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毛澤東與《紅樓夢》，兼論紅學何成為顯學
紅學與２０世紀之間的「與」不是一般的連接詞，因為紅學不是一般意義上對《紅樓夢》的研究、評論，而是２０世紀中國社會文化的特殊氣氛中建構之「學」。不但１９世紀紅沒有紅學，２１世紀有關《紅樓夢》的研究也不會是２０世紀式的「紅學」。
１９１９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２０世紀的開始。８０年來，有關「五四」的解釋，使它本來的多聲復義及幽微隱蔽愈益清楚地呈現出來。但無論如何，「科學」與「民主」作為「五四」的公開旗幟和實際主題，迄今仍得到充分肯定。當然，兩大主題的命運是不同的，簡單地說，科學高歌猛進而民主仍有待努力，民主的曲折無疑是因為政治鬥爭被置放在壓倒一切的地位上。４９年以後，社會生活的主題長期受政治操控，政治全能取代科學主義規範著全部文化意識。
基於此一背景，本書認為，《紅樓夢》研究之成為人文學術領域的一個顯赫學科，是２０世紀科學和政治兩種強勢話語的建構，紅學是２０世紀中國文化的症候之一。
一 科學方法與紅學的建立
清季以來，中國學術中新添三門顯學：甲骨學、敦煌學和紅學。前二學的誕生與考古發現及敦煌重現有關，它們涉及的內容關係整個中國文化史，紅學則複雜一些。《紅樓夢》只是一部小說，對它的種種研究和評論本應屬於古典文學甚至就是明清文學的課題之一。然而，它在２０世紀成了一門「顯學」，不但論著極多，從業者甚眾，且流派紛呈，新論迭出，足以與古代的「（文）選學」前後輝映。
晚清的光緒年間，「紅學」一詞就頗為盛行，不過那只是一種開玩笑的「諢名」，而非一門學者們嚴肅研究的學問。潘重規認為：「我認為自從民國６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頭記索隱》一書，引起和胡適之先生的論戰。胡先生寫的《紅樓夢考證》，的確和清儒治學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經論戰以後，引起全世界學人的重視。因此不斷地搜求新材料，發掘新問題，造成了紅學輝煌的時代。所以我認為真正的紅學，應該從蔡、胡兩先生開始。」（１）此一論斷基本得到學界認可。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出版於１９１７年，由於該書認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賦予一向不被學術界認真重視的《紅樓夢》以重大內容，所以極大地提高了這部小說的價值和影響。但其《索隱》一書卻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學術著作。１９２１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公然向蔡提出論戰：「我為什麼要考證《紅樓夢》？在消極的方面我要教人懷疑王夢阮、徐柳泉、蔡孓民一般人的謬說。在積極方面，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２）「謬說」或許過於嚴厲，但在新文化運動的科學取向之中，胡對蔡的批評卻有充分的權威。綜合其大量論述來看，胡的紅樓考證有三個意圖：
第一，打破附會的紅學。
在胡之前，盛行於紅學領域的還有多種紅樓評點，如王雪香的《擴花主人批序》、《紅樓夢總評》、《紅樓夢分評》，姚燮的《紅樓夢綱領》、張新的《妙復軒評石頭記》等等，他們仿照金聖歎、毛宗崗等人的方法，就《紅樓夢》的人物、章法、義理等作就事論事、加圈加點的評論。這些評點當然良莠不齊，迂腐荒唐之處甚多。但胡卻無意以他們為靶子，原因是這些評點屬於個人體會和閱讀方法，是與否都沒有太大的意義。而索隱派意義遠為重要，不但早在乾隆５９年就出現了有關紅樓本事的種種猜測，此後又不絕如縷，以至於受過現代西方美學訓練、在中國知識界地位極高的蔡元培也熱情參與，到１９２２年，《索隱》一書已印行六次。而且索隱涉及到對《紅樓夢》性質的判斷和對《紅樓夢》意義的解釋，在胡之前，《紅樓夢》的性質與公眾形象，基本上是由索隱派塑造的。
《紅樓夢》的本事究竟是什麼？賈寶玉等究竟影射何人之類問題，索隱派並無統一說法。影響較大的有「清世祖和與董鄂妃」論、「明珠家事」論以及蔡元培的「政治小說」三說。對前兩說，胡主要以歷史事實批駁。他據明史專家孟森的《董小宛考》一書指出「小宛比清世祖年長一輩，斷無入宮邀寵之理」；「明珠家事」說也有年齡上的問題，比如納蘭成德死時，明珠正處極盛時期，決不能說看到賈府興亡的賈寶玉是影納蘭成德。蔡的《索隱》不再認定一家一戶，而是認為小說是「康熙朝政治小說」，「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書以上加以數層障幕，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３）蔡在索隱時博雅審慎，所論指出小說的性質（政治小說）、作者動機（排滿立場）、作品結構（多種層次），不但具體指實某家某事更為通達，且其紅學觀也很難輕易否定。惟其如此，蔡才成為胡批評索隱派的重點。胡首先不同意蔡的方法：「每舉一人，必先舉他的事實，然後引《紅樓夢》中的情節來配合。……我總覺得他這部書還只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４）既然是猜謎，就不能以真事與小說不符的方法來反駁，「這個謎，除了做謎的人自己，是沒有人猜得中的。」胡強調《紅樓夢》不可能是這樣的謎：「假使做《紅樓夢》的人當日真個用王熙鳳來影余國柱，真個想著『王即柱字偏旁之省，── 字俗寫作國，故熙鳳之夫曰璉，言二王字相連也，』──假使他真如此思想，他豈不真成了一個大笨伯了嗎？他費了那麼大的氣力，到底只做了『國』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還有這兩個字的其餘部分和那最重要的的『余』字，都不曾做到謎面裡面去！這樣做的謎，可不是笨謎嗎？用麒麟來影『其年』的其，『迦陵』的『陵』；用三姑娘來影『乾學』的乾：假使真有這種影射法，都是同樣的笨謎！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值得猜了。」（５）
像蔡元培這樣的人都有這樣的謬誤，胡斷言：「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路。……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作，時代、版本等等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他們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６）問題不只在於結論，而在於方法。
第二，建立科學的紅學。
胡考證紅樓的直接目標是要「把《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７）具體言之，「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和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本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年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８）紅學的方法就是運用我們力所能及搜集到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
關於作者。此前只有袁枚在《隨園詩話》中曹寅之子「雪芹撰《紅樓夢》」一說。胡從此出發，在俞平伯和顧頡剛的幫助下，查找了《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譜》、《曹楝亭全集》等書，得知曹家祖三代都做過「江寧織造」，四次接駕，「天恩祖德，錦衣紈褲」，倍極榮華富貴，與《紅樓夢》中的賈府相似。從新得的楊鍾羲的《雪橋詩話》中，知道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從《八旗詩抄》和《八旗文經》等書選收的敦誠、敦敏的詩中，知道曹雪芹晚年窮困潦倒、縱情詩酒的頹境。再證之以《紅樓夢》開卷的「作者自雲」中「將真事隱去」諸語及第十六回王熙鳳等談論皇帝南巡之事，曹家世系及命運與賈家世系及命運的的吻合等等，認為「《紅樓夢》是一部真事隱去的自敘，裡面甄、賈兩個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９）
關於版本。胡當時所見只有一百二十回的程甲本、程乙本和八十回的「戚本」三種，他認為「戚本大概是乾隆時代無數展轉傳抄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種」，並由此判斷《紅樓夢》最初只有八十回，乾隆５６年後才有百二十回。從俞樾的《小浮梅閒話》等書提供的材料的中，胡考出「高鶚續書」的結論
自敘傳、曹作高續說是胡從作者及版本的考證中得出的主要結論，俞平伯、顧頡剛對「自傳」既有認同也有保留，對曹作高續則完全贊同。與胡重在歷史材料的考證不同，俞重在《紅樓夢》前後文本的對勘，顧介於兩者之間。「適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發現；但我和平伯都沒有找著歷史上的材料，所以專在《紅樓夢》本文上用力，尤注意的是高鶚的續書。」（１０）俞的重要性在於，胡提出高鶚續書的根據是「戚本」的參照和俞樾的旁證，「證據固然重要，總不如內容的研究更可以證明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決不是一個人做的。」（１１）俞著《紅樓夢辨》，始終圍繞著一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文本，一方面辨偽，辨證高續是否符合曹雪芹的本意；另一方面是存真，考察前八十回中有什麼可以商討的，後四十回中有什麼遺文佚事可以搜輯，總的結論是支持胡的「曹作高續」說，並批評高續：「我處處去尋找前後的矛盾所在，即用八十回來攻擊四十回，使補作與原作不可調和，不能兩立。我們若承認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就不能同時承認後四十回也是他做的。」（１２）
「新紅學」之所以是科學的，不在於結論而在於方法。方法就是從作者生平和版本的材料中推出結論，就是從考證曹雪芹的身世來說明《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本來，蔡的索隱也是重證據的，元春、寶蟾等人因為證據不夠，蔡就沒有輕易斷言她們的本事。但胡認為，對於像《紅樓夢》這樣的小說，「證據」只能是能夠考定作者、時代、版本的證據，而不能是隨便引來穿鑿附會的證據，離開了作者的生平，「古往今來無數萬有名的人，那個不可以化男成女是大觀園裡去，又何止朱竹宅、徐健庵、高士奇、湯斌等人呢？」不能先有成見再去找證據，「我很盼望讀《紅樓夢》的人把向來的成見暫時丟開，大家揩揩眼鏡來評判我們的證據是否可靠，我們對於證據的解釋是否不錯。」（１３）
第三，傳播科學的方法。胡反覆強調，他考證《紅樓夢》的動機不只在於催生紅學，而是宣傳一種科學方法。「我的幾十萬字的小說考證，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實例來教人怎樣思想。」「在這些文字裡，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於尋找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１４）考證《紅樓夢》在廣泛的意義上只是他應用科學方法研究古典的試驗田，新紅學可以成為現代人文學科的示範。
就反對索隱派而言，胡的出擊是有力的，但他不可能終結紅學索隱。一方面，《紅樓夢考證》發表後，索隱派一度陷入困境，從此也不再是談論紅樓的主流。另一方面，索隱派並未繳械投降。蔡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胡適作了回應，堅持認為自己的索隱是有原則、重證據的，即使不確，也不能否認全部索隱。作者、版本問題固然重要，但索隱也即「情節考證」並非不重要，中國文學歷來有此傳統，猜謎是「中國文人的習慣」。最後，蔡還反擊了自傳說，「書中既雲真事隱去，並非僅隱去真姓名，則不得以書中所敘之事為真。」（１５）１９２７年，蔡又在為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考證》寫的序中堅持已說：「此類考據，本不易有定論，各尊所聞，以待讀者之繼續研求，方以多歧為貴，不取苟同也。先生不贊成胡適之君以此書為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說，余所贊同。」（１６）壽鵬飛之後，紅學索隱仍不絕如縷，重要著作有１９３４年景梅九的《紅樓夢真諦》、１９５９年潘重規的《紅樓夢新解》、１９７２年杜世傑的《紅樓夢原理》、１９８０年趙同的《紅樓猜謎》、１９８４年李知其的《紅樓夢謎》等，他們都與蔡元培一樣強調小說的民族感情和政治傾向。
就創立新紅學而言，胡達到了自己的目的。新紅學的一些主要結論，曹雪芹是作者，迄今仍是較能使人心安理得的判斷；自傳說雖然有包括俞平伯、顧頡剛等人的種種懷疑和否定，但長期支配著紅學研究；曹作高續則直到１９５９年「夢稿本」出世後才受到質疑。新紅學得以建立的方法即考證，迄今仍是紅學的基本方法之一。他晚年說：「我對《紅樓夢》的最大貢獻，就是從前用校勘、訓詁考據來漢經學、史學的，也可以用在小說上。」（１７）用這種方法胡打破了近百年中有關紅樓的種種猜測附會之論，破除發索隱派的種種迷霧，第一次把紅樓帶到正當的學術研究的軌道。從此後的紅學發展來看，考證不但可以用在紅學上，而且差不多就是紅學唯一的方法。幸運的是，從作者到文本，《紅樓夢》確實有許多問題需要考證，而不時發現的一些新材料的發現又使考證得已可能。比如早期抄本的出現，曹雪芹家世材料的發現，使紅學考證數十年香火而不墜。只要有問題、有材料，新紅學考證就可維持。
就宣傳科學方法而言，胡取得了最大的成功。顧頡剛說：「適之先生第一個從曹家的事實上斷定這書是作者的自述，使人把秘奇的觀念變成了平凡；又從版本是考定這書是未完之作而經後人補綴的，使人把向來看作一貫的東西匆忙地打成了兩橛。我讀完之後，又深切地領受歷史研究的方法。」（１８）後來在給俞平伯的《紅樓夢辯》寫序時，顧又提到：「我希望大家看著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知道從前人做學問，所謂方法實不成為方法，所以根基不堅，為之百年而不足者，毀之一旦而有餘。現在既有正確的科學方法可以應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們正應當善保這一點便宜，趕緊把舊方法丟了，用新方法駕馭實際的材料，使得噓氣結成的仙山樓閣做了磚石砌成的奇偉建築。」（１９）顧是當局者，以他為主的「整理國故」的工作一直得到胡鼓舞，但他的評價並不雜有個人感情。１９４３年８開始，上海的《學術界》曾把胡、俞、顧有關紅學的通信輯為《考證紅樓夢三家書簡》分期連載，編者的按語中說：「這三個人，於考證工作進行之際，相互討論商榷，極為密切。其書翰往來，數不在少。我們可在這些書翰中，見出三家治學論證的方法，其重要性，有過於考證之結果者。」現代新儒家的開創者之一力熊十力是對紅學考證鄙視的人，對胡這方面的貢獻卻有一個客觀的說明：「在五四運動前後，適之先生提倡科學方法，此甚要緊。又陵先生雖首譯名學，而其文字未能普及遍。適之銳意宣揚，而後青年皆知注重邏輯。視清末民初，文章之習，顯然大變。」（２０）以至於不但郭沫若等３０年代的馬克思主義者要批判他，１９４９年後還需要專門一個運動來清算他的「主觀唯心主義」。
所以，無論是在胡的主觀構想還是在學術發展的意義上，新紅學的起源和根本都在「科學方法」四個字。除了悲劇性結局外，胡對《紅樓夢》評價不高。在立意革新文學時，他以平民的立場推崇古代白話小說。《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以《紅樓夢》等小說為中國「文學正宗」，為「吾國第一流小說」。《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以自身體驗設問：「我們今日居然能拿起筆來做幾篇白話文章，居然能寫得出好幾百個白話的字，可是從什麼白話教科書上學來的嗎？可不是從《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書學來的嗎？」（２１）但具體到《紅樓夢》的文學價值，胡從未推崇，「我寫了幾萬字考證《紅樓夢》，差不多沒有一句讚頌《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的話。」（２２）１９６０年他給蘇雪林寫信時說：「在那些滿州新舊王孫與漢軍紈褲子弟的文人之中，曹雪芹要算是天才最高的了，可惜他雖有天才，而他的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以及當時整個的中國文學背景，都沒有可以讓他發展和修養文學的機會。在那一個淺陋而人人自命風流才士的背景裡，《紅樓夢》的見解與文學技術當然都不會高明到那兒去。……他的《紅樓夢》，依據我們現在發見的可靠資料來看，是隨寫隨抄去換錢買糧過活的，不但全書沒有寫完，前八十回還有幾回顯然『未成而芹逝矣』，我當然同意你說『原本《紅樓夢》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藝作品。」（２３）在與高陽的信中又說：「我常說，《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也比不上《儒林外史》，──可以說，還比不上《老殘遊記》。」（２４）
但恰恰是通過胡的考證，《紅樓夢》的地位在現代中國冉冉上升，紅學成為其他學科可以倣傚的典範學科，令學界人士競相鑽研。這正是「科學方法」的魅力。胡認為，提高像《紅樓夢》這樣的小說的地位，重要的不是美學、文學上的讚揚，而是把它提升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我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初期，便不厭其煩地指出這些小說的文學價值。但是只稱讚它們的優點，不但不是給予這些名著應得的光榮底唯一的方式，同時也是個沒有效率的方式。要給予它們在中國文學上的就有的地位，我們還應該採取更有實效的方式。我建議我們推崇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對它們做一種合乎科學方法的批判與研究，也是就寓推崇於研究之中。我們要對這些名著作嚴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歷史探討──也就是搜尋它們不同的版本，以便於校訂出最好的本子來。如果可能的話，我們要找出這些名著作者的歷史背景和傳記資料來。這種工作是給予這些小說名著現代學術榮譽的方式；認定它們也是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２５）經、史、小說無論有多大的不同，但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或材料，卻是平等的。像《紅樓夢》這樣的白話小說，即使它們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文學傑作，卻應當是嚴肅學問的對象。新紅學把長期受到貶抑和輕視的小說提高了與經學、史學等傳統學術主題平等的地位，不但改變了學術研究的對象和範圍，也改變了傳統學術的重心，推進了現代學術的轉型。這可以說是胡適新紅學的主要意義。
但胡的新紅學可商討之處甚多。首先，它的主要觀點即「自傳說」能否成立就很困難。在考出作者身世和時代後，胡提出「自傳說」的「大膽假設」，「自傳說」起碼要求曹家與賈家的事跡的大體一致，紅學要能夠把賈家還原為曹家。胡本人沒有完成這一還原，他說的「最重要的證據」，即曹雪芹的歷史與賈寶玉的歷史的相似，也因為有關曹雪芹的身世材料基本沒有而無法證實。此後的紅學家們做了大量研究，並在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中達到最大限度，然而，「經過五、六十年的考證，《紅樓夢》中的人物在曹家及其親戚中有痕跡可考的最多不過百分之一、二，而且紅學家之間對書中某人相當於歷史上某人意見仍極為分歧，……至於書中的事跡，今天能考證為確有所本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從一般的考證標準看，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說《紅樓夢》是『曹家的真實事跡』。」（２６）「紅學考證經過了無數學者的五、六十年的長期努力，差不多已翻遍了故宮檔案和康雍乾三朝的文集（特別是旗人的作品），但是，我們平心靜氣地估計一下，所謂『還原』的工作究竟完成了幾分之幾呢？這幾十年來紅學進展主要只是曹學的進展，在這一方面，成就的確驚人。然而，就曹學而言，進步主要也是限於曹寅和他和子侄 輩；對於曹雪芹，我們的知識依然非常貧乏，甚至他的生卒年歲也還在莫衷一是的階段，若要以曹學成績配合著《紅樓夢》的所謂『真事還原』的工作來說，我們的展望則更為暗淡。」（２７）作為新紅學範式的「自傳說」要充分得到證實是不可能的。
當然，一家一姓的材料容易散失，況且曹雪芹的家世已經徹底敗落。問題是，即使考出賈家就是曹家，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紅學的任務也遠遠沒有完成。小說只是小說，無論我們如何承認《紅樓夢》與曹家有多密切的關係，我們也不能把《紅樓夢》看作是曹雪芹身世的實錄和翻版。胡不是不懂文學，不是不能欣賞《紅樓夢》的美學價值。與此前的王國維一樣，他從來都是欣賞悲劇的：「中國文學最缺乏的是悲劇觀念，無論是小說，是戲劇，總是一個美滿的團圓。……有一兩個例外的文學家，要想打破這個團圓的迷信，如《石頭記》的林黛玉不與賈寶玉團圓………做書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顛倒是非，便是生離死別，他卻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偏要說善惡分明，報應昭彰。他閉著眼睛不看天下的悲劇慘劇，第實老實寫天工的顛倒慘酷。他只圖說一個紙上的大快人心。這便是說謊的文學。更進一層說，團圓快樂的文學讀完了，至多不過使人覺得一種滿意的觀念，決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動，決不引人到徹底的覺悟，決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頭記》寫林黛玉和賈寶玉一個死了，一個出家做和尚去了，這種不滿意的結果方才可以使人傷心感歎，使人覺悟家庭專制的罪惡，使人對於人生問題和家族社會問題發生一種反省。若是這一對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緣』，團圓完聚，事事如意，那麼曹雪芹又何必作這一部大書呢？這一部書還有什麼『餘味』可說呢？」（２８）
但為什麼，胡的新紅學沒有把注意力集中在《紅樓夢》的「餘味」上呢？第一，考證的價值與生命力是由索隱派賦予的，考證與索隱的相對立而存在。蔡的「康熙朝政治小說」論以及其他索隱者的「反清復明」論至大無外，他們根本不可能另編一套明清抗清史來配合《紅樓夢》人物和情節，只能在小說和歷史之間斷進行附會，胡看出索隱的根本缺陷，但其「自傳說」仍然認為小說背後有「本事」，只是把索隱派的民族血淚史換為曹家的衰敗史；他只是從方法上質疑索派的「猜謎」，卻沒有看出索隱派的根本錯誤在於化小說為紀實。從而，科學的紅學仍然是史學。「他的『自傳說』本是相對於『反清復明』的舊說而來，雖收宣傳之效而立意已偏。」（２９）偏就偏在不把《紅樓夢》當作文學作品。牟宗三指出：「胡先生的考證雖比較合理，然究竟是考證工作，與文學批評不可同日而語。他所對付的是紅學家的索隱，所以他的問題還是那紅學家圈子中的問題，不是文學批評家圈子中的問題。」（３０）紅學是建立了，但《紅樓夢》卻從此遠離了文學。
第二，這與胡對「科學方法」的理解有關。從來源看，「科學方法」就是杜威的實驗主義，胡把它概括和簡化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大膽假設」要求的是一種懷疑精神，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調，但胡從未對科學假設的性質作深入的解釋，假設無論是對是錯，都必須是「夠資格的假設」，只講「大膽」，易使人產生越大膽越好的錯覺。科學史上有許多假設雖然大膽發揚了懷疑精神，卻並不能成為夠資格的假設，因此沒有促進科學發展。比較起來，「小心求證」更符合科學精神，胡本人的實踐也更重在這一方面，「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但它只涉及科學方法上的歸納法，只與地質學、植物分類之類科學有關，像數學、物理學、化學等理論性的自然科學，其突破與創新與歸納法關係很少。胡晚年回憶：他與丁文江都「愛讀赫胥黎講科學方法的論文」，而赫氏恰好把歷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古生物學以及天文學都歸入「歷史的科學」一類，其適用方法恰 好與中國考據相類。（３１）至少，在要證據這一方面，傳統考據與「科學方法是一致的。「在傳統的『考據學』、『校勘學』、『音韻學』裡面，都有科學的法則存乎其間；他們之間所用的治學法則，都有其相通之處。『考據』或『考證』的意義便是『有證據的探討』。我說有證據的探討一直就是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這也是一切歷史科學的治學方法，例如研究歷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古生物學、天文物理學等等都是一樣的。」（３２）考證就是「科學方法」，《紅樓夢》作為一部小說，其中能夠成為考證對象的，也只有作者身世和版本演變等「材料」性質的東西。
嚴格地說，「科學方法」之於胡不只是一種方法，而是一種意識形態：科學能夠知道任何可以認知的事物，科學的本質不在它研究的主題，而在於它的方法。從這個立場出發，就會把一切學問和研究都化約為方法，化約為考證，把一切人文作品、審美對象都化約為材料。「我對於小說材料，看做同化學問題的藥品材料一樣，都是材料。」（３３）性格、情景、美感、意義之類當然不是材料，紅學研究的科學化，是化文學為史學和文獻學，取消文學的審美層面。客觀地說，文學美學的「科學化」遠遠落在自然研究的後面，以至於１９世紀、２０世紀的許多理論家都做過文學研究科學化的努力，但「科學化」會不會導致對文學的審美價值和特性的否定，卻是現代思想極為警惕的。在胡考證《紅樓夢》的前後，以雅各布遜、什克洛夫斯基為首的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們，也在進行建立文學科學的嘗試。不同於胡適，他們尋找的不方法而是對象，即文學作品之為文學的「文學性」。他們認為正是對像（文學性）及其定義方法，保證了文學科學的統一性。「文學性」依靠它與非文學的差異，具體地說就是文學以什麼「手段」或「技巧」使「素材」成為文學，雅各布遜斷言：「如果文學科學想要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它就必須把『手段』看作它的唯一的主角。」（３４）同樣是使文學研究科學化的努力，但對象的統一性意在發現文學的特殊性，而方法的統一性卻不承認文學的特殊性。
從而，考證在使紅學科學化的同時又因為小說畢竟不只是材料而導致對《紅樓夢》的誤讀，最終自我設限，束縛了紅學的發展。１９２５年，俞平伯發表《〈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修正了原著中「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傳」的觀點，並由此提出兩個重要原則：第一，必須區分文學與歷史：「……似乎不曾確定自敘傳與自敘傳的文學的區別；換句話說，無異不分析歷史與歷史小說的界線。這種顯而易見，可喻孩提的差別相，而我在當時，竟以忽略而攪混了。本來說《紅樓夢》是自敘傳的文學或小說則可，說就是作者的自敘傳或小史則不可。我一面明知《紅樓夢》非信史，而一面偏要當它作信史似的看。這個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覺得索解無從。」俞還從文學的性質入手，指出文藝雖然決定於作者的生活經驗，但作品卻又決非作者經驗的重現。因為沒有區分文學與歷史，考證派紅學與它要攻擊並取代的索隱派紅學並無本質的不同，兩種方法都不能掌握這部文學作品：「昔人以猜謎法讀它，我們以考據癖氣讀它，都覺得可憐而可笑。這種奢侈的創造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於一切的，既不能用它來寫朝章國故，亦不能借此來寫自己的生平。」第二，必須區分文學與科學：「小說只是小說，文學只是文學，既不當誤認做一部歷史，亦不當誤認做一篇科學的論文。對於文藝，除掉鑒賞以外，不妨做一種研究；但這研究，不當成為歷史的或科學的研究方法，即使精當極了，但所研究的對象既非歷史或科學，則豈非有點點驢唇不對馬嘴的毛病。」「趣味的研究既沒有特殊的妙法，則何以區別於其他？我說，這種研究其對象與方法都不是固定的。如果你把研究釋為求得固定的知識，則它或本不成為研究，即說是在那邊鬧著玩亦可。」（３５）要區分文學與史學、文學與科學，就紅學而言，就必須放棄「自傳說」這一新紅學的中心觀念。
俞平伯發現了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文學的局限。《紅樓夢》要成為科學，必須具有客觀的知識性和可以討論的公共性；但《紅樓夢》又是文學小說，不可能完全化約為可以中性處置的材料。學者個人可以從事考證或文學鑒賞，但紅學本身卻不能以考證來範圍。其實，胡雖未明說，但他實際上也遇到此一問題。一方面，胡對高續評價不高，認為它與曹雪芹構想有許多差距，最突出的是寶玉的結局，本來小說一開始就明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又說「蓬牖茅椽，繩床瓦灶」，豈有「蘭桂齊芳」之理？而「懸崖撒手」怎麼能理解成「出家成仙」？還以嘲諷的語調說：「高鄂補《紅樓夢》時，正當他中舉人之後，還沒中進士。如果他補《紅樓夢》在乾隆６０年之後，賈寶玉大概非中進士不可了！」（３６）另一方面，當１９２１年胡在亞東圖書館的支持下重新整理《紅樓夢》時，他選中恰恰是以有高續的程甲本。因為它畢竟保留了悲劇性結局：「我們平心而論，高鶚補的４０回，比不上前８０回，也仍然有不可埋沒的好處。他寫司棋之死，寫鴛鴦之死，寫妙玉的遭劫，寫鳳姐的死，寫襲人的嫁，都是很有精采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這些人都寫作悲劇的下場。還有那最重要『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鶚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寶玉出家，作一個大悲劇的結局，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夢。這一點悲劇的眼光，那許多續《紅樓夢》和補《紅樓夢》的人，哪一人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從棺材裡扶出來，重新配給寶玉？那一個不是想做一部『團圓』的《紅樓夢》麼？我們這樣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鶚的補本了。」（３７）從考證上說，高續已不再是曹雪芹的自傳，但從文學上說，高續保留了悲劇結局，胡本人沒有把這一矛盾展開論述。
文學不是史學，一定把文學問題全部劃為史學問題，新紅學就難免像索隱派那樣猜謎。如果只是考出《紅樓夢》的作者及其身世，只是考出曹作高續，新紅學對索隱派就沒有多大破壞性，索隱屬於蔡元培所說的「情節考證」，與考證作者、時代、版本等等並不矛盾。如果只是提出「自傳說」，與索隱也無根本性衝突。只不過索隱派說《紅樓夢》是多人多事的影射，胡說是曹雪芹家世的自敘。胡針對蔡元培說：「因為不知道曹家的歷史，故人都不信此書為曹雪芹把真事隱去的自敘傳。」（３８）但嚴格來講，知道曹家歷史與相信《紅樓夢》是自傳之間還是有距離的，一定要建立聯繫，就必須把小說的人物、情節之類與曹家故實一一對照落實，這與索隱已無實質區別。胡本人不感到這一雷同，但俞平伯的態度一開始就有些猶豫。《紅樓夢辨》說把「自傳」的意義具體化為三層含義：為感歎自己身世而作、為情場懺悔而作、為十二釵作本傳，已經是對「自傳說」的廣義理解。而且，即使是維護《紅樓夢》是作者「自寓身世」一說，俞也與胡不同。１９２１年，俞在給顧頡剛的信中說：「從本書的看本書，作者與寶玉即是一人，實為最明確的事實。」（３９）但因為沒有曹雪芹本人的材料，無法證明賈寶玉即是曹雪芹。假如沒有別的證明曹雪芹是作者，或以後發現曹雪芹與賈寶玉性格不同，俞寧願承認曹雪芹不是《紅樓夢》的作者。更嚴重的是，《紅樓夢辨》出版後不久，俞的立場就發生了明顯改變。１９３０年的《〈紅樓夢討論集〉序》中，俞已經在新紅學內部展開嚴厲的自我檢討：「索隱而求之過深，惑矣，考證而求之過深亦未始不惑。《紅樓》原非純粹之寫實小說，小說縱寫實，終與傳記文學有別。……吾非謂書中無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當處處以此求之，處處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強求其通，則鑿矣。以之笑索隱，則五十步與百步耳，吾正恐來者之笑吾輩。」（４０）總之，小說取材於親身經歷因而有自傳的成分或性質是一回事，說小說就是自傳是另一回事。１９２５年他告訴人們：「我恭恭謹謹地說，我新近發現了《紅樓夢》是一部小說。」（４１）俞平伯發表此論的前後，批評「自傳說」的文章頻頻出現，重要如黃乃秋的《評胡適〈紅樓夢考證〉》一文，就指出「自傳說」「大背於小說之原理」，因為「《紅樓》為已經剪裁之人生」、「《紅樓》為超時空性之人生」、「《紅樓》為契合名理之人生」、「《紅樓》為已經渲染之人生。」（４２）
為什麼這些清醒的、也是屬於文學常識的觀念沒有改變「自傳說」，沒有改變以考證治紅學的主流？原因只在「科學方法」四字。１９２３年胡就發現：「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４３）胡本人就是造成科學無上尊嚴地位的重要人物。「五四」時期的「科學」概念主要不是與實驗科學、技術聯繫在一起的概念，而是一種價值論意義上的「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科學的權威雖早已確立，但正如嚴復所說：「今之學者，為西人之政論易，為西人之科學難。」（４４）尊西固是時尚，但純西方意義崑上的科學卻沒有多少人能做。當科學由具體的數理化轉化為相對抽像的「思想」甚至「方法」後，人們就可以不必實際從事那較難的「科學」，只須運用此「思想」或「方法」於其所熟悉的學問，即可同屬於有無上地位的「科學」。這就是胡說的：「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４５）所以，新文化運動的高潮過後，它的領袖人物以胡適為代表不是致力於自然科學研究，甚至也不是轉向文學翻譯或創作，而是回過頭去從事國故整理。其在思想史上的意義需要專門討論，但就他們本身而言，並不感到這是倒退。隨著１９２３年「科玄論戰」的開場，傳統考據是不是科學方法的問題被提了出來；張東蓀就發示反對。但在「五四」之後的一段時期，人文社會研究中真正取得成績的，恰恰是學術積累深厚、學者容易上手的國學考證，紅學就是它的先驅。此後，科學概念進一步分化演變，自然成為科學的主體，但由於人文社會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充分探討，所以考證也仍然在文史領域長期保持著基礎性的地位，在「規律論」的政治話語盛行的時代，它還被認為是學術性的象徵和保證。總之，科學的強勢話語建立了、也維持了紅學的基本模式。
二 政治運動與紅學的普及
儘管《紅樓夢》具有豐厚的人文內涵、詩化的藝術情境乃至複雜的思想意義，在文化和審美價值上確實比《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高出一層，但它仍然是小說，是一般文人可以隨意談論的對象。胡適開創的新紅學要求對與小說有關的一切進行歷史考證，而像曹家故實、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脂批等等都是相當專門的的課題，不是任何學人都可以輕易問津的。新紅學提升了紅學的地位和水準，卻也使紅學越來越精英化了。無論如何，紅學只是一門專業學術，談紅容易，研究紅學卻不容易。但４９年後，《紅樓夢》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一度還出現了不少業餘紅學家、「工農兵紅學家」。相對４９年以前紅學主要是一些精英學者的專業研究而言，４９年後的紅學具有普及性特點。
這一切首先與毛澤東有關。當代中國的兩門顯學「紅學」與「魯（迅）學」，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毛提倡的「紅樓夢要讀五遍」、「讀點魯迅」是主要原因。可以設想，如果毛以同樣的態度談論屈原，很有可能會出現「屈學」。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後，毛順口念出「折戟沉沙鐵未消」一句，杜牧的詩馬上就傳遍全國。這就是他的影響力，何況是兩度被他選中作為政治運動主題的《紅樓夢》？
毛最早讀《紅樓夢》是在長沙第一師範讀書時，井岡山時期他還和賀子珍談過林黛玉，延安時代也對茅盾表達過自己的紅學見解。４９年後他搜集了２０種《紅樓夢》的各種版本。１９５２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辯》改名《紅樓夢研究》由棠棣出版社新版，毛讀過後的反應，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毛對該書批了若干問號，對《作者的態度》、《〈紅樓夢〉底風格》兩章中感歎身世、情場懺悔等觀點明顯表示不贊成。「毛澤東讀俞平伯這本書，是在李、藍文章發表之前，或之後，還得而知。但這並不重要。無論在此前還是此後，他把《紅樓夢》當作社會歷史乃至階級鬥爭典型反映的思路是明確和一貫的，和『新紅學』不是一路，對這部小說的評價也比『新紅學』高得多。李希凡、藍翎的文章一出來，引起他的重視，誘發他的興趣，博得他的叫好，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４６）另一種說法是：「據說喜歡《紅樓夢》的毛澤東讀後，還把統戰部的李維漢、徐冰找來，後來便把俞後補為全國人大代表。」（４７）
毛對新紅學的評價比對索隱派高，直到１９６４年他還認為：「《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４９）所以他開始對俞著有較高評價是極有可能的。但毛歷來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注重從社會歷史的角度觀察文藝現象，早在１９３８年，毛就在延安「魯藝」的演講中說《紅樓夢》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所以就文學的一般觀念而言，李、藍的文章顯然更與毛一致，何況李、藍的文章都引用了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語錄來批判俞平伯的主觀唯心主義。加深毛的印象甚至激動毛的情緒的是，李、藍「兩個青年團員」的文章恰恰又受到毛一貫厭惡的「大人物」的阻攔，這令他不能容忍了。
從１９５４年運動開始的當代紅學，有兩個層次，一是旨在建立新的意識形態的思想改造工程之一，二是以新的文藝理論重新解釋《紅樓夢》。
政治制度、經濟基礎變革之後，思想文化等意識形態領域也要隨之變化，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對於毛澤東來說，意識形態的革命甚至可以先於、重要於基礎層面的革命。１９４８年中共稱胡適是國民黨「罪大惡極的幫兇」之一，４９年後認為胡適與蔣介石「一文一武」是人民的公敵。李、藍文章發表後如何為毛所發現並以此作為批判「胡適派主觀唯心主義」的缺口，這一過程需要檔案材料的公開才能清楚，也許正是因為俞平伯紅學研究與胡適的關係。但即使沒有李、藍的文章，清算胡適的運動也肯定要展開。所以５４年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和俞過不去，也不只局限於《紅樓夢》研究及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是要從哲學、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學術文化的各個領域，徹底清除胡適的影響，確立馬克思主義的統治地位。為了保證運動達到預期目的，中央正式成立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揚、鄧拓、潘梓年、胡繩、老捨、尹達等人組成的委員會，這個主要文化界知名人士和黨的文化官員組成的級別不高的委員會主要在前台活動，真正掌握運動的是毛澤東。與此同時，中宣部精心設計了一個運動方案，確定了九個題目，包括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中國哲學史》、文學思想、《中國文學史》、考證在史學中的作用、《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及其產生的社會背景、《紅樓夢》的研究著作。一方面發動全國學者大規模參戰，另一方面分工寫作，每一個題目都是專門人員批判。差不多是責任到人。
這是不是誇張了？一點也不，在毛看來，這是關係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任務。１９５５年２月，陸定一在省市宣傳部長會議上傳達了中央的重要部署：從現在起，我們要進行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即以大約八年的時間，展開一個全國性的思想運動，批判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思想，使全國五百萬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懂得什麼是唯心主義，什麼是唯物主義。
１９５５年３月１日，中央發出《關於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其中說：「沒有這個思想戰線上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就會嚴重受阻。」（５０）
由於批俞是為了批胡，所以與後來歷次被批判的主角比起來，俞個人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護。不但毛澤東在信中說：「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的態度」；林默涵在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５日中宣部內部會議上甚至具體地說：「俞平伯可以不作檢討，要堅持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自由，不能就因此給他減薪或把他扣起來。」（５１）郭沫若、周揚後來在批判發言中也附帶地說了「開展學術的自由討論」、「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誰都有權利，根據真理來作是非的判斷」之類的話；但由於什麼是真理是由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來欽定的，而且運動的性質被定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俞哪裡還能堅持自己的錯誤？運動當然不會真的像毛、林公開說的那樣溫和，各種批判會上調門很高，李、藍甚至在《走什麼樣的路》一文中把有關《紅樓夢》的討論說成「是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反映」。俞不得不在急風暴雨中作了檢討，此後一度「交遊寥落似晨星」，以至於１９８６年，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的胡繩在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６５週年的紀念會上承認：「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因《紅樓夢》研究而對他進行政治圍攻，是不正確的。」「１９５４年的那種做法既傷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於學術與藝術的發展。」但考慮到從批胡風到批「四條漢子」，只要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批判運動，被批判者都沒有好下場，不但不再有發表文章、從事學術工作的權利，有的甚至生命不保，那麼可以說與歷次受害者相比，俞的命運確實太好了。只兩年時間，中央領導人就為他在政治上平反；１９５６年評職稱，得到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高級領導人的同意，俞被評為一級研究員，不久對給他配了助手校勘《紅樓夢》。因禍得福的是，由於有了這一次運動的經驗，此後的多次運動基本上沒有俞的事。１９５７年「鳴放」期間他和其他老先生勸那些青年學生：「我們老頭都不這麼說，你們怎麼這樣說？你們一些話出格了，我們老頭說不出來。」（５２）
俞平伯經受了運動的洗禮，紅學也經歷了轉型。１９４９年以後，包括《紅樓夢》在內的一切中外文學作品都要經歷一個重新評價的過程，新的標準是作品的社會政治價值，但文學作品的社會政治價值又是難以確定的。王瑤曾介紹介紹說４９年後的古典文學研究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白居易、杜甫、《水滸》為代表，第二階段以李白、陶淵明、《紅樓夢》為代表。在前一階段中，儘管大家理解的深度仍有不同，但那些作品的人民性是可以從字面上找到的，因此爭論就不多；雖然很多問題也並未真正解決。目前似乎正到了第二階段，這些作家和作品大家也以為是一定要肯定的，但對如何肯定就很有紛歧了；因為這些作品中的人民性的表現是複雜的和曲折的，需要作具體的和細緻的分析，因此直到現在似乎還仍在討論階段。」（５３）白居易、杜甫、《水滸》要或反映人間疾苦或表現底層造反，與新時代的意識形態完全一致；但李白、陶淵明、《紅樓夢》這些既不能否定，但又沒有確定的人民性、政治性的作品該如何估定？
如何評價《紅樓夢》是學術界的事，政治人物關心的是如何改變整個學術思想，不同的目的之所以聚於《紅樓夢》，是因為運動要達到目的就必須找一個具體的靶子、要有一個突破口。據林默涵說：「現在我們批判俞平伯，實際上是對他的老根底胡適；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義……如果不找一個具體對象，只是尖銳地提出問題，說有這種傾向、那種傾向，這樣排列起來大家也不注意。現在具體提出《紅樓夢》的研究來，鬥爭就可展開了。」（５４）周揚後來也特意指出李、藍「不是抽像地提出問題，而是抓著了一個具體的對象，執行了尖銳的批評的任務。」（５５）
正因此，評論５４年運動主要不是紅學史的論題，但由於它畢竟圍繞紅學研究展開，並且運動的主旨之一是建立文學研究的新話語，所以它對紅學的影響就極其深創。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最能解釋古典的、非無產階級創作的，是恩格斯在談到巴爾札克時說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對作家世界觀的勝利，它說明產生於過去時代的作品可以具有進步意義。這就是李、藍的根據：「要正確地評價《紅樓夢》的現實意義，不能單純地從書中所表現出來的作者的世界觀的落後因素，以及他對某些問題的態度來作片面的論斷，而應該從作者所表現的藝術形象的真實性的深度來探討這一問題。」（５６）「《紅樓夢》之所以能在創作上取得傑出的成就，就在於曹雪芹的現實主義的創作和世界中的落後因素並不完全一致。」（５７）創作方法勝利論的關鍵是作品真實反映了社會現實，這種反映在作品中的客觀內容可以超越作者世界觀的局限而揭示現實的本質。封建時代的社會本質，按毛澤東的一慣說法，就是地主官僚對人民的壓迫剝削以及人民群眾的反抗。「作者更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會的生活內容，並進而涉及到封建制度的全部問題。作者真實地描寫了這個階級生活的基本特點：殘酷的剝削，無情的統治，偽裝的道學面孔，荒淫無恥的心靈。這些暴露和批判的本身有著充分的人民性。人們借此瞭解了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的本質，認識了封建社會的真實面貌，引起強烈的憎恨，並進而全面否定了這醜惡的現實。」（５８）
總是描寫具體人物、獨特個性的小說為什麼能負載這麼多的政治內容？恩格斯的現實主義論還有一條叫「典型論」，即文學人物的普遍概括性。《紅樓夢》只寫了一個賈府的罪惡與衰亡，但它概括了封建社會必然滅亡的本質。塑造典型是現實主義不同於自然主義的根本特點。李、藍以此反對局限於一家一姓的「自傳說」?骸霸斐傘逗炻窩芯俊氛廡┐砦蟮母駒穎怯崞講壬雜諍炻嗡值淖勻恢饕宓鬧鞴鄣募狻５牽庵職押炻巫魑徊孔勻恢饕謇雌蘭郟櫚裊慫姆岣壞納緇崮諶蕕募猓薹鞘侵馗戳撕實睦牡鰲！際欠袢蝦炻問且徊課按蟮南質抵饕褰蘢鰨袢蝦炻嗡從車氖塹湫偷納緇岬娜說謀紓隙e炻問歉霰鵂彝透霰鶉說謀紓押炻甕崆梢徊孔勻恢饕宓男瓷髕貳！保ǎ擔梗└睢⒗短峁├劬蕕氖牽試怠昂炻問且徊科降奩嫻淖勻恢饕宓慕蘢鰲保崞講菜倒昂炻蔚啄康氖親源形牡資侄問切瓷薄５涫擔謀疽饈撬怠逗炻巍凡皇切吹弁跤⑿鄱切吹鈉匠Ｈ松岬摹靶瓷筆喬康髕瀋詞擔疾皇潛嵋宕省?br>
李、藍文章始終根據毛澤東對封建社會的的論斷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強調《紅樓夢》反映的社會內容與階級鬥爭，堅決否認《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或如通常理解的愛情小說。「《紅樓夢》出現在清代帝國的乾嘉盛世，並不是偶然的現象。乾隆時代正是清王朝行將衰敗的前奏曲。在這一巨變中注定了封建統治階級不可避免的死亡命運。這『惡兆』首先是由腐朽的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崩潰開始。曹雪芹就生在這樣一個時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這個時代的轉換中崩潰了……他從自己的家庭遭遇和親身生活體驗中，已經預感到本階級滅亡的的歷史命運。他將這種預感和封建統治集團內部崩潰的活生生的現實，以完整的藝術形象體現在《紅樓夢》中，把封建官僚階層內部腐朽透頂的生活真實地暴露出來，表現出它的必然原因。作者用這這幅生動的典型的現實生活畫面勾畫出封建統治階級的歷史命運。儘管這是一首輓歌，也絲毫未減低它的價值。」（６０）與胡適等不同，李、藍因為《紅樓夢》的社會意義和歷史價值而對它評價極高，《紅樓夢》不是康熙朝政治，更不是曹雪芹的自傳，而「是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毛澤東對這一句加了密密的圈點，並從此形成了把《紅樓夢》當歷史來讀的思路。
在政治權力的支持下，現實主義的紅學觀戰勝了新紅學，並被推演到任何一種古典文學作品的評論之中。但奇怪的是，「歷史論」並沒有埋葬「自傳說」，新紅學的許多命題並未完全被運動的暴風雨蕩滌。關於「自傳」說，周汝昌當時就以魯迅為支援委婉地肯定了「實錄自敘傳」，他的《紅樓夢新證》認為曹雪芹的七代祖考和三代姻親都與這部小說息息相關，把曹家與賈家直接聯繫起來。不同於胡適、俞平伯的是，周認為「自傳說」非但沒有降低小說的政治價值，相反是把小說與政治更緊密地聯繫起來：「把紅樓夢的研究由與社會政治結合引向與社會政治分家的道路，卻不是我的目標；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的學識理論的有限水平上，努力尋找著紅樓夢的社會政治意義，把紅樓夢與社會政治更緊密地結合起來看問題。」（６１）如果曹雪芹的家世與康雍乾三朝的宮廷權力之爭緊密相關，小說的政治性不就得到論證？此外吳恩裕稱《紅樓夢》是「自傳體」小說，劉大傑說是「自傳性質的小說」等等，都在寬泛的意義上肯定了胡適的一些觀點。
相比之下，考證受到更為寬容的對待。周揚當時就說得明白：俞平伯的考證，「不是為了在事實的基礎上對作品作全面的、歷史的、科學的考察，而是醉心於個別無關重要的細節，使讀者對作品處不到正確的完整的概念。」實際了貶低了小說的客觀內容。「我們並不是一般地反對考據工作，相反，我們需要真正科學的考據工作關於作者生平，創作過程以至作品中文字真偽的考證，都是需要，但這種考據工作只是研究工作的基礎，而不是目的。」（６２）考證是基礎不是目的，這種說法俞平伯也會贊同：「整理古書工作的基礎應該是校勘。校勘工作沒有做好，其他工作都即如築室沙上，不能堅牢。」（６３）而且周劃定的考據範圍，恰與胡適一致。當然區別是有的，考證是「基礎」，「基礎」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周揚以及批評考證的人所持的，考證只是基礎，重要的是思想藝術的評論；另一種是像俞平伯這樣的學者所持的，考證是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任何評論都談不上。由於雙方都不否認這個「基礎」，所以即使在運動中，仍然有相當多的老學者如吳恩裕、浦江清等維護考證的必要，以至陸定一在向中央報告時還說：「但也有一些古典文學研究者在發言中為俞平伯的考據勞績辯護，主要是擔心自己今後的考證工作會不被重視。關於這一點，我們在發言中適當地作了解釋。」（６４）運動高潮過後，任何考證都可以在提供材料、為研究作基礎的口號下展開，俞仍然可以整理《紅樓夢》的各種版本，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等完成的也仍然是考證方面的成果，後來還由紅學延伸出一個「曹學」。
本書認為，胡適的中心觀念「自傳說」並不是新紅學體系中最重要的內容，以作者及版本為中心和考證方法才是新紅學的主導觀念。胡適說過：「我在這篇文章裡，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證證據做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我的結論也許有錯誤的，──自從我第一次發表這篇《考證》以來，我已經改正了無數大錯誤了，──也許有將來發見新證據後即須改正的。」（６５）紅學之成為科學，靠的不是「自傳說」，而是它的科學方法。此論極為通達。事實上，顧頡剛、俞平伯早就對「自傳說」存疑。５４年以後，除極少數學者外，一般已不再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了。然而，這只是一個表面，縱觀大量的紅學考證，潛在地還是以「自傳說」為前提，否則很多考證、特別是關於「曹學」的考證就與紅無關。胡適是從考證中得出「自傳說」的，但後來的學者把這一程序顛倒過來，以「自傳說」來支撐考證，把清史研究當作紅學研究。乾嘉考證的繁榮有其特定的文化政策背景，考慮到政治化時代的特殊環境，也許可以認為當時紅學考證是一種學術保衛戰，如果 沒有那些由潛在的「自傳說」支撐的考證成果，當代紅學除了很好地完成了政治宣傳之外，其學術價值是很難高估的。當那些用馬克思主義常識寫成的大量論著已成昨日黃花時，惟有那些考證性論著值得一讀，它們也許不是紅學更不是文學論著，但至少是清史或中國文化史論著。
從「自傳說」和紅學考證實際上在５４年後得到默認可以斷定，毛澤東要建立的紅學範式是一種社會政治論，只要承認小說充滿現實社會內容和和階級鬥爭，承認《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自傳說」和考證法都可以獲得一定的生存權和有限的學術空間。如果說胡適帶給紅學的是科學方法、歷史考證，那麼，毛澤東賦予紅學的則是社會內容和政治觀念，他們共同之處都是把《紅樓夢》當作歷史材料。
如果這一判斷是合理的，那麼，可以認為，僅就紅學本身而言，１９５４年的運動沒有多大必要。胡適沒有否定曹家的政治關係，繼起的考證大家周汝昌更是用證據來說明《紅樓夢》的政治相關性。更重要的是，在寫於５４年運動之前的三篇文章《〈紅樓夢〉簡說》、《我們怎樣讀〈紅樓夢〉》、《〈紅樓夢〉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中，俞已經在調整自己以適應變化了的政治環境，三文都首先強調《紅樓夢》是真實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暴露封建家庭的罪惡與婚姻的不自由的現實主義作品，都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話。其結論與李、藍文章大體一致：「《紅樓夢》在中國小說中，是一部空前偉大的作品。它的高度藝術性已久已被一百多年來的每一個讀者肯定了。但它的偉大不僅僅在於它的結構的龐大嚴整，人物的典型生動語言的流利傳神等藝術方面的成就上；更重要的則在於它有著決定這些藝術性成功的高度思想性。它是以一個愛情悲劇為線索來寫出一個封建大家庭的由盛而衰的經過的，從而真實地刻劃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罪惡，成為反映封建社會的一面最忠實的鏡子，成為中國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的巨著。」（６６）俞本來《紅樓夢》的評價也不高：「平心看來，《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底地們是不很高的。這一類小說，和中國一切底文學 詩、詞、曲，在一個平面上。這類文學底特色，至多不過是個人身世性格底反映。……其用亦不過破悶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紅樓夢》性質亦與中國式的閒書相似，不得入於近代文學之林。」（６７）但在１９５０年的《〈紅樓夢〉研究》中，上述文字被刪去了。顯然，無論是解釋還是評價，即使沒有１９５４年的運動，俞也會走向李、藍的模式。儘管老人說新話總有些不順口，時髦話遮不住舊觀念。
正像胡適的紅樓考證主要是為了宣傳他的科學方法一樣，５４年運動的主要目的也不是《紅樓夢》而是改造整個學術文化領域。對紅學這個學科來說，疾風暴雨式的運動功過參半。政治運動實際上破壞了對它的學術研究，新話語實質上毛澤東政治理論和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的常識性普及，對《紅樓夢》的思想意義鮮有真切的闡釋，甚至在文風上也千篇一律。馮至當時就指出：「很多文章是公式化的，以為把下邊的這套公式在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頭上一套，便可以解決問題。（一）作者生平；（二）作品內容；（三）作品的人民性（從書中找出一兩段描寫勞動人民的，便算是人民性）；（四）現實主義精神（有時把描寫逼真就認為是現實主義精神）；（五）結論。如果書中有什麼落後思想，不加分析，只說是『受時代局限』，把這一公式到處套，不不解決問題的。」（６８）４９年以後大部分紅學文章，實際上都是按這個套路寫成的，很快就不堪卒讀。
然而，運動的特點就是它的全民普及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