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文化境界看《紅樓夢》的思想和人物
1．引言
縱觀學界的紅學成就，筆者認為，目前紅學界對《紅樓夢》這部傳世小說的思想、哲學、寫作動機與文化承傳等諸方面的理解和認知，有一定的的偏差。這種偏差的產生，與紅學半個多世紀以來，所受到的歷次政治有很大關係。在學界，長期地出於政治需要，用某種政治學說，生搬硬套一些現代才具有的思想偏見，給《紅樓夢》一書進行錯誤地定性和分析，建立了一系列錯誤的思想體系，對《紅樓夢》這樣一個偉大的文學瑰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歪曲和割裂，對於《紅樓夢》小說的普通讀者，給了一定的誤導。
目前一個時期，在商品大潮的衝擊下，許多荒誕的 「現代紅學」——新索隱、民族主義紅學、宮廷秘史演繹學、「紅樓太監學」和「秦學」——等等垃圾學術的袞袞出籠，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赫然地通過國家權威媒體，正面地面對廣大民眾，從而是紅學學術研究迅速地「邊緣化」：從一個嚴肅的社科學門逐漸的走向孤立與衰微。糾其原因，與學界諸人不能實事求是地對待中國文化、不能實事求是地對待《紅樓夢》的思想文化研究，有直接關係。
到現在為止紅學界，對於《紅樓夢》內學的專門著作與文章，浩如瀚海，其中也不乏有見地的文章和局部意義的正確觀點和獨到見解。但自胡適新紅學到目前狀態的近百年文學批評歷史長河之中，尚沒有對於《紅樓夢》的思想、文化、寫作動機與文化承傳等諸方面有一個正確、詳盡的理解和認知。比如《紅樓夢》的主題思想和創作動機，在一九八七年的紅研所校注本《紅樓夢》前言中，學界向讀者宣示的《紅樓夢》的所謂「主題思想」，至今仍然為世界範圍的紅學主流學者所採用和認同：
——《紅樓夢》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藝術性的偉大作品，從本書反映的思想傾向看來，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他對現實社會包括宮廷及官場的黑暗，封建貴族階級和家庭的腐朽，封建科舉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級制度，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社會統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學、社會道德觀念等等，都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並且提出了朦朧的帶有初步民主主義性質的理想和主張。這些思想和主張正是當時正在滋長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
且不說「具有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提出了帶有初步民主主義性質的理想和主張」與《紅樓夢》小說逢牛馬不相及；即使是「反對封建制度」和「批判孔孟之道」的結論，也仍然帶有極大的主觀性和片面性。筆者在大量研究有關紅學資料、深入開掘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礎上，對於《紅樓夢》思想、哲學、寫作動機與文化承傳等重要方面，進行了十分系統的研究與論證。在筆者的《〈石頭記〉情禪匪佛論》、《〈紅樓夢〉儒學文化的繼承》、《〈紅樓夢〉名士俗講》以及《八十回後佚文的猜想》等網絡文章中，曾經對於《紅樓夢》就其作品對於原始儒家學說、《楚辭》、《老子》、《莊子》、《列子》和《世說新語》等國學瑰寶的吸取與批判，從《紅樓夢》對於禪宗頓悟派思想的改造與利用等方面，進行了相當仔細的分析和討論，認為《紅樓夢》的前八十回的思想動態，秉承魏晉名士的高雅文化精神，對於社會變化給予規律性的歸納和總結，對於熱衷官場的名利之徒給予覺悟性的批判。筆者總結《紅樓夢》（前八十回）的主題思想是：
《紅樓夢》通過自己家族盛極而衰的真實描寫，痛苦地總結出整個封建社會中的每一家族、每一朝代的『其興也勃，其亡也匆』的共性規律。通過對於美好情感被毀滅的感觸；在讚美人類的自然屬性（清淨女兒之人性的善良與美好）的同時，對於人類的社會社會屬性：『人情』『世情』的殘酷本質給予穿透性的揭示，以警醒後人借鑒。也痛惜寶玉類優秀士人沉湎於情致風雅、潔身自好，因而年輪虛度、才俱空耗——不能為家族乃至國家崩潰瓦解擔當責任。並試圖通過「人生本夢幻』的玄學思想和宿命論觀點，表達出對於黑暗、腐朽的勢力場上的種種投機鑽營之徒，給予的極端蔑視與深刻的揭露。」
這裡，筆者提出了一個觀點為：《紅樓夢》從「生存的積極」與「生命的豁達」多層次上，展現了兩個完全不同、甚至截然對立的道德和審美境界。這就是繼承魏晉「竹林玄學文化」中的「老子」哲學和「莊子」等多元哲學內涵，辨證地看待「人類個體」與「社會群體」的生存和延續的意義，辨證地看待「生存與死亡」、「隱世與入仕」；辨證地看待「理想與現實」；辨證地看待「情與理」……在對比和對立的價值觀念中，最大限度地批判現實並解剖自我。本文的目的就是對於《紅樓夢》的多重價值觀和人文境界，進行探討性分析。
2．「養生」和「達生」
《紅樓夢》對於中國文化哲學的繼承，莫過於對於《老子》一書的深刻理解。在家族的興亡上，它認同《老子》一書的哲學思想。比如《老子》一書中說：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
翻譯成《紅樓夢》語言就是：
「……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 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詩書舊族了！……嬸子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能可常保的。但如今能於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謂常保永全了。
同樣的哲理也體現在《紅樓夢》對於這種規律的認識，貫穿全書。比如第十七、十八回的一首題頭詩中，對於「聚」與「散」的透徹解析，可以窺及《紅樓夢》的「世道無常」的規律性認識的全豹：
豪華雖足羨,離別卻難堪。博得虛名在,誰人識苦甘?」
對於《老子》一書中「去奢」、「去泰」、「禍尚福之所倚。福尚禍之所伏」「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等辨證哲學，有極大的認同，體現在《紅樓夢》的人物塑造和情節構織上。
老子哲學是把人類個體行為，規範到社會範疇之中，強調人的個體行為必須符合社會的整體規律，從而重視人類個體生存的意義，採用退避的方法來完全人的生存意義。
《紅樓夢》在《莊子》「達生」的哲學境界與《老子》「養生」的哲學構架在互相認同的前提下，同時一定程度地互為對立和否定。小說中同樣有貫穿始終的莊禪哲理貫穿始終。從開頭詩：「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到充滿「色空」思想的「好了歌」及其「解」；從寶玉變成灰、變成煙的理想歸宿，到黛玉《葬花吟》中對於光陰流水、人生短暫的感慨，都體現著《莊子》的「人生如夢」的哲學思辯。
《紅樓夢》多重哲學境界所折射出來價值觀和人文境界，直接影響作品在情節構織、人物內涵和思想動態等方面，形成一個多元立體的人文景觀和多樣化的道德選擇。
3．「情」與「無情」
我在專著《〈石頭記〉情禪匪佛論》中，論述佛教傳入中國的途徑中包含「南方文化性傳入」與「北方宗教性草根化傳入」的「佛教中國本地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適逢魏晉玄學鼎盛階段，佛教作為外來文化被魏晉玄學「吞噬」並「借殼」演化成「禪宗」的「無家七宗」。而《紅樓夢》一書揚棄佛教宗教屬性，剝離「禪宗」的「佛性」果核，僅僅吸取禪宗的「虛無」（等價於魏晉列子玄學中的「空」、「人生本夢幻」）的哲學骨架，用「情」字取代「佛性」，創造一個「情學」世界。這裡我同意一種能廣泛被前人認可的觀點：《紅樓夢》通過對於「情」的崇拜，把人類的自然屬性中的美好的一面：愛情的摯烈、友情的純真、親情的深厚以及「補天」的「古今之情」，雅致的「風月之情」——都上升到「宗教信仰」的程度。
自來就沒有人否認《紅樓夢》是「人情小說」，從該書的開宗明義第一首題頭詩的「謾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到第一個美麗的神話傳說：「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他了。」都把我們引入一個光怪離奇的「情」的世界。《紅樓夢》裡的「神界」太虛幻境的門楣上「孽海情天」的對聯：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可以說是對《紅樓夢》一書中對於「情」字崇拜的最好歸納。開闢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趁著這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作者借助《紅樓夢曲》的第一首點題曲子，把自己創立「情教」的寫作意圖，直接地像所有的讀者進行了最直接的剖白。事實上，《紅樓夢》最能打動讀者心靈的內容，也正是寶玉和黛玉兩人的刻骨銘心、呼之欲出和嘔心瀝血的愛情故事。而大觀園裡少年男女的朦朧純潔的美好情素：友情、愛情和親情——恰恰是《紅樓夢》打動一代人又一代人的不二秘訣。
承認《紅樓夢》是「愛情小說」，是我們讀者與紅學學人的一種「共識」。但是，它並不等於我們就承認《紅樓夢》有所謂「反封建」主題——用「歌頌自由的愛情來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理論」。
因為，道理很簡單：《紅樓夢》在「自然」和「美」的意義上「謳歌」愛情的同時，又在另一層意義：「社會」和「善」的層面上對「愛情」進行了徹底的否定。
當我在拙著《八十回後佚文的猜想——江南甄家》中提出「《紅樓夢》否定愛情」這個觀點的時候，遭遇到許多學友的激烈質疑：您彼處說《紅樓夢》始創情教，是一部搜魂奪魄的愛情小說；此處又說《紅樓夢》是否定愛情的小說，豈非翻雲覆雨、信口雌黃？
說《紅樓夢》否定愛情，從小說八十回裡邊能夠找到確鑿的內證，這一點，同樣毫無疑義。首先是作者「墮落情根、無才補天」的悲懺，而對於愛情的社會屬性《紅樓夢》的好了歌有一句相當具有穿透力的描述：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還有《好了歌解》裡邊對愛情的鄙棄：
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
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
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
再如《紅樓夢曲》中的[好事終]，把一切「罪惡」居然明確歸根於「情」字：
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
有的學者指出，這裡的「情」是有敗倫常的「孽情」，與賈寶玉的「純真愛情」所指蓋非一事。我覺得，這也是學者的一廂情願，因為《紅樓夢》裡邊把一切的男女愛情始終歸類為「孽情」與「冤孽」的類屬，賈寶玉的「純真愛情」與秦可卿的「箕裘頹墮」在「生存」的哲學層次上，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可以參見「景幻仙姑」對於寶玉與賈珍、賈璉兄弟比對和歸類：
「……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丑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寶玉聽了，唬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於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淫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眥。
「景幻仙姑」從「生存」與「世道」的角度，很有穿透力地把「情」與「淫」的因果關係與差異表達得十分明白：「情」是「淫」的前因，「淫」 是「情」的後果，二者的區別僅僅在於「肉體的」和「精神的」，它們有本質的同源性。所謂「好色即淫，知情更淫。」。
我們都知道，《紅樓夢》還有一個名字，叫《風月寶鑒》，是「戒風月妄動之情」的，作者把這部小說設譬為一面鏡子：鏡子的正面是風花雪月和美人淺笑；而鏡子的反面則是骷髏、是理性、是殘酷、是棒喝！「好知青塚骷髏骨，便是紅樓掩面人」的思維，固然有莊禪意義的思維，是對於世人的警醒與規戒：愛情是妨害生存的不祥之物。
所謂「先以情慾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於正路」不是寧榮二工規諫作品的主人公，而是《紅樓夢》小說遣筆命意地規諫所有的讀者。
在《紅樓夢》小說中，讀者可以從作品內容裡邊，透徹地理解《紅樓夢》小說煞費苦心地對於男女愛情的刻意地抹殺與否定。通常，讀者僅僅注意到《紅樓夢》小說細膩感人地描寫了許許多多的大小的「愛情故事」，而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和當事人，無一不是以悲劇和死亡來結束他們的故事：羞慚自縊的秦氏、屈辱自經的「鮑二媳婦」、癡迷暴崩的賈瑞、吞金自逝的尤二、揮劍自盡的尤三、羞慚投井的金釧、雙雙徇情的金哥與司棋、含冤夭逝晴雯、淚盡病折的林黛玉……都是「愛情」或者「風情」的犧牲品和殉葬物。作者通過筆下人物的「愛情故事」的悲慘結局，力透紙背地告訴所有的世人：情是生存意義上的累贅！
《紅樓夢》一面生動地描寫、謳歌人類愛情的純真美好，一面用意否定、抹殺愛情的意義。這是因為《紅樓夢》的多重哲學境界的對立統一，從而形成不同境界的審美意義和價值觀念造成的：在生存的意義之上，《老子》《莊子》哲學強調以人類的理性思維代替感情，從「人生虛無」的境界視情感為多餘物，是人生之累。另一方面，《莊子》哲學中強調人類個體復歸自然，包含解放人的自然情感。這個理念出發，發展到魏晉的玄學，演變為極端強調「任情肆志」，所謂「上智無情、下愚不及情；情之所衷，在我輩。」
《紅樓夢》一方面在人生的宏觀意義上接受《老子》、《莊子》的理性思維，否認「情」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面，在審美意義上認同《莊子》和玄學 「人生等同夢幻」的命題和名士玄學「任情肆志」的思維，體現對於人類的自然情感的贊同與嚮往。這種矛盾對立的態度，其實是在「生存」與「豁達」兩個不同哲學層次上的不同視角。
4．「補天」和「遁世」
《紅樓夢》的作者具有很強烈的隱世思想，無論從脂硯齋的批語，還是從敦誠、敦敏兄弟、張氏宜泉的詩歌文字裡，都能夠找到曹雪芹與西晉阮籍等名士契合的所謂「隱世思想」。作品之中的主人公賈寶玉厭惡朱程理學和八股文章，深惡痛絕如賈雨村、張道士這樣的「祿蠹」爬蟲，對於「功名利祿」的鄙薄，從頭至尾都是一種「隱世思想」。這種思想的產生根源，不是對於封建社會的社會制度的背棄，而是用人類的「自然屬性」揚棄人類醜惡的「社會屬性」的一種情結。
而另一方面，作者的「補天濟世」的熱切理想，相對立於「隱世思想」，有更深刻的表現。作者「……將已往所賴上賴天恩、下承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兄規訓之德，已至今日一事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記，以告普天下人」——創作動機本身，就有「以史為鑒、可知興亡」的「稗諫」世人的意圖。書中的第一個偈子：無材可去補蒼天，【甲戌側批：書之本旨。】 枉入紅塵若許年。【甲戌側批：慚愧之言，嗚咽如聞。】——就是這種衝動的直接體現。
寶玉的「文死諫、武死戰……置君父於何地」與「明明德外無書」 的議論，也不是基於所謂「民主主義初步思想」對於封建道德和孔孟之道批判，而是用「名士」高雅文化對抗當時 「時俗」的朱程理學以及折射出來的愚忠愚孝的思想。這種批判恰恰不是在「反封建」的意義上否定儒家的所謂「忠君思想」，而是繼承《老子》哲學的產物：老子否認孔儒的「仁義」：「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在這個辨證意義上看待「忠君」就是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這種思維恰恰表達的作者希望效力國家、補天濟世，做「良臣」「能臣」——通過正當的途徑，建樹功名的理想憧憬。
《紅樓夢》的「補天」與「隱世」是不同的哲學境界之下的對立統一，我們可以從與作者有相同思想傾向的朋友圈子裡，找到這種倪端：
「……早膺一命，積年遷擢，必能高步嚴廊，發其所蘊，以表見於世，豈不為吾宗之一代偉人欹？不然，即真能遂其棲遁之志，遐縱高蹈，扁舟草履，與農圃漁樵為侶，亦不失天隨元真者流。」（敦誠《哭復齋文》）。
我們閱讀敦誠的詩作《佩刀質酒飲》之中——「我今此刀空作佩，豈是呂虔遺王祥。欲耕不能買犍犢，殺賦何能臨邊疆？未若一斗復一鬥，令此肝肺生角芒！曹子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聲琅琅。知君詩膽昔如鐵，堪與刀穎交寒光。我有古劍尚在匣，一條秋水蒼波涼。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四松堂集》抄本）」
曹雪芹之流名士對於功業建樹的憧憬與對於仕途陞遷的鄙視，都是並存的。「補天」與「隱世」對立統一，是中國文化中來源正大的一種思辯。而《紅樓夢》直接繼承的就是魏晉竹林名士的文化精髓。
中國的正直士人，當專制黑暗的現狀，都有在實現理想和潔身自好之間所做出的選擇。孔夫子是一個積極向上、積極入仕的人，他也曾經有「邦無道，吾將桴槎以到海」的感歎。屈原有退隱還是同流合污的躑躅：「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原依彭鹹之遺則。」；陶淵明也是用「采菊東籬下」的閒淡，來掩飾「猛志故常在」的激情。而魏晉名士心存救世的理想，所追求者深遠，其自視也崇高。因而對於社會政治的開明程度，官場的道德水準，要求也最高。司馬氏利用武力和脅迫，通過「禪讓」的手段奪取曹魏的皇權，在竹林名士眼裡，是極其違背孔儒的原始教義的，他們就採取退隱避世的手段來與之對抗，用以表達自己的潔身自好。就是說：如果社會黑暗，寧可犧牲自己的理想，達到獨善其身的訴求。在竹林名士看來，士人必須通過正當的途徑，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這是一個士人的道德底線；如果社會沒有這種環境和條件，所能唯一可以選擇的就是退隱避世。我們從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和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裡，我們明顯地感覺到這種遠離黑暗官場，避世潔身的主觀訴求。阮籍拒絕與晉皇室結親，以嗜酒佯狂，迴避在晉朝任事；嵇康不向世俗黑暗妥協，以至於不畏殺身之禍，其意圖，蓋出於此。我們可以溫習一下《與山巨源絕交書》：
吾昔讀書，得並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慾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托，不可奪也。
「 隱世潔身」這種文化單元，自始至終伴隨著中國文化的存在：從《莊子·秋水》之 「惠子相梁」中隱士的莊子以純潔的鵷鶵自托，以 「鴟得腐鼠」形容迷戀仕途榮華的惠施。到《北山移文》中對於隱逸名士的饒有詩意的描繪「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薎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 ，或怨王孫不游 ．談空空於釋部 ，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 ，涓子不能儔。」 有一貫的文化承傳。
其實，「處江湖之遠」的中國士人，往往對於國家民眾的憂患意識，比當道者深刻許多。
曹氏八十回《紅樓夢》，對於官場爬蟲的憎惡、對於賈雨村等「祿蠹」們的仕道淪喪、對於家族中鳳姐之流的奢靡妄為、對於世情「黃鐘毀棄、瓦釜爭鳴」的批判，都處處透出隱世思想。而這種思想，也正是基於救世濟人的遠大理想而產生的。名士的「隱仕」與「救世」本來就是在一種激情下的兩個表達方式，在兩種人文境界下的同一種激烈的衝動。
5．關於寶釵
從《石頭記》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有許許多多的讀者在喋喋不休地爭論「寶釵好還是黛玉好？襲人好還是晴雯好？」這樣無知愚昧的問題。學術界的大多數人秉承所謂「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紅學」，認為《石頭記》裡的寶釵是「封建思想的衛道士」，甚至是「女賊」與「女祿蠹」和「女陰謀家」。相反的是，大家把林黛玉樹立為「封建地主階級的叛逆」，「具有反抗精神」的「民主主義的萌芽」。同樣的評價也發生在對於襲人和晴雯兩個人物的「定性」上。筆者認為，這是對《石頭記》思想和文化的無知與歪曲！
寶釵和黛玉、襲人和晴雯這兩對人物的性格偏差和性格對立，恰恰是體現作者在「生存」和「達生」兩層哲學境界和由此折射出來的兩方面相互對立而相互補充的兩種道德理念的必然結果。是在「生存」意義上的「完善」，比照「豁達」意義上的「完美」。是「人類種群生存的規範」和「人類個體自然延續的美學」兩個互相包容的範疇。我們可以從《石頭記》人物所繼承的文化成分，找到這種對立同一的規律。
比如說寶釵。
在《石頭記》的道德詞典裡，不認同世俗的「善惡」觀，它只認同《老子》在「生存」和「存在」意義上的「善惡」。這種「善惡」觀念是依據《老子》學說中的「善惡」定義而闡發的。比如，在鳳姐虐殺尤二的時候，林黛玉說了一句很叫人費解的俗諺：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我們可以比照老子的「為善勿近名，為惡勿近刑」觀點，大致體驗《老子》的「善惡」觀。在這種「邏輯的」思維之下，我們仔細地剖析薛寶釵這個人物典型，我們可以從這個相當豐滿的人物形象之中，發掘出《老子》的「至善」的道德理念。
（1）絕學無憂
《老子》說：「智慧出，有大偽」「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又說：「見素抱樸，少思寡慾，絕學無憂。」「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寶釵的性格描述是：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雲守拙。她一貫主張的「絕學」「棄智」，這與俗面文化中的「女子無才便是德」有根本的不同。寶釵的性格性格的特點是一個「藏」字。她不是「無才」，事實上她的「才幹」無論是文才還是庶務都可以稱得上大觀園裡的第一才女。但她主張「絕學」有很深層次的意義：
……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只是如今並不聽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是書誤了他，可惜他也把書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什麼大害處。你我只該做些針黹紡織的事才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的看也罷了，最怕見了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仔細解讀這段話的意思，作者的意圖十分明晰：讀書為了明理，如果不明事理就不如乾脆不讀書。讀書「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那些活躍在官場上的「祿蠹」們沒有讀書明理的，「書誤了他，可惜他也把書遭塌了」——讀書不是為了顯達，而是為了明白作人的道理。其實這正好是作者所表達的治學觀點。
先秦道家學說與宋明理學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互包容的所謂「交集」，有相類的「貌似」：都曾經被稱呼為「道學」。但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文化理念。《老子》的「道」是物質的、辨證的、樸實的、邏輯的哲學概念；而宋明理學是唯心的、宗教的、虛偽的、毫無邏輯性的庸俗文化概念，它不屬於哲學的範疇。兩者不僅文化承傳不同、內涵不同、文化境界也完全不同。因為在「簡樸」等方面的文化成分上，後者對於前者有一定程度因襲，很容易叫許多學術界的前輩們把兩者混為一談，從而曲解《石頭記》的思想意義。《老子》與宋明理學的辨析，筆者有專文分析，這裡不作展開式評論。
（2）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老子》認為，「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認為「反者道之動」，「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老子》的處世哲學中，認為富貴是不長久的事情。所以它主張「去奢」「去泰」，「處富貴若貧賤」和「知足不辱」。《老子》學說研究社會的變化規律，因此有很強的「前瞻」意識。
在《石頭記》中對於寶釵的描寫，處處都體現著樸實、低調的做人原則，她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是樸實的：
薛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著漆黑油光的纂兒，蜜合色棉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蔥黃綾棉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
寶釵不喜歡「花呀粉呀的」，她因為碧玉珮的事情教導未來的弟媳婦
釵點頭笑道：「他見人人皆有，獨你一個沒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你一個。這是他聰明細緻之處。但還有一句話你也要知道，這些妝飾原出於大官富貴之家的小姐，你看我從頭至腳可有這些富麗閒妝？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這樣來的，如今一時比不得一時了，所以我都自己該省的就省了。將來你這一到了我們家，這些沒有用的東西，只怕還有一箱子。咱們如今比不得他們了，總要一色從實守分為主，不比他們才是。」
她多次規諫兄長薛蟠為未來的生計考慮。薛蟠去學做生意，薛姨媽不同意，寶釵說：
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正是好的了。只是他在家時說著好聽，到了外頭舊病復犯，越發難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也不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聽天命罷了。這麼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裡，明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就打諒著丟了八百一千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橫豎有夥計們幫著，也未必好意思哄騙他的。二則他出去了，左右沒有助興的人，又沒了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的吃，沒了的餓著，舉眼無靠，他見這樣，只怕比在家裡省了事也未可知。」
《石頭記》描寫寶釵在家道尚屬富貴的時候，處處以普通人的生活狀態自居，她的居所、衣食和行止，深合「處富貴若貧賤」的理念。她被評者戲稱為「富貴兒」的意思，是有取「神存富貴，始輕黃金」的意思。作品描寫寶釵平淡、樸訥的同時，處處與寶玉的奢侈和養尊處優相互對比，反襯寶玉「富貴不知樂業」的癡迷。賈府必然地走入破敗，寶玉和諸釵都是心知肚明的，而各自的立場卻天壤之別：探春恨不得變成一個男人，去作一番大事業來振興家道；鳳姐則陰蓄勢力、暗中聚斂、艱難支拙和肆意妄為；李紈暗蓄私房、置身事外；黛玉顧影自憐、沉溺情感；寶玉得過且過，遊戲人生……只有寶釵是清醒理智的：一方面她在精神上作好「富貴貧賤於我若浮雲」的心理準備，另一方面他鼓勵兄長薛潘出謀生計、協助探春興利除弊，在行為上簡樸自律。至於人們經常責難她鼓勵寶玉讀書應酬，也是她深深地瞭解寶玉的才幹和志向，不願意他將來成為「貧窮難耐淒涼」的廢人，因此我們不能說寶釵是一個熱衷名利之徒。
（3）無爭，天下莫與之爭
《老子》說：「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後於身而身先，外於身而身存。」
我們都知道《石頭記》第五十六回的題目是「敏探春興利除宿弊時寶釵小惠全大體」，大約人們都把這個「時」字理解為「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的「時」字，因為與本回的創作意圖明顯不符合，有的版本改為「識寶釵」，雖然這樣的改動容易使人明晰，但語境的差異其實是很大的。
《石頭記》描寫寶釵，用鳳姐的話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在所有的有關大觀園的複雜的人事關係中，她始終小心翼翼地迴避捲入其中。僅舉幾個小例子為證：
寶釵在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甲戌側批：四字寫寶釵守身如此。】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庚辰側批：道盡矣。】這一開了，見我在這裡，他們豈不臊了。況才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裡的紅兒的言語。他素昔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怪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一時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著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腳步，【庚辰側批：閨中弱女機變，如此之便，如此之急。】笑著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裡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笑著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裡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亭內的紅玉墜兒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著往前趕，【庚辰眉批：此句實借紅玉反寫寶釵也，勿得認錯作者章法。】兩個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了？」【庚辰側批：像極！好煞，妙煞！焉的不拍案叫絕！】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才在河那邊看著林姑娘在這裡蹲著弄水兒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這裡頭了。」【庚辰側批：像極！是極！】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是又鑽在山子洞裡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甲戌側批：真弄嬰兒，輕便如此，即余至此亦要發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
誰知紅玉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甲戌側批：寶釵身份。】【庚辰側批：實有這一句的。】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庚辰側批：移東挪西，任意寫去，卻是真有的。】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可怎麼樣呢？」【甲戌側批：二句系黛玉身份。】墜兒道：「便是聽了，管誰筋疼，各人干各人的就完了。」【庚辰側批：勉強話。】紅玉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倒罷了。林姑娘嘴裡又愛刻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風聲，怎麼樣呢？」
這是《石頭記》中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楊妃戲綵蝶，埋香塚飛燕泣殘紅」中的一段情節，歷來被許多紅學學者極端無理地說成是「嫁禍林黛玉」。一個小丫頭的隱秘私情，如果果真是林黛玉聽到，只有當面刻薄她們的份，有什麼「禍」可「嫁」呢？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就明晰多了：按照《老子》的「無爭」去解讀：寶釵的行為不過是「外於身而身存」與「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和「見其小曰明，守柔曰強。」等思想觀念的具體表達：不願意被捲入別人的是非之中，即使當事人是一個下賤的小丫頭之類。這片文字的要害是寶釵對於紅玉的深刻認識。一個連寶玉自己都不記得、被晴雯、麝月輩呼呵的小丫頭，為什麼寶釵會有這樣深刻的印象呢？第一，素昔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怪東西——這是一個有野心、有見識的女孩子。第二，她是賈府的要害人物大管家林之孝夫婦的女兒；這樣的人物，對於寶釵這樣「察微」「見小」的深納性格，必然對她；有認真的提防和觀察。事實上寶釵對這個人物的估價是準確的：她後來的確有很大的作為。當時的情形，按照寶釵的主子身份，如果當面聽到紅玉的私密，從倫理上她有義務教誨指斥她的行為。但那樣一來，必定得罪她，所以還是躲開為妙。
非常不可思議的是，明明有脂硯的批文做註解，學界許多人為什麼會認為，這樣一個與作者心息相通的批評家，不如他們自己高明呢？！
迴避是非，是寶釵一貫性格。《老子》說：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柔弱是生存之道，剛強是取死之道。在抄檢大觀園之後，各種人物的矛盾開始尖銳化、表面化。寶釵十分敏感地意識到「山雨欲來」的緊迫，馬上搬出大觀園避禍，還找了一個十分恰當的理由。寶釵處世「無爭」，她絕對不會像林黛玉那樣，為了一枝小小的宮花的遞送的先後次序，也給主家陪房臉子來看。她的「無爭」，體現作者對於「至善」的描述：無爭，天下莫與之爭。寶釵的厚重，誠服了包括林黛玉在內的所有大觀園人物，當然她也名副其實地成為大觀園裡的「群芳之冠」。無論是皇妃娘娘的元妃，還是賈府的最高統治者賈母，或者是李紈鳳姐這樣的主子甚至是「身為下賤」的小丫頭紅玉這樣的人，大家鹹服其德，特別地對她高看一眼：元妃給予她最高的待遇，賈母破例提高她過生日的規格。
（4）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其學說中主張「善利萬物」的基本點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所謂「世法平等」的理念。所謂「平等」含有「無情」的成份。寶釵的個性之中，有「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的成份。她對於灸手可熱的寶玉保持距離，但對賈環這樣背時乖張的人給予同樣的尊重。通常人們經常指責薛寶釵善於「小恩小惠」，大觀園裡幾乎所有的人都感受她的恩惠。這種行為，本來沒有明確的目的性，而是在於她的人物性格裡含有特殊的文化成份裡有「善利萬物」的理念。
我們看第三十七回「秋爽齋偶結海棠社，蘅蕪苑夜擬菊花題」的一段描寫：
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庚辰雙行夾批：卻於此刻方寫寶釵。】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裡你又作不得主，一個月通共那幾串錢，你還不夠盤纏呢。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嬸子聽見了，越發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道也是不夠。難道為這個家去要不成？還是往這裡要呢？」一席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躕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我們當鋪裡有個夥計，他家田上出的很好的肥螃蟹，前兒送了幾斤來。現在這裡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園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裡賞桂花吃螃蟹，因為有事還沒有請呢。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管普通一請。等他們散了，咱們有多少詩作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說，要幾簍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鋪子裡取上幾罈好酒，再備上四五桌果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他想的周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著我小看了你，咱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的。」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倒多心待我了。憑他怎麼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成個人了？我若不把姐姐當親姐姐一樣看，上回那些家常話煩難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
對寶玉和黛玉的規諫，也都是出於善意的：
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症來。寶釵道：「這裡走的幾個太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明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間鬧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麼？不是個常法。」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這樣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日子我是怎麼形景，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谷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歎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健胃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銚子熬出粥來，若吃慣了，比藥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
黛玉歎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心裡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誤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早，又無姊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沒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怨不得雲丫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才知道了。
這第四十五回書的題目是「金蘭契互剖金蘭語」筆者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解讀，也不能理解我們的主人公薛寶釵在使「小恩小惠」，更不能發現她藏奸害人的跡象。難道對待朋友曉之大義、為朋友排憂解難就是「藏奸」？
人們對於薛寶釵的誤會，由來已久。其中固然有受金人瑞評點《水滸》、錯誤地評價宋江這個人物有很大關係。然而，金人瑞對於《水滸》的理解，怎能夠與脂硯對於《紅樓夢》的深刻理解相比呢？
薛寶釵這個典型人物的塑造，是魏晉名士玄學中「以理化情」思想的反映和體現。她是作者深刻理解《老子》文化的基礎上，對於賈府必然走向衰亡的這個命題之下特設的關照者和評價人。她作為極端豐滿的小說形象，不僅具有豐厚的生活基礎，更有深湛的文化底蘊。僅僅憑據現代人的淺薄的政治理念，和所謂「階級鬥爭理論」，根本不能正確理解這個典型人物精神實質。《老子》所謂「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它是非常重視生存價值和生命意義的一種文化，為《紅樓夢》所接納與認同。
黛玉的藝術形象，是作者更加推崇的一個典型。她所包含的「任情」、「直道清白」、「高標見嫉」、「感慨時運」與「豁達生死」實際是與作者的「名士情結」有相互的影射關係的。某種意義上說，作者描寫林黛玉這個人物形象，就是在強烈地抒發自己本人的一些人生感慨。毫不奇怪，以「美人」比喻「名士」不是曹雪芹的獨創，它有十分正大的歷史淵源。從《楚辭/離騷》到陳思王的《洛神賦》，到阮籍的《詠懷》、白居易的《上陽白髮人》……在古代中許多詩篇都通過女性之美表達詩人自己的正直清白的人格和道德美感。我們從不同的方面剖析，可以看到黛玉的藝術形象與《楚辭》審美境界的關聯與淵源。
（1） 哀時命
我們討論林黛玉的藝術形象，自然離不開她伴隨一生的淚珠和她那沉鬱哀惋的《葬花詞》和《秋窗風雨夕》。其中最令人感歎的就是對時運的感歎和對歲月流失、華年不能永駐的悲滄。我們比較《楚辭》中的詩句與林黛玉的詩句，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兩者都在同樣地感慨人生地多艱與生命的短暫。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時！
往者不可扳援兮，徠者不可與期。
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屬詩。
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
心鬱鬱而無告兮，眾孰可與深謀！
欿愁悴而委惰兮，老冉冉而逮之。
居處愁以隱約兮，志沉抑而不揚。
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廣而無梁。
原至崑崙之懸圃兮，采鍾山之玉英。
攬瑤木之橝枝兮，望閬風之板桐。
弱水汨其為難兮，路中斷而不通。
勢不能凌波以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高翔。
然隱憫而不達兮，獨徙倚而彷徉。
悵惝罔以永思兮，心紆軫宗而增傷。
倚躊躇以淹留兮，日饑饉而絕糧。
廓抱景而獨倚兮，超永思乎故鄉。 （<楚辭. 哀時命>節選）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
內自省而不俟兮，操愈堅而不衰。
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
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見而復歸。
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
身被疾而不閒兮，心沸熱其若湯。
冰炭不可以相並兮，吾固知乎命之不長。
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餘年之未央。 （《楚辭·七諫·自悲》）
我們看到《楚辭》中文化士人的「道壅塞而不通」，與美人的「傷春悲秋」，是一脈相傳的。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名士的的懷才不遇而老死黼下以至功名不立，與美人的紅顏易老、知己難求的感慨有同樣的情懷。林黛玉以窮困的孤女身份寄居於鐘鳴鼎食但危機四伏的賈府之中，在閤府上下的「勢利眼」中，飽受人間冷暖。而她的剛直不屈的性格，更給她帶來許多的苦難和憂傷。我們看她在第四十五回對寶釵傾訴的心事：
你方才說叫我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上不好了，每年犯這個病，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說，那些底下的婆子丫頭們，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裡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丫頭兩個，他們尚虎視眈眈，背地裡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況我又不是他們這裡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著我了。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親，又有哥哥，這裡又有買賣地土，家裡又仍舊有房有地。你不過是親戚的情分，白住了這裡，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紙，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
作者同樣有「扣富兒門」和討「殘杯冷盞」悲慘的身世命運和寄人籬下的痛苦經歷，領略過許多勢力眼光的「德色」。這種悲涼的感受，直接投射在林黛玉形象塑造上。
（2） 正直與清白
當「世道」昏昧的時代，正直的文化士人都必須面臨一個選擇：犧牲自己的道德情操或者與世俯仰、隨波逐流，來換取功名利祿；還是潔身自好、甘受平淡寂寞和窮困潦倒。比如屈原就有這種痛苦的躊躇：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
攬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駟玉虯以桀鷖兮，溘埃風余上征。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楚辭·離騷》）
從屈原的「眾不可戶說兮，孰雲察余之中情？ 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到阮籍「窮途慟哭」，到曹雪芹的「燕市哭歌悲遇合」「步兵白眼向人斜」有一脈相傳的境遇和感懷。《紅樓夢》通過林黛玉的純真和率直為世道所不容的遭遇，所抒發的濃郁的情感和悲滄的詠歎。作者在很大的謳歌了林黛玉的純真美好的真性情，並對這種美好的自然屬性遭到「世道」的摧殘和詬病，給予極大的同情與悲歎。林黛玉的《葬花吟》中把這種與世俗污濁不屈服、不妥協的精神，完整地表達出來：
天盡頭，何處有香丘？
未若錦囊收艷骨，一掊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在賈府日見衰微、頹相疊出的時候，賈府上下陶醉在歌舞昇平的糜費和享樂之中，極盡勾心鬥角之能事，惰入自殺自滅、道德淪喪的泥潭。而孤苦無依的黛玉，始終保持著一種出淤泥而不染的傲骨，保持著不流於俗的真情真性的品質和高尚雅致的風格，這正是作者竭力歌頌的至真至美的情操。而作者曹雪芹本人不阿附權貴，不做官場祿蠹——所謂「調羹未羨青蓮寵,苑招難忘立本羞」的名士品格，與黛玉的「質本潔來還潔去」有極大的共鳴。
（3） 高雅與世俗
我們在欣賞林黛玉作為藝術形象的自然美的同時，可以直切地感受到她的「敵人」既不是所謂「整個封建制度和封建倫理和道德」，也不是「賈府的最高統治者賈母」，更不是「封建的婚姻制度」；她只有一個「敵人」就是生活環境裡的庸俗、卑瑣、而勢力的人群。這種蔑視社會庸俗的精神，與屈原指斥「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的命意是相同的。我們從林黛玉的桀驁不群的高雅之中，可以看到阮籍的「白眼」和聽到曹雪芹的「燕市悲歌」。這種「高雅」都是基於忿世嫉俗的情感。魏晉竹林名士們對於「雅」與「俗」的概念，是最為敏感的。著名的典例為阮籍見禮俗之士加之以白眼，見風雅之士加之以白眼。竹林名士「風雅」的品格，不僅體現在他們「發言玄遠」的詩文藝術上，而且體現在生活細節裡， 「竹林松下風」成為「雅」的典範和化身。
《紅樓夢》對於「俗雅」的感念，比其他任何文學作品，都是相當敏感的。作者同時代的永忠詩中，目《紅樓夢》「西園雅集傳名士」自非泛泛語言。而《紅樓夢》中不論是作詩填詞，邀社行令，還是為文函帖，都先把「不俗」作為至上的準則。「雅致」作為美學的一個標準，不僅體現在大節上迴避官場濁臭，而且在日常宴飲，酬答邂逅，往來傳遞以及其他生活瑣碎的每一個角落。
「雅」與「俗」的概念，是中國文化藝術貫穿始終的概念，也是中國傳統文學藝術的終極檢驗標準。所謂「雅」字的涵義，按《周禮春官大師》中有「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後人「雅」注為「雅者，正也，言今世正者後世法」。《玉篇》解「雅為素也。」與「雅」相對應的是「俗」，按《集韻》等解為：「上所化為風，下所習曰俗。」按《釋名》解釋為「俗，欲也，俗人所欲也。」黃庭堅說：「士俗不可醫。或問，『不俗』之狀，庭堅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然，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我們對於雅俗的概念雖然朦朧，但也熟悉：
俗的行為是大眾的，是感官慾望的，是短暫的，是短命的，是纖濃的，是響應強烈的，是隨時附阿的，是因習刻板的，是官場的。
雅的行為是非大眾的、精神的、審美的，平淡素淨的、隱逸的、人文規律性的。同時，它是剛正不群的，是厭惡仕途的，是獨唱的和傳世的。
雅的涵義，在《紅樓夢》藝術中，表現有以下諸面。《紅樓夢》自隨處成典，但所捲引的，除了經史子辭——被社會歷史鐵定為道德規範或高雅表率的古代文獻——就是兩晉名士的言行文字。我以前論述過：對於《紅樓夢》一書影響最大的不是別的，恰恰是號稱「中國名士雅典總集」的《世說新語》。甚至連諸釵居所的名字，甚至大觀園花草樹木的名字，都要吻合古典章籍。淡雅自然 《石頭記》人物以濃妝艷抹為俗。黛玉在衣著妝飾，以金銀華貴為俗物。刻意追求一種「人淡如菊」的美學境界；追求一種對於聚散生死的豁達，追求一種對於崇辱顯微的淡泊，就是所謂「風雅」。在生活格調上，追求一種精神的富有，元縝所謂不論金玉的「富貴之旨」，藐視浩闊排場和物質財富。雅致是以從心所欲的所謂「自由精神」為風骨的。在生活藝術、學術觀念和歷史觀念上，不從附沿襲，以獨到和獨創的觀點為尚，是《紅樓夢》及其人物形象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雅是一種對於「人生短暫，身外無常，歲月如夢幻」的哲學領悟，是魏晉竹林名士的一大特點。《紅樓夢》始創情界，對於生命短暫的詠歎，對於生活平淡、功業無成的悲哀，對於命運無常的敬惕，對於紅顏易老的憂愁，對於風花雪月的流連，對於聚散有份的明澈——構成一種悲惋厚情之特殊的「悲劇氣氛」。《紅樓夢》所謂「古今之情，風月之恨」，構成一種可遽裂金石的大雅悲歌的主要旋律。
6．絮語
黛玉與寶釵之間，不是一種根本性的衝突，只是秉承不同的文化思想和認同不同的哲學層次，在不同的人生目標之下，相互理解、相互參照和比對的關係。比如《楚辭/漁父》裡的兩個人物：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其中，屈原的「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固然是值得讚頌的，而「水清濯吾纓；水濁濯吾足」的立場未必不是明智的選擇。作為曹雪芹筆下的兩個主人公黛玉與寶釵，只是在「善」與「美」兩種不同層面上的多樣選擇。
不正視《紅樓夢》的文化的境界和層次，就不能理解紅學的許多重大問題。比如《紅樓夢》的前八十回和續書後四十回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文化層次、文化境界和文化選擇的不同。把兩者混為一談，就是無視作者的創作意圖，就不能正確地解讀《紅樓夢》的美學意義和思想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