思想的形成過程中可以證實的。王國維深深地沉淪在西方哲學的思想大海中，好像為了更加鞏固自己的文學思想而選擇《紅樓夢》的。在他看來，能夠配合他的哲學信念的，在中國文學作品中，只有《紅樓夢》。因此黃霖教授也指出「(王國維)批評的方式又主要不是從作品實際出發去找出其真正的哲學含意和美學價值，而是反過來用一套現成的哲學、美學觀點來硬套到一部作品上去，這就是《紅樓夢評論》雖然在個別論點上仍有閃光之處，但不可避免地產生不少牽強附會之論，且根本上歪曲了《紅樓夢》之精神」。他寫《紅樓夢評論》的時候，才是二十九歲的青壯年，正是大有氣派的時候，也許有些地方仍然不太成熱。到了後來，他寫《人間詞話》之時，已改變了這種的批評方法，以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為基礎，借用西方觀點使之融會貫通了。儘管如此，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在近代紅學史上，仍然是不可忽視的一座里程碑，雖然在當時沒有很多人跟著他的路線從事研究，而過了近一百年，到20世紀末葉已經有不少隨從者聚合在他的旗幟之下。可見他的眼光還是比較遠大的。
四、近代紅學對新紅學及當代紅學的影響
近代紅學的內容非常豐富，幾乎所有的批評方式，批評內容都出現過。早期紅學家的索隱派主張，到了民國以後仍然繼續下去，如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再如蔡元培的《石頭記索引》等。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的余論中提出《紅樓夢》的作者之姓名與著書之年月是唯一應該考證的題目，後來胡適等就按照這個方向從事《紅樓夢》研究，稱為新紅學。王國維所呼籲的一句話，成了20世紀《紅樓夢》研究的方向。俠人所創的對《紅樓夢》的各種稱號，後來在當代紅學史中仍然可以找到其相似的影子，如政治歷史小說、反封建小說、社會小說等等。
在紅學史上，普遍的看法，有舊紅學與新紅學之分。但這樣的分類方法是不合實際的。我們應該重新對近代紅學的具體內容，具體的紅學主張，加以爬梳整理，再加研究分析。如今紅學研究要跨越新的階段，在新世紀到來之際，希望能用比較客觀的、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清代乾隆年間以來不斷地演變下來的紅學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