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我的晚年婚姻
我最早讀《紅樓夢》是在高中一年級的時候。偶爾得到上海一個什麼書局刊印的本子，潦潦草草看了一遍，印象並不太深，也不大喜歡。那時的年輕人都在搞革命，搞救亡，學馬克思主義，政治方面的書讀得很多，總以為《紅樓夢》是寫兒女情長的東西，不很重視。我讀也是很偶然的，一遍讀下來，往旁邊一丟，再也不想碰它。
再次接觸《紅樓夢》，已經是解放初期。我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之後，因為在古典部工作，所以又得到了一個偶然的機會，那就是我曾經談到過的，因為《紅樓夢》標點校勘問題，挨了批評，出版社檢討之後，趕快組織補救，重校、重印《紅樓夢》，任務交到了我頭上。為了做好這個工作，我不得不認真仔細地邊讀邊校。這可以算是我第二遍讀《紅樓夢》，時間是1954年，這遍讀《紅樓夢》，也還談不上研究，只不過對全書的故事情節進一步熟悉了一些而已。
到了1956年，批評俞平伯，全國展開《紅樓夢》問題的大討論。我們也跟著運動走，參加到討論中去。這時，才算馬馬虎虎進入了《紅樓夢》的研究。也就是為了批判俞平伯，在《紅樓夢》裡面找些材料，來證明所謂「釵黛合一」的觀點如何如何不對。我在那時，批判文章倒沒有寫什麼，更多的是寫一些正面談《紅樓夢》的文章。文章發表了，引起一點社會關注。於是，有些單位就來請我去講《紅樓夢》。
當時到社會上講《紅樓夢》是很流行的，是時尚，北京上上下下都成了風。不管你是一個什麼樣的單位，不管你跟文化藝術能不能掛上鉤，比方說一個鍋爐廠也好、一個肥皂廠也好，要舉辦職工讀書活動，最時髦的做法，就是請人來講《紅樓夢》，那一年，我究竟到過多少單位、講過多少場《紅樓夢》，自己也記不清了。大約有二十多場吧，反正工廠、機關、學校，還有一些群眾團體，都去講過。最遠跑到了京郊潭柘寺，那裡有一所職工學校，也請我去講《紅樓夢》。這樣，越講越熟練，講稿都背下來了，基本上就是介紹、欣賞、分析，融會貫通，附帶批判一下俞平伯，指出他這不對那不對，不對的原因在哪裡等等。主要是批俞平伯的「釵黛合一」論，強調《紅樓夢》裡面所謂新的戀愛觀，也就是戀愛婚姻要建立在志同道合、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寶玉反封建，黛玉也支持他反封建，反對他去考科舉，而寶釵卻贊成寶玉博取功名。所以，寶玉和黛玉之間有愛情，而寶玉和寶釵之間沒有愛情等等，甚至分析這些戀愛故事中的「兩條路線鬥爭」，認為這就是《紅樓夢》的思想性所在。現在看來，這些觀點顯然過於簡單機械了。
其實，「釵黛合一」也並不是俞平伯發明的。曹雪芹本人就主張「釵黛合一」。他的前八十回就是往這方面寫的。按照他原來的創作計劃，《紅樓夢》的矛盾不會這麼大。他是想讓林黛玉先死，後來才有薛寶釵和賈寶玉的婚姻。這樣的話，矛盾或許就會緩和一些。俞平伯的「釵黛合一」論，是根據脂硯齋的批語分析出來的。「脂批」曾經暗示出「釵黛合一」的思想，俞平伯不過是宣揚了這些東西而已。而高鶚續寫的後四十回，明顯把矛盾擴大化了，讓寶玉和寶釵結合的同時，黛玉死去，形成極大的反差。許多人都罵高鶚，我認為不應該罵。我覺得，儘管高鶚後續的四十回有缺點，但作品最後寫出那麼大的悲劇結局，悲劇氣氛那麼濃厚，在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充滿「大團圓」結局的情況下，是罕見的，可貴的。
我在50年代講《紅樓夢》的時候，批判俞平伯的「釵黛合一」論是調和主義，而大談釵黛的矛盾對立，強調兩種思想鬥爭，強調愛情要思想一致，聽的人都能接受，贏得了不少掌聲。事實上，感情和婚姻都是複雜的，兩個人僅僅是思想觀點一致，未必就能建立成功的婚姻。在這裡，我可以順便說一下我晚年的一次婚姻經歷。
事情的起因恰好可以追溯到50年代我四處講《紅樓夢》的那個時期。有一次，大概是在《中國青年報》社講《紅樓夢》。講完之後，聽眾中間有一位女同志走到講台前問：「方老師，你還認得我嗎？」原來，她是當年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教育系的學生。我是不是教過她們那一班的「大一國文」，記不清楚了。彼此敘談起來，自然很高興。她和我的妻子陳沅芷在學校時雖不同系，但彼此卻也認識。於是，她介紹了她的丈夫與我相識。從那以後，我們兩家就經常來往，到我打成右派後，她絲毫沒有「劃清界線」的意思，一如既往地保持著師生關係，照樣往來。應該說，彼此之間有許多共同語言，思想觀點比較一致。1961年我「摘帽」以後，她還努力活動，想把我調到她教書的那所大學去教書，結果自然不成功。「文革」前，他們夫婦倆調到了外地去工作，我還請他們吃飯，給他們送行。「文革」後期，我們恢復聯繫，經常通信。由通信中知道，她的丈夫有了第三者，她和丈夫感情破裂，工作也調回她的老家四川那邊去了。因為有前邊所講的那樣一個思想基礎，加上互相聯繫，也感到對方不錯，我們就辦理了結婚手續。
結了婚，儘管她在四川、我在北京，兩人基本上沒有在一起生活過，可還是發現彼此好多地方性情不合。她這個人倒是一個很好的人，熱情，善良，可就是愛折騰，這個性格恰恰同我相反。我本來就怕折騰，老來更圖個安靜。可見，婚姻方面思想觀點一致是一回事，而性情合得來合不來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們之間還有一些具體問題，比方說是她調京還是我調四川的問題。我們單位已經說好可以把她調到北京來，但有個條件，來了以後就退休，她不願意，反而要求我往四川調。我也不想到四川去，不想離開北京。這個矛盾沒法解決，最後只能離婚。
離婚離得很不愉快。按說我們兩人基本上沒有共同生活過，也談不上財產分割，雙方各有子女，離婚不會出現什麼實質性的矛盾。可是，後來還是搞得很不友好，我只好打起了官司。按法律規定，官司是應該在她所在地四川那邊打，實際上，我一次也沒有去四川上過法庭，都是按照規矩將訴狀郵寄到四川去的。法院根據訴狀，判離，她反訴，最後還是離掉了。我們結婚是1984年的事，婚姻關係也就維持了兩三年，接著就開始離婚了，中間拖了好長時間，直到1992年，我才拿到法院的判決書。這個日子我記得很清楚，接到郵寄來的判決書時，正好是我七十歲生日的前幾天，它成了一份特別的壽禮。
我的這段婚姻經歷，說明50年代我們講《紅樓夢》那個戀愛觀，光是強調思想一致是不夠的，還得有個性情合不合的問題。寶黛結合，日子也未必就能過下去。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恐怕各人有各人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