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的再檢討

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的再檢討

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的再檢討

紅樓夢與百年中國

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的再檢討

   

我在本書初版的時候寫過下面一段話:「現在一切從學術出發,不廢百家言,毫無拘束地重新檢討紅學的歷史和現狀,分流梳脈,評短論長,固有豁然貫通之感。即便是索隱派的發呆犯傻,考證派的自結牢籠,小說批評派的自歎自賞,也不覺為異,反而別有會心。」當時這樣說,固然是實情。但如今重新審視,發現這段話似有未安。主要是筆者對紅學三派總的來說採取的是比較超越和盡量客觀的立場,可是敘論之間,畸輕畸重的情形未能全免。我對紅學索隱派,就批評得多了一些,給予瞭解之同情、發遑心曲則顯得不夠。

實際上,從胡適之先生開始,就缺乏對紅學索隱一派的深諒明察。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被胡適指為「猜笨謎」,我以前雖然也同情蔡先生,學術立場卻站在他的學生一邊。現在從頭細想,蔡先生是何等樣人物,他會莫名所以、隨隨便便地「猜謎」嗎?即便「猜謎」,他會「猜」得那樣「笨」嗎?「《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試想這是多大的判斷。如果書中毫無此種旨趣,蔡元培能夠無指妄說嗎?至少,《紅樓夢》裡有反滿思想,是許多研究者都承認的。我已往在文章中曾舉過這方面的例子,這裡不妨略作補論。第四十二回「蘅蕪君蘭言解疑癖」,寶釵揪住黛玉在行酒令時引用《西廂記》和《牡丹亭》的成句這根「辮子」,大施教誨說:「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七八歲上也夠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裡也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是偷背著我們看,我們卻也偷背著他們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才丟開了。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教誨到這裡,照說已心明意了,不必再多所辭費。可是作者意猶未足,叫他的人物繼續施教:「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論題開始擴大化,由「女孩兒」轉移到了「男人們」身上,內容不再局限於讀書,「作詩寫字」也包括在內了。

問題是接下去還有讓我們更不明白的話。寶釵竟然說:「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只是如今並不聽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就完全超出了寶釵教誨黛玉所應該包含的內容,甚至也超出了作品人物的語言規定情境。這不是人物在說話,而是作者在說活。「讀書明理,輔國治民」的「男人們」,作者「如今」不止是見不到,連聽都沒聽說過;他聽到看到的都是「讀了書倒更壞了」的「男人們」。這樣下斷語,不能說不具有相當嚴重的性質,甚至也違背了以「溫柔敦厚」著稱的《紅樓夢》風格。因而我們禁不住要追問,究竟是出於什麼樣的原因,作者這樣發狠地罵當時的「讀書人」?在當時的背景之下,「讀書人」的什麼樣的品質,更不容易為《紅樓夢》的作者所原諒,也就是「讀了書倒更壞」?由不得讓人想起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所揭示的話:「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顧寧人有言:「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又說:「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服侍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顧炎武:《日知錄》卷之十三「廉恥」,花山文藝出版社集釋本第602至603頁,1990年。顧炎武所痛恨的,正是那些「媚於世」的讀書人,可以說和曹雪芹同發一慨。如是,則蔡元培的《索隱》是不是並不如他的學生所說是在「猜笨謎」,而是多少也有一點耐人尋味之處呢?

還不止此。《紅樓夢》對科舉制度持否定態度,這方面的描寫、言論甚多,讀者和研究者目所共見,應無異詞。但我有時想,否定倒也罷了,何以態度那樣嚴厲、決絕,連用語都超越常格。賈寶玉把熱衷仕途經濟、走科舉考試道路的讀書人叫做「國賊祿鬼」,這罵得未免太不留餘地了。而且還發明一個新詞,稱這種人為「祿蠹」。這顯然已經不是一般的否定,而是感情色彩極濃烈的詈罵,可以說已經罵到了刻骨銘心的地步。因此我們不禁疑惑,作者這樣做難道僅僅是對持續了一千多年的傳統社會的科舉制度發洩不滿嗎?是不是還有什麼弦外之音?我懷疑《紅樓夢》作者泰半由抽像上升到了具體,更直接的對象是清朝的籠絡知識分子的懷柔政策,正是這種政策羈縻得一些知識分子「媚於世」而貪求榮寵,特別是那些「仕清」的「名士」,其表現最具典型性。否則便不容易解釋為什麼一定要罵到這種地步——斥為「祿鬼」,或稱作「祿蠹」,已經很有份量了,卻還要指為「國賊」,上升到破壞傳統社會道德與法的最高一個級次。而且「國賊」之「國」,是不是也存在一個「明」和「清」的分野問題?可否認為蔡先生提出的「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從這裡也透露出一定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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