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黛玉的死因
黛玉死於疾病。但作品沒有提供足夠的症狀，時間阻隔也無法進行醫學鑒定。況且這是文學作品，不是清官秘史。糾纏於此，似乎意義不大。如果黛玉單單是死於疾病，我們只能歎息當時醫療水平的落後，可什麼年代都有治不好的病，什麼年代都有病死的人，這樣看來只能歎她命薄。可她為什麼這麼命薄，有種觀點認為是黛玉的性格使然。
如果在黛玉之死的研判上，性格決定命運這一觀點成立，那麼無異於在為社會開脫責任。果真如此，曹雪芹何至於要「披閱十載」嘔心瀝血地去寫這樣一部作品。他投注的一腔憂憤，莫非滑稽地化成了深深的對黛玉刻薄性格的責難？他的現實主義的傑作難道成了為黛玉代筆的痛哭流涕的悔過書？我們世俗化地止步於人性的表象，非但不能一窺這部偉大作品的堂奧，而且走入了誤讀的歧途。死於性格？這只是小說展示給我們的外層結構，是晃人眼目的表象而非根本。
「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黛玉並不是因病而美，這是長期沿習的對女性的審美取向和習慣——女性以柔弱為美。黛玉的美是屬於那種絕少煙塵氣的脫俗孤高的美，自尊敏感多情，再加上才華冠絕。這樣的天仙，曹雪芹為什麼要讓她夭折，而且還是為情而死。賺盡了天下人的眼淚。這到底是為什麼？
再審視黛玉所鍾愛的寶玉。這個似乎整天混在女孩堆裡的，充滿脂粉氣的富家公子，是否值得仙子般的黛玉的鍾愛，我們來考量一下他們的愛情成色。寶玉的「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的怪論，簡直是對男尊女卑這一社會倫常秩序的顛覆。寶玉不想讀那些混賬的書，不想見官場上那些濁臭的男人，這只能招致父親的暴打。以至於，父親想要了這孽障的命。在父親的眼中，這樣的人是有辱先人的不肖逆子。寶釵來探望時說「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憐惜之情掩不住衛道士的嘴臉。黛玉則是「只見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樣，滿面淚光」「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一種感同身受的真切和無奈。寶玉對兩人的反應也不一樣，見了寶釵的嬌羞，只是忘了疼痛。見了黛玉，脫口而出的反倒是對黛玉的關切「你又做什麼跑來！……走兩趟又要受了暑……」因此可見寶玉與釵、黛兩人關係的親疏遠近。
別人愛黛玉是因為賈母，與其說喜歡黛玉不如說是討賈母的歡心。惟有寶玉是發自內心的真愛，也只有他能容忍黛玉的小性。寶玉的呆，與黛玉的癡相互映襯，成了他們不黯世故的共鳴，他們的相知是靈性的契合，在人們的殷殷期盼中，那根牽扯著愛情和生命的紅絲線，竟然殘酷地旁落……這給人們帶來了久久的唏噓和無盡的哀歎。
如果認定黛玉死於性格，那麼我們豈不是要歸罪於黛玉本人的咎由自取？這種觀點，恰恰落入了曹雪芹預設的障人眼目的陷阱。在世俗者眼中，使小性的黛玉遠不及大度的寶釵，從精神層面來看，惟有黛玉最真。可這社會偏偏容不得這種真。這或許就是曹雪芹「意難平」的緣由所在。所謂性格論，簡言之，就是把寶釵的虛偽當作美德，把黛玉的率真看成尖酸。
我們有必要去考察一下黛玉的性格是怎麼形成的。性格是一個人在現實的穩定的態度和習慣化了的行為方式中所表現出來的個性心理特徵。一般來說，人的性格決定了他的行為方式。性格百分之四十源自基因，百分之六十源於生活環境，這環境的因素彙集了宗教、信仰、家庭、經濟條件和教育背景等多種因素。性格不但受遺傳因素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社會環境是性格發展形成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性格是後天的，不是與生俱來的。一個那麼乖巧的小女孩初到賈府時，是那麼惹人憐愛，怎麼後來就變得這麼愛使小性，言語尖酸了呢？她所處的環境都發生了些什麼？循著世俗的目光，我們看到，黛玉那飽受人們指責的性格，應該是附著在她那美麗內核上的一種自我保護。這種保護也是大觀園的環境下催生的，不是她從姑蘇帶來的。在這個狗眼看人低的封建大家族裡，刁奴連庶出的探春都敢不買帳，何況一個失去雙親、獨自一人長期寄人籬下的黛玉。而且賈府內人際關係的錯綜複雜，充滿了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利益紛爭，這無疑把黛玉拋入了一種壓抑、自卑、多疑、敏感的生活狀態中。以黛玉的聰慧，耍點心眼，討好眾人，不是難事，可她是太虛境中的絳珠仙草，不是苟且的串門鼓舌、搬長弄短、裝聾作啞、阿諛奉承的俗婦人。可為而不為，是為高潔。不曾想，她的聰明和率真，反倒成了她恃才傲物、口舌招尤的禍根。
晏子使楚中說，同一品種的桔樹，在淮南結出又大又甜的橘，在淮北則長成了又小又苦的枳。可見，是環境使然。人的性格是在後天習焉不察的變化中逐漸形成的，不是先天的。這後天便是社會環境。印度的狼孩經歷，更是說明社會環境對人的決定性影響——人是社會的。如果黛玉的性格有什麼錯，我們得先探察大觀園和整個社會的弊端所在。
八八年第六屆中國紅樓夢學術討論會期間，我有幸在安師大聆聽了幾場報告。有幾句話，至今仍記憶猶新。一位專家說「賈母是最善最不善，寶黛是最幸最不幸」，意味深長。用世俗的眼光來看，賈母與黛玉的關係應該更親，為什麼賈母卻選擇了寶釵。賈母不是不喜歡黛玉，不是賈母的一念之差。由賈母來終結她最喜歡的寶黛兩人之間的愛情，殘酷中讓人感受到冥冥之中那股社會力量的強大和不可抗拒。成長的過程中，必須戴上假面去迎合、適應周圍的環境，以博得環境的認同和接納，黛玉偏偏做不到、做不好，固守在只有寶玉理解的真性情的圈子裡。這樣，寶黛之愛的悲劇結局是無法避免的，寶黛的自由戀愛，簡直是封建婚姻制度所不能容忍的。
在那次會上，吳組緗說了這樣一段話「一個作品，重要的在於具體描寫了什麼，不在於它直接說了什麼。我告訴大家，不要相信曹雪芹的話。明明是社會問題，曹雪芹卻看成是人生無常，人生問題。」這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對性格決定命運的一種否定呢？是維繫整個家族利益還是保護寶黛兩人的個人幸福，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慈愛的賈母撩開了祖母那溫情脈脈的面紗，露出的卻是並不溫情的面容。當時以聯姻來擴大、鞏固家族利益是不二的選擇。任何個人，同整個家族的利益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寶黛的愛情悲劇決不是什麼性格使然，是社會的必然。硬要將寶黛愛情的這出社會大悲劇置換成個人的性格小悲劇，是否有點不倫不類？《紅樓夢》最主要的矛盾是叛逆與衛道，決非是個人情感糾葛所能包容和承載的。
如果黛玉的病因是個人的性格，而無關社會，那麼曹雪芹就不是曹雪芹，曹雪芹就成了弗洛依德了。其實，黛玉性格中的種種表現，都是社會環境的投影。她的性格，也是社會環境一點一點地加載到她身上去的。如果將黛玉從她所處的環境中剝離出來，放到現代醫學的鏡頭下去診治，是否有些荒謬呢？周汝昌說，研讀《紅樓夢》一定要「知人論世」，要將人物放到當時的環境中去分析。確實，就像一句話，在不同的環境、場合，其意思可能是完全不同。要真實、準確地分析《紅樓夢》，一定不能脫離那個特定的環境。如果將書中人物拿到現在來分析，其結果可能是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我們要有歷史的眼光。
社會決定論是有些老土，遠不如其他說法新奇、奪人眼目，但至少在目前看來，應該是最符合實際的。
我們這麼設想一下，如果將寶釵與黛玉的身世掉個個，黛玉是一大家子，而寶釵是獨苗一根，會怎樣？我認為寶釵也逃脫不了黛玉那樣的悲慘結局。性格決定命運，其實這是作品的表層現象。一個人的性格，應該是由她所處的環境決定的。對不黯世事的幾歲小孩來說，她懂什麼。但隨著她們的漸漸長大，她們在慢慢地適應環境，這正是環境在雕塑著她們的不同性格。應該說，真正決定她們命運的還是社會環境。
黛玉死於社會。社會總是按照自己的要求在塑造著它需要的人。黛玉無法融於所處的社會，無法與所處的社會妥協，她必然要遭到所處社會的拋棄，這是社會的必然。古往今來，概莫能外。這正是《紅樓夢》這部作品的不朽之處。
性格形成是多種因素累積、疊加而成。當個人與社會的矛盾無法調和之際，如魯迅所言，只有兩條出路——「不在沉默中暴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如果你不能改變社會，又不願被社會所改變，只能是以悲劇謝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