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伊洋的「真」與「悟」
伊洋好：
您一連幾帖，辛苦了。不過，我感覺到您會覺得愉快，這種思考會使人的腦頭子轉得特快，在思考之餘肯定是一種享受。不知我的直覺對不對。
唉，但我就苦了。妹妹這幾帖證明我在夢版惹的麻煩太大了。一班女孩子不服氣，我真有點束手無策。最理智是九歌，他們根本不參與，躲在一邊乘涼去了。這是一個教訓了。這個故事告誡我們：……
我讀了伊洋妹妹您的帖子，我的心只有一句：苦啊！
首先還是得澄清一些不必要的誤會。我說您把白髮兄請來，「把事情鬧大了」，這「鬧大了」是一句幽默啊！妹妹沒有感覺到，列了一大堆理由反駁，我真是啞巴食黃連，冤屈呀！我回想當時的語氣（也回看了那個帖子），是一點不友好都沒有啊！妹妹一頓「罵」，我有點暈頭轉向、莫名其妙了！伊洋妹妹，也許真有點林妹妹的性子啊。呵呵~~~~不說了，說錯了，又要捱罵了。呵呵~~~~對不起，又算是我錯，得了吧？
好了，好了，調侃完，要進入正題，否則也許有點痞子流氓相了。
我想妹妹的文字即使未寫完也差不多了吧。而且，您主要是質疑在下關於中國封建社會的觀點，而我的回答是從《紅樓夢》與《尤利西斯》的比較開始的。我的立場是，盡可能作出在學術上有理據的論述。其他的非學術範圍內的情感和想法，一概不涉及。
是的。我承認在進入具體的討論，特別是牽涉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討論時，我說話的語氣相當嚴肅。因為我覺得這是個很嚴肅的問題，比《紅樓夢》與《尤利西斯》的比較問題要嚴肅得多，重大得多。所以，我不自覺地就沒有了「風度」，-這不是風度所能幫助得了的問題。此點請您和白髮兄，還有其他的朋友理解。而且，這種文風在下面的文字中將會繼續。只要我們是在學術範圍內說的，嚴肅一點並不是壞事。您說呢？
如此，我還是繼續我的嚴肅吧。
妹妹的文字象隨筆雜文，實質性的材料不多，歷史材料就更少了，當然這也算不是很大的問題。您文中而其中對在下的批評，我的看法是，無非三點：
1、 指責在下沒有直接說究竟要把《紅樓夢》和《尤利西斯》比什麼？
2、 指責在下對中國封建社會的評價不實、膚淺。認為所有的封建社會都有「殺人」和「苛政」，用不著為此大驚小怪。封建社會自有其合理和完整。封建社會不是一團漆黑，它相對奴隸社會是巨大的進步，它也是孕育資本主義的母胎，在下對封建社會的反感，實在難於理解。
3、 您的觀點是：無論怎比，最終還是落實到《紅》與《尤》上來。
4、 我的思想是「用當代的，西式的，自我的審美意識強加於另類的時代」。
以上是我對您一文主要觀點的概括，如果我說得不對的，請您指正。
第1和第3個是屬於同一個問題。而第2個問題，是另一回事，與《紅》《尤》的比較無關。第4個問題，則兩者都涉及，我都將盡力回應。我想，這次討論早已經不是僅僅你我兩人之間的討論，所以，我的出發點包括了要為了其他朋友的思考而說話，乃至要涉及其他朋友的一些觀點。這一點，請伊洋妹妹您原諒。
我想在這一次討論中，盡力把問題再準確些，提供的材料更多些，說得寬些。
因為比較忙，我的回復只能是時斷時續地進行。我盡量做到每天一帖地寫，幾天內寫完吧。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第一個問題，我其實是回答了。當然，我的話沒有說盡。這裡再囉嗦幾句：我會在適當的時候，以我覺得適當的方式來談。
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我曾說過，我需要一些時間和心情來進入，需要準備。這是我說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還有一個原因，我當時沒有說出來，就是我後悔了。
我真的後悔了。就是後悔自己「誤入白虎堂」，說了不該說的話，是把這個話題在網上作業餘的討論，這是極為辛苦艱難的事，非常不智。我認為這兩部作品的比較問題，已經超出了業餘的視野，是專業研究者才能選的題目。比什麼、為什麼要比、怎麼比的問題，不能在我們僅僅是大學的中文本科甚至連這個水平都不是的文學視野中加以考察，這個層次容納不了這個問題，它必需是在文學研究上有一定能力的人才會做得像樣的事。伊洋妹妹您說，大家覺得這件事是塊肥肉，我的看法剛好相反，這是塊很可能我們啃不下的骨頭。伊妹妹說我「遮遮掩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說了這話不久，就後悔，覺得難度太大了，說起來會超出我們的知識結構和水平的範圍。
我說這話，是得罪您和朋友們的——我們逸夢版的朋友，都是不夠資格的？不可以業餘地談這個問題？那你李杜韓算什麼，專家？權威？只有您說的才是對的，我們就沒有資格說了？我很害怕出現這樣的批評，我實在無法回答這樣的質問，所以一直不敢說。這業餘，我自己也脫不了干係，我的職業也不是譯介研究西方文學，《尤利西斯》也是業餘的看，所以我本無資格。但我又認為我意識到的這個問題，又真是個問題：即《紅樓夢》與《尤利西斯》的比較是需要很多學問的研究的底蘊的，它比我們意識到的要複雜得多，比您伊洋妹妹在帖子中流露出來的觀點要複雜得多，難度大得多。或許有朋友說，閱讀不就是基礎嗎？讀過不就有討論的基礎了嗎？我的回答是：這樣說只對了一半。讀過又怎樣？《紅樓夢》不是有人讀出「淫書」二字麼？《尤利西斯》在美國不也一開始就遭禁止，視為「有傷風化」麼？作品的閱讀，必定要有相當的理論與世界觀、美學觀作為修養的前提，乃至作為進入具體操作時之基礎。
怎麼辦呢？辦法是有的，儘管這辦法也會不甚樂觀，而且費時費事。這就是我們一同來學習，學習一些我們原本不太熟悉的其他民族的文明，瞭解其價值，學習已經被我們自己也公認了的人類藝術標準，學習新的文學理論，學習思考一些重大的形而上學問題，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同時深化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理解，學習做一個相對自己來說是「新的讀者」。
我想，要談兩部作品的比較，必需要改變目前這種知識結構，大量增加「外來信息」，否則，難啊！
原因，我在下面逐步展開。
朋友們大多傾向這兩部作品不可比，但我堅持認為可比，會比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出來。近二十年，國際漢學界和國內學界，大量出現了把西方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相比較的研究專著專論，把早於西方的中國古代文學、文學理論與西方文學思維與藝術趣味、藝術特徵作比較，出了相當一批成果。比較中西文學不是始於今天，一百年前已經存在了。這裡，肯定涉及不同時代的而具有文化代表性的作品之間的比較研究，其結論也不可避地涉及成就高下和藝術貢獻的問題。儘管可能大家知道要非常小心。學界的意見就認為是：
「中西學者都注意到要尋找能解釋東西方文學的文藝理論框架，注意研究歐洲文化區域以外的詩學體系、現象……中國古代文化，源遠流長，在東方很有影響。……儘管中西文化差異很大，如果我們能在文化思維上『打破壟斷』，從雙方出發，以開放的、平等的、兼容的態度，進行研究，而不是以一種體系的理論原則去套另一種理論體系，是可以進入共相研究的」（引自饒芃子等著《中西比較文藝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我完會贊同此意見。但請注意，這裡說的是總體的指導原則，所謂打破壟斷、以開放的、平等的、兼容的態度云云，是指學術態度，不是學術之外的其他立場和態度，如道德立場、民族情感立場等，統統不成立。比較只在純學理原則上的比較，與民族文化之籠統抽像的優秀與否毫無關係。平等也就是學術研究上的「中立」，不帶自私的感情進去。甚至骨子裡的非學術性的情感，如「厚此薄彼」「民族精神至尚」，都是多餘的，不對的。這是我在藝術與哲學領域的主張，無論何時何地我都這麼說。因為學術已經是「獨立的」，好像「法律的獨立」一樣，這種獨立是保正其公正與真確。至於民族情感自有其廣寬的天空和場合，但請它不要進入學術。這一點主張，在我涉及的學術場合內，我反對得最多的是關於西方學術模式的優越性是西方歷史優越、西方民族傳統的優越論等東西，這些最常見於那些海外華人學者回國後的一些言論，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批評他們作為學者，連最基本的學術準則都不顧，此等高論是在談學問麼？而現在，我同樣反對在討論藝術作品的場合下，援引民族愛國之類的論點進來，這是混淆視聽之舉，毫無意義和價值，根本就不是要一個科學的框架內談要討論對象，這是有益的嗎？
毫無疑問，《紅樓夢》與《尤利西斯》的比較要在一定的科學的理論框架內才會是可能的。而比較的內容，可以很多樣，從大的方面來說，可以比小說的敘事方式之異同、人物的刻劃方式之異同，小說在讀者中的反映的異同、小說作為研究對象的歷史之異同、小說作為文化文明的成果和表徵物的價值之異同等等。其實，如果伊洋妹妹排除一些情緒化的態度，自不難看出比的範疇和取向。我認為，這即使是對文藝學毫不瞭解的人也會理解，所謂「比」是「比」什麼。妹妹這一問，似乎有點嫌考慮。
那麼，什麼模式框架才適合這兩部作品的比較呢？先看中國的小說理論。嚴格來說，小說的理論成為理論是近百年的事情，之前的「點評式」小說閱讀方式，總體來說還是草創階段。所謂草創就是還沒有一套成熟的理論體系，儘管其中有許多金子，價值之獨特，可可否認，也無可替代，值得我們珍視，例如，我很欣賞這種「評點」式的文學批評樣式，很有特色，很有可讀性，在新時代，其實這種形式仍然有其獨特的價值，它還會有生命力。但是，另一方面，這種原生的中國小說理論模式不可能完整地構成「比」的基礎。例如，金聖歎評點《水滸》，把序、讀法、總批、夾批、眉批等方式綜合運用，形成了一種「評點」型的中國小說閱讀法，把中國傳統的評點樣式來了一次大的創造性的提高，其中闡述的有關小說的觀點，也大大豐富了中國古代的小說理論。但是，金聖歎並沒有創造一套如《文心雕龍》《滄浪詩話》和《白雨齋詞話》那樣的嚴謹的小說學或敘事學，其理論仍然是「初創性質」的。又如《紅樓夢》的脂批，但其主要的功績在於揭示《紅樓夢》背後的「原型」之「真」和創作動機，而對小說本身的價值和創作特色，有藝術高度的見解總體來說不多，不少的評語等於廢話，畫蛇添足。劉世德校注的《紅樓夢》（江蘇古籍出版社）把脂批中最有助欣賞的有價值的評語刻意輯出一部分，質量不及金聖歎批《水滸》，而且也不算多。脂批顯然不沒有構成對《紅樓夢》價值的全面深刻的系統有序的價值，其他的近百年之前的小說理論都沒有超出這個範圍。中國原生的小說批評，總體是零碎的、隨想式，不像我們的古代詩歌批評，已經有好幾個著名的體系和流派。這是最主要的一個原因。中國原生小說的點評，目的複雜，大多不是作為專門的總結研究之用，而是為了書本的銷售和閱讀而寫，寫作者的藝術修養也頗參差，比不上詩話詞話的專業和高檔，理論的涉及相當粗糙。理論的含金量是總體不高的。第二，同時，它沒有能力對現代型小說作出反映，《尤》是現代小說，中國古代的小說理論還未能對此類型有一個適合的理論基礎和框架，這當然不能怪古代，但這客觀上對小說的涵蓋面就窄了許多。這一點，就像西方的古典小說理論一樣，還是比較簡樸的。所以，我們得另找一套模式。再看西方，西方的小說理論，從十八十九世紀過來，已經相當發達，五光十色，特別二十世紀之中，蔚為大觀。中國近百年受影響最大時間最長的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除此之外，還有英美、法國、德國、俄國的小說理論。從小說創作的形態來說，西方近代文學的代表性體裁就是小說（僅次於的是詩歌），世界小說創作最大的高峰期也在二十世紀的西方，出版物數量之巨、作家之地位、讀者群之巨和多樣，人類任何一個時期都無法相比。在這種情況下，「他山之石」就可能比我們的「玉」（我們從古代到現代的小說理論和小說創作的總體水平）更有價值，含金量更高了。所以，原則上，只有剔除一些生硬的、明顯不符合國情的理論因素之外，中國當代要有一套有自己特色和份量的小說理論體系，首先要做的一步工作就是「拿來主義」——把西方最有價值的文學理論介紹過來，以擴大視野，深化思考，啟發探索，還是要從學開始。人家的東西已經經過許許多多的大師和名家的錘煉和驗證，已經是世界性的經典，我們為何不予以承認，不虛心學習？人家的東西經過一定的「中化」可以用來研究中國古代小說，例如《紅樓夢》（最近有學者的著寫一部名為《<紅樓夢>的空間敘事》的書，「空間敘事」這個概念就是不折不扣的洋老爺的貨色，是詩學—敘事學的一個概念，如果從伊妹妹您的角度看，也許屬於強硬的異類進入了）而中國古代小說的理論可以「移植」的實在不多（當然不等於沒有，是相對於西方理論而言的）。所謂「開放」「平等」就寓含著人家要承認我們的東西，我們不要妄自菲薄，我們又要承認人家東西的價值。我說過，中國文學的代表性體裁和領域不是小說，而是詩歌，中國古詩是世界最好的，西方永遠歎為觀止的。相反，人家的小說也是最好的，也是我們比不上的。我們不就一部《紅樓夢》堪稱世界級的小說嗎？人家是一大批世界級的小說作品，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在我們之上！但是，要聲明一點，《紅樓夢》之發達比西方要早，在《紅樓夢》那個時代，西方小說還比較樸素，遠沒有《紅樓夢》的水平！這也是事實。但可惜，《紅樓夢》並不是開創一個紀元，而是一個「異數」，這是極端遺憾的。
從現代小說的敘事學、詩學和文藝學中的形而上指向角度看，《尤利西斯》的生產方式，肯定比中國絕大多數小說都複雜（也比西方絕大多數小說複雜），乃至比我們的《紅樓夢》都複雜。這毫無疑問。這些問題，我後面還會稍為展開。
而接著，又來一個問題了：用西方的有什麼好處？可不可行？這個問題的回答，我舉三個紅樓夢研究史上的個案來說明。
王國維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呵呵，剛好上《尤利西斯》的故事所寫的就是一年）發表了《紅樓夢評論》，運用西方哲學、美學理論對《紅樓夢》加以研究，道前人之未道。王國維原來首先醉心服膺的是西方康德、叔本華的哲學，由此而形成他一系列的人生觀價值觀。他認為人生本身是充滿痛苦的，因為人生充滿各種利害，只有非實物的「美術」（即相當我們說的藝術）才能使人超然於利害之外，得到精神的昇華或解脫。他贊同康德說的藝術分為「優美」和「壯美」，兩者皆能「使吾人離生活之欲」。王氏指出《紅樓夢》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絕大著作」，因為這部小說的根本精神是「以生活為爐，苦痛為炭，而鑄其解脫之鼎」。《紅樓夢》開卷的關於男女愛情的解釋，是通過石頭的「來歷」以說明了「生活之欲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過此欲之發現」，表面看來，這與佛教的佛理相吻合，實則是叔本華的先驗唯心的意志論的反映和運用（叔氏的代表作名為《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譯本，商務印書館）又雲第一百十七回和尚跟寶玉談論來處、去處，是「實示生活此苦痛之由於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談到「還玉」，則指是寓「去生活之欲」，「玉」就是「生活之欲」的象徵。拒絕一切生活之欲的最好方法就是出世。王國維認為叔本華的理論，「置詩歌於美術之頂點，又置悲劇於詩歌之頂點」，所以悲劇於文藝中最有美學價值，而《紅樓夢》就是一部「眩惑之原質殆絕」「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脫之不可已」的「悲劇中的悲劇」，所以其為我國文學之一「絕大著作」。由這套認識，王國維批評了文學史上一些頗有影響的名篇，如《西廂記》《牡丹亭》，他認為《西廂記》中的「酬柬」《牡丹亭》之「驚夢」，「徒諷一而勸百，欲止沸而益薪」，仍然讓人沉迷，「不能使人忘生活之欲，及此欲與物之關係，而反鼓舞之也哉」。陳寅恪評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印證」，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法研究小說，開風氣之先。對於那個年代的文學理論的新風氣，著名學者郭延禮先生評價道：「中國近代文論，已不再僅僅是用中國兩千年的文學理論來改造、消化外來的文學思想（如佛經中的哲理），更重要的是中國原來的文學傳統（包括文學觀念、文學思想）已被西方文學理論體系所打破。」（郭延禮《在中西文化交匯中的中國近代文學理論》，見氏著《中西文化碰撞與近代文學》，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另，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見周錫山編校《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我們注意到，王國維通過引入新的認知體系，在外國人的模式框架內重新評價中國人喜歡的傳統文學作品，其發現在當年不可謂不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