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紅樓夢為何百年不衰?
一切的紅樓夢研究，歸根到底，都有一個最終的任務，那就是還原這部經典作品得本來面貌。這是必須確定的，任何紅學研究偏離這一方向，很難說會有什麼巨大成果可言。
《紅樓夢》從問世以來，就命運多舛，現在流傳下來的版本，是續作，背離曹雪芹願意很多。那麼，《紅樓夢》的結局究竟應該是怎樣的？這是一切紅學問題的核心。在這一個問題的背景下，我們才會去逐步揭開面紗：
誰是作者？他是什麼樣的人？他為什麼要創作這樣一部作品？動機何在？塑造這樣多的人物對於主題的駕馭有何功用？人物的最終命運如何？人物塑造與謀篇佈局的特點何在？等等等等，都是為了那個核心目標服務的，百餘年來，關於紅學的工作，也都是在這一前提下，抓住某一個具體細節，展開研究活動的。然而，全書之中，詩詞歌賦、人生百態、千人千面，因此要做的工作是非常龐大而繁瑣的，也就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紅樓夢》曾成為中國文學中使用最頻繁、地位最顯赫、最紅的政治道具。而關於紅樓的研究，更是在百年來無論遭受打擊還是受到追捧，始終經久不衰
《紅樓夢》最早只是在文人圈中流傳，聊作士大夫的談資。清朝嘉慶年間已有“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亦枉然”的說法。
據說慈禧太后也曾癡迷《紅樓夢》，達到了“略能背誦”的程度，並自比為賈母，其寢宮——故宮長春宮裡就有以《紅樓夢》為題材的壁畫。而具備諷刺意味的是，《紅樓夢》也成為了慈禧太后所痛恨的新政人物的避風港，可謂仕途失意、“紅場”得意。
《紅樓夢》的精巧的趣味、盛而衰的體悟，為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進可攻，退可守的精神堡壘，這個傳統延續至今。
“一部小說，一直這麼熱，而且處於高溫高熱，這是極不正常的一種現象。”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所長孫玉明評說紅學熱，他也是《紅學：1954》的作者。
正是在1954年，文化界開展了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並引導到對胡適思想的全面批判，《紅樓夢》自此變異，成為中國文學中使用最頻繁、地位最顯赫、最紅的政治道具。
清末民初，紅學開啟了西方美學
其實早期的“紅學”稱謂不乏戲謔的成分，雖點評者眾，但其成為一門顯學，主要還是源於“現代中國思想文化舞台上許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捲入紅學”：包括王國維、蔡元培、胡適、陳獨秀、魯迅、吳宓、陳寅恪等。
清末民初，正值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民主革命思想、包括排滿反清情緒高漲之時。紅學在某種意義上擔當了“領導中國學術發展的任務”，比如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中，用叔本華的悲劇哲學觀點來解析《紅樓夢》，這也是中國“20世紀第一篇介紹西方美學的開山之作”；而另一方面，紅學則以索隱派為代表，與社會時事緊密關聯，只是早期多旨在反官場腐敗，後期則旨在民族主義。
而索隱派雖然因其“泛政治化”屢遭質疑，但是這種看似狹隘的民族情緒，在民族危亡之際，更容易獲得共鳴。
胡適為“新紅學”開山立派後，吸引了顧頡剛、俞平伯的加入，形成新紅學的鼎足之勢。建國後，胡適拒絕了中國共產黨的挽留，於1948年底被國民黨“搶運”出北平，後赴美國；顧頡剛則遠離了紅學圈子；俞平伯成為了新中國大陸紅學界的“第一人”，並表現積極。
特殊時期，成為“毒素”傳播手段
俞平伯沒有料到的是，他會成為1954年那場政治思想大批判的核心人物。風暴是由“兩個小人物”偶然引發的。
大學剛剛畢業的李希凡與藍翎合寫了兩篇文章：《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評<紅樓夢>研究》，批駁俞平伯是以反現實主義的唯心論的觀點分析和批評了《紅樓夢》。文章被毛澤東看到了，高度讚賞，並寫了一封《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表示“這是三十多年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
批判運動很快達到高潮。1954年11月29日，《人民日報》稱收到了373封讀者來信，都向俞平伯提出控訴，說《紅樓夢研究》一書害了他們。當時文化藝術界、教育界乃至其他各界人士都或被迫、或主動地投入了這場批判，包括顧頡剛、鄭振鐸、老捨、何其芳、啟功等。俞平伯也不得不批判胡適，他尋找自己錯誤的根源：“不僅繼續走了胡適研究《紅樓夢》的道路，而且擴展了它，在社會上替胡適的反動思想散步毒素，這個錯誤是十分嚴重的。”
大洋彼岸的胡適關注著這場大批判，他感歎，“俞平伯之被清算，‘實際對像’是我——所謂‘胡適的幽靈’！”“‘胡適的幽靈’確不止附在俞平伯一個人身上，也不單留在《紅樓夢》研究或‘古典文學’研究的範圍裡。這‘幽靈’是掃不清的，除不淨的。”
而在這場轟轟烈烈的批判運動中，給胡適帶來最大打擊的，還是他的小兒子胡思杜。這個當初堅持不肯隨父母離開北平的積極青年，曾公開發表對胡適的批判文章，後來被劃為“右派分子”，嘗到了被批判滋味的胡思杜懸樑自盡。
舉國評紅樓導致學術異化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大概沒有任何一種學術，能夠享受到如此的殊榮。一時間，它成為了全國數億人全都參加的事情，成為決定著一個國家存亡、一個政權的存亡、一個政黨的存亡的大事情”1973年，由《紅旗雜誌》出面發動，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評紅運動。
評紅盛行之前，政府曾發起一次政治色彩濃厚的紅學考證活動。1962年，文化部決定舉辦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活動，但首先要確定曹雪芹究竟死於哪一年——這在今天依然是個公案。當時“北京動員了幾千人，兵分兩路，全面展開了曹公身世的調查與發掘工作。” 孫玉明說。
評紅的熱度可從上海人民出版社署名“本社編”的一本《紅樓夢》評論集看出，1975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即5萬冊，作為一本評論集，這個數字在今天也是很“驚人”的。
這種異化延伸到了越劇電影《紅樓夢》，並產生了戲劇化的效果。賈寶玉的扮演者，著名演員徐玉蘭回憶，她是在文革被批鬥的時候才第一次看到自己演的片子，當時林黛玉一出來，造反派說“女阿飛出來了”，賈寶玉出來，說“男阿飛出來了。”結果看著看著，觀眾被打動流下眼淚，批鬥會起了反效果。
但即便如此，上世紀70年代末，著名影星林青霞特別打電話給徐玉蘭，盛讚其“哭靈”的表演使自己從中獲益良多時，已成驚弓之鳥的徐玉蘭竟脫口而出，“越劇《紅樓夢》是大毒草！”
“當紅學整個地失去了學術的獨立品格而完全成為政治工具時，其實中國整個學術界也都失去了獨立的品格。”曾任《紅樓夢學刊》常務副主編的杜景華在《紅學風雨》中總結。
現代社會，紅樓研究創造財富
歷經劫難，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紅學又重新呈現了數度繁榮。熱鬧中不乏意見分歧，而且是“哪裡有中國人，哪裡讀《紅樓夢》，哪裡就有論爭。”著名學者余英時表示，“《紅樓夢》簡直是一個碰不得的題目，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筆墨官司。”
而隨著經濟發展，紅學的“泛政治”陰影逐漸淡去，但卻日益和消費乃至娛樂關聯。比如曹雪芹故鄉之爭已經由學術之爭衍變為旅遊資源的競爭，而借助電視媒體，《紅樓夢》數次在大陸紅透。最近一次是為重拍電視劇《紅樓夢》，海選演員再次攪得全中國沸沸揚揚。
出版界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除了各類紅學書籍，僅《紅樓夢》小說市場上就流通著數十個版本。孫玉明介紹，雖然有人提出過禁毀《紅樓夢》，但是包括清朝在內，從來沒有在全國範圍內禁過《紅樓夢》，“即使是文革時期”。
“當時批別人對《紅樓夢》的評點，但是《紅樓夢》本身從來沒有被批判過”，出版《紅樓夢》最權威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原古典文學編輯室主任杜維沫向記者介紹。
而關於《紅樓夢》的是是非非最終都促進了《紅樓夢》銷量的增加。人民文學出版社策劃部主任孫順林告訴記者，該社《紅樓夢》最早於1953年出版，至今已印刷680萬套，再版了122次。孫玉明則預測，《紅樓夢》的發行至少超過一千萬冊，未來還會繼續流行下去。
但被紅學改變了命運的“大人物”及“小人物”們卻已經“倦說紅樓”。韋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中記述，“很長很長一段時間，他幾乎是絕口不談《紅樓夢》。顯然這是有意迴避。”不過，1990年，重病纏身的俞平伯“還是放不下那讓他大吃苦頭的《紅樓夢》”，“他用顫抖的手，寫了些勉強能辨認的字，一紙寫：‘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紙寫’千秋功罪，難於辭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