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知識分子永遠不可能背對大眾
6月2日，新華社以《吉林大學熱議教授「下崗」》為題，詳細介紹了吉林大學的改革經驗。吉林大學改革的主要指導原則就是「變身份管理為崗位管理」，所謂「崗位管理」，就是為每一個崗位設定數字化的標準，比如，競聘教授者應在2000年至2004年內，至少有10篇論文在刊物上公開發表，其中有2篇必須是第一作者，有2篇是發表在核心期刊上，等等。改革的結果是，低聘、未聘、緩聘、解聘了186名教授或副教授，其中包括12名博士生導師；越級聘任了6名年輕教師。於是，過去是教授或副教授，現在卻不得不以講師或助教的身份授課；年齡尚輕資歷尚淺者，卻當上了教授或副教授。
吉林大學的這種改革，客觀上達到了兩個目的：一是強化知識分子在專業化知識體制內的角色定位，換句話說，就是使知識分子更充分地認識到，只有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才能實現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價值，否則，再大的價值也很難得到認可。二是使知識分子無一例外地被納入一種類似企業化行政化的科層管理模式之中，知識分子的外在尊嚴，就取決於自身在科層結構中所處的位置。
這樣的改革，當然能達到追求「效率」的目的，但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在科層管理模式的壓力之下，知識分子群體被徹底固化在專業化的知識體制內，是好事還是壞事？尤其是對人文知識分子來說，我深信，精緻的論文永遠也無法代替對社會生活的深切關懷，無法代替悲天憫人的情懷。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為孫志剛案而寫的那篇短文，是其發表的任何學術論文都不能代替的。
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清醒地認識到，知識分子應該堅守自己的專業領域。但事實證明，中國的知識分子並沒有完全陶醉於自己的專業領域孤芳自賞，而是以自己的專業為背景，以更加理性的姿態，比如吳敬璉、朱學勤、徐友漁、秦暉、許紀霖、葛劍雄等一大批人文知識分子，多年來一直沒有放棄在公共領域裡和大眾的對話，他們從專業背景出發的發言，不僅極大地活躍了我們的公共話語空間，開啟了民智，為社會輿論增添了科學人文的素養，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著我們社會的言論生態。
但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由於教育產業化，大學擴招，加之高校改革的推進，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專注於知識體制之內的「發展」。專業知識分子的寫作姿態改變了，他們和公共讀者的有機聯繫斷裂了，成為一個封閉的階層。知識分子專注於學術論文不錯，但如果這種專注使得知識分子由開放走向封閉，就值得深思了。
我總覺得，大學的改革，除了效率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充分尊重學術的自由，充分發揮教授在大學校園裡的主導價值，而不是把教授變成可以用數字化管理的「學術工匠」。一個人文知識分子，絕不能只為學術而學術，不能為論文而學術，而要為社會的公平正義而學術，為社會和人性的健康而學術。我們正處在一個社會轉型的時代，這是一個利益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的時代，需要智力的支持，也需要理念的支持。如果沒有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和大眾的對話，我們將會越來越盲目，越來越缺乏基本的認知能力，並將失去真正繁榮的公共生活。真正的知識分子永遠不可能背對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