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我與胡適先生》:不可複製的美麗
周汝昌與國學大師胡適從「一面舊城東」之後，便結下了長達數十年的學術因緣，今天擺在讀者面前的《我與胡適先生》一書詳實生動地展示了這段漫長因緣的終始。學人從此書中必然獲得的學術史價值姑且不論，我們這裡要領略的是其中不可複製、難以再得的那份散發著墨香的文化的美麗。
周汝昌先生是紅學泰斗，其成名久矣！但1948年的周汝昌不是泰斗，只是在學術上才露尖尖角的「小荷」，說他是一介寒門學子並不為過。而胡適在當時的社會地位上已是中國第一學府之長，在學術上也是公認的泰斗中的泰斗。周汝昌一篇有關紅樓夢的考證小文章，本無以此為階梯搭上胡門之意。胡適卻於文海中慧眼識珠，延之府上，借之以珍版紅樓。做古代文學研究這行的都明白舊版原典對於研究的意味，是故胡適視學術為公器之意，惜才之心顯見。周汝昌身為初登學術之途的學子，未必以研究紅學為一生事業，但胡適《甲戌本》相送，有如助推器，為紅學史送出了一位不可多得的紅學家，周汝昌於本書有詩曰：「平生一面舊城東，宿草離離百載風。長念有容方謂大，至今多士尚研紅。」這段夫子自道，道出了作者回望自身走上紅學不歸途時對胡適所起的巨大作用的深切體認。胡適識才，法眼如炬，度人成佛，不唯自度而已。那份來自文化高端對低端的眷顧以及這份眷顧帶來的絕版美麗，讓周汝昌感念，更讓我們深深憧憬。
回憶性文字總要說到作者自己。說自己的文字總會自覺不自覺地虛美隱惡。但周汝昌則不然，他在書裡寫了自己的堅持和堅持中的不敬。偉大作家從來都是複雜的作家，其人其文，見仁見智，勢所必然。曹雪芹即其顯例。對於曹雪芹生卒年的說法，胡適不同意周汝昌的結論並非尊貴對卑微的不屑，是純粹的學術。而周汝昌的堅持則體現了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不凡勇氣。對於周汝昌的不敬，胡適一笑了之，胸襟氣度更是不凡。
胡適去台不久，隔海的大陸開始了一輪又一輪的學術批判運動。紅學成為漩渦，頂戴紅學家的周汝昌不能置身其外，特別是他與被視為敵對陣營的胡適的關係，更成為批判的靶子之一。周汝昌在磨難中長大了，長大的不只是學術而已。他對眾皆毀之的胡適深加禮敬，這禮敬是由衷的，在傾盡心血的《紅樓夢新證》中於胡適後加「先生」這一敬稱在那個時代足以見出這一點，可這份來自學術也來自人格的敬重最後卻變成了貶損，書出來後「先生」二字全被去掉了。隔海的胡適並不知這種苦衷，但他讀了書後卻深為歎服，命人代購贈人，文章引用其中成果，以「好徒弟」評之深以為慰，大有「到處逢人說項斯」之風。那份胸懷，不能以他眼前的台灣海峽作譬，須當以其身後的太平洋方可擬之！其仁者胸襟，令人高山仰止！
當下電子時代，多少學人交往可能形成的佳話，都已隨著聲波一聞即逝。如此看來，周胡二人的紙本書信，正是一份不可複製的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