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別傳》與《紅樓夢》
《柳如是別傳》與《紅樓夢》
陳寅恪先生提倡對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的態度。他說：「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柳如是別傳》再好不過地體現了寅恪先生的這種學術精神。他固然不能諒解錢謙益等南明重臣的降清舉動，但對清初知識分子的特殊處境也給予了深在的瞭解與同情，嘗說：「蓋建州入關之初，凡世家子弟著聲庠序之人，若不應鄉舉，即為反清之一種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險。」又說：「關於此點，足見清初士人處境之不易。後世未解當日情勢，往往作過酷之批評，殊非公允之論也。」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下冊，第1118至111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於此可見，《紅樓夢》作者對登科赴考人士採取那樣嚴厲的痛而絕之、漫而罵之的態度，似不能視為一件小事，很難說沒有政治態度和種族觀念方面的複雜因素摻與其中。
又比如第四回介紹李紈出場，作者特地標示李紈的父執李守中信奉「女子無才便有德」的信條。承《紅樓夢會心錄》的作者呂啟祥教授見告，此典出自張岱的《公祭祁夫人文》，原作「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而張岱也是由明入清的氣節峻潔的文學家，為了表示對清統治者的不滿，曾「披髮入山」，寧為勞人。他的關於男女「德」、「才」的議論，必不致無指空發，而是同樣綰合著當時的「今情」。曹雪芹借用這個典故，我以為重心應在省去的上句裡面，意在突出丈夫之「德」的重要。明清易代，「甲申之變」繼之以「乙酉之變」，南下之清兵，一路上攻伐擄掠，勢如破竹，但同時也遭到了頑強的抵抗。許多州城縣府的命官和守將，常常是堅持到最後，寧可殉之以身(有的是全家自殺)，也不向強敵投降。而在南都傾覆之後，仍有志士仁人通過各種方式從事抗清活動。誠如寅恪先生所說：「建州入關，明之忠臣烈士，殺身殉國者多矣。甚至北裡名媛，南曲才娃，亦有心懸海外之雲(指延平王)，目斷月中之樹(指永歷帝)，預聞復楚亡秦之事者。」《柳如是別傳》下冊，第1119至1120頁。
我曾說晚周、晚明、晚清，是中國學術思想的歷史轉捩點，同時也是民族精神得以發蘇與張揚的歷史時刻，其中尤以明末清初所激發的文化之衝突更加悲壯慘烈。可是到了清中葉，特別是到了文字獄盛行的雍正與乾隆統治時期，華夏民族的這種文化精神事實上已經耗磨得差不多了。《紅樓夢》的大可貴處，就在於他的作者不顧密佈的文網，用特殊的文學表現手法，重新與清初的思想潮流作一有力的呼應。
紅學索隱派對《紅樓夢》題旨的發掘因此固不可輕視。陳寅恪撰寫《柳如是別傳》，也不是只美頌傳主河東君一個奇女子，對那一時期的可以「窺見其孤懷遺恨」的南國名姝，包括陳圓圓、董小宛、李香君、卞玉京、顧眉樓、黃皆令、林天素、王修微、楊宛叔、寇白門等，《別傳》都或詳或略地有所論列。而且在氣節上，大都是這些婉婪小婦高過「當日之士大夫」。至於《紅樓夢》的思想裡面，顯然同樣包含有女性更要勝過男性的思想傾向。「金紫萬千誰治國，裙釵一二可齊家」、「何事文武立朝綱，不及閨中林四娘」，這樣一些詩句，已將此種傾向表露得非常直接。再聯繫到清初流行的「今日衣冠愧女兒」的說法，如果有論者說生於康熙末年、直接遭遇抄家之變的曹雪芹，很可能與明清易代所引發的思想衝突存在某種歷史淵源，我們於是就說這是「猜笨謎」，恐怕不合於現在人人都在倡導的學術自由和學術民主的風尚。
《柳如是別傳》的第三章有下面一段話尤其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寅恪嘗謂河東君及其同時名姝，多善吟詠，工書畫，與吳越黨社勝流交遊，以男女之情兼師友之誼，記載流傳，今古樂道。推原其故，雖由於諸人天資明慧，虛心向學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閨房之閉處，無禮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一時名士往來，受其影響，有以致之也。」《柳如是別傳》上冊，第75頁。寅恪先生描述的這種情形，適可與《紅樓夢》中大觀園裡面的眾女性相比勘。只是寅恪先生在這裡沒有徵引《紅樓夢》，他用來取比的是與《紅樓夢》同時的另一部小說《聊齋誌異》。他說：「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齡聊齋誌異所記諸狐女，大都妍質清言，風流放誕，蓋留仙以齊魯之文士，不滿其社會環境之限制，遂發遐思，聊托靈怪以寫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實則自明季吳越勝流觀之，此輩狐女，乃真實之人，且為籬壁間物，不待寓意遊戲之文，於夢寐中以求之也。若河東君者，工吟善謔，往來飄忽，尤與留仙所述之物語髣拂近似，雖可發笑，然亦足藉此窺見三百年前南北社會風氣歧異之點矣。」同上。《聊齋》作者的意中人恰合於明季南國名姝的性格特點，那麼明季南國名姝的生平行事為什麼不可以通過《紅樓夢》的方式得到藝術的再現呢?
另據陳寅恪先生考證，柳如是在與錢牧齋結縭之後，有三年左右的時間都是在病中度過的。追尋其原因，則身體和精神兩方面均可有說。飲酒過量、對舊情人陳子龍的眷戀等等，都可以成為病因。錢牧齋的詩中因而有「薄病輕寒禁酒天」、「薄病如中酒」之句可證。寅恪先生寫道：「今日思之，抑可傷矣。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實甫『多愁多病身』及『傾國傾城貌』，形容張崔兩方之詞，成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吳越一隅之地，實有將此理想而具體化之河東君。真如湯玉茗所寫柳春卿夢中之美人，杜麗娘夢中之書生，後來果成為南安道院之小姐，廣州學宮之秀才。居然中國老聃所謂『虛者實之』者，可與希臘柏拉圖意識形態之學說，互相證發，豈不異哉！」《柳如是別傳》中冊，第572至573頁。寅恪先生此論無異於給我們提供一種小說解釋理論，按照這種理論，則《紅樓夢》所寫完全可以有「雍乾百年之前，吳越一隅之地」人物故事的依據，即所謂「虛者實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