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盡鳥投林」（2）
「食盡鳥投林」（2）
俞平伯先生說：「紅學之為諢名抑含實義，有關於此書性質之認識。早歲流行，原不過紛紛談論，即偶形諸筆墨固無所謂學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師儒之身份，大談其《紅樓夢》，一向視同小道或可觀之小說遂登大雅之堂矣。」２《俞平伯論紅樓夢》第114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又說：「既關於史跡，探之索之考辨之也宜，即稱之為學亦無忝焉。所謂中含實義是也。」２俞平伯先生這兩段話見於他的《索隱與自傳說閒評》一文，1978年初稿，1986年改定，是晚年之作，經過沉澱的思想，文短而份量甚重。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他怎樣評價索隱和考證在紅學成為紅學並獲得真實含義的過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至於對這兩個紅學派別本身如何評價又是另一回事。
如今紅學自王、蔡、胡以師儒身份大談紅樓，已走過近百年的歷程。秦可卿給鳳姐托夢，說「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差堪比擬。紅學的地位曾經很顯赫過，有幾次竟成為學術界注目的中心，甚至引起全國性的波瀾。但現在最能體現紅學特殊樹義的兩個紅學派別，索隱派終結了，考證派式微了，剩下的是一個個百思不得其解的謎團，滾來滾去，都變成了死結。曹雪芹是誰的兒子?不知道。胡適說是曹，但沒有證據。我們說不是，也沒有證據。只能嚴守聖人遺訓，說不知道。脂硯齋是誰?不知道。《紅樓夢》後四十回是誰寫的?不知道。而這三個問題，對考證派紅學來說，實在至關重要，都是最起碼需要解決的問題。連起碼的需要解決的問題都索解無從，未免太讓研究者洩氣。索隱的出發點往往很莊嚴，以《紅樓夢》寄托家國之思，令人肅然起敬。但具體分解起來，又收穫甚微。說來說去逃不出盡人皆知的那幾條例證。偶然有人提出新說，但一查，不對了，原來是前人已經說過的舊說。時至今日，無論索隱還是考證，要想前進一步，有所突破，已經難上加難。當然不排除還會有新材料的發現。但在新材料發現之前，紅學的困局難以改變。敦煌學也由於已發現的材料處理到一定程度，再前進，感到步履維艱。而隨著漢簡的大批面世，一門新的學科——簡牘之學，已在悄然興起。
梁啟超論學術思潮的演變，把學術思潮區分為啟蒙期、全盛期、蛻分期、衰落期四個階段，並用佛家生、住、異、滅四分流轉相作比照。他說啟蒙期是「對於舊思潮初起反動之期」，其特點是：「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於破壞，而建設蓋有所未遑。所謂未遑者，非擱置之謂，其建設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間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謂開國規模者然。雖然其條理未確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間錯試驗中棄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恆駁而不純，但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梁啟超論清學吏二種》(朱維錚校注)，第2頁至第3頁。下引任公先生語同此．不復注。比之紅學，本世紀初胡適向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宣戰，實與之相彷彿。因此當時的紅學可看做是處於啟蒙期的紅學。
學術思潮處於全盛期的特點，梁啟超做了如下概括：「破壞事業已告終，舊思潮屏息伏熠，不復能抗顏行，更無須攻擊防衛以糜精力。而經前期醞釀培灌之結果，思想內容日以充實，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門戶堂奧次第建樹，繼長增高，『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為好尚，相與淬礪精進；闒冗者猶希聲附和，以不獲廁於其林為恥。」這用來形容紅學的全盛期，天衣無縫，恰到好處。是有一個時期，我們的「才智之士」都願意廁身紅學，並「以此為好尚」啊！
學術思潮進入蛻分期的特點，依任公先生的說法其表現是：「境界國土，為前期人士開闢殆盡，然學者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只能取局部問題，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應用之於別方面，於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時之環境必有以異乎前。晚出之派，進取氣較盛，易與環境順應，故往往以附庸蔚為大國。則新衍之別派與舊傳之正統派成對峙之形勢，或且駸駸乎奪其席。」只要看看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三位考證派主將的聲勢氣象，以及他們的使紅學愈分愈細，不僅三人之間於家世考證、作者考證、版本考證各有側重，芹學、脂學、版本學、探佚學等「派中小派」亦「出焉」，就知道紅學蛻分期是存在的。
至於衰落期，梁啟超寫道：「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眾，陳陳相因，固已可厭。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則先輩已濬發無餘，承其流者，不過捃摭末節以弄詭辯。且支派分裂，排軋隨之，益自暴露其缺點。環境既已變易，社會需要別轉一方向，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則稍有志者必不樂受，而豪傑之士，欲創新必先摧舊，遂以彼為破壞之目標。於是入於第二思潮之啟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終焉。」我想，說紅學現已進入衰落期，應該是符合實際的。如前所說，紅學的「精要之義」確實被前輩學者「濬發」得差不多了，再想突破，談何容易。
這不是我的悲觀，學術的發展嬗變，常常如此。有盛就有衰，有熱必有冷。盛而不衰，熱而不冷，天下怎容得這樣的物事。就拿《紅樓夢學刊》來說，顧問中茅盾和王崑崙兩先生已經仙逝，編委中自創刊以來已有顧頡剛、吳恩裕、吳世昌、戴不凡四位紅學大家作古。1979年5月20日學刊在四川飯店舉行首屆編委擴大會議，在京的紅學專家聚首一堂，茅盾拄杖赴會，王崑崙當場賦詩，那種盛況，恐怕不會再有了。甚至紅學史上那些迭出的公案，以抬學問槓為特色的紅學論爭，包括胡適說蔡元培「猜笨謎」，並聲稱「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於愛朋友」；吳世昌和周汝昌等辯論所謂「雪芹佚詩」，引來《晉書》裡阮瞻不信鬼的故事，來客辯不贏阮瞻，就說「即僕便是鬼」；以及余英時和趙岡關於「麵包」和「麵粉」關係的討論；徐復觀和潘重規論紅學，竟涉及請吃水餃問題，等等。這一類引人入勝、令人噴飯的篇章，今後的紅學家難得譜寫出來。另一方面，現在年齡輕些的健在於世的《紅樓夢》研究者，泰半已不再致力於紅學，而轉為研究文學史、文化史和學術史。也就是梁啟超論述學術衰落期時說的，由於社會需要，學者「別轉一方向」的特點。借用《紅樓夢》裡的話，說紅學研究的現狀「好一似食盡鳥投林」，可能與實際情形也大體上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