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與《紅樓夢》
俞平伯先生是「新紅學」的奠基者之一。六十多年來，他的學說包括對胡適先生提出的「自敘傳」觀點的認同一直對紅學界產生著深遠的影響。然而俞老在治學上並不固守陳見，1986年11月在香港講學時，他又提出了《紅樓夢》是「集體創作」的說法，此說在紅學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但至今尚未有評價文章，誠屬憾事。我們發表此文，一是表示對俞老的悼念；二是希望借此引起紅學界對俞老「集體創作」一說的討論。
自從胡適於1921年發表《紅樓夢考證》，作出「《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這一結論後，這個觀點便成為「新紅學」的主要成果之一，60多年一直被紅學界奉為不可更改的定論。然而，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是，作為「新紅學」兩名奠基者之一的俞平伯先生，對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卻是作了持續的苦苦探索，看法不斷有所變化和前進，直到1986年11月在香港講學時，最終提出《紅樓夢》是「集體創作」的說法，完全改變初衷，若作大致歸納，則其中自有一條清晰的發展軌跡可尋。
一1923年，即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後的第二年，俞先生就出版了其代表作《紅樓夢辨》，其重點是對小說本身進行評論，以及對後四十回「高續」的論證上。在「著者」問題上，俞先生當時完全認同了胡適的觀點，在「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一篇中，作了明確的表示：《紅樓夢》原書只有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後面的四十回，是高鶚續的。這已是確定了的判斷，無可搖動。對此，筆者的看法是：首先，俞先生的《紅樓夢辨》，是在深受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尤其是「自敘傳」觀點的影響指導下寫成的。因此，包括在後來曾長期引起俞先生困惑的第一回「緣起」的題名問題等，由於胡適在《紅樓夢考證》第二節憶說了「大概『石頭』和『空空道人』等名目都是曹雪芹假托的」這樣的話，似已成一種解釋，以致在當時就沒有引起俞先生的重視，對「著者」問題也就未加任何懷疑。其次，也是由於俞先生在寫作《紅樓夢辨》時，將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對《紅樓夢》的思想性、藝術性和續書等問題的分析上，因而就未能再顧及到對「著者」問題的深入考察。所以，俞先生當時對「著者」問題的明確表態，就是完全正常和可以被理解的事。
1952年，俞先生對《紅樓夢辨》作了若干修正，改名為《紅樓夢研究》，重予出版。在涉及「著者」問題時，基本承襲了舊有的說法，似乎俞先生仍然堅信不疑，沒有任何搖動。但是，一讀書前俞先生的「自序」，才知大謬不然——俞先生是非不願改，而實不能改，在無可奈何之中，才不得不沿用原來的說法。「自序」說：錯誤當然要改正，但改正又談何容易……這兒自然不暇細談，姑舉最習見的一條以明其餘。《紅樓夢》底名字一大串，作者的姓名也一大串，這不知怎麼回事?依脂硯齋甲戊本之文，書名五個：《石頭記》，《情僧錄》，《紅樓夢》，《風月寶鑒》，《金陵十二釵》；人名也是五個：空空道人改名為情僧(道士忽變和尚，也很奇怪)，孔梅溪，吳玉峰，曹雪芹，脂硯齋(脂硯齋評書者，非作者，不過上邊那些名字，書上本不說他們是作者)。一部書為什麼要這許多名字?這些異名，誰大誰小，誰真誰假，誰先誰後，代表些什麼意義?以作者論，這些一串的名字都是雪芹底化身嗎?還確有其人?就算我們假定，甚至於我們證明都是曹雪芹底筆名，他又為什麼要玩這「一氣化三清」底把戲呢?我們當然可以說他文人狡猾；但這解釋，您能覺得圓滿而愜意嗎?在上述引文中，可以明顯看出，俞先生對「著者」問題陷入了一種莫名的困惑之中。在談這個問題時，俞先生舉了小說第一回「緣起」中的題名現象為例，具體是五個書名和五個人名，對他們各自「代表些什麼意義」，表示了自己的困惑。不難發現，在俞先生的頭腦中，存在著對以下3個方面的疑問：
一是小說的五個異名，俞先生隱約覺得，這些異名不是一個簡單的異名問題，就像只是一個人的姓名字號那樣，而是似乎應該和《紅樓夢》的創作成書問題聯繫到一起來加以思考的問題。
二折?小說的五個人名。值得注意的是，俞先生並不稱他們為簡單的題名者，而是反覆稱他們為「作者」。俞先生指出，假如把這些人名只看成是曹雪芹的「一氣化三清」，則這種解釋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使人「覺得圓滿而愜意」的。
三是這五個異名和五個人名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為什麼正好是五個對五個?俞先生的疑問顯然是，如果其他人名統統只是曹雪芹的「一氣化三清」，則五個異名也就僅僅只是一部小說的異名而已，因為它們都只可能是出自曹雪芹的一人之筆，至多只有「大小廣狹之分」，但再無其他深意。而假如其他四位都屬「確有其人」，那就必須要考慮一下他們各自究竟出於一種什麼原因，才在自己的名下各題了一個既不同於其他人也不同於曹雪芹所題的書名。以上，是俞先生的三點疑問。與1923年出版的《紅樓夢辨》相比，應該說俞先生在「著者」問題上的認識是向前邁出了一步。即，1923年時俞先生認為「著者」問題已由胡適完全解決了，但現在卻發覺問題並不是那樣簡單，僅在第一回「緣起」的題名中就存在著諸多疑點，更遑論其他。對此，俞先生一時尋找不到一條能合理解釋的途徑，就只能讓它們懸在那裡。從此時起，俞先生就開始了對「著者」問題的研究，進行了長期的反覆探討。
二1954年3月號《新建設》，刊出了俞先生一篇引人注目的長文《紅樓夢簡論》(以下稱《簡論》)。在「著者」問題上，《簡論》繼承了1952年發表《紅樓夢研究》時在「自序」中所提出的疑問，並且第一次將其作為一個問題明確地端了出來。在《簡論》的第三節「著書的情況」，其中又分了個小問題：１著者；２書未完成和續書；３著者和書中人物的關係。其第一個問題就是談「著者」。俞先生說：大家都說曹雪芹做《紅樓夢》，到底他做了沒有呢?這個問題首先碰到。看本書對雪芹著書一節並不曾說煞，只在暗示。據通行本第一回：「空空道人因空見色……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照這裡說，有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有的脂硯齋本名字還要多一點)。到底這些人幹了什麼事?這些名字還真有其人，還出於雪芹的假托?都不容易得到決定性的回答……｜在上述引文中，俞先生提出了如下兩點疑問：1.曹雪芹究竟有沒有做《紅樓夢》?2.空空道人、孔梅溪，包括吳玉峰、脂硯齋，這些是真有其人還是雪芹一人的假托?如果是真有其人的話，則他們和《紅樓夢》究竟是種什麼樣的關係，「到底這些人幹了什麼事」?如果這兩點疑問與《紅樓夢研究》的「自序」對照，我們當不難發現它們之間的前因後果。而且，俞先生這時已經對表現在「自序」中的困惑作了梳理，把問題談得十分明確。因此，俞先生指出，有關《紅樓夢》的「著作權」問題，有必要「值得注意」。而探討的結果，是俞先生認為「這《紅樓夢》的著作權總得歸給曹雪芹」。為什麼呢?俞先生提出了三條理由：１「脂評」說《紅樓夢》是曹雪芹做的；２「緣起」中的題名現象，可以理解成是因為小說中的「違礙太多」，使得曹雪芹不願直認自己對《紅樓夢》的著作權，故而才隱約其詞；３從全書的文字看，既只出一人之手，這一個人不是雪芹又是誰?」
但是，俞先生這3條依據的基礎是十分脆弱的，實質上是俞先生在當時因無法圓滿地解決「著者」問題而勉強找到的一些藉以自慰的現由；也正因為如此，就潛伏著隨時都能使他動搖自己結論的因素。筆者的看法是：俞先生當時在「著者」問題上，一方面繼續發展了從《紅樓夢研究‧自序》所開始的對舊說的懷疑，但又始終沊?有能到一種新的滿意的解釋，才使他的結論又暫時性地回到了原先的觀點上。但是也要指出，俞先生對所有的這一切，即題名者、異名、題名者和異名之間的關係，都沒有留下明確的論斷，而是字裡行間諸多猶豫，採取了一種多少是表示有某種存疑的態度。讀一讀《簡論》第三節「著書的情況」，我們當不難看清俞先生的這種態度。
三從1954年發表《紅樓夢簡論》後到六十年代初期，俞先生在「著者」問題上有了一種新的認識，基本使他擺脫了對這個問題的困惑苦惱。首先，在1956年5月號《新建設》雜誌上，俞先生發表的《紅樓夢八十回樣本序言》(以下稱《校本序言》)一文，開頭就說：紅樓夢是出現於中國小說史上具有代表意義的現實主義的偉大著作之一。關於這書的作者，早年有人還弄不清楚，現在從各種記載看，曹雪芹著作紅樓夢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其中「關於這書的作者，早年有人還弄不清楚」一句，既是指舊紅學時期的程偉元、高鶚、夢覺主人一類人，但也不妨可看成是俞先生在指五十年代初期的自己。但到此時，俞先生似已不懷疑慮，而是認為「現在從各種記載看，曹雪芹著作紅樓夢是沒有什麼問題的」，表現得很樂觀。至於為什麼是「沒有問題」?以及「從各種記載看」具體是指什麼材料?這些，在《樣本序言》一文中都沒有展開談，使人無從得知其詳。而到寫於1961年的《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六回後記》(以下稱《影印後記》)一文中，俞先生開始就他的這種新認識作了較為詳盡的解釋。《影印後記》一文中涉及與「著者」這一問題有相關連的，計有三點，即１眾多題名者；２此書的異名；３「著者」。在這三點上，俞先生一一都談了他的具體看法。
1.關於題名者問題。在「此本性質的概觀」一節中，俞先生說：脂硯齋的名字被寫入第一回的正文，與假托的空空道人、情僧等，與作者真姓名曹雪芹並列……這就是說，除脂硯齋和曹雪芹以外，其餘的題名者如空空道人、吳玉峰、孔梅溪，都無非只是曹雪芹的「假托」而已。至此，這一曾長期困擾俞先生的眾多題名者即「作者群」現象，已不再成為一個問題。
2.關於小說的異名問題。在「對本書許多異名可以增進瞭解」一段中，俞先生作如下說：《紅樓夢》在第一回時羅列許多奇怪的作者名和書名，雲是「煙雲模糊」畫法之一，在其他小說中似乎少見，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佛經上每有一經異名的，他或者從那裡借來……｜這裡，儘管俞先生對異名問題多少還有點疑慮，但已傾向於是認為借用了「一經異名」的佛家故事；而九九歸一，無非也就是一些異名罷了，並無更多的深意。
3.關於「著者」。《影印後記》有一段小標題，就叫做「可以確定著作為曹雪芹」。俞先生說：這標題似乎可笑，大家都已知道了，何用再說。但從考證方面來看，並不是這樣……在甲戊本上肯定了曹雪芹為作者。｜
俞先生舉出的理由有兩條：１從甲戊本上獨有的「凡例」結尾一詩的末聯「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看，若雪芹只是「披閱與增刪，如何能說這句?」２甲戊本首回之脂批「若云『雪芹披閱增刪』，然而開捲至此，這一篇楔子系誰撰?足見作者之筆狡猾之甚。後文如此處者不少。這正是作者用畫家煙雲模糊處，觀者萬不可被作者瞞蔽了雲，方是巨眼」。俞先生說：此批為甲戊本所獨有，意義甚明，不待申說。至此，在五十年代初期曾使俞先生大為困惑的幾個問題，即諸多題名者、小說的異名、曹雪芹究竟是完整意義上的「著者」還是「披閱增刪」即重加改編創作者，䊼?乎都有了答案，顯得水落石出了。
對俞先生的看法如作評述，筆者覺得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談：第一，俞先生從1952年的《紅樓夢研究‧自序》開始，提出了對「著者」問題的疑問，具體是眾多題名者和異名表示了什麼意思這點上。到1961年的《影印後記》，應該客觀地指出，俞先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這主要表現為，思路跳出了因拘泥於五個題名者對等於五個書名這一點，從而產生的認為可能存在著一個「作者群」的理解，澄清了部分使他困惑的迷霧；同時，俞先生把脂硯齋和其他「托造」的題名者作了明確區分，而不再同等對待，這也是第一次。這就為在1964年的《記「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的批語》一文中，對脂硯齋所起作用進行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但是，第二個方面，筆者也要指出，儘管俞先生作了結論，但實質上仍沒有能完全解開「著者」問題這個謎。具體表現在兩點上：一是俞先生對某些方面還存在著相當的疑慮；二是俞先生的某些解釋還不盡如人意，缺乏說服力。先說第一點。不錯，俞先生在《影印後記》中已基本排除了凡題名者都有可能是作者的這樣一種認識，而認為空空道人等名無非是雪芹的「假托」而已；即使真有其人，也屬和「著者」問題無涉。但是對於脂硯齋，卻不作如是觀。不僅肯定為是真實存在的人物，且在「此本性質的概觀」一節中，對脂硯齋的身份作用，表示了如下疑問：……脂硯齋的名字被寫入第一回的正文，與假托的空空道人、情僧等，與作者真姓名曹雪芹並列，最後他還參加決定了本書的名稱。當然，書上只說他「抄閱再評」，並不曾說他著作；但在曹雪芹的名下，書上也不過說「披閱增刪」罷了。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俞先生在前面所說的「可以確定著作者為曹雪芹」，其實還是確定不了。而且，談脂硯齋這一段話的口氣，和《紅樓夢研究‧自序》及《紅樓夢簡論》兩文談「著者」一段，頗為相似。所不同的是，當時疑問的對象是一群——空空道人、吳玉峰、孔梅溪、脂硯齋；而現在疑問的對象是一名——脂硯齋。因此，儘管他對「著者」問題下了比較肯定的結論，但卻已經伏下了一根早晚會搖動這一結論的線索。第二點是，俞先生的某些解釋，還難以令人首肯。比如，在五十年代初期，俞先生從小說的五個異名和五個題名者對等關係著眼，而懷疑這是可能存在著一個「作者群」的表示。現在，俞先生則認為其他題名者大都屬於子虛烏有的人物，且從這一點出發，連帶著雖說承認脂硯齋為真實存在的人，但是對脂硯齋的「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這其中是否有什麼深一層的涵意，也就給忽視了。俞先生對「仍用《石頭記》」的解釋，是非常簡單的：……脂硯齋更喜歡這個名稱，所以經他四閱評定，一直各脂本都題「石頭記」。試問：既然「著者」曹雪芹在各家題名之後，自題了一個「金陵十二釵」，則脂硯齋是憑什麼資格，可以根據他一己的喜愛，來否定曹雪芹所起的書名，而換上「石頭記」一名?是憑他是「抄閱」者的資格，還是憑是加批者的資格?但是，畸笏不也同樣寫了大量的批語麼?!若說是憑脂硯的輩份比雪芹高，就可以這樣做，則畸笏不也是雪芹的長輩麼?!為什麼畸笏不僅沒有否定雪芹所題的書名，甚至連自己都根本沒有在「緣起」中題上一個異名?因此我們不說其他，單以畸笏為例來衡量脂硯，他的「仍用《石頭記》」就顯得特別引人注目；而「著者」曹雪芹為什麼肯同意脂硯齋的這一喧賓奪主呢?這是不可思議的。
顯然，這些單用脂硯齋的「喜歡」，是無法解銇?得通的。其次，俞先生認為甲戊本上的一詩「十年辛苦不尋常」及一批「若雲雪芹披閱增刪……」，據此即可以確定「著者」為曹雪芹，但問題恐非這樣簡單。關於批語「若雲雪芹……」，我們會在下節中看到俞先生對這一批語重表懷疑的話；這裡且舉「十年辛苦不尋常」一詩為例，來看看俞先生的解釋是否圓滿。俞先生說：很容易看出「十年辛苦不尋常」和「披閱十載」，時間雖相同，就工作來說，其意義卻大大的不同，一個是不尋常的辛苦，一個不過「披閱」而已。況且詩的上文，還有一句「字字看來皆是血」，若只披閱與增刪，如何能說這句話?——這些，是很令筆者陷入糊塗之境的。曹雪芹在第一回「緣起」中自說：「後……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這難道是一件輕鬆的事麼?這和「十年苦不尋常」，筆者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差別，甚至是「其意義卻大大的不同」。至於說「若只披閱和增刪」，就不能說「字字看來皆是血」，這也同樣是非筆者所能理解的。
反過來，恰恰是這首詩，又對完整意義上的「著者」問題提供了一條反證。詩見甲戊本「凡例」結束時的「詩曰」：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謾言戲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
詩的首聯和頸聯，是抒發一種對人生幻渺的感慨。詩的尾聯，是說小說中的每一個字，都反映出了一種人世的辛酸悲恨(其中包含著幾層涵意)，以及，說明曹雪芹的「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對寫成這部書付出了特別辛苦的努力。當然，這些都比較好理解。但奇怪的是，詩的腹聯卻有點兒出格。「謾言戲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我們不妨將此聯與「凡例」的前段對看。所謂抱恨之「情癡」，自即「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撰此《石頭記》一書」以及「以致今日一事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記，以告普天下人，雖我之罪固不能免」之人；而「謾言紅袖啼痕重」，也即是「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以及「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這兩者是互有聯繫，和互相印證的。假如說曹雪芹即是此書的始作俑者，那麼，他應該就是此詩中的「情癡」，這一道理大概是簡單和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脂京本第二十一回前的一則批語中，卻分明另有一人站出來自承是「情癡」——有客題《紅樓夢》一律，失其姓氏，惟見其詩意駭警，故錄於斯：「自執金矛又執戈，自相戕戳自張羅。茜紗公子情無限，脂硯先生恨幾多。是幻是真空歷遍，閒風閒月枉吟哦，情機轉得情天破，情不情號奈我何!」凡是書題者不可(不認)此為絕調。詩句警拔，且深知擬書底裡，惜乎失名矣。從此詩及批語看，誰都無法否認，「脂硯先生」即是小說中「茜紗公子」的原型，也即「凡例」詩中「更有情癡抱恨長」的「情癡」。且這一首「自執……」的七律，和整段「凡例」中的「作者自云：因曾……」，毫無二致，只是將一大段散文濃縮為一首七律韻文罷了。這《紅樓夢》的「擬書底裡」，難道還不值得深長思之麼?
因此，俞先生舉出「十年辛苦不尋常」一詩，非但解決不了「著者」問題，反而是增加了一點麻煩。
從上述舉例可以看出，俞先生的結論並不牢實。而且，俞先生自己也很快就感覺到了這一點。
四1964年10月，俞先生寫了《記「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的批語》(以下簡稱《記批語》)一文，１在該文的第四節「略談脂硯齋與《紅樓夢》」中，俞先生從對脂硯齋地位的發問而說： 這裡有一個老問題，即誰著《紅樓夢》，好像早已解決了，其實並不如一般想法那樣的完全。旁證如乾隆甲辰本夢覺主人序，程本高鶚序之類，這且不提。以《紅樓夢》本文而論，曹雪芹提他寫作此書時很多曲折，似有所避忌。他在第一回羅列了自空空道人以下一系列的名字，最後才說到曹雪芹。這些異名，一般都認為假托的，如子虛烏有之類，或以為「煙雲模糊處」，「萬不可被作者瞞蔽了去」，假托或是事實，但能否達到被他瞞蔽的目的也是很難講。甲戊本的正文尤其特別，曹雪芹一名之下還有脂硯齋，引第一回之文如下：……前一段是假名，曹雪芹以下真名卻脂硯齋雖不知何人，卻確有其人，自與子虛烏有不同)。兩個真人，誰著作，誰批評，又分出輕重來，這都不錯的。不過有一點，這一段的文字，咱們對脂硯齋的工作，解釋得何其嚴，而對曹雪芹的工作，解釋得卻很寬。——曹雪芹的工作，於披閱、增刪、編纂之外多了最重要的一點——著作，而對脂硯齋卻一點也不曾多。這樣解釋雖根據實際的情況而來，但夠精密否，也值得考慮。
我們看到，1961年寫《影印後記》一文時，曾說「可以確定著作者為曹雪芹」的俞先生，在僅僅隔了3年後，就又感到了某種不妥，因而又重新提出了「誰著《紅樓夢》」這一個「老問題」，而且疑問的對象直指脂硯齋。那麼，脂硯齋究竟幹了些什麼呢?俞先生猜測說：……如他僅僅寫了些批語，這怕是不夠的。一般習慣都說「脂批」、「脂評」，但脂硯齋是否只寫了《紅樓夢》的批語，他是否亦在寫《紅樓夢》，至少參預一部分的工作?這個問題現在還不能有確定的回答。這就是說，俞先生懷疑脂硯齋除了抄閱和加批外，可能還至少參預了對《紅樓夢》的一部分寫作。下面一段，意思更為昭明：在八十回裡，究竟有無脂硯的手筆；如有，那些是?今皆不能確指，只能談一點點線索。我從來不信《紅樓夢》出於集體創作；因為不可能同時有好幾個曹雪芹。但創作雖非集體，工作卻不必限於一人。本書正有這樣的情形。如庚辰本和七十五回前有一單頁，寫著兩行字：「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那時曹雪芹恰好未在，另有人或一些人在搞《紅樓夢》，以不能解決補中秋詩的問題(至今無著!)所以要等這雪芹來。他們的工作，依批語說「對清」，當是在樣對，但個別文字的修飾，恐怕也不能免。若雪芹獨自為之，不假手於人，就不會有象唐辰本批語所說「俟雪芹」那樣的情形了。由此可知。《紅樓夢》這麼一部大書，雖出一人之手，卻非一人之力。脂硯齋正是其中重要的腳色，他曾參加書名的決定，這工作已超出一般評論之外了。八十回雖大體完整，卻非絕對的，有許多歧錯、矛盾、缺脫、混淆的地方，歷經評家指出：或以為作者失照，千慮一失；或以為稿本互異，整理未完；或以為意在刺譏，文多隱避……若此之類，各持一見，但是否還可以加上另一種解釋：有他人的筆墨在內……
顯然，俞先生認為，正因為小說的正文中可能有著脂硯齋的「筆墨在內」，所以他在《紅樓夢》的地位才顯得非同一般。歸納俞先生的意思，似為：全書的構思創作皆出自雪芹。但在寫作過程中，根據曹雪芹的整體構思，可能有一些人分擔撰寫了若幹部分；而在這些人中，脂硯齋是一個主要的人物，甚至，這若幹部分即基本由他一人承擔。因此，才使脂硯齋在《紅樓夢》的地位，能處於一種和曹雪芹相提並論(「一芹一脂」或「一脂一芹」)的重要位置。不難看出，俞先生這裡所得出這一結論，是他長期寊?脂硯齋的作用進行了反覆思考的結果。儘管筆者認為，俞先生的看法仍有很多可供商榷之處，但畢竟也要指出，俞先生所邁出的這一小步——即認為脂硯齋參與了對小說的部分文字寫作——，對於「著者」問題而言，多少是一種質的突破。從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起，俞先生這是第一次從正面提出：《紅樓夢》前八十回並不全部是曹雪芹一個人獨立勞動的成果(至於謄抄、校對、加批，這些是另一回事，且是眾所周知的事，其中還含有他人的筆墨在內。這和紅學界一般所持的看法，已經有了很大的差別。
當然，值得商榷之處也是存在的，而且問題還不小。綜觀俞先生的分析，筆者認為可以舉出如下的兩點：第一，儘管俞先生在《記批語》一文中，首次從有關脂硯齋的種種可疑跡象著眼，提出了應該重新考慮脂硯齋在《紅樓夢》的成書過程中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才使他能處於一種似乎和曹雪芹並列地位的這樣一個問題，但到具體思考這一點時，卻犯了個方向性的錯誤，即思路僅僅是朝著對脂硯齋有無可能參與對小說的部分文字寫作這一個方向去作猜測，而沒有向其他更為合理的方面去進行考慮。由於這一原因，使他所得出結論，就很難用來解釋小說的實際現象，包括也無法以其去檢驗俞先生自己的一些說法。對這一點，若要展開談論，勢將佔用很長的篇幅，故恕從略了。第二，《記批語》中的這一節「略談脂硯齋與《紅樓夢》」，儘管篇幅不算很長，但前後文字卻頗多矛盾，使人讀時很難準確把握其涵意。舉一例說，這一節的前部分，鄭重地提出了「這裡有一個老問題，即誰著《紅樓夢》，好像早已解決了，其實並不如一般想法那樣的完全」；又說：「咱們對脂硯齋的工作，解釋得何其嚴，而對曹雪芹的工作，解釋得卻很寬——曹雪芹的工作，於披閱、增刪、編纂之外，多了最重要的一點——著作，而對脂硯齋卻一點也不曾多」。讀了這些，給人的感覺是，俞先生似乎準備基本推倒傳統的看法，重新探討是「誰著《紅樓夢》」的問題了；或者至少是說，按俞先生這些話的份量，《紅樓夢》應該是由曹雪芹和脂硯齋兩人合作寫成的，這才符合第一回批語中所謂「一芹一脂」或「一脂一芹」的提法。但是，在該節的後部分，我們看到，俞先生對脂硯齋作用分析後所下的結論，卻是「他們的工作，依批語說『對清』，當是在校對，但個別文字的修飾，恐怕也不能免……脂硯齋正是其中重要的腳色」。照比，則脂硯齋不過只是對小說作了些文字性的修飾；充其量，也至多只是根據曹雪芹的整體創作構思，參與了一部分的寫作而已。但如果脂硯齋所起的作用果真僅是如此，那麼無論如何，也是構不成需要重新探討是曹雪芹還是「誰著《紅樓夢》」這樣一個大問題的理由的。從上面所談的，恰恰反映出俞先生對脂硯齋的認識，在思路上仍顯得很是雜亂，一時難以理清。他一方面已感覺到了脂硯齋在《紅樓夢》上佔著一席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又說不清究竟是何種因素才造成了他能佔有這種特殊的地位。以這一原因出發，也就有了筆者上面第一點所指出的，俞先生的思考走向了一條錯誤的方向。
五1986年11月，86歲高齡的俞先生在其親屬的陪同下應邀赴港，作了一次題目為《索隱與自傳說閒評》的講演，並於席間隨口回答了聽講者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同年12月13日《文藝報》及12月14日《解放日報》對此都作了專門報道，使人有幸能窺知大概的情況。且《解放日報》的報道，系紅學家陳詔先生在親聆俞先生的演講和答問後，綜合了這兩個部分的要旨扊?寫。《文藝報》則轉載自11月25日香港《大公報》的報道，主要是俞老的答問部分；從文章看，似是根據現場錄音或速記的整理，當無大的遺珠。因此，本節文字雖以這兩篇報道為據，但自信尚不傷宏旨。俞先生的講稿《索隱與自傳說閒評》，系評論舊紅學索隱說與新紅學自傳說之間的是非得失，與筆者的此文關涉不大，可以略而不論。而感興趣的，是俞先生回答所講者提問的部分，尤其是對有關《紅樓夢》「著者」問題的答問。我們先引陳詔先生的報道：……《紅樓夢》前八十回並非出於曹雪芹一人之手，而是凝聚了許多人心血的集體創作，例如「紅樓二尤」的部分就分明是另一人的手筆。
《文藝報》報道中的這一部分，現照錄於下：(提問者)問：《紅樓夢》中唯「二尤」部分寫作風格與全書迥異，近似唐宋傳奇佈局，可否解釋一下?(俞先生)答：這個可以稍為說一下。我認為《紅樓夢》本來就不是一個整個的東西，不是一個人從頭到尾寫完八十回，這不可能，寫的時候斷斷續續，其中有舊稿子，有新稿子，而「紅樓二尤」恐怕是另外一種筆墨。我還可以舉一個證據。大家對《紅樓夢》有一個老問題，書中的女人大部分是滿族裝飾放腳的，但「二尤」明白是小腳，因此它不是只有一個本子的。我想可以很簡單的說一句：曹雪芹和《紅樓夢》都是很偉大的，但是曹雪芹沒有作《紅樓夢》，用我們現在的話說，《紅樓夢》是「集體創作」，不是一個人作的。怎麼可能是曹雪芹一個人寫出這八十回書的呢?他一個人是寫不出來的。但是曹雪芹和《紅樓夢》都是好的。這點是可以肯定的。歸納兩篇報道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印象，即俞先生已很肯定地認為：八十回《紅樓夢》並不是曹雪芹一個人從頭到尾創作寫成的，而是「集體創作」的成果。當年「新紅學」的開創者之一，現在卻斷然修改了「新紅學」的一項最主要的，且也是影響最大的成果，這真是有點兒驚世駭俗、石破天驚!
當然，俞先生在答問中提出的「集體創作」一說，由於語焉不詳，沒有確切地說明是何種意義上的「集體創作」，因此按筆者的理解，它可以有下面的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可指《紅樓夢》是由曹雪芹和脂硯齋、畸笏叟等人共同創作構思包括寫作的；儘管曹雪芹在構思及寫作上承擔的份量最多，但並非全部，而脂硯齋等人也自始至終參與了對小說的構思及寫作。曹雪芹和他們的差別，不是工作性質，而是工作量的多寡。從這個意義上說，《紅樓夢》是「集體創作」的成果。如果屬這種解釋，則曹雪芹、脂硯齋、畸笏叟等人就都是《紅樓夢》的「著者」；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合著者」式的關係。各所發揮的作用可能有大有小，但這並不能改變他們每個都屬是「合著者」之一的性質。當然，即使這樣說，我們在兩篇報道中也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俞先生絲毫不否認曹雪芹在其中是起了主要的和關鍵性的作用。假如要為這一解釋尋找一種淵源，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俞先生1964年所寫的《記「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的批語》。筆者在上節述時已經指出，俞先生當時對脂硯齋所起作用的考慮，其思路是朝著猜測脂硯齋等人有無可能參與了對小說若干文字的寫作這一方向去作判斷。得出的看法是１脂硯齋可能參與了對小說的一小部分寫作；２「八十回雖大體完整，卻非絕對的」，因為可能是「有他人的筆墨在內」。而這兩點，又是可以統一到一起的。從當時的結論出發，如果俞先生的思路繼續沿著這一方向朝前發展，就完全可以逐步演變成上述對「集體創作」一說的第一種解釋，且「二尤」一例就似可作為這種解釋的一個佐證。但是，除了這一種解釋外，還可以作出另一種不同的解釋。第二種解釋，是指曹雪芹寫作的《紅樓夢》，是在其他人(比如說，脂硯齋)的某種很簡單的「舊稿子」的基礎上，再結合自己早年所寫的舊作《風月寶鑒》予以全面的整理構思和發揮，歷經「披閱十載，增刪五次」，花大量的心血重加創作，才寫成了這一部洋洋巨著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儘管以前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八十回大書基本都出於曹雪芹一個人的構思寫作，但由於其中，含有他人舊稿的成份，則同樣的可被看成是「集體創作」的東西；而且，還不排除脂硯齋等人也參與了對某些部分文字的直接寫作，例如「紅樓二尤」之類。這一切加起來，也即俞先生所言：「用我們現在的話說，《紅樓夢》是集體創作』，不是一個人作的……」這情況，在某種意義上有點和《水滸》及《三國演義》相似，即《紅樓夢》絕不是曹雪芹一個人從零開始就寫出了這八十回的大書。俞先生說：(見《文藝報》)
我認為《紅樓夢》本來就不是一個整個的東西，不是一個人從頭到尾寫完八十回，這不可能，寫的時候斷斷續續，其中有舊稿子……｜其中，所謂「不是一個人從頭到尾寫是八十回，這不可能」，和「《紅樓夢》本來就不是一個整個的東西……其中有舊稿子，有新稿子」，似即指含有他人提供的舊稿在內，而不是曹雪芹一個人從一張白紙開始就寫出了這八十回。
因此，依筆者之見，對俞先生的「集體創作」一說，作這第二種解釋是同樣可以的，而且，恐怕更為接近俞先生的原意。同時，筆者之所作出這第二種解釋，還有對下述因素的考慮：從1979年起，有一部分研究者如戴不凡先生、吳世昌先生等，曾先後就《紅樓夢》的「著者」問題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並在紅學界引起了一場爭鳴。儘管由於種種原因後來對這個問題的探討沒有再向縱深的方向發展，但它不可能不產生影響，尤其是對像俞先生這樣一個從五十年代初期起即一直在苦苦地思索這個問題的人。綜觀這些研究者的文章，雖說他們的具體結論互有差異，各自在分析論證時甚至也有不少謬誤或偏頗的地方，但他們的觀點中有一個基本的共同點，即認為曹雪芹是在脂硯齋(或叫「石兄」)的某種舊稿(或叫「原著」)的基礎上經過重加創作才寫成這一巨著《紅樓夢》的。而這個共同點，可以比較合理地解答有關《紅樓夢》的一些長期沒有真正得到解決的問題。因此，俞先生極有可能從這些研究者那裡獲得一種啟發，再結合自己的研究，以致到1986年時就終於公開提出了《紅樓夢》在某種意義上說應屬是「集體創作」的看法。現在，如若要對「集體創作」一說進行評說，首先面臨著一個難題，即無法確切地界定俞先生所說的，究竟是何種意義上的「集體創作」。因為俞先生只是簡單答問，沒有作詳細的闡述，則按筆者的理解，它就可以有上舉的兩種解釋；況且，也許還不盡切全俞先生之意。因此，也就不能進行過細的評述，而只能略作一點粗線條式的評說。
對俞先生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兩句話：１曹雪芹並不是像我們過去所理解的那種完整意義上的「著者」。他應屬是《紅樓夢》的「合著者」之一，或是「改編者」。２《紅樓夢》的前八十回不是完全出於某一個人的獨力創作，而是某種意義上的「集體創作」的一個成果。這裡，第一句話是針對曹雪芹而言，第二句話針對《紅樓夢》前八十回而言。它們既互有聯繫，又各有其獨立的涵意；是對是錯，自會有時間來作檢驗。而從目前說，劮?們和不少研究者所持的傳統看法，則是完全背道而馳的。現在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一般看法，最早來源於胡適1921年的《紅樓夢考證》，特別是胡適有關「著者」問題共6條結論中的第一、第五條。即１《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２《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同時，對胡適第六條結論「《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當是曹家的影子」，儘管從1954年起由於遭受批判而在表面上已幾乎是銷聲匿跡，但實際上它在不少研究者的潛意識裡還留有一定的影響；因為它和前兩條結論是有某種關係的，也就不可能把它完全剷除乾淨。
平心而論，胡適的第一、第五這兩條結論，在大體上還是基本對的，這也就是它們之所以能被紅學界長期接受的原因。在肯定了這一前提之後，筆者也不能不指出，由於歷史的和客觀的原因，胡適的這兩個結論也下得失之於簡單和武斷，忽略了兩個主要的方面：１脂硯齋的地位和作用(胡適當時認為脂硯齋即曹雪芹)；２按胡適的看法，曹雪芹約生於康熙五十一年「稍後」，則他的生活體驗是否已具備了創作《紅樓夢》的全部條件?——其中，尤其是胡適對脂硯齋的簡單看法，是致使他對「著者」問題輕易就下斷說的一個主要原因。而由於忽略了這兩個方面，使得胡適所作出的結論儘管大致是對的，但內中業含有部分不合理的因素，無法對《紅樓夢》作出全面正確的解釋。遺憾的是，從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發表起，直到今天的近70年中，這些不合理的因素鮮見有人提出；即使有個別研究者指出了，也沒有受到紅學界的應有重視，並加以認真的對待。長期以來，紅學界主要是出於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崇仰及熱愛之情，對「著者」問題的研究始終持一種寧願迴避的態度。誠然，《紅樓夢》之偉大，自不待言；而曹雪芹的偉大，我們主要是通過對《紅樓夢》的感受而逐步認識，並產生了很深的崇仰之情。但是，這是否可以說，一定要曹雪芹一個人從頭到尾都是全盤獨力創作寫出了這部《紅樓夢》的過程，他才是偉大的；而相反，如果他的寫作《紅樓夢》過程中，曾經採用了他人的某種「舊稿子」作為一部分素材；或者，他在寫作時曾經根據他人的意見來作修改，甚至讓他人參與了對小說部分情節的寫作，曹雪芹就是不偉大了呢?筆者認為，這顯然不能。同樣，俞先生也說：「……我想可以很簡單的說一句：曹雪芹和《紅樓夢》都是很偉大的。」這裡，俞先生的態度就很明確：儘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紅樓夢》是「集體創作」的成果，但是於曹雪芹在這個「集體」中起了最主要的和關鍵性的作用，因此他的偉大並不會為此而有所減色。相反，按筆者之見，如果不認識這一點，就不僅會忽略脂硯齋等人對小說所作的貢獻，並導致對小說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無法真正深入，而且在這種基礎上所維護的曹雪芹的所謂「偉大」，反而是不真實的，帶有一層虛幻的色彩。曹雪芹如九泉有知，恐怕也未必肯領受我們的這番「感情」。
因此，若全面看待俞先生1986年在「著者」問題上的基本觀點，無論是對曹雪芹還是對《紅樓夢》的這種重新認識，筆者認為，有兩點值得我們重視：１俞先生的探索精神和勇於修正舊說的精神，是十分難能可貴的；２具體到「著者」問題上，俞先生的基本觀點能否給予紅學界一種啟迪，推動開展深入的研究?——至於俞先生的看法是否正確和完美，自然可以進行討論。就俞先生本人來說，他之作出這一新的結論，是在經艿?了30多年的反覆探索和苦苦思考之後才取得的。而以俞先生的名望和影響，則不妨說，如同當年參與開創了「新紅學」一樣，俞先生在其晚年又為紅學研究作出了新的特殊的貢獻。
１《記「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的批語》一文，載1979年出版的《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一輯。但有「編者按」說明：在發表時未作任何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