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文化精神

《紅樓夢》文化精神

《紅樓夢》文化精神

紅樓評論

    清人趙翼說得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之文學,也有一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和作家群。我們通常講,秦漢是辭賦的黃金時代,唐宋是詩詞的豆蔻年華,元代是戲曲的豐收季節,明清便是小說的繁榮歲月。明清小說的繁榮首先表現在數量上,更表現在質量上,而質量就具體體現在名著上。我們經常講四大名著,就是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四大古典小說。如再把視野放寬一點,還可以有六大名著,這就是四大名著之外,再加《金瓶梅》和《儒林外史》。再把視野放寬,還可以吸納更多作品進入名著的行列。而名著之所以是名著,是因為它們都具有非常豐富複雜的文化內涵,經得起人們再三咀嚼和回味。

    每一部名著所包含的文化內涵和精神特質都是各不相同的。例如《三國演義》的文化特質,可以用「忠義」二字來概括,「忠」主要體現在劉備集團和漢王朝、劉備和孔明的君臣關係上,「義」則主要體現在劉、關、張和其他異姓兄弟的關係上;「忠」和「義」最後聚焦在關羽身上,隨著關羽的不斷被神化,《三國演義》的「忠義」觀念也不斷被增殖。《水滸傳》的文化特質主要是「綠林文化」,或者叫「江湖文化」,可以用《水滸傳》裡的四句話來概括這種文化的政治特徵:逼上梁山、替天行道、以賢為能、接受招安,它幾乎是所有聚嘯山林的綠林好漢的共同特徵。《西遊記》則主要反映了「神魔文化」的特質,具體表現為神魔的對峙與轉換,它所包含的文化隱喻今天還依然存在。《金瓶梅》是我國古代世情小說的代表,它以大量筆墨寫及男女兩性生活,可以說是我國古代性描寫之集大成者,其文化特質也許可以概括為「性文化」。《儒林外史》是封建科舉制度走至反面時,我國古代「士文化」的一個代表,集中反映了封建科舉下士大夫的人性扭曲和內心痛苦。

    那麼,《紅樓夢》的文化精神又是什麼呢?我們該用哪兩個字來概括它的文化要義呢?個人認為,《紅樓夢》主要的文化精神便是「情文化」,或者叫「情本思想」。這個「情」當然首先包含了我們通常講的「男女之情」,否則《紅樓夢》也不成其為《紅樓夢》;但它又遠遠不止「男女之情」,而是包含了遠為豐富和複雜的內涵。把《紅樓夢》僅僅理解為愛情小說,把《紅樓夢》的「情」僅僅理解為「男女之情」,不僅不符合小說實際,而且辜負了作者的一片苦心。

    《紅樓夢》的「情文化」或「情本思想」究竟包含了哪些豐富內涵呢?     

    一、《紅樓夢》裡的「情」,指的是男女之間的相悅相愛之情,並在這方面提出了超越性愛的「意淫」觀念,以及以思想志趣的一致為基礎的新的情愛觀。

    《紅樓夢》寫了好多「情案」,最主要並處於小說中心地位的,是賈寶玉和林黛玉、薛寶釵之間的愛情婚姻糾葛,它構成了小說情節的主線。作為寶、釵、黛愛情陪襯的,還有寶玉、湘雲、妙玉,寶玉、襲人、晴雯之間的愛戀之情。其中寶玉和湘雲也是一對「金玉之緣」(一個有通靈玉,一個有金麒麟),寶玉和妙玉則構成另一對「雙玉」,小說在這方面有含蓄的描寫。襲人和晴雯分別是寶釵和黛玉的影子,寶玉對她倆都鍾情,其中寶玉和襲人還有過性愛衝動。以上由寶玉和六位女性所形成的三組六對或明或暗的戀人關係,構成了《紅樓夢》「男女之情」中最重要、也最感人的內容。此外,寶玉對金釧、芳官、五兒等,也都有過一種特殊感情。

    除去和寶玉直接相關的「男女之情」,《紅樓夢》寫及的其它「情案」還不少,重要的有:秦鍾和智能的幽會,賈薔和齡官的兩心相印,賈芸和小紅的遺帕相思,藕官和藥官的你恩我愛,以及三姐對柳湘蓮、司棋和潘又安、金哥與未婚夫的以身殉情等,它們作為通部「情案」的一部分,作者或直接或間接,或重墨描寫或簡筆帶過,都給予了不同的藝術處理。

    以上「情案」在不同程度上都帶有反抗封建禮教的意義;還有一類「情案」,旨在表現封建婚姻制度對女性的加害,使女性成為犧牲品。具代表性的有:元、迎、探三姐妹的婚姻悲劇;「三春去後諸芳盡」,惜春正是從她姐姐們的不幸遭遇中幡然醒悟,剪髮修行。李紈的心如槁木,湘雲的白首雙星,也都屬於這類「情案」。

    上述各類「情案」之外,小說還寫到不少「貪淫戀色」的另類「情案」,突出的有:老色鬼賈赦;「垮掉的一代」的典型賈珍、賈璉和賈蓉之流,一個個更是無恥之徒:賈珍不僅和媳婦秦可卿有不正當關係,而且和妻妹尤氏二姐妹也有糾葛,甚至在尤二姐被賈璉佔有、他本人名分之下是尤三姐時,仍「不忘舊情」,百般輕薄;賈璉則是「成日家偷雞摸狗,髒的臭的」,都拉了屋裡去,先與廚子多渾蟲的老婆多姑娘私通,後又與女奴鮑二家的偷情,不久又偷娶了尤二姐,等到賈赦把房中丫環秋桐賞他作妾,他又把尤二姐置之腦後,致使尤二姐吞金自盡;賈蓉是草字輩中的花花公子,他不僅和鳳姐眉來眼去,癙嬸間有曖昧關係,而且和父親賈珍一起,與尤氏二姐妹調笑嬉鬧,父子二人「素有聚之誚」……這些另類「情案」,雖不是情之正者,但小說並不乏對它們的描寫。

    正是在分析考察了各種「情案」的基礎上,《紅樓夢》通過警幻之口,提出了著名的「意淫」說:「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淫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究竟何謂「意淫」?作者沒有明說,根據上下文語意,應是指超越「性愛」之上的男女相悅相戀之情。僅停留在「性愛」層面,便是所謂「皮膚淫濫之蠢物」,如賈赦、賈珍、賈璉、賈蓉之流;「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真誠地「憐香惜玉」而不追求「性」的佔有,這便是「意淫」,如寶玉就是天下第一「意淫」之人。我們看寶玉對黛玉和其他青年女性的關愛和呵護,是那樣地體貼入微,但全然沒有《金瓶梅》之類的「性思維」在作祟。最典型的例子如第十九回,寫寶玉來到黛玉房間,黛玉正睡在床上歇午,丫環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寶玉進來,忙走上來推醒黛玉道:「好妹妹,才吃了飯,又睡覺」,「睡出來的病大」;又第二十一回,寫寶玉來到黛玉房中,黛玉和湘雲尚臥在衾內,那黛玉嚴嚴密密裹著一幅杏子紅綾被,史湘云「卻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彎雪白的膀子撂於被外」。寶玉見了,歎道:「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她蓋上。這正如脂硯齋批語所指出的:「若是別部書中,寫此時之寶玉,一進來便生不軌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有許多賊形鬼狀等醜態邪言矣。今反推醒他,毫不在意,所謂說不得淫蕩是也。」(已卯本第十九回批)「『歎』字奇,除玉卿外,世人見之自曰『喜』也。」(庚辰本第二十一回批)看到熟睡的女性,看到熟睡的女性「一彎雪白的膀子撂於被外」,非但沒有任何「不軌之心」、「苟且之念」,反而推醒她,怕她睡出大病;反而輕輕的替她蓋上,怕她「肩窩疼」,這就是典型的「意淫」,它和「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膀,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魯迅《而已集·小雜感》)之類的「性思維」徹底劃清了界線。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小說還提出了以思想志趣的一致作為基礎的新的情愛觀,這突出表現在寶黛愛情的價值標準上:寶玉之所以選擇黛玉而非寶釵,既不是因為門第(論門第寶釵更高),也不是因為美貌(寶釵和黛玉一如嬌花,一如纖柳,各盡其美),更不是因為一般意義上的性格脾氣(寶釵的脾氣性格遠要比黛玉為好),而僅僅是因為黛玉和他的思想志趣一致,從來不說那些仕途經濟的「混賬話」。同樣,黛玉之所以只鍾情於寶玉一人,也只因為他是大觀園內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在這裡,傳統的淺薄而外在的「憐才愛色」的愛情模式,已經為新的追求內在思想志趣的一致的情愛觀所替代,這種新的情愛觀不僅在當時是一個了不起的突破,即便在今天也還沒有失去其進步意義。     

    二、《紅樓夢》裡的「情」,還逸出了「男女之情」的狹隘理解,包含了以尊重和關愛女性為核心的可貴平等精神。

    世界上的「男女之情」,並不僅僅只是兩性相悅相愛之情;一個男性關心一個女性,可能有性意識在起作用,這是弗洛伊德告訴我們的;也可能是別的意識在起作用,這是《紅樓夢》告訴我們的。

    大家知道,按照古代陰陽五行的觀念,男人和女人,男人是陽,女人是陰;主子與奴才,主子是陽,奴才是陰;《紅樓夢》第三十一回湘雲、翠縷論陰陽也這樣說過。因此,《紅樓夢》裡的丫環,既是女性,又是奴才,更是陰中之陰,是人類中最弱勢的群體。小說就寫及賈寶玉非常體貼入微地關愛和呵護這一群體,而且完全沒有任何性意識在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是尊重和關愛。

    可以舉出幾個最典型的例子。

    一是寶玉對平兒的關心。第四十四回鳳姐潑醋,把平兒也打了,打的平兒有冤無處訴,只氣的乾哭。這時寶玉最為關心,他讓平兒到怡紅院中來,先是替賈璉夫婦兩個「賠不是」;接著提議換衣裳、洗臉梳頭;然後笑勸「姐姐還該擦上些脂粉」,並且親自找來上好的茉莉花粉和玫瑰胭脂;再用竹剪刀擷下一枝並蒂秋蕙,與她「簪在鬢上」;這裡,寶玉對平兒的關心完全沒有性意識在起作用,而只是因為「寶玉因自來從未在平兒前盡過心」,「深為恨怨」,今日「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樂也」;「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己,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姐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貼,今兒還遭荼毒,想來此人薄命,比黛玉猶甚。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不覺洒然淚下。因見襲人等不在房內,盡力落了幾點痛淚。」事後他還拿熨斗把平兒衣裳「熨了疊好」,又把手帕「洗了晾上」。可見,對平兒的同情和關心是他唯一的出發點。

    第二個例子是寶玉對香菱的同情。第六十二回寫香菱和芀官、蕊官等在園中玩,幾個鬥起了嘴,芀官連身將香菱壓倒,兩個人滾在草地下,弄髒了香菱的新裙子。正好寶玉走來,低頭一瞧,「噯呀」了一聲,道:「怎麼就拖在泥裡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經染」。又擔心薛姨媽「老人家嘴碎」,回去看見了,「又說一個不清」。於是主動提議襲人有一條一模一樣的,竟送了她換下來,免得姨媽老人家生氣。香菱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罷了,別辜負了你的心。」寶玉聽了,喜歡非常,忙忙的回來,一壁裡低頭心下暗算:「可惜這麼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了這個霸王。」這裡,寶玉的內心同樣沒有別的,有的只是對香菱的同情心。

    以上例子,最典型不過地告訴我們:男人和女人之間除了通常所說的相悅相愛之情,還有超越「男女之情」的廣義上的人與人之間的關心和同情,這種關心和同情透射出以呵護和關愛女性、特別是女奴這個最弱勢群體為核心的可貴的平等精神。

    其實不只是女性,對男性,寶玉在斥責「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並「濁臭逼人」的同時,對同為「情種」的男性,如秦鍾、蔣玉菡、柳湘蓮等,他同樣引為知己,不以富貴貧賤限人,表現了可貴的平等精神。第三十三回寶玉被打,其直接導火線之一便是所謂「在外流蕩優伶」,即與蔣玉菡的關係所致。事後寶玉表示:「就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這裡說的「這些人」,也是為封建主流社會所歧視的弱勢群體。寶玉甘願為他們死,可見他對「這些人」的尊重和心儀。     

 三、《紅樓夢》裡的「情」,還超越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更廣泛地指人與自然的關係,包含了人類必須體貼和善待自然萬物的博大情懷。

    人與自然的關係,是其他古典小說普遍忽略、惟獨《紅樓夢》相當關注的一個問題。它集中表現在寶、黛二人身上,通過他倆對包括落花、草木、小鳥在內的自然萬物的種種憐惜之情,表達了作者「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因而人類也應「有一癡情去體貼」的博大情懷。

    寶玉和黛玉都把自然萬物看作是有生命的對象,不僅細心體貼,並不時與之進行平等的交流和對話。小說第二十三回,寶玉在沁芳橋邊桃花底下展開《會真記》,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把樹頭上桃花吹下一大半來,落得滿身滿樹滿地皆是。此時「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在寶玉看來,落花是有生命的,「恐怕腳步踐踏了」,因而「撂在那水裡」,因為水是乾淨的。但在黛玉看來,「撂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髒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糟蹋了。」於是提出了「葬花」的想法:「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裡,拿土埋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乾淨。」兩個都怕把花糟蹋了,一個要「撂在水裡」,一個要埋在土裡,都表現了一種體貼和憐惜自然萬物的「癡病」。

    不僅如此,黛玉還一邊葬花,一邊吟唱著:「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花魂鳥魂總難留,鳥自無言花自羞……」完全賦予了落花飛鳥和人一樣的情感與生命。而她緊接著提出的「而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的問題,更把落花當作了唯一的知己,兩人就生命問題坦誠交流,互訴衷腸,落花的命運和少女的命運融為了一體。

    寶玉對自然萬物的癡情更甚,「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星和月亮,不是長吁短歎,就是咕咕噥噥的。」(第三十五回)在寶玉這樣的「情癡」眼中,「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靈驗的。若用大題目比,就有孔子廟前之檜、墳前之蓍,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墳前之松。這都是堂堂正大隨人之正氣,千古不磨之物。……小題目比,就有楊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葯,端正樓之相思樹,王昭君塚上之草,豈不也有靈驗。」(第七十七回)包括怡紅院階下的一株海棠花,無故死了半邊,正應在晴雯夭死上。這篇襲人所謂的「癡話」,正是寶玉視天下之物皆有情的世界觀的具體闡釋。

    所以在小說末回「情榜」中,寶玉被列名榜首,其評語為「情不情」。所謂「情不情」者,按照脂硯齋批語的解釋,即「凡世間之無知無識,彼俱有一癡情去體貼。」(甲戌本第八回批語)視草木有情,視天下萬物有情,作為人類,都應「有一癡情去體貼」它們,這正是「情不情」的具體體現,也是曹雪芹通過他筆下的人物所表達的「情文化」的重要內涵。

    這樣,《紅樓夢》裡的「情」就完全逸出了「男女之情」的狹隘理解,而上升到一種哲學的高度:這個「情」首先包含了男女間的相悅相愛之情,同時又包含了人與人之間的同情關愛之情,更涵蓋了人對自然的體貼憐惜之情;它們共同構成了《紅樓夢》「情本思想」的豐富內涵。     

    四、從湯顯祖、馮夢龍到曹雪芹:《紅樓夢》「情本思想」的淵源與發展。

    《紅樓夢》的「情本思想」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從根本上說,它是明代以來以湯顯祖、馮夢龍為代表的「情本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光大。

    明代中葉以後,在社會風氣的浸染和新思潮的激盪下,在文學領域內出現了大批以艷情、言情為主要內容的文學作品,文言小說中有各種艷情專題的小說總集,通俗小說中有大量專注於男女性描寫的所謂「艷情小說」,其中多數都停留在「性」的層面,特別是後者,更表現了一種無處不有的「性思維」特點。在「性」充斥氾濫的同時,有兩位作家的兩部作品,集中表現了超越性愛之上的「情本思想」的特質,它們就是湯顯祖的《牡丹亭》和馮夢龍的《情史》。前者表現的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湯顯祖《牡丹亭題辭》)因此它虛構了一個因情而死、然後又死而復生的故事,以彰顯它所要表達的上述主題。《情史》是一部按情歸類的文言小說總集,雖屬編集性質,但體現了編者的指導思想。馮夢龍在該書序言中講:「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相生。生生而不滅,由情不滅故。四大皆幻設,惟情不虛假。……萬物如散錢,一情為線索。」又在《情史·情靈類》總評中提出:「人,生死於情者也;情,不生死於人者也。」這就把「情」提升到了哲學的高度,把「情」作為一種獨立於生命的、宇宙間的一個基本元素來看待了,其對「情」的看法和推崇又超過了湯顯祖。

    曹雪芹的《紅樓夢》顯然繼承了湯顯祖、馮夢龍的上述「情本思想」,不僅《紅樓夢》裡多次明確寫到了《牡丹亭》,不僅曹雪芹原稿中《紅樓夢》的末回「情榜」明顯受到《情史》分類的啟發,更重要的,是《紅樓夢》在傳統的佛教「色空」觀念之中,引入了「情」為中介。以前我們批評過俞平伯先生關於《紅樓夢》的「色空」觀念,這個觀點緣於佛教的理論,即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實俞先生的概括和我們後來批評者的理解都是不完備的,因為「色空」觀念不能代表《紅樓夢》的全部觀念。小說開頭有四句話,叫「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在「色」與「空」之間,引入了「情」作為中介。「由色生情」,指由客觀存在的世界萬物而生出人類的感情;「傳情入色」,指人類把自身的情感投射傳遞到客觀萬物中去。「由色生情」和「傳情入色」,構成了人類生生不息的情感歷程。所以確切地說,《紅樓夢》表現的是「色——情——空」觀念,其中「色」和「空」是人生的起點和歸宿,「情」是人生漫長的經歷和過程。對於人生來說,開始和結束並不重要,重要的就是過程。《紅樓夢》就以細膩的筆觸,寫了一群可愛的青年男女的情感歷程,這個情感既包括我們通常說的男女相悅相愛之情,又包含了逸出「男女之情」狹隘理解的人與人之間的同情關愛之情,還包含了人對自然的體貼憐惜之情,它和湯顯祖、馮夢龍的「情本思想」相比,無疑更具有一種哲學的形而上意味,更具有現代的色彩和意義。

講演者小傳

孫遜

1944年生,江蘇丹陽人。1965年畢業於江蘇師範學院中文系。現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博導,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文學評論》編委,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長期致力於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著有《紅樓夢脂評初探》、《明清小說論稿》、《中國古代小說與宗教》等專著;目前關注域外漢文小說研究和都市文化研究,發表有《明代「玉堂春」故事在韓國的流傳》、《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東京故事」》等論文。

《紅樓夢》的文化精神是什麼呢?《紅樓夢》主要的文化精神便是「情文化」,或者叫「情本思想」。這個「情」當然首先包含了我們通常講的「男女之情」,否則《紅樓夢》也不成其為《紅樓夢》;但它又遠遠不止「男女之情」,而是包含了遠為豐富和複雜的內涵。把《紅樓夢》僅僅理解為愛情小說,把《紅樓夢》的「情」僅僅理解為「男女之情」,不僅不符合小說實際,而且辜負了作者的一片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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