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中還有多少學

紅學中還有多少學

紅學中還有多少學

正解金陵十二釵

紅學中還有多少學

   

由於對秦可卿藝術形象解讀的角度不同,引起了關於紅學甚至涉及文藝學、歷史學、邏輯學中的某些問題的混亂,因此有必要結合秦可卿形象作一些澄清。

有讀者問:紅學中究竟包含多少個分支,裡面還有多少個「學」?

在這裡首先要分清三個概念:對某個方面研究形成的「學問」、「學」和「分支」不是一回事,三者很不一樣。許多名家、名作的研究都形成了一種學問,下面都可以有好幾個分支,但是這門學問也許還不能稱為「某學」,底下的分支就更加輪不上了。總之,「學」的範圍要比「分支」大得多,地位更比「分支」高得多,不是對任何一種學問的研究都可以稱得上「學」。

據我的理解,一門學問要構成「某某學」,至少要具備四個條件:第一,是否有一個足夠品位與宏大的研究對像;第二,是否已經形成一支相當規模的研究隊伍;第三,是否已經形成自己獨特而言之成理的理論體系與大量研究成果;第四,最主要的是,是否已經被除了本領域以外的學術界所公認,為廣大學人所接受,至少是大多數人默認,不反感。

從現代學科分類來說,「中國語言文學」是十一二個一級學科之一,「中國古代文學」大概是二級學科了。據說沒有「三級學科」這一說,如果有,那麼「中國古代小說」大概只好屈居或者榮登了。按照這種排法(這是我杜撰的,請原諒),研究《紅樓夢》的紅學頂多算「四級」學科(如果將來有四級的話)。因為嚴格地說,研究《紅樓夢》只是明清小說研究的一部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來只是一句戲言的「紅學」,竟然約定俗成地被人們廣泛地接受;《紅樓夢》作為一部小說,研究它居然形成了一個「學」,據說和敦煌吐魯番學、甲骨學並稱為三大「顯學」,可見成為「學」之不易到何等程度!我認為所有熱愛《紅樓夢》的人都應該感到已經萬分榮幸了。因為許多其他大文豪、名作家、泰斗級大師級學者、經典著作,也都有不少人研究,隊伍之龐大有些也許還超過《紅樓夢》,其中不乏學術造詣高深、非常令人尊敬的專家;也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有大批優秀成果,甚至比研究《紅樓夢》的多得多;而且這個那個學會的成員有時也稱自己這方面的研究為「某學」或「某某學」。但是在整個學術界很難聽到響應的聲音。尊敬歸尊敬,但是外界通常只說他(們)是研究什麼的,是搞什麼的,而不說是搞什麼「學」的。比如,宋代大文豪蘇軾,詩、詞、散文都有非常卓越的成就,堪稱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全能冠軍;他政治上也頗有建樹,經歷十分曲折;對儒道佛三家都有很高造詣;還有其他好幾個方面的傑出貢獻。他父親蘇洵、弟弟蘇轍都是大散文家,合稱「三蘇」,所以蘇軾的家世也很值得研究。研究蘇軾的學者很多,有人重點研究他的詩詞,有人重點研究他的散文,但我從未聽說有人自稱研究「蘇學」或「蘇軾學」,或者說主要研究「蘇學中的散文學」。也許有人說過,我孤陋寡聞,在報刊上從未見過。只聽說過「某某人是研究蘇軾的」,或者說「某人重點研究蘇軾的散文」。所以要成為什麼「學」,是極其不易的。光是自己說固然不行,光是研究這個領域的圈兒裡的學者說也不行,還要學術界廣泛接受才行。當然這裡沒有什麼審批手續,沒有誰准誰不准的問題,那是一種習慣,是約定俗成。光是他們自己稱呼這「學」那「學」,別人仍然說「研究誰誰」,到後來他們自己也會覺得沒意思,交流起來不方便,不大提了。如果誰對我說他是研究「蘇學」的,那麼我的第一反應是以為他是研究前蘇聯的,可能就會問他:「你是研究普希金還是托爾斯泰?」所以一部《紅樓夢》居然弄成了一門「紅學」,這裡有多種因素起了作用,當然首先是《紅樓夢》實在是太了不起了,所以研究《紅樓夢》的學者和票友們都很知足,好好地把這一個「學」弄好就行了,就夠不容易的了,別再折騰出什麼別的「學」來了。

其實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紅學」的發展中已經遇到過類似問題。

有一個時期「曹學」非常紅火,而且建立了全國性的學會,許多著名學者都擔任理事。但是沒過幾年就證明當初有些學者的擔心不無道理,那就是,所謂「曹學」實際上就是紅學中研究有關曹雪芹家世的一個分支,把它弄成一個「學」,不但很難得到整個學術界的認同,連紅學界內部也有越來越多的人不贊成。所以後來研究《紅樓夢》的人就不大用這個術語了。至於什麼「脂學」、「探佚學」、「版本學」等等,確實有些學者用過這種說法,但是現在似乎用得已經越來越少。人們通常只說「他主要是研究版本的」,「他是搞探佚的」,「他主要研究脂評」。想必越來越多的人都感到成為「學」的崇高與艱難,重要的是拿出真正有份量的研究成果來,而不在於非要標榜個什麼「學」。至於什麼「紅樓飲食飲饌學」、「大觀園學」之類的提法,我從未聽說過,儘管我也寫過一篇《大觀園沒有原型》的論文。從探佚研究《紅樓夢》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幾十年來已經有了不少研究成果。願意說研究「探佚學」也行,不過既然稱「學」,那就更加是學術研究,和「探佚小說」不是同一個範疇的事物。「探佚小說」是一個偏正結構詞組,中心詞是小說,探佚是定語,它仍然屬於小說創作範疇而不是學術研究範疇。創作用不著遵守學術規範是理所當然的,小說嘛,虛構都可以,何況聯想、猜測!從某些小說或其他典籍中探尋一些資料,然後展開想像的翅膀,也可以寫得很有意思,所以探佚小說倒不失為小說創作的一個品種。不過「探佚小說」不是學術研究,是創作。探佚小說是藝術作品,不是學術研究成果。

有的讀者之所以在秦可卿的問題上造成了許多誤讀,歸根結底是由於把《紅樓夢》看作是一部曹雪芹的「自敘傳」之故。

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的觀點,最早是胡適先生提出來的。

《紅樓夢》某些重要內容和曹雪芹的家族確實有一些關係,曹雪芹在書中運用了一些重要的素材,因此胡適在寫於1921年的《紅樓夢考證》中說「《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魯迅當時受胡適的影響,也認為是自敘傳。胡適對《紅樓夢》研究有多方面的巨大貢獻,尤其是他對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對於正確理解這部小說的內容與思想意義,曹家與清朝皇室的關係等,都有重要價值,在紅學研究上與過去比是一大進步,在紅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但是「自敘傳」說並不正確。隨著紅學研究的深入,紅學界許多人對此都不持贊成的態度,尤其不認同他說的「賈寶玉即是曹雪芹」,「此書的著者——即是書中的主人翁」這個觀點。1954年批判俞平伯,後來批判胡適,這是一場錯誤的政治運動。在運動中把胡適對《紅樓夢》研究的貢獻全盤否定,這種做法是歷史的悲劇,如今已經成了否定之否定,胡適對紅學的歷史性貢獻已經成為定論。但正如世上沒有完人一樣,胡適對《紅樓夢》研究的意見並不全都正確。對那場在錯誤的時期發動的錯誤運動的否定,不等於胡適關於《紅樓夢》是「自敘傳」的觀點就對了。儘管《紅樓夢》中用了一些曹家甚至李(煦)家的素材,賈寶玉身上也可能有一些曹雪芹童年生活的影子,寄托著他的理想與理念,但是《紅樓夢》是一部高度藝術化了的小說,它運用典型化和非典型化藝術手法將許多大大小小的「曹家」和各種各樣的人物,編織成了這部不朽的藝術巨著。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是反對以索隱派為代表的舊紅學的開山之作,標誌著新紅學的誕生——也有紅學家認為新紅學應該從1904年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算起,此說已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採納,不過尚無定論——但是「自敘傳」說20世紀中期以來卻被人發揮得越來越離奇,70年代末以後更發展成為新索隱派,有些索隱走得比當年的舊索隱派更遠,荒誕不經,令人啼笑皆非。正如兩條直線一開始雖然角度不同,但是只形成一個30度的夾角,兩線端點(終點)之間的距離並不十分遠。但是當那條錯誤的直線不斷延伸,那麼它與正確之間的夾角雖然依舊是30度,但是兩線的距離卻越來越遠。由於不能自圓其說,索隱者只好不顧學術規範,一味「大膽的假設」,而不去「小心的求證」。有時對自己既定結論不利的重要材料乾脆視而不見。這種從新紅學倒退到舊紅學而索隱大行其道的現象,恐怕是胡適當年始料不及的。

搞索隱者都要尋找《紅樓夢》中人物、事件的原型。其實,其他從事紅學研究的學者也要探索其中的原型。區別在於:一,是不是「《紅樓夢》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是不是「所有重要人物都有原型」?二,這種原型是曹雪芹創作的素材之一,還是人物本來就那樣,甚至裡面還有秘密得兩百五十年來(從脂硯齋算起)只有某一個人或幾個人才終於破譯了的神秘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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