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胡 文 彬
序 胡 文 彬
《易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紅樓夢研究》的作者楊興讓同志就是一位「自強不息」的人。他是一位身在邊陲、心繫「紅樓」的普通工人，歷經數年辛勤耕耘完成了這部紅學研究著作。它的出版，標誌著紅學研究已經走出象牙之塔，走進了浩浩蕩蕩的工人大軍之中。工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工人能夠堂堂正正地走進被人們視為高不可攀的紅學殿堂，其意義已遠遠超出了這部著作本身的出版。因此，我衷心祝賀作者楊興讓同志的成功，祝賀《紅樓夢研究》的問世！
數年前，我突然收到一封來自祖國大西北的新疆溫宿縣水泥廠的信，是楊興讓同志寄來的，信中傾述了他對《紅樓夢》的喜愛之情，介紹了他在紅學研究中遇到的種種困難和苦惱。他希望能得到紅學界的支持、幫助。記得那一次他還寄了兩篇短文，希望能推薦給有關刊物，當然他殷切希望能夠公開發表出來，聽聽那些權威專家的批評意見。但事與願違，他的那兩篇文章都被退回了，而後來又送去的《曹雪芹的卒年》一文，直到今天仍是杳無消息，連稿子都追不回來了。
一九九一年中，楊興讓同志利用探親假，風塵僕僕地來到了北京城。他以虔誠的心情走訪了某編輯部，走訪了權威學者，然而令他失望，他的觀點沒有為人所重視，他的艱難的治學經歷也絲毫沒有喚醒某些大人物的同情心，他無不遺憾地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水泥廠。但是，楊興讓同志在困難的面前並沒有低頭，沒有退縮，堅持著研究下去，並終於把自己的全部見解寫成了《紅樓夢研究》一書，呈獻給整個紅學世界。
《紅樓夢研究》共九章一附，探討的範圍很廣泛。他在《概論》中首先對歷來的紅樓夢派別進行了分析，指出「索引派」的功過，肯定了其合理的部分，認為其錯誤在於有不少「附會」；肯定了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派某些考證功績，同時又指出「自敘傳」說的錯誤；肯定了「評點派」和藝術鑒賞派在文學藝術研究方面的貢獻，但又指出了他們只片面追求藝術價值而歪曲《紅樓夢》中所「隱寓」的寫作思想和曹雪芹的社會思想。作者認為，只要《紅樓夢》的「真相」不明，「索隱」便永遠不會絕跡。紅學研究不僅需要鑒賞、文學式的評論，而且也需要「考證」、「索隱」。我們反對是那些脫離原書，脫離時代馳情人幻的「附會」。
基於上述認識，楊興讓同志在《曹雪芹的社會思想》一章中，明確肯定曹雪芹為漢族作家，並非滿族。他的祖父曹寅具有報效康熙皇帝的知遇之恩，又懷著民族的恥辱，尚存「臣漢之心」的雙重性格。而曹雪芹正是秉承其祖父的這種複雜矛盾的感情來寫《紅樓夢》這部小說的。作者的這一觀點在第七章《紅樓夢的寫作思想》中，通過對「十首懷古詩」的解析，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紅樓夢》不過是一部《思賢操》而已。」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楊興讓同志還對與曹雪芹過從甚密的友人張宜泉和《春柳堂詩稿》進行了深入地研究。本書中用了不少篇幅討論了張宜泉與曹雪芹之間的特殊關係。通過對《春柳堂詩稿》中的「於今不是唐」、「山河詎漢家」、「渭水終興隱釣才」、「雄劍今將赴石樑」等詩句所隱寓的反清思想的分析，指出「同聲相與應」的曹雪芹的思想絕非某些人所說是對滿清王朝的認同。恰恰相反，曹雪芹的靈魂深處充滿了反清的「舊恨新愁」。
《紅樓夢研究》中最見考證功力的是第五章《脂硯齋》。在這一章中，楊興讓同志強有力的證據肯定了脂硯齋即張宜泉的新說。他首先批駁了歷來認為脂硯齋與畸笏叟的兩人說，指出脂硯齋和畸笏叟既不是曹雪芹自己，也不是曹雪芹的叔父、舅父、史湘雲，更不是所謂他的父親曹頫\。楊興讓同志首先從脂批「余二人」開始，肯定了脂硯齋只能是一個人，然後從脂硯齋對賈寶玉「石兄」、對賈璉「璉兄」和對賈芸「芸兄」等混亂的亂倫稱謂，以及脂硯對寶玉丫環晴雯「好肩」和對林黛玉的「回思將余比作釵顰等乃一知已，余何幸也」的戲謔用語，提示我們脂硯齋只能是曹雪芹的朋友，而非他人。他核對了脂硯齋和畸笏叟之名實際上源於《春柳堂詩稿》中的「卜居墾硯田」與「傳家笏未遺」的詩句。特別指出脂批中有許多狡猾欺蒙讀者的文字，與《春柳堂詩稿》中的一些詩句註釋文字性質非常雷同，這一點十分重要，給人許多有益的啟迪。
最後，楊興讓同志用硬證——脂批中有「慈母」、「先姊」、「十二、三歲時」喪父等字樣，與張宜泉亦有一「慈母」、「先姊」、「十三」歲喪父的事實對看，不能不使人發生一種聯想。他指出，脂硯齋稱曹雪芹為「芹溪」，張宜泉也用這一稱謂，而其他人則不用此稱呼；脂硯齋在「甲午八月」留下了最後一條「淚筆」，張宜泉也卒於「甲午年」後不久，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他從張宜泉《詩稿》之「俗」和「書箱」上畫石詩之「俗」相一致，畫石詩之筆跡又和「庚辰本」眉批筆跡相吻合等十條論據，考證出脂硯齋和畸笏叟是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曹雪芹的親密朋友張宜泉。
楊興讓同志不僅從所列十條論據中考證出脂硯齋是張宜泉，而且他還從《紅樓夢》中有「蠟屐遠來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與張宜泉《詩稿》中有「攜琴情得得，載酒興悠悠」，《紅樓夢》中有「有意榮枯草，無心飾萎苗」與《詩稿》中有「無心催柳眉，有意助花嬌」等詩句的極為相近的證據推論出張宜泉是脂硯齋，還可能參與了《紅樓夢》的寫作。他推論張宜泉不僅可以「命芹溪刪去」某些情節，甚至可能在左右著雪芹對《紅樓夢》中某些故事情節的安排。這些考證和結論都是楊興讓同志經多年深入研究之後的見解，不論讀者是否同意，但這都是楊興讓同志的最新發現，是前賢和時人都未曾道及過的。
《紅樓夢研究》的另一重大的新論點是第九章《後四十回及其作者》。作者討論了「高鶚續書」說的錯誤，通過對後四十回故事內容的審核，特別指出第八十七回的「思賢操」、「猗蘭操」，乃是「十首懷古詩」謎中第九首和第十首的謎底。第八十六回「淑女解琴書」一段中的「九徽」、「五弦」、「一聲」乃是「懷古詩」謎第五首和第九首謎底組成的一個調。這是沒有脂批的脂批，它揭示了《紅樓夢》中所隱寓的許多奧秘。最後，作者得出自己的結論。張宜泉是《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這個結論打破了自胡適以來的長期統治紅學界的「高鶚續書說」的結論。
本書最後附了《曹雪芹的卒年》，作者指出歷來對曹雪芹卒年的分歧在於對曹雪芹父子兩個誰先亡誰後亡的誤解。長期以來，紅學家們幾乎眾口一詞，皆認為曹雪芹「因愛子夭而亡」。這一誤解導致了曹雪芹卒年問題複雜化。楊興讓同志認為曹雪芹兒子亡於曹雪芹之後。具體一點說，曹雪芹亡於「壬午除夕」，約葬於癸未年正月初六或初七；而曹雪芹的兒子則卒於次年，即「癸未」八、九月份；敦氏兄弟約於「甲申年」正月初七或初八寫了《挽曹雪芹》詩。如此就解開了曹雪芹卒年問題爭論中的死結。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楊興讓同志在研究《紅樓夢》的過程中，提出了另一個新觀點——林黛玉乃唐後主李煜的亡國奴說。他在《紅樓夢寫作思想》一章中提出了六個日期的重合，如薛蟠「五月初三日」生日，這日又是遮天大王聖誕日；又如林黛玉「四月二十六日」「泣殘紅」的日子，這與滿洲王朝多爾袞五月初二佔據北京，五月初三日開始發號施令和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城隔、四月二十六日開始大屠殺兩個歷史事實恰巧重合。還有，在這第三回到第十八回有一個極含糊的日期，但卻「深意存焉」。曹雪芹在小說中點明林如海亡於「九月初三」，而這個日子又暗合明末南京小王朝「戊子初三，命建祠南京，賜祠名旌忠，祀北京死難諸臣」的史實。乍看起來，這一觀點似與「附會」說相同，但認真推究一下，還是頗值得深入研究的。
《紅樓夢研究》中還有專章討論有關曹雪芹的《遺物「書箱」》和《版本問題》，以及《紅樓夢的框架結構》和《紅樓夢中的兩大疑案》諸問題，作者都一一作了詳盡的考證和分析，得出了自己的結論。限於篇幅，這裡就不再引述了。讀者諸君自會從本書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不久前，廣東《文化參考報》上刊載了一則短短的報導，其中引述了周汝昌先生的一段話頗有啟迪。周先生說，「看事情應從大處著眼，認識新事物開創之可貴，而不要糾纏於瑣屑末節。對年輕人的新思想，只要是真誠的，我們就不妨少一點『大怒』，多點『耐心』，不必生氣，不必譏笑，看看期間是否隱著些我們未知的東西」。我很贊同周先生的意見，如果我們學術界人與人之間能夠少一點大怒，少一點譏諷、少一點學霸氣，而多一點「耐心」、「愛心」，那麼繁榮學術、發展學術，就不會是一句空話。楊興讓同志雖然在年齡上已不是年輕人了，但他踏入紅學研究領域的時間卻是較短的，況且他完全是在業餘時間裡從事這項研究工作，因此我們每一位讀者對他書中的觀點、對他的研究成果，都應多一點耐心和愛心。
當我就要結束這篇序文的時候，忽然又記起了不久前從報紙上看到周汝昌先生的一段文字，我覺得有必要引在這裡，供大家一讀：
我時常向別人表明我從年輕人的智慧中獲得的啟迪和光芒，哪怕是一線之微、一瞬之暫。我從不害怕自己被他們「代替」或「淹沒」。
歷史證明了這一點。王國維、蔡元培、胡適、俞平伯，雖然遭受過「批判」，然而誰也「代替」不了他們，而他們在紅學史上的地位永遠也「淹沒」不了。
1992年仲秋節後二日寫於京華無涯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