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教授為什麼要把「知識分子」趕出詞典？
「把知識分子這個詞從中國的語彙裡面驅除出去」。李歐梵先生最近在《李歐梵季進對話錄》中說，他幾年前來內地演講時就曾發出這樣的呼籲。此話出自一位研究文學，尤其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人文學者之口，實在令人吃驚。因為從1993年中國內地幾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首先發出「人文精神失落」的驚呼之後，知識分子與人文精神問題就在內地種種學術媒體中成為持久不衰的話題，時至今日，仍然不絕於耳。李歐梵先生何以如此「掃興」？
這當然與李歐梵先生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認識有關。他認為「中國對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的這套話語，感情太強烈了，大家都信以為真，就以為知識分子就一定要這樣，每個人都覺得我是社會的良心，每個人都覺得我說這句話就是可以改變整個社會的。」「這其實就是從『五四』以來一步一步發展而來的。他們不知道，他們的姿態越高調，離社會現實的距離就越遠。」所以，不難想見，這些高調的知識分子雖然有著高漲的道義激情，雖然也很想為改變社會出力，但是遠離社會現實領域中的種種設想都只能是空談。李歐梵先生明確地說「我就覺得當代知識分子不能再那樣自鳴得意，不能再有那種自以為是的傳統知識分子的論調。雖然這個傳統已經受到了很大衝擊，但我還要更進一步，把它全部解構，重新再來思考。」
如果知識分子不那麼高調了，還能幹些什麼？季進先生也有同樣的疑問：「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社會道義的承擔者，在當今社會應該或者能夠發揮什麼作用？」李歐梵先生的回答倒也順理成章，就是知識分子們可以試著做「平常文化人。」「所謂平常文化人，就是寫寫專欄，寫寫小說，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為我心目中的公眾盡一點力量。」這個回答明顯是葛蘭西式的，因為葛蘭西認為人人都可以做知識分子，關鍵就看你是不是做了知識分子應該做的事，而不在於你的調子有多高，地位、學歷、職稱有多高。用李歐梵先生的話說就是「知識分子應該是從文化實踐裡出來的。」「如果你不把知識分子看得那麼神聖，那麼你在體制內甚至在最有黨性的機關裡面照樣可以做知識分子的工作。」因此，他建議知識分子可以去扮演多重角色，哪怕各角色之間有矛盾也不要緊。「重要的是通過這些角色，能夠給自己營造一個論說的空間，對社會、文化有影響力的論說空間。這種影響力不同於原來的社會責任，而更多的是知識的推廣。」基於這樣的認識，李歐梵先生對於那些從事廣告設計、策劃宣傳、IT產業的人士給予了更多的同情與理解，而對於那些媒體中的編輯、記者則更是大加讚賞。因為這些人只是做事，不說大話空話。他們是行動知識分子。
李歐梵先生說自己也正在走這條路。他想從哈佛大學提前退休，原因之一就是不願再背負名校教授的牌子，而只做一個文化人或知識人。他希望回到香港，為香港的文化學術做貢獻，可以掛靠在大學裡，但不願被學校限制，這種閒雲野鶴式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他所說的體制之外的知識分子。看到李歐梵先生這個願望你會明白他為什麼在《上海摩登》中論述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時會「筆端常帶感情」，也會明白他為什麼反覆倡導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中應具有國際視野和邊緣立場。原因就在於任何「宏大敘事」中都難以避免「中心主義」，都可能會「執迷不悟。」而只有在實實在在的生活中才可能跳出那些他人劃定的樊籬，多幾個參照系才可能破除對某一端的執著。李歐梵先生的態度就是「平常」。但這個「平常」卻可以化解各式各樣的理論述障。
可悲的是，在這個體制的牢籠束縛著的世界上，「平常」不僅是一種浪漫，也是一種奢侈。「平常」也需要常人難以想像的勇氣。對於李歐梵先生這樣的名人就更是如此。所以他的平常態度也仍然不平常。季進先生首先就想到「這樣反而有更大的空間，可以做一些事情。」李歐梵先生也說：「現在，我也在尋找人自己的人文空間，我甚至於有一個理想，如果哪個學校可以給我一幢房子，我可以設計一個非常好的圖書館，營造一個非常人文的環境，然後把這個人文空間獻給年輕的學者，使之成為小小的普林斯頓式的高級人文研究中心。我可以請世界著名的學者跟年輕學者對話。到了這裡，隨便你做什麼，我只要每個禮拜大家作一次非正式的交談。我想用這個辦法來推動香港的人文風氣。如果哪個大富翁給我一百萬美金一年，就夠了，讓我試驗五年，那我這一生的目的就達到了。」
說到底，李歐梵先生還是一個人文學者，浪漫得令人感動。作為晚輩同行，我又何嘗不希望他的願望早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