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對立思維與雙重標準的受害者
二元對立思維與雙重標準的受害者
雖然自清代嘉（慶）、道（光）年間即19世紀前半期，《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本流行之時起，對薛寶釵的評價就存在著褒貶不一的現象，但是直到20世紀前半期，幾乎一百五十年之中，認為她人品極差，虛偽奸惡，完全否定薛寶釵的，仍然十分罕見。通常是指出她的某些缺點，有些話重些而已。即使全盤否定者，也屬於誤讀。薛寶釵仍然是廣大讀者最喜愛的少女之一，這大體上符合曹雪芹在作品中給她的定位。只是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由於將《紅樓夢》與紅學研究泛政治化，薛寶釵成了《紅樓夢》人物中最大的受害者。人們把她看得過於意識形態化與成熟化，她成了一個城府很深滿腦子封建道德意識者，成為大觀園中年輕一代封建勢力的主要代表人物，甚至被說成是「封建道德的衛道士」。她的一些優點也往往由於先入之見的影響而被認為是奸詐，是心機，是虛偽，似乎她的一切行為都始終圍繞著「爭奪寶二奶奶的寶座」而進行。幾十年來我們長期生活在各種各樣的鬥爭中，與這鬥，與那鬥，其「樂」無窮，其實是其痛無窮，其害也無窮。斗慣了，已經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習慣地從二元對立思維去理解故事情節與人物關係。
在對薛寶釵的評價中，人們有時忽略了她在金陵十二釵中的地位，她是曹雪芹充滿愛心和悲悼之情的一個少女。《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時看到的金陵十二釵的判詞，她與黛玉的放在一起，位居正冊之首，暗示著並列第一。當然曹雪芹在林黛玉身上傾注的愛心最多，寄托的理想與先進理念也最多，清人就早已指出黛玉為「群釵之冠」。不過薛寶釵位列第二是沒有問題的。警幻仙子讓賈寶玉聽的十二支《紅樓夢曲》的《紅樓夢引子》中最後一句是：「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在這裡，「悼玉」顯然是指痛悼林黛玉的不幸而亡，「懷金」則明顯地表現出曹雪芹對薛寶釵的深切懷念之情。這種對舉具有並列作用。曹雪芹對薛寶釵的基本態度是我們解讀這個藝術形象的一把總鑰匙，進行人物道德評價的基準。而這一點在那個特殊年代往往被有意無意地遺忘了，於是對薛寶釵的評價自然就不能不走入誤區。
對藝術形象的分析必須遵循文本至上原則，即一切從文本提供的全部信息出發，將文本作為判別的最重要的依據；而不是從意識形態、政治需要出發，不能存先入之見。我們不能脫離時代特點來要求人物這樣那樣；不能脫離人物與環境的關係（剛來與後來的變化）、人物自身當時的實際年齡來評價人物。第八回說她「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雲守拙」，這是她的性格特點，確實不錯，但是也和她剛來到榮府不久，與大家還不熟有關；況且她又是客居姨家，一些榮府內部的事自然不便過問，「罕言寡語」是理所當然的。但寶釵畢竟是個姑娘，第八回她只有十四歲，足歲最多才十三。按現在的標準，是個才上初一甚至小學六年級的小女孩。把她看得過於成熟化，是我們在解讀薛寶釵藝術形象時走入誤區的一大原因。而隨著寶釵與大家熟悉起來，這種「罕言寡語」、「藏愚守拙」的情況就有所改變。這個問題我在下面還要專門討論。
由於受那個特定年代意識形態的影響，我們在讀《紅樓夢》時，有時會不自覺地對同一個問題採取雙重標準，對黛玉和寶釵，同樣的事情，往往是一個從寬，一個從嚴，而且這種寬嚴的距離還相當大。
薛寶釵確實說過一些「混賬話」，那些年中人們對此反覆深挖寶釵的思想根源，猛烈批判。而寶玉進家塾讀書之前來向黛玉告別，黛玉說：「好，這一去，可定是要『蟾宮折桂』去了。我不能送你了。」所言的性質與程度和寶釵的話沒有太大的區別，但是人們通常對此都略而不見，或者一帶而過。四十二回由於賈母讓惜春把大觀園畫出來，因此惜春要向詩社告假一年。大家說起剛剛離開榮國府的劉姥姥，林黛玉說：「可是呢，都是他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姥姥，直叫他是個『母蝗蟲』就是了。」把大家逗得樂不可支。下面她再次提到要畫上「母蝗蟲」，而且取名為《攜蝗大嚼圖》，結果眾人更是開懷大笑，湘雲還差點連人帶椅子摔倒在地。這話如果從寶釵嘴裡說出，那麼當年一定會招來許多口誅筆伐，上綱上線不定有多高，起碼也是「嚴重侮辱勞動人民，表現出了什麼什麼」。即使現在，恐怕也要挨批得重一些。但由於出自黛玉之口，大家一概從寬處理，覺得她說得風趣俏皮，至多不過認為她說話有些尖刻罷了。雖然實際上就是這麼回事，不過卻反映出人們在潛意識層面對寶釵的要求往往比較「嚴格」，而這是在思維定勢上實行雙重標準的流露，是一種對寶釵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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