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曹雪芹的社會思想
第二章 曹雪芹的社會思想
一、引 言
研究一個人的社會思想，無非從兩個方面著手，一個是他的著述言論；一個是有關他生平業跡的的傳記材料。但是這兩方面對於曹雪芹的研究來說，顯然還都是比較困難的。據目前大家公認的曹雪芹的作品，僅是一部殘缺不全的《紅樓夢》，而《紅樓夢》不僅又只是一部小說，而且是一部用「假話」掩蓋了「真事」的小說，其寫作本旨到底為何尚一直是一個謎。作為曹雪芹的傳記來說，不僅文字不多，而且也並未怎麼透露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甚至連曹雪芹的幾位朋友敦氏弟兄和張宜泉在他們的著述裡也閉口不談《紅樓夢》。這些都不能不為研究曹雪芹的社會思想帶來困難。
但是，是不是對於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的研究就無從下手呢？我認為，還不是的。目前還是挖掘出一些與曹雪芹有關的歷史材料。只是說某些材料被曲解，某些材料被忽視，某些材料研究得不徹底罷了。
對於曹雪芹的社會思想一章節文字的研究，我準備分開四個部分來談：
一是曹雪芹到底是漢族還是滿族，曹雪芹到底有沒有民族情緒。
二是也探討一下曹雪芹祖父曹寅雖貴為滿洲皇帝的親信耳目，但是卻在他與別人交往的文字裡留下了帶有民族思想情緒的痕跡，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三是通過曹雪芹密友張宜泉的思想的研究來看曹雪芹的社會思想。四是通過曹雪芹遺物「書箱」上的文字研究來直接探討曹雪芹的社會思想。因為「書箱」箱蓋背面的一首七律乃是曹雪芹保留下來最完整的一首抒情詩，不僅其詩句內容驚駭非同一般，而且還是曹雪芹的親筆手跡。關於曹雪芹的旗籍，張書才在他的《曹雪芹旗籍考辯》（見《紅樓夢學刊》1982年第3輯）已作了比較可信的論述；關於曹雪芹的民族問題，李廣柏在他的《曹雪芹是滿族作家嗎？》（見《紅樓夢學刊》1982年第1輯）一文中也列舉了詳實的材料，肯定了曹雪芹是漢族並非滿族。所以我對於曹雪芹的民族問題一節文字準備從簡，不準備用很多的筆墨。對於曹寅的民族思想問題，由於我並未有一些原始材料，僅只想依據周汝昌的文字並摘錄其文字作以說明。第三節文字是對曹雪芹至交張宜泉的社會思想的研究。由於未見人對張宜泉和《春柳堂詩稿》作系統地研究，即就是研究，錯誤也甚多。比如說徐恭時認為張宜泉是滿族。還有徐恭時認為《題芹溪居士》作為癸未年；曹已卒於壬午年，何來《題芹溪居士》作於癸未年一事？等等。於是，此節文字原本分為「小引」、「《詩稿》概況」、「《詩稿》中某些詩的寫作時間」、「《詩稿》的註釋問題」、「張宜泉的家世生平」、「張宜泉的社會思想」、「張宜泉與曹雪芹的關係」七個部分來研究，但考慮到與文章不協調，最後刪除其它六個部分只剩下「張宜泉的社會思想」這一小節了。
第四節文字，即曹雪芹遺物「書箱」上的文字的研究，本節只準備摘錄其七律詩中的「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諑玄羊重克傷」和「喪明子夏又逝傷，地坼天崩人未亡」四句來論證曹雪芹的社會思想，其它就不準備多談了。因為還有我1984年寫的專門討論曹雪芹遺物「書箱」的一篇未發表的文章也收入此書的第三章中，此處過多涉筆未免重複，因此只好寥寥數筆。
二、曹雪芹的民族問題
曹雪芹，究竟是滿族，還是漢族，還是滿化了的漢人，這個問題有必要說清楚：從歷史事實來說，我們必須還原於歷史的本來面目；從《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和曹雪芹的社會思想來說，弄清曹雪芹的民族問題，更有助於對《紅樓夢》寫作思想的研究和對曹雪芹社會思想的劃定。
在研究曹雪芹的民族問題之前，我們先來談一談曹雪芹的旗籍問題：因為大部分認為曹雪芹是滿族人的認識都來源於對曹雪芹的旗籍問題的這一認識。
1、旗籍
在曹雪芹的家世問題上，胡適第一次提出「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見《石頭記索隱·紅樓夢考證》第99頁）。解放後，何其芳和李希凡均在他們為《紅樓夢》版本作的序言裡寫道：「曹雪芹的先世是漢人，但很早就入了滿洲旗籍」，「成了皇帝的包衣奴才」（錄自趙宗溥《曹雪芹的旗籍問題考釋》見《學刊》1981年第4輯247頁）。其後，由於一些材料的出現，又有人提出曹雪芹是「正白旗漢軍」。
在曹雪芹的家世問題討論上，我認為應該將曹雪芹的民族問題和旗籍歸屬問題分開來談，如果籠統地像何其芳與李希凡那樣將曹雪芹定為「先世是漢人，但很早就加入了滿洲旗籍」，這種說法本身就是錯誤的。雖然這種說法是對胡適的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的錯誤說法的更正，但他帶來的後果恐怕更甚於胡適的「漢軍正白旗人」的這一說法。
由於社會上某些人一直認為「旗人」即滿人，亦即滿族，所以大部分人一看曹雪芹屬「正白旗」這一「滿洲旗籍」，便錯誤地認為曹雪芹是滿族人。
中華書局出版的《滿族簡史》，就將曹雪芹列為滿族最為著名的文學家。其書主要編寫人之一王仲翰，又專門寫文章，闡述曹雪芹是滿族正式成員。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的一些報導，並《辭海》中也都將曹雪芹定為滿族作家。這些定論恐怕就是「曹雪芹先世是漢人，但很早就加入了滿洲旗籍」屬於「正白旗」的含混用語帶來的後果。
關於曹雪芹的旗籍問題，《紅樓夢學刊》1981年第4輯刊登了趙宗溥的《曹雪芹的旗籍問題考釋》，1982年第3輯刊登了張書才的《曹雪芹旗籍考辯》，還有1979年第1輯馮其庸的《〈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考略》一文，三篇文章都引用並佔有了詳實的歷史資料。
在曹雪芹旗籍問題討論中，張書才的文章材料比較詳實，其論證也比較入理，也可以說其結論才比較徹底地解決了曹雪芹的旗籍最後歸屬問題。
馮其庸在他的文章中關於曹雪芹的「旗籍問題」的研究後得出的結論是：「曹雪芹上世的旗籍，是由漢軍旗轉入滿洲正白旗的，這才是他家的旗籍歷史演變的全部面貌」（見266頁。註：《學刊》與年份和輯期前已註明，均不再錄）。趙宗溥研究後得出的結論是：「曹雪芹是滿洲正白旗包衣的旗籍……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4）癸未除夕死去，他和『漢軍旗』根本沒有任何來屬關係」（見256頁）。馮趙二人的結論是解決了曹雪芹屬內務府正白旗包衣的問題，但並沒有解決曹雪芹的「包衣」的「滿」、「漢」的問題。
張書才用詳實材料從六個方面進行了闡述，得出：（一）曹雪芹是正白旗包衣旗鼓佐領下人；（二）旗鼓佐領乃漢軍佐領；（三）包衣漢軍佐領下人稱包衣漢軍；（四）包衣漢軍與包衣滿洲有區別；（五）包衣旗人不同於滿洲旗人；（六）曹雪芹隸正白旗包衣漢軍籍。張書才得出「曹雪芹不僅先世是漢人，而且在被虜入旗並輾轉成為皇室家奴之後，仍然被編在包衣漢軍佐領之下，屬於正白旗包衣漢軍旗籍，一般稱為內務府漢軍旗人，簡稱內漢軍」（見307頁）。
張書才不僅對曹雪芹旗籍下了正確的結論，其結束語還有好多精闢的見解，為省筆墨，此處就不錄了。
如果我們始終不弄清楚曹雪芹是滿洲正白旗下的包衣漢軍籍，一味含糊地認為曹雪芹「先世是漢人，很早就入了滿洲旗籍」，或曹雪芹是「滿洲正白旗包衣」或曹雪芹「可稱漢軍，也可稱滿洲」，或乾脆稱曹雪芹是「正白旗滿洲」，這將不僅混淆了歷史事實，恐怕永遠也揭不開《紅樓夢》的主題思想和曹雪芹的社會思想與民族意識。
2、民族
在社會上和官方以及某些書籍在將曹雪芹定為滿族之後，1982年《紅樓夢學刊》第1輯上發表了李廣柏的《曹雪芹是滿族作家嗎？》一文。其文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旗人≠滿族人」；第二部分是「曹家是漢人」。
在此文中，李廣柏提到王仲翰將曹雪芹劃為滿族的主要理由是「旗人即滿族人」（見195頁）。王仲翰提出了一個民族劃分辦法，即：「清代漢軍旗人的民族成份如何劃分的標準只能按當時是否出旗為民作為一條槓槓：凡是既已出旗為民的大量漢軍旗人或改回原籍的，就應該算作漢族成員了；否則就應該把他們當作滿族成員看待」（錄自李廣柏一文198頁）。
這實在是一個錯誤的民族劃分標準。一個民族成份怎麼可如此隨便劃分呢？劃分民族不同於劃分階級，階級是用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來劃分的，一個人幾年或甚至幾個月、幾天之內就可由一個階級轉變為另一個階級；但一個民族成員怎麼可輕易由一個民族變成另一個民族呢？階級地位是可以改變的，不管它採取什麼過渡形式，經濟過渡或暴力過渡，但一個民族卻很難過渡為另一個民族。
劃分民族固然是按地域、語言、風俗習慣和共同心理狀態來劃分；但某一個家族或某一個人是什麼民族，則不能按此標準來劃分，這裡存在著一個血緣問題。一個人的民族成份是靠血緣關係來確定的，並不是某個人想加入什麼民族就加入什麼民族，什麼人想承認他是什麼民族他就是什麼民族。儘管民族問題中也加雜著相當複雜的政治因素和社會因素，但血統則是劃分民族成員的一個重要標誌。
在旗人是否是滿族、曹雪芹一家是否是滿族的問題上，滿清皇帝口諭、律令以及曹家本人和曹雪芹的宗室朋友敦氏弟兄都作了說明。但我們今天的某些人卻違反民族劃分的一般標準，違反滿清當時存在的社會事實，強用自己的錯誤觀點加於古人，加於歷史，人為地造成不應有的錯誤結論，實在有些講不通。
曹雪芹一家雖然被列入《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但在乾隆初纂修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的凡例中就寫道：「乾隆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奏定：蒙古、高麗、尼堪、台尼堪（開原邊門外漢人）、撫順尼堪等人員，從前入滿洲旗內，年代久遠者，註明伊等情由，附於滿洲姓氏之後」（錄自趙宗溥《曹雪芹的旗籍問題考釋》一文252頁）。這裡就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是曹雪芹一家雖歸入《滿洲氏族通譜》，但他是按蒙古、高麗、尼堪（漢人）這些民族歸類列入的；二是這種列入是「附於」「滿洲姓氏之後」的。
這裡標明年代久遠的附屬於滿洲帝國的曹家等家族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他們的民族成份。
在曹雪芹一家是漢族還是滿族的問題上，我們不妨來看李廣柏和張書才引用過的一些材料。
天聰八年五月，皇太極在一道上諭中說：
朕仰蒙天眷，撫有滿洲、蒙古、漢人兵眾。（抄自李廣柏一文195頁）
道光年間宗室奕賡在其《寄楮備談》中說：
內務府三旗漢軍佐領，俱名旗鼓佐領，舊作齊固佐領。（抄自張書才一文291頁）
乾隆年間宜興編纂的《清文補匯》卷六頁三五，光緒年間志寬，培寬編纂的《清文總匯》卷六頁一四，也都有「旗鼓佐領」專條，兩書同樣寫道：
旗鼓佐領，乃包衣漢軍佐領。（抄自同頁）
康熙《會典》卷一509頁《內務府二·會計司·三旗經管錢糧》下載明：
順治元年令：原給地畝之人並帶地投充者，歸並於漢軍佐領之下，催征錢糧草束，交該管官收貯。（抄自張文292）
卷一53頁——《內務府五·都虞司》下又說：
凡三旗護軍：內務府滿洲佐領下設護軍十五名，漢軍每佐領下設護軍十名……順治十八年令：滿洲每佐領下各添護軍五名，設軍校二員；漢軍佐領及渾托各設護軍十名，設護軍校一員。（抄自同頁）
在《內務府來文·人事類》檔案中，順天府學政關於包衣人員考試的咨文一再申明：
至包衣生監，務即註明滿洲、蒙古、漢軍以及官民字樣……照得本年歲考，……希將內務府包衣滿洲、蒙古、漢軍應試文童冊結，務於文到即日內咨送本學政堂衙門，以便匯冊咨送兵部考試騎射，定期府試。（抄自張文293頁）
同檔案的禮部咨文也說：
本人如系包衣佐領、管領者，滿洲即寫滿洲，蒙古即寫蒙古，漢軍即寫漢軍……（抄自同頁）
同檔案吏部致內務府的咨文有：
現任內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官員，凡有包衣人員，於各員名下註明包衣字樣，咨復本部。（抄自同頁）
除此之外，張書才在其文中還引用了大量的歷史材料，此處就不一一抄錄引用了。不過我們從滿清皇帝的上諭和有關滿清各制度的規定中，均可看出滿清政府並沒有把入旗或已成為內務府的漢族包衣當作滿族成員看待。
再來看看滿清有關曹雪芹一家是漢族還是滿族的一些直接材料。
康熙皇帝在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和李煦奏請讓滿族人滿都暫署鹽運使的奏折中批復道：
兩淮運使，甚有關係，所以九卿會選，已有旨了；況滿洲從未作運使之例，不合。（抄李廣柏一文202頁）
雍正七年，內務府為補放內府三旗參領等缺，請皇帝欽點的名單中有：
尚志舜佐領下護軍校曹宜，當差共三十三年，原任佐領曹爾正之子，漢人。（抄自同頁）
這曹宜不是別人，他就是曹雪芹的叔祖。
我們由這兩條可以看出曹雪芹一家並未混入滿族，不論在康熙朝，還是雍正朝，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和其叔祖曹宜在皇帝及其政權的眼裡，都是地地道道的漢族人。
我們也來看看曹雪芹祖父曹寅關於自己民族的自白：
曹寅和李煦在奏請讓滿人擔任兩淮鹽運使的奏折中寫道：
查定例內運使無題授滿洲之例，臣等不敢破例冒昧陳請，惟求皇上恩允暫留滿都署理運使印一、二年，與臣等同心協力，將從前積欠設法補完。（抄自李廣柏一文202頁）
這是曹雪芹家關於自己是何民族的自白。在這裡可以看出曹寅並沒有敢把自己當作滿族人看待。
還有曹寅與河北豐潤縣曹鼎望的兒子曹鈖、曹鋡交往甚深，曹寅在給曹鋡的詩中有「吾宗自古占騷壇」（指曹操父子）。在這裡也足見曹寅以漢人自居，並引以為自豪。
到了曹雪芹的曹家沒落時期，宗室在《寄懷曹雪芹》中寫道：「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這又從一個側面說明曹雪芹一家是漢族人。
從以上材料來看，我們不論從民族劃分標準，還是從滿清王朝的律令規定與滿清皇帝的上諭批示，還是曹雪芹祖上的自白以及曹雪芹的宗室朋友對曹雪芹民族問題的認可，都可以看出曹雪芹乃是一個漢族人，並非什麼滿族人。
三、曹寅的民族思想
在討論曹雪芹社會思想的問題時，我覺得有必要把其祖父曹寅的民族思想拿出來略微研究一下，從曹寅民族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曹雪芹的反清思想在其祖父時期就已開始發生裂變。
由於對《紅樓夢》和曹雪芹的研究，一些紅學家自然將筆墨涉及到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不過在對曹寅的研究問題上，諸紅學家卻一致認為：曹寅在舉地方百務，官民動態，太時歲收的同時，還肩負著籠絡一批江南名流的特別使命。其結果是：「消彌了明末士大夫『匡復漢威儀』的民族運動；監視了江南官吏的胡作非為；密報了江南民情與生產」（抄自劉長榮《玄燁與曹寅關係的探討》一文。見《紅樓夢學刊》1981年第2輯第333頁）。還有，曹寅在鎮壓「四明山」「反清復明」的農民起義問題上，為康熙皇帝刺探情報，「擔任了不光彩的職責」（同上）。
這樣，諸紅學家在研究曹寅生平和其思想上，特別是曹寅的民族意識上無疑忽視了一個不引人注意的但卻是一個極重要的一面。
在曹寅的舉地方百務，官民動態，太時歲收的問題上，我並沒有什麼異議；但在對待曹寅籠絡江南名士和作為康熙皇帝耳目刺探江南農民起義的情報問題上，我還不敢苟同諸紅學家的觀點。
曹寅是以一個「家奴」出身出任江南蘇州及江寧織造的，並最後擢為三品「通致使司通政使」，亦曾一度充作了康熙皇帝的親信耳目；他在舉報一些江南官吏的胡作非為和江南一些民情生產上，確實也是盡心盡力的，有時可能也是就是如曹寅自己所說的「即肝腦塗地，亦不足仰報高厚於萬一」（見易管的《江寧織造曹家檔案補遺》上。載《紅樓夢學刊》1979年第2輯329頁）的。但我認為，我們不能用此來硬套曹寅在鎮壓漢族人民的反清起義上和收羅明末遺民、消彌他們的反滿復明運動上同樣忠心耿耿於滿清王朝和康熙皇帝。
在對待曹寅的為康熙密報江南反清復明的民族起義的問題上，劉長榮在他的《玄燁與曹寅關係的探討》中抄錄了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江寧織造曹寅奏報自兗至寧一路聞見事宜折》。其折為：「臣聞得四明山通福建，歷來盜賊之巢穴，此輩皆在別省行劫，歸藏山中，形跡幽秘，其由來已久。以前未嘗不犯，問官只問眼前，現在之案，不株連根抵，故四明山巢穴，人皆不知。去年有百姓未下海（與朱三太子有關——劉注）之謠，又巡撫中軍令披甲拿人，致令上下紛擾；故問官詳據口供。今蒙皇上差各大臣嚴審，將來自可窮絕根窩，永無夜警。至於纖僧一念委給札付之事，即如響馬賊歃血結盟一類，皆由於地方官懦弱懶惰，誠如聖諭不勤不慎所致」（見劉文331——332頁）。劉長榮好像以此就是曹寅刺探密報江南民族起義的一個證據。但曹寅的這一奏折顯然有一個不得已的成份：曹寅並非一個屈膝求富貴的賣國者，他是一個幾代就淪落為滿清皇室的家奴，他必須有他盡忠於滿清皇室的成份。關於這一事，我們不妨看看幾個月前，即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廿日曹寅的一份奏折。
江寧織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謹奏：恭請聖安。
臣前具摺啟奏，伏蒙御批：「今歲江南亢旱，朕心甚是不安。又聞盜案甚多。欽此。」皇上憂民憂歲，雖在邊陲，櫛風沐雨，猶時時俯念江南，有加無已。臣寅跪誦之下，不勝感泣。臣系包衣之奴，蒙聖恩拔於下踐，參列人群，但臣職司絲鹽，不敢越位妄奏。今蒙諭旨，敢不竭誠剖實具以上聞。（錄自易管《曹家檔案史料補遺》（上））
我沒有見過曹家奏折檔案的全部材料，我手中只有《紅樓夢學刊》1979年第2輯和1980年第1輯易管的《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補遺》（上）與（中），所以，我對曹家的奏折瞭解就難免以偏蓋全了。但是，就依此曹寅奏折中談到他「越位妄奏」「盜案」一事，也可見實出於不得已成份。
還有以下曹寅對「盜案」的一些奏折：
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廿日曹寅給康熙奏折的後半部：
……再，盜原系浙江舊案，鼠竊狗偷之輩。當時匿家光福山中，轉攀拿獲，自知不免大戮，恐該衙門動刑痛苦，遂妄為大言，使問者不敢施威，以免一時之累。緣巡撫遠出蘇城，又無老成之官，一時城柵過於嚴防，以致百姓驚慌。其實不過甚常盜案，並無連海結夥不軌之事。後恭聞皇上聖諭，責地方以不加查察盜案，凡臣民無不歡忭，以為天鑒如臨，明洞萬里。目下各官知戒，小民俱安堵如常。理合一併具摺奏聞，伏乞聖鑒。
曹寅奏陳浙江審張廿一案由摺：
原附康熙四十七年閏三月十二日開案摺內。
浙江審事略：
浙江所審之案，張廿一、張廿二，即江南獲解之張君玉、張君錫。廿一妄稱總爺，廿二自稱二爺。又有陳天祥、王文秀、王公亮妄稱將官，施爾遠稱施先生，又稱軍師。又有未獲之葉天祥，妄稱先鋒。此輩無知之徒，自稱此等名色，其實每人名下率領不過五六人，六七人不等，其餘或被捉挑行李，或雇跟隨服事，多系誤入。其所稱朱三太子，不過借端煽惑，恐嚇愚民。一時受刑，輾轉胡報，究竟供稱某人與朱三太子往來，某人系朱三太子不離左右；與供其所居門面樓房如何，其人年紀面貌如何，有子若干？及提到細問，總屬不符。（其下還有奏報「一念」「朱三太子，一名禾老先生」等案，文字太長，不錄）。（見同文335——336頁）
曹寅奏陳江西地方盜案摺：
原附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四日請安摺內。
再，臣探得江西彭澤縣地方有盜案一起，內有劉名揚、朱黃友二名漏網脫逃，地方官將伊家屬拘禁。而劉名楊、朱黃友遂勾結各處流民，糾合二百餘人，欲圖劫獄。因借此恃強搶奪客商米船，當經地方官傳集士兵等人，協力擒拿，已經安定。又聞望江、宿松、桐城、太湖、建德等處，因舊年地方荒歉，窮民乏食，遂有地棍勾連，向殷實之家借米索食，地方官亦現查拿撫慰無事。誠恐流言訛傳不一，有廑聖懷，故敢奏聞伏乞睿鑒。（見同文343頁）
我們從以上抄錄的曹寅這些有關「民變」「盜案」以及一些「反清復明」的起義奏折中看到，曹寅是向康熙皇帝密報了事情；但是，我們也從這一些奏折中也看到曹寅在奏折中有意偏袒江南一帶人民，曹寅絲毫沒有誇大事件，而且每每有縮小事件的成份。比如說奏折中的「其實不過甚常盜案、並無連海結伙不軌之事」和關於張廿一、張廿二案件奏折中的「此輩無知之徒，自稱此等名色，其實每人名下率領不過五六、六七人不等，其餘或被捉挑行李，或雇跟隨服事，多系誤入」，以及另一個奏折的「又聞望江、宿松、桐城、太湖、建德等處，因舊年地方荒歉，窮民乏食，遂有地棍勾連」等語，這些奏折用語實有縮小事件的成份，它跟一些繳功行賞過分誇大其詞的奏折相比，我認為還是有根本的區別的。最起碼來說，這種奏折避免了滿清王朝對江南一帶人民的大屠殺。至於奏折中一些對反清頭領的一些誣蔑之詞，此官樣文字總要得寫的。
有些人也可能會說，不論怎麼說，曹寅畢竟向康熙皇帝奏了些一些密折，為康熙平息江南一些反清復明起義起了作用。但我們話又說回來，康熙帝每每向曹寅李煦等下旨「爾密密訪問明白奏來」「再查再奏」（抄自劉長榮一文，見333頁），曹寅能不上奏一些有關事件嗎？而且康熙皇帝在曹寅上奏的「曹寅奏陳浙江審張廿一案由摺」上已批有「山東地方將姓朱的父子三人都已拿住了，口哄（供）亦甚明白，但一念拿住方好」和在「曹寅奏僧一念輯獲日期摺」上已批的「早已知道了」以及在「曹寅奏報朱三太子在魯獲解摺」上批的「已有旨了」（見《學刊》1979年第二輯易管編的《曹家檔案史料補遺》336頁、340頁、338頁），這都說明曹寅奏報這些不奏報這些都無所謂，在曹寅奏報這些之前，康熙皇帝已知道了全部，而且已行文下旨了。那麼說來，曹寅就不奏報這些，又對於當時一些反清復明勢力又有何用呢？
不論怎麼說，在曹寅密奏江南一些反清勢力的問題上，我認為：其一是曹寅作為康熙皇帝耳目，在此問題上，他還有一個不得已的成份。其二是曹寅在密奏此事上，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它避免了一些血腥屠殺，這還是偏袒於江南的漢族人民和一些抗清志士們的。當然這種奏折也無形中起到了緩和滿清王朝和江南人民的矛盾，起到了維護滿清王朝的作用。
在人們認為曹寅在密奏有關江南抗清民眾起義的同時，人們還幾乎一致認為曹寅在收買籠絡軟化江南的一些「匡復漢威儀」的明末逸民，在有意的消滅明末士大夫的反清復明的民族運動。在這個問題上劉長榮在他的《玄燁和曹寅關係的探討》一文中似乎特別突出。劉長榮認為康熙曾「密詔曹寅作好江南統戰工作……玄燁密令曹寅擔負了統戰重任。但恐露馬腳，玄燁再三囑咐『千萬不可露出形跡方好』、『以後有聞地方細小之事，必具密折來奏』、『有什麼閒話，寫折來奏』、『凡奏折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聲，關係匪淺』」（見《學刊》劉文326頁）。
對於劉文這一段康熙密令曹寅作江南「統戰」任務的文字，由於劉文未引明出處，也未說明此幾處的引文是專指康熙指示曹寅籠絡江南逸民一事，還是兼指曹寅密報江南的地方百務，官民動態各個方面的，這個我不明白。不過劉文在下一頁有這麼一句話，就是「曹寅交契，似乎有意偏重於明末士大夫，若非玄燁指示，難道不怕玄燁懷疑」（見《學刊》劉文327頁），若按照劉文這句話的意思，「難道不怕玄燁懷疑」將成為曹寅結識江南名士乃是受了康熙秘密指使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過在這裡，我希望劉長榮弄清楚一個時間界線問題，也即就是劉長榮自己指出的「杜（+睿）大曹寅55歲，杜芥大曹寅52歲」（見劉文326頁）。實際上劉文這種說法不確。
杜（+睿）生於1611年，死於1687年，死時76歲。曹寅生於1658年，死於1712年。杜（+睿）應比曹寅大47歲，而不是55歲；杜芥比曹寅大44歲，而不是52歲。我們按杜（+睿）死時76歲，曹寅又比杜（+睿）小47歲，按此計，杜（+睿）死時，曹寅才29歲。在這個時間，曹寅尚未曾出任江南。曹寅出任蘇州織造時為33，出任江寧織造的時為36歲。這是劉長榮一文中提供的材料。既然如此，劉文指出的曹寅在29歲前結交江南名士杜（+睿）等人是受了康熙皇帝密詔指使，這豈不成了一句空話了嗎？反過來也就是說，既就是康熙指使曹寅秘密做一個文化特務，結交江南名士，那亦當在曹寅上任就職江南之後，絕不會在曹寅與杜（+睿）杜芥交往這個時期。
在曹寅與明末士大夫的交往問題上，周汝昌在他的《獻芹集》一書中的《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一文裡，倒提供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周汝昌在其文中談到曹寅與明末逸民的交往問題上，他感到「新奇的，是一大串的『草衣卉服』的『巖穴幽棲』者，竟和滿洲內務府郎中、蘇寧織造曹寅交往過從，而且還不是一般的交往過從」（見周文65頁）。周汝昌在談到這些交往過從中特別強調了一個身價氣節極高的杜蒼略。
據周文介紹，僑居南京最避遠的地方的杜蒼略，氣節極高，也極難接近，但他和「曹楝亭從很早就成了知交」（見67——68頁）。
周汝昌又寫道：「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曹璽既卒於官，有詔晉曹寅為內務府郎中，即須進京當差；這時曹寅在南京已經安居二十三年之久，至此遂賦北征。登舟之日，杜蒼略特意江干送別，並珍重以詩為贈。這首詩——五古為體，《思賢》名篇，長達三百四十言」（見68頁）。周汝昌認為這首「《思賢》名篇」「情詞切至，真是非同小可」（同頁）。
對於此「長達三百四十言」的《思賢》名篇，我未見全部，周汝昌在其文中這樣介紹道：
那詩中有云：「曹子在金陵，游宦同世籍；言非父母邦，眷戀朋友契；讀書二十載，與我傾蓋立」；今天，「舉目判關河，攜手百端集」了，感懷無限。後言「宿離（讀若儷——周注）恆不貸，憂患亦難述；伊余既締交，寧禁彈清瑟？擺脫優遊談，欲寬行者恤。」意謂既屬深交，無事膚泛，欲吐肝隔，以慰行人。他教導楝亭，要明哲、素位，勿貪富貴，以老子「外身」箕子「恭」「壽」（九疇中恭為「五事」之先；壽為「五福」之首——周注）、周易「柔順」之道為處世南針，可以春水野航、悠遊自泛，最好努力從事著述、賞奇文，析疑義；最後，舉吳季札和曹子建二賢為例，要他深思遠鑒。（見同頁）
周汝昌在談完這杜蒼略的「《思賢》名篇」後，認為「這事真透著『玄』」；並隨後介紹了在這之前，曹寅和杜蒼略的交往中，曹寅曾對杜蒼略有「願為筇竹杖」之言，從其中可見曹寅對杜蒼略「傾倒之致」（見同頁）。
這是周文中介紹的曹寅與杜蒼略的一段關係。
在這裡，我接著談劉長榮一文中所涉及到的曹寅與杜蒼略交往的時間界線問題。曹寅之父曹璽卒於織造署時，曹寅27歲，曹寅奉旨升為內務府郎中北上時，曹寅28歲，此時杜蒼略寫了《思賢》名篇。既然如此，曹寅與杜蒼略深交之年也當在曹寅28歲以前，這裡也根本談不上什麼曹寅受了什麼康熙密旨在履行「統戰」任務的問題。
既然二人的深交關係不是屬康熙什麼密旨所左右，也即是曹寅此時並非以一個文化特務的身份在愚弄杜蒼略，那麼，這裡面二人深交必然有另一個原因。
除了康熙指令這一特殊原因外，人跟人的交往顯然還有其它成份，這就是慕勢，貪財，慕品德、慕才、慕氣節等。曹寅與杜蒼略自然也不例外。但作為曹寅這一方，是一個顯赫滿清皇家官奴；而作為另一方的杜蒼略，卻是一個民族氣節極高的擁明排滿分子，二者毫無相通之處。這又倒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交往並以至成為至交——曹寅北上時，杜蒼略寫三百四十言長篇《思賢》名篇相贈；而曹寅又對杜蒼略「願為筇竹杖」的如此傾服。這裡面兩人默契的成份到底是什麼呢？難道真的除了人們認為的曹寅負有「統戰」的特殊使命之外，莫非杜蒼略還有慕勢利逐富貴的成份？這些對於一個氣節極高的杜蒼略來說，顯然絕對不可能。
除此之外，難道杜蒼略對曹寅的交往還真有慕曹寅之才之德的成份？不過，在這裡請不要忘記，明朝初亡，漢人淪為亡國奴，在這種時候，這一些以反清復明為己任的氣節極高之士真會在此之時去有心慕一個滿清家奴的才華？這自然也不可能。
那麼，我們就得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問題了。即曹寅能夠受到氣節極高的明末名士杜蒼略的青睞，如果單憑曹寅之才或禮賢下士之德顯然是不夠的，這裡面二人必須有一個共同的語言基礎。常言道：「話不投機半句多」，何況二者還是屬於兩個不同的敵對陣營。
我們在這裡能不能考慮到這一個問題：曹寅的祖先，我們不論他們是怎樣淪為滿清王朝的家奴，但曹寅之父畢竟是為滿清王朝賣命並屢進前程的；但到了曹寅時代，雖由於其父其母的特殊原因並成為康熙皇帝的親信，但曹寅在其年輕時期，在與明末氣節極高的一些名流的交往過程中，是否有一個民族意識的「復原」這一問題。也即是在曹寅在與杜蒼略等人的交往過程中，不是杜蒼略等人被曹寅收買籠絡了；而是曹寅被一些明末反清復明的志士的意識異化了。
這看來是不可能的問題，但它卻是我們研究曹寅民族思想裂變的一個不可逾越的問題。
對於此一事，曾引起了周汝昌的疑問，周汝昌按照他的不明白曹寅與杜蒼略的特殊交往的思路查到了曹寅「寄詩集於蒼略求序」一事。周汝昌寫道：
楝亭既與蒼略分襟，想念特甚，至屢行夢寐；蒼略得知之下，感懷賦詩，寫出：「異姓交情篤，唯君知我心；情疏千里外，夢寄一燈深……」（著重號為周所加）的句子，太息「茅屋」「華筵」，等倫非匹，人生夢夢，覺路難尋。分別四年之後，楝亭寄詩集於蒼略求序；次年七十三歲的老人，特濡大筆，又寫下一篇驚心動魄的文字。（見周文69頁）
對於周汝昌的這一段話，我不太明白。周汝昌筆下的「分別四年之後，楝亭寄詩集於蒼略求序」是指曹寅28歲二人離別之後，還是其它時間。若按蒼略73歲寫序，當在曹寅39歲之時（因為蒼略比曹寅大44歲），亦當曹寅已在江南任職之時。
對於杜蒼略寫的「驚心動魄」的序文，我沒有見過，周汝昌筆下介紹是這樣的：
那序上來就單刀直入：「與荔軒（曹寅——周注）別五年，同學者以南北為修塗、以出戶為戶限，每搔首曰：『荔軒何為哉？』」這先是老實表明曹寅於「同學者」乃是「異類」。接云：「既而讀陳思（曹植——周注），《仙人篇》，詠閶闔、羨『潛光』，乃知陳思之心，即荔軒之心，未嘗不爽然自失焉！」這說明這位「異類」的思想實與「異類」不同。然後說荔軒以詩為性命，輾轉反側，無時不有詩魁壘郁勃於胸中，「精微爛金石」，與曹植何異？然而曹植當日，有劉楨、王粲、丁廠異為唱酬，有白馬王彪為弟兄，求知甚易，今荔軒兩千里外，獨求於我，「如魚山天樂，寫為梵音；此予所以欲箋釋要眇，為之旁皇撫卷而不能已也！」最後說，讀荔軒之詩，當知人論世，蓋其詩中有物，有「奇懷道韻」，有「君子之心」，有「要眇」之音，最為要緊；「使徒賞其詩、淵淵爾、鏘鏘爾，非曹子所以命予者已！」（見周文69頁。著重號均為周所加。）
周汝昌在寫完這些之後，認為：「這簡直『玄』透了」（同上）。
我們從周文如此簡短的介紹中，不難看出，杜蒼略認為曹寅的詩，特別是在杜蒼略看了曹寅的詩之後又看了曹植的《仙人篇》之後，得出：「陳思之心，即荔軒之心」也。杜蒼略此句評釋，實亦不過是他序中說的曹寅的詩乃「如魚山天樂，寫為梵音」；杜的序文乃「箋釋要眇」而已。
對於曹寅與曹植的對比一說，朱淡文在他的《曹寅小考》（見《學刊》1982年第3輯）一文中，曾認為杜芥在康熙二十四年五月送曹寅北上寫的《思賢篇》中的曹植與吳季札一事，乃是指曹寅還有一個同胞弟弟曹宣（見《學刊》276頁），並論證了曹寅與曹宣的兄弟不合。當然朱淡文在他的文章中僅涉及到杜蒼略寫的《思賢篇》，並未談及杜蒼略為曹寅詩集寫的序文中的「陳思之心，即荔軒之心」一事。
不過，雖然我對朱淡文一文暫且尚看不出什麼毛病來，但我也不敢將杜蒼略筆下曹寅與曹植的對比一事簡單地認為是指曹寅曹宣兄弟不睦。因為在杜蒼略筆下的對曹寅這個「以南北為修塗，以出處為戶限」的「異類」的「釋要眇」一詞就簡單到如此地步。
在這個問題上，幸喜的是周汝昌又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他後來讀到的「楝亭過東阿絕句」一首，其詩為：
不遇王喬死即休，吾山（即魚山——周注）何必樹松楸。
黃初實下千秋淚，卻望臨淄作首丘。
周汝昌又談到曹寅又在他自己寫的詩下注了「子建聞曹丕受禪，大哭。見魏志。」（見周文69——70頁）
在曹寅的民族思想問題上，杜蒼略的「驚心動魄」的序言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駭人的事實，即曹寅的心理實乃是曹植的心理；而周汝昌列舉的曹寅的「過東阿」絕句更直接的說明了這一問題：曹寅詩集中的《仙人篇》的思想並不是什麼仙境仙人；而他的「天樂」「梵音」實乃是不忘、亦不滿於曹丕篡漢一事，實即指不滿於滿清王朝借明末農民起義之機滅掉了幾千年的華夏古國。在這個意義上，特別是「卻望臨淄作首丘」這最後一句，乃是借《後漢書》《班超傳》「上疏」中的「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仍在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豈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以及其它有關「首丘」的古典在發洩他思想深處的民族亡國恥辱。曹寅好像還怕別人不明白，又專筆注了曹丕纂漢這一古典。
當然，曹寅這一民族思想乃是一種漢族與邊遠少數民族政權的「正統」觀念，不是曹植思想中的朝代更替的君臣正統觀念。
周汝昌對杜蒼略的序言中的「陳思之心即荔軒之心」一事，在他讀了曹寅自己寫的並自注的「過東阿」絕句之後，「又讀了復社張溥之論子建」。周汝昌說張溥之論道：「論者又云：禪事代起，子建發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終身臣漢。當然，則王者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將登箕山而問許由焉」（見周文70頁。著重號為周所加）。在周汝昌讀了張溥之此段話之後，「於是恍然，杜老（蒼略）微詞閃爍地所謂『陳思』的『君子』的那『之心』，就是這個『臣漢』『之心』了」（見同頁）。
周汝昌算是明白了一個問題。周汝昌由發現曹寅與一批江南逸民的交往的不尋常，最後逐步查對到曹寅的「臣漢」之心，這無疑是一個新的突破。
本來當周汝昌在曹寅思想研究上大有進展的時候，周汝昌卻怕涉「索隱派」之嫌，而忙忙退卻了。周汝昌在他得出的曹寅有「臣漢」「之心」之後寫道：
這也許是「求之過深」罷。說曹楝亭必有此心，則鑿；然而，說杜蒼略必無此意，則固。……但要看看楝亭的……「鸚鵡巢中感『寄生』」，「羞入金瓶伴牡丹」，……「服官愁過日，識字悔終天」……「迴翔幾觸抨弓怒」……——我們就可知道：要真正深刻地瞭解他，並不容易。說曹楝亭如「索隱派」所解於雪芹的是有「反滿復明」的思想，那也許是個笑話；而把他只看作滿洲豪華公子、八旗達官貴人，則誠恐又失之太簡單。這是個複雜的題目，這裡「話」不清。（見周文70頁）
這裡根本不存在什麼「『話』不清」的問題，實際上是周汝昌有不願深究、到此為止的問題。作為曹寅思想的研究，本來已明顯地存在這麼一個問題：曹寅這個滿清的皇室家奴為什麼受江南一批明末名士的青睞；而且曹寅又為什麼對民族氣節極高的杜蒼略傾服之至，以至「願為筇竹杖」；還有曹寅為什麼與明末江南一批名士的交往中有「羞入金瓶伴牡丹」（見周文70頁，此詩出處不詳），「臨風漸影形」（見周文65頁、出處也不詳），也即周汝昌說的曹寅「自漸形穢」（見周文65頁。著重號為周所加），其根本原因就是：曹寅乃是漢族，其父雖在忙於建功立業，效忠於滿清王朝，但到曹寅時，在曹寅與明末江南一批名士的交往中，曹寅逐步在被這一批名士的民族意識復原，最後發展到有如不滿曹丕篡漢一樣的不滿滿族吞併入主華夏，常以曹植「終身臣漢」以自喻。
當然在曹寅的思想問題上，我也不贊成曹寅有「反滿復明」思想；但是我也不同意周汝昌認為這「是個笑話」。在這裡，我請周汝昌弄清楚一個界線問題。即「索隱派」是在研究《紅樓夢》而不是在研究曹寅。還有「索隱派」的「反滿復明」論的蔡元培在他的「索隱」裡提出的「《石頭記》自明亡始。第一回所云，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蘆廟起火，燒了一夜，甄氏燒成瓦礫場。即指甲申三月間明愍帝殉國，北京失守之事也」（見《石頭記索隱·紅樓夢考證》第7頁），這種見解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果《紅樓夢》不存在「真事隱」與「假語村言」的問題，那麼一個偶然的憑空偏造的「三月十五日」自然與李自成三月十五日兵臨城下，三日後攻破北京城池，明愍帝三月十九日上吊煤山這一歷史事件無關；要說有關，自然是一種附會的偶合。但《紅樓夢》是一種以「真事隱」與「假語村言」為基調的「遊戲筆墨」；而且還有幾處的《紅樓夢》日期與明末清初事件有關，比如說，一個令人不解的薛蟠「生日」的五月初三和林黛玉的「泣殘紅」的四月二十六日，被曹雪芹寫成同一天又不同一天，這本身就是多爾袞於五月初二佔領北京、五月初三發號滿洲命令和「揚州十日」於四月二十六日開始大屠殺日期的變相重合。
《紅樓夢》的「索隱派」認為曹雪芹有「反滿復明」（實際上曹雪芹是一種「反滿復漢」思想，張宜泉的「浮名應付楚弓遺」和《紅樓夢》中的有關內容便是一個明證），但這並不意味著曹寅有「反滿復明」思想，因為曹雪芹與曹寅畢竟所處的時代與地位不同。曹寅僅有不滿於滿洲入主華夏有背於他的民族「正統」觀念而已，其「臣漢」思想才是曹寅民族思想的精髓。
對曹寅思想的研究，周汝昌除了以上研究外，在其文中還列舉了曹寅在他的《續琵琶·制柏》一折中借蔡文姬之口寫出的一隻《風雲會四朝元》的曲子。其曲中有「胡羌獵過，圍城所破多，斬截無遺，屍骨撐臥。婦女悉被擄。又長驅西去，詈罵難堪，捶杖頻加、號泣晨行，悲吟夜坐。——欲坐無一可！（口茶）！彼蒼者何辜，生長中華，遭此奇（厄）禍？……」（見周文36——37頁）。
這是曹寅筆下的詞語。這詞語實不過是當時滿洲殺掠遼東一帶的寫照，這個問題周汝昌已作了舉例說明，此處沒有必要再重複了。不過只要我們細心一看，從曹寅「胡羌」一詞的運用和曹寅的沉痛用筆就足見曹寅的民族意識如何了。
曹寅的民族思想就研究到這裡。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不要只看到曹寅與康熙皇帝特殊關係一面；還要看到曹寅在明末名士交往過程中其民族意識「復原」的一面。這曹寅思想的兩面性就變成了曹寅既有報效康熙皇帝的「知遇之恩」，又有不滿於滿清借明末農民起義亡明之機而強奪入主華夏的「臣漢」「之心」，它組成了曹寅獨特的民族思想。
我們通過對曹雪芹祖父曹寅思想的研究過程中的發現，曹家的民族意識在曹寅時期就開始發生裂變，他已不是一個純粹效忠滿清王朝的忠實「奴才」，而是一個頗感民族恥辱的炎黃子孫。當然由於其地位所在，曹寅思想當然還發展不到徹底與滿清王朝決裂的程度，不過曹寅的這種民族思想已為曹雪芹的更強烈的「反滿」民族意識開了先河。
當然對曹寅民族思想的研究，它對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的研究，僅僅是一個側面，也即是曹寅的民族思想對曹雪芹思想潛在影響的一面。至於曹雪芹是否有一個「反滿復漢」的民族思想，我們下面再接著研究其它一些問題。
四、張宜泉的社會思想
對於曹雪芹社會思想的研究，在當《紅樓夢》真面目尚未確切弄清以前，我們還是先對與曹雪芹接觸比較頻繁、交往比較密切的一些人物來進行研究，正像通過曹寅和杜蒼略的關係研究一樣，這樣可以從側面披露曹雪芹的一些思想內幕。
在我們已知的曹雪芹的交往中，關係密切的有敦氏弟兄，還有一個張宜泉。當然還有一些其它人，包括一些市民、農夫、小商小販、優伶、店主和店員，甚至還有一些達官貴宦和一些小官員們，以及一些其它詩朋酒友。這個問題不僅從《紅樓夢》作者筆下的紛繁的人物素描中可以看出作者交遊之廣，而且曹雪芹當時的處境要求曹雪芹必須應付如此繁多的社會場面，不得不接觸各種五花八門的社會人物，這是曹雪芹社會環境變遷的必然。但是，這一些人際交往卻無法說明曹雪芹的思想意識。比如說，曹雪芹與鄰居們的交往，甚至促膝而談，不論是農夫，還是市民小商小販們，儘管這些談話是誠心誠意的，但大多數是為了消遣，曹雪芹不會暴露他的靈魂深處。比如說曹雪芹也會跟一些酒店主僕談心，但這大都是曹雪芹作為店主常客而敘故。又比如說曹雪芹得與某些達官貴宦或小官吏們周旋，但這大都是為了應付場面而逢場作戲。當然，我們不能說曹雪芹在與這些紛繁的人物交往中，不可能在某些人物中間一點也不暴露他的社會思想。但是對於這些來說，顯然還有最起碼的一條：這還缺乏文字記載。就目前看到的與曹雪芹交往的文字記載中，很直得注意的是敦誠敦敏弟兄和張宜泉三個人。
作為敦氏弟兄和曹雪芹的關係，顯然也非同一般，自然也有互吐肝膽的地方。比如說曹雪芹一次訪敦敏，敦敏未出，正好碰見敦誠，敦誠立「解佩刀沽酒」以待雪芹，於是二人借酒長歌，出語不凡，這是一例。還有曹雪芹死後，敦誠有「三年下第曾憐我，一病無醫竟負君」的詩句，這詩句顯然也屬肺腹之語。這些都說明敦氏弟兄與曹雪芹的交往之深厚了。
敦氏與曹雪芹如此交往，其中顯然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敦誠的五世祖先是努爾哈赤的第十三子英親王阿濟格，阿濟格後被賜自盡，開除出宗室；曹雪芹也因抄家而淪落京師，敦氏弟兄與曹雪芹處境相同，二人有同病相憐之感。二是敦氏弟兄和曹雪芹在詩的造詣方面，雙方都達到了互相傾慕的程度。如敦誠在他的「寄曹雪芹【HT6】霑【HT5】」中有「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籬樊」一語。三是敦氏與曹雪芹的某些情趣相投。如敦誠《贈曹雪芹》中有「步兵白眼向人斜」，敦敏《贈芹圃》中有「一醉（毛＋冒）（毛＋匋）白眼斜」和敦誠《寄曹雪芹【HT6】霑【HT5】》中有「接籬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捫」。這些情趣相投顯然也是敦氏弟兄與曹雪芹交為好朋友的基礎。如果敦氏弟兄視曹雪芹的如此放蕩不羈為不雅，那麼敦氏弟兄和曹雪芹絕不至深交如此。
對於曹雪芹與宗室的敦氏弟兄們的交往，我們不可忽視，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還有另外一位至交密友張宜泉。張宜泉在他的《春柳堂詩稿》中就有七首詩專門寫他跟曹雪芹往來的，張宜泉在詩中有「一別」如「三秋」之感，在曹雪芹死後，張宜泉有「懷人不見淚成行」之戚。這足見其交情深厚了。但可以說這只是現象的一面，還有另一個重要的一面：張宜泉在他的《春柳堂詩稿》中流露出來的「莫厭飛觴樂，於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詎漢家」的民族不滿情緒和「雄劍今將赴石樑」的「驅逐韃虜」的反清思想；張宜泉在他的《詩稿》中反映出來的他與曹雪芹的「不便張皇過，輕移訪載舟」的神密交往關係；張宜泉在他《詩稿》中披露出來他的「同聲相與應，殊類故難參」的交往標準；還有《詩稿》中的某些詩句與《紅樓夢》中某些文字的重合，以及曹雪芹的遺物「書箱」最後歸屬於張宜泉等問題，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們對張宜泉思想和張宜泉與曹雪芹特殊交往的注意。而且可以說，對於這些的研究才能為我們研究曹雪芹的社會思想提供紮實的基礎。
張宜泉家，可能是一個破落了的「旗人」。但他是漢族，並非滿族。這一點在《詩稿》中的強烈的民族情緒中可以得到證明，徐恭時論證他為滿族顯然是沒有道理的。至於張宜泉是不是旗人，以及他是不是出身於上三旗的包衣旗人，沒有詳實材料，此處暫不追究。但是不論張宜泉是不是出身於上三旗包衣奴才，它都將無礙於張宜泉社會思想的研究，他的思想表現在他的言行之中，《詩稿》中某些詩句的特殊含義將是他具有何種思想的充分證明。
在研究張宜泉的問題上，周汝昌在他的《曹雪芹小傳》的《村塾過從》一節中談到，當他看見張宜泉試貼詩《東郊春草色》中的「日彩浮難定，煙華散不窮……幾度臨青道，凝目血染空」（著重號為周所知。下同。）之後，感到張宜泉這詩中的「後十字是結句（這裡應該「頌聖」——周注），——真是令人不勝駭異了」（見163頁），在當他看到張宜泉《詩稿》中的「錦瑟離宮曲，膻笳出塞聲」、「同聲相與應，殊類故難參」、「莫厭飛觴樂，於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詎漢家」之後，周汝昌感到特別吃驚，周汝昌寫道：
【HT5K】這簡直奇怪到極點了！這些句子，分明是諷怨當時滿洲貴族的統治的。在乾隆時，這樣的話，不要說屢屢出現於一本詩集子裡，只要有一例被摘，就足以殺身滅族了！——即是使曾興文字大獄的那些例子也都只是些隱語暗喻，還沒有見過這樣顯露激烈的！（見164頁）
周汝昌在又列舉了《讀史有感》一詩和摘錄了「驚兔」、「射鼷」、「獵虎豹」、「樵虯龍」等句之後認為：
結合上面所舉的那些令人駭異的句例而看，張宜泉的思想大有可以探討之處。（同上）
周汝昌的這一看法是很有見識的，在研究張宜泉的思想的問題上，周汝昌顯然有他的獨到之處，這如同周汝昌在研究曹寅的民族思想問題上的獨到之處一樣，他畢竟為彌蓋在曹雪芹社會思想問題上的迷霧撕開了一道裂口。當然周汝昌的這種研究是無意的，甚至還有他固有的禁錮成份。
張宜泉的《春柳堂詩稿》，其詩雖在人們眼裡看來有些「俗」，但其詩中的思想內容卻頗為豐富。其詩中不僅述及自己的生平、經歷、親朋往來、妻兒老小，還展現了自己對當時社會階級狀況的看法，對滿族政權統治的不滿；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被人們忽視的一面，即張宜泉有驅逐滿洲政權，問鼎逐鹿天下之意，以及他進步的歷史政權更替觀念。
張宜泉在「游舉業」「破產」之後，謀得了一個「墾硯田」的課童職業。從此之後，「一館由來絆此身」（見《在館遙阻葉肯堂到家枉訪》）「悶攤經史課兒郎」（見《撥悶》）便成了他的謀生生涯。當然，「課童」僅是張宜泉的謀生手段，並非他理想的職業，於是他的一些非凡的政治抱負和反清排滿情緒便時時在他的《詩稿》中洩露出來。
張宜泉在《題家大兄內室壁四首》的第四首中有「振羽欣鵬鳥，托身笑蠹魚」；在《閒興四首》第二首中有「大器成方晚，予非亦覺遲」，在第三首中有「早知投筆好，今或得封侯」；在《送同學張次石歸東安》第四首中有「願君書篋東遷後，奮翮凌雲上碧霄」；在《遣懷》中有「漢壇早遂封侯志，渭水終興隱釣才」，這些都是張宜泉雖居「館中」，而仍雄心勃勃立身政治的寫照。
抱負畢竟只是抱負，雄心畢竟只是雄心，張宜泉必須面對現實，現實對張宜泉來說是「半床風共冷，一枕月同孤」（見《秋夜》）、「王侯容易福，乞丐自然貧」（見《與劉二弟閒話》）、「拾薪子盡蓬頭慣，荷簣人多赤足流」（見《西宮即事》）和「柴米只爭終日貴，人家益較去年窮。妓樓鮮潤榴裙雨，僧寺清涼蒲笠風」（見《四時閒興》）。這些社會現實不能不給張宜泉的非凡抱負增添一點異樣的東西，這一種異樣的添加劑將會在張宜泉的思想中發生質變。
還有另一個問題，張宜泉處在一個異民族的統治之下，這在張宜泉的思想上不能不產生反響；特別是對於一個過問政治的人來說，更是如是。張宜泉在《與劉二弟閒話》中有「休喜城烏產，當愁塞馬訓」，在《閒興四首》中有「亭沼非秦苑，山河詎漢家」，在《四時閒興》的第五首中有「莫言棗剝林園下，不是庸夫得意時」，以及更甚者是在《閒興四首》第四首中的「一水撐傾廈，雄支未足誇」兩句更是對滿清王朝統治者的挑釁。此兩句中的「一水」與「雄支」皆指滿洲政權，它並不是取源於那一古典，而是一種現實的自造詞彙。
隨著張宜泉的階級不滿情緒和民族不滿意識的滋長，張宜泉逐步形成了他的反清排滿思想。這一點在他的《送同學張次石歸東安》中表現得特別強烈。其詩的第二首中有「鳴琴未肯留金水，雄劍今將赴石樑」便是這方面的寫照。在這裡，張宜泉不願效仿子產之賢，而願效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劉錡大敗金兀朮於石樑河的事例來作一個民族英雄。在這一方面還表現在《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第三首中的「虎豹何堪獵，虯龍未易樵」和第四首「硯山碑遺淚，燕然石勒勳。他年同樹德，當似此超群」方面。
在這裡已明擺著這麼一個事實：張宜泉在深感明天下已亡——「往事既成秦鹿失」的同時，每每已存問鼎天下之心了。
在這裡，我們不能依以上的事實來說張宜泉也有一個明末逸民的簡單的反清復明思想，張宜泉在「拍手高歌歎古今，閒披青史最驚心」（見《讀史有感》）之後，深感「百代興亡成戲劇，一家哀樂盡荒唐」（見《四時閒興》之三）之弊端，實際上也即明白明天下已亡，不可救藥，它已成「秦鹿失」的「往事」。今後嗎，不論誰揭起起義大旗，只要能推翻滿清王朝，誰「捷足先登」都可以。這一種進步的政權更替歷史觀念表現在張宜泉的「浮名應付楚弓遺」（見《四時閒興》之五）一語裡。其意思是說，過去明亡於清，這「秦鹿失」已成事實；今後的帝王「浮名」，應當像「楚弓楚得」，只要不為外族所取，誰得到都一樣。
張宜泉的這一反清排滿問鼎天下的抱負不僅在他的抒情言志裡得到表述，在張宜泉回答一個朋友的詩句裡也得到證明。這詩句就是《答葉肯堂見訪兼謝未遇》中的「不可稱龍高譽望，只堪題鳳任嘲詼」。
我們從張宜泉的詩句中看到的絕不是以上的僅僅語言方面的東西，還有一些詩句披露出張宜泉付諸實施方面的東西。張宜泉在《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中的「來逢白鹿無」一語，可能就是這一方面的暗示。還有《四時閒興》第六首中的「幾度埋頭燈焰裡，破帷不怯五更寒」更是這方面的說明：它意味著張宜泉不僅與他的同志們在一塊暢談反清排滿之志，共聊問鼎天下之心，而且還參與並主謀了一個秘密的反清組織。「破帷」只能用於「軍機」大事，「幾度埋頭燈焰裡，破帷不怯五更寒」除解釋為張宜泉曾參與秘密反清組織之舉外，沒有第二種含義。
當然張宜泉的這種思想和舉動是徒勞的，在滿清政權的極盛時期，它無異於杯水車薪。
儘管如此，張宜泉到晚年，這種問鼎滿清政權的抱負仍然未曾泯滅，他在他死的前一年的《斃犬》中還留有「難期舐鼎還」一語。
在談到此，我想插這麼一句，就是在研究張宜泉思想時，一些人上了張宜泉自注的雙行夾注的當了。在這一方面，不要說別人，就是對張宜泉思想頗有見識的周汝昌也沒有例外。比如說周汝昌在他的《村塾過從》一節裡，曾將張宜泉在《閒興四首》的「傳家笏未遺」下注的「謂余先世曾屢受國恩」一語，解釋為：「這是旗人回顧身世的套語，是當時的一種特殊措詞；揆其家世，可能也是內務府包衣旗籍」（見周文161頁）。周汝昌的這種看法就錯了。我們先不談張宜泉所說的「笏」本為明以前朝臣的用物，在清時已廢止；就此詩的第四首中的「一水撐傾廈，雄支未足誇……亭沼非秦苑，山河詎漢家……」等句已足見張宜泉對滿清王朝的態度了；既然如此，滿清王朝對張宜泉來說，還有什麼「國恩」可言？我們不覺得張宜泉的註釋奇怪嗎？還有《四時閒興》中的，在「往事既成秦鹿失」下注曰「言家業無存」；在「浮名應付楚弓遺」下注曰「言功名未就」。我們這些紅學家們為何不問問：「秦鹿失」乃取源於《史記·淮陰侯傳》中的「（蒯通）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和《六韜》中的「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這些古典；這古典與張宜泉自注的「家業無存」有什麼關係呢？在詞義的運用上，不僅過去沒有，就是詞性的內涵在不斷變化的將來，恐怕誰也不會用「秦失其鹿」來形容自己的「家業無存」的。「浮名應付楚弓遺」取自「楚弓楚得」這一古典。內容是傳說春秋時期，楚共王出獵，遺失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這一古典的含義是：楚國丟失了東西，仍為楚國人所得，雖有所失，而利不外溢。這古典與張宜泉「功名未就」又有何關係呢？難道張宜泉此句的意思是：「對於考取功名，不論誰考上都一樣，我不在乎這些」嗎？我們不覺得這樣理解可笑嗎！我們再將此含義縮小一點，其注特指張宜泉兄弟兩個，但張宜泉之兄在此詩的第四句的註釋裡已「言兄旋繼已逝」，這顯然也講不通。
到此，我們難道還不覺得張宜泉《詩稿》裡的某些自注到底有多大的可信性與可靠性；當然我在此不是說《詩稿》的全部註釋的可信性和可靠性。
《詩稿》中處處流露著張宜泉的反清排滿思想，張宜泉的這一社會思想實際上並不是起自晚期，而是在他「游舉業」時便已形成。張宜泉在他習「舉業」的試貼詩中已到處可見。
在五言排律這一集試帖詩中，張宜泉有「帶雪傲嚴冬，誰知竹與松。心貞能忍凍，節勁最禁封」（見《凍雪封松竹》），這是他注重民族氣節方面的表現。他有「刻形羞比鶩，引類恥同鳶」（見《沖天羨鴻鵠》）、「自有昂藏態，繁蘆詎久縈」（見「鶴鳴於九皋））、和「擊鼓誇魚刻，為琴恥爨傷」（見《梧桐生朝陽》），這是他抱負非凡的表露。試帖詩中自然還有「幾度臨青道，凝目血染空」（見《東郊春草色》）、「到頭堪悅懌，行處更彷徨。莫厭飛觴樂，於今不是唐」（見《美花多映竹》）、「錦瑟離宮曲，羶笳出塞聲。羈囚悲（出＋兀）（目＋木＋出），嫠婦泣孤煢。……蝸涎遺劍匣，蠆螫上棋枰」（見《警秋詩二十韻》）和「感今時序度，憶昔歲華殊。……日照關河遠，煙消寒嶺孤……懷國渾忘苦，勤王豈彈劬」（見《雨雪載途》）這一些反清排滿的基本思想。也可能正由於他非凡的氣節和超人的膽識抱負，再加上他的民族政權意識，他在「游舉業」時期便一直在「……刺血情偏苦，穿床意獨欣。賞奇開妙悟，析義破疑群。果腹充經史，撐腸刮典墳」（見《三冬足用》）的發憤學習，以備將來推翻滿清王朝所用。
到此，我想我們應該明白一個問題，張宜泉並非僅一個「嗜酒好飲，不肖不材」和「時時在窮愁中滑稽為雄」（周汝昌語，見《村塾過從》161——162頁）的人物；可以說，他是陳勝吳廣一流人物，也是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一類人物，若說到近代史上，他也絕不次於孫中山。只所以他毫無成就，是因他生不逢時，在滿清政權的極盛時期，再大的抱負，再大的經綸才能也無濟於事。
張宜泉的社會思想，若要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實不外乎孫中山思想的前半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八個字。
說到張宜泉的這一思想，我很懷疑張宜泉的社會思想的形成，很可能與他在序言中所說的「後從金台李夫子游舉業」有關，也即與他的李夫子這一老師有關。我們就不說張宜泉的反清排滿思想是由其老師的傳授影響誘導而來，最起碼來說，張宜泉的反清思想得到了其老師的容忍。也就是說，張宜泉在游舉業時，其老師也具有同樣的思想，不然絕不會容忍張宜泉的反清思想發展到如此嚴重地步，說嚴重一點，恐怕張宜泉早已被逐出師門了——須知此有殺身滅門之禍呀！還有，張宜泉用「鳴琴未肯留金水，雄劍今將赴石樑」來送行的張次石「同學」，也可能與張宜泉一樣，出自李夫子門下。
張宜泉是一個思想如此激進的人物，反清排滿已成為他思想的主流；而曹雪芹與張宜泉的關係又是「同君一別時」「似歷三秋闊」（見《懷曹芹溪》），以及他們的交往還有「不便張皇過，輕移訪載舟」（見《晴溪訪友》）的秘密關係，張宜泉交往人的標準又是「同聲相與應，殊類固難參」（見《蕭然萬籟含虛清》），這些問題都不能不令我們產生這樣的疑問：難道曹雪芹與張宜泉的關係真是周汝昌說的「張宜泉的幾個顯著特點是：身世可傷，家庭多故，嗜吟好飲，不肖不材，坎坷窮愁，孤獨憤激，看其性情，也是傲骨壯懷，詼諧放達，而不為世容。所有這些，卻或多或少地和雪芹有共同之處，因而這也必然就是他們的友誼的基礎」（見《村塾過從》161頁）嗎？
張宜泉與曹雪芹某些處境是相同了點，嗜吟好飲也可能為他們的交往開闢了前提；但曹雪芹與張宜泉若在「反清排滿」這主要思想問題上沒有相通之處的話，我認為二人的關係絕不會發展到如此非同一般的地步的，在曹雪芹死後，張宜泉恐怕絕不會傷心到「懷人不見淚成行」的。也就是說：如果張宜泉單方面有此反清排滿思想，而曹雪芹則毫無此思想的話，那麼曹雪芹對張宜泉這個「異類」絕不會來往的，最佳也只能敬而遠之；那麼反過來也就是說，曹雪芹如果沒有此類同於張宜泉的反清排滿思想的話，張宜泉也會視曹雪芹如糞土的，根本談不上什麼「攜琴情得得，載酒興悠悠」去會這位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