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 論
第一章 概 論
一部以描寫愛情為基調的寫實小說又是極為隱晦的政治小說《紅樓夢》，自它的傳抄問世以來，人們一開始便感到困惑，繼而進行探索。其研究開始只是隻言片語，後成為整篇的評點、索隱以及連篇累牘的考證，直到現在《紅樓夢》的某些專刊和其它一些刊物仍然在無休止的論爭，這真可謂是曠古未有的文學怪現象。
對於《紅樓夢》的研究種種奇怪現象的出現，大部分並不是來源於研究人員的奇怪遐想，而是來源於《紅樓夢》作品本身。《紅樓夢》是將「真事」隱去，然後將書中人物故事情節又「追蹤躡跡」的用「假語村言」敷演出的。但是《紅樓夢》中愛情情節的真實性和一些描寫社會現象的真實性卻與在《紅樓夢》中作者故意在時間、地點和某些情節上人為的製造出的種種矛盾的不協調本身就是一個謎，是一個「古董」，這一部由「假話」和「古董商」冷子興合演的一部大古董《紅樓夢》將讀者裝進了悶葫蘆。人們一開始在承認《紅樓夢》是「傳神文筆足千秋」的一部寫實傑作的同時，又帶著一種《紅樓夢》是「傳聞已久」又不敢一閱的「恐其中有礙語」的疑慮心理，這些思想便成了「索隱派」的先聲，隨後便開始了系統的紅學研究。第一批便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舊紅學派。
舊紅學派包括評點派和索隱派。
作為早期的評點派，雖然他們也在研究《紅樓夢》的寫作思想，但基本上來說，他們還是站在文學角度來研究《紅樓夢》，來研究《紅樓夢》的社會影響和研究《紅樓夢》中人物形態的。可以說，除了脂批中的某些文學藝術評論外，評點派為系統全面的《紅樓夢》文學藝術研究開了先河。
我們不妨摘錄評點派的一些評點文字。
明齋主人在點評中寫道：
《石頭記》一書，膾炙人口，而閱者各有所得。或愛其繁華富麗；或愛其纏綿悱惻；或愛其描寫口吻，一一逼肖；或愛隨時隨地，各有景象；或謂其一肚牢騷；或謂其盛衰循環，提朦覺（目+貴）或謂因色悟空，回頭見道；或謂章法句法，本諸盲左腐遷：亦見淺見深，隨人所近耳。
書中無一正筆，無一呆筆，無一復筆，無一閒筆，皆在旁面、反面、前面、後面渲染出來。中有點綴，有剪裁，有安放。或後回之事先為提挈，或前回之事閒中補點。筆臻靈妙，使人莫測。總須領其筆外之神情，言時之景狀。
作者無所不知，上自詩詞文賦、琴理書趣，下至醫卜星相、彈棋唱曲、葉戲陸博諸雜技，言來悉中肯綮。想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獨得。
全部一百二十回書，吾以三字概之：曰真，曰新，曰文。
（見1986年上海古籍版「合評本」評論第17頁）
護花主人王希廉在總評中寫道：
一部書中，翰墨則詩詞歌賦，制藝尺牘，爰書戲曲，以及對聯扁額，酒令燈謎，說書笑話，無不精善；技藝則琴棋書畫，醫卜星相，及匠作構造，栽種花果，畜養禽鳥，針黹烹調，鉅細無遺；人物則方正陰邪，貞淫頑善，節烈豪俠，剛強懦弱，及前代女將，外洋詩人，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倡伎優伶，黠奴豪僕，盜賊邪魔，醉漢無賴，色色皆有；事跡則繁華筵宴，奢縱宣淫，操守貪廉，宮闈儀制，慶吊盛衰，判獄靖寇，以及諷經設壇，貿易鑽管，事事皆全；甚至壽終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藥誤，及自刎被殺，投河跳井，懸樑受逼，併吞金服毒，撞階脫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謂包羅萬象，囊括無遺，豈別部小說所能望見項背。
書中多有說話衝口而出，或幾句說話止說一二句，或一句說話止說兩三字，便嚥住不說。其中或有忌諱，不忍出口；或有隱情，不便明說，故用縮句法嚥住，最是描神之筆。（見同書15頁）
太平閒人張新之評寫道：
今日之小說，閒人止取其二：一《聊齋誌異》，一《石頭記》。《聊齋》以簡見長，《石頭記》以煩見長。《聊齋》是散段，百學之或可肖其一；《石頭記》是整段，則無從學步。千百年後，人或有能學之者，然已為千百年後人之書，非今日之《石頭記》矣。或兩不相掩未可知，而在此書自足千古。故閒人特為著佛頭糞。其他續而又續，及種種效顰部頭，一概不敢聞教。（見第3頁）
這些評論皆不失為一種中肯的文學批評，一種高度的概括。當然各人的看法不同，觀點有異，那是另一回事了。
然而這些不過是文學批評而言，在研究《紅樓夢》的寫作思想時，評點派雖然也承認《紅樓夢》是「假語村言」的，但是他們認為「《石頭記》一書，全部主要關鍵是『真假』二字。讀者須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之意，則甄寶玉假寶玉是一是二，便心目瞭然，不為作者冷齒，亦知作者匠心」（見同書護花主人總評13頁），從而得出《紅樓夢》的宗旨不外乎「乃演性理之書，祖《大學》而宗《中庸》，故借寶玉說『明明德之外無書』，又曰『不過《大學》、《中庸》』」（見同書第2頁）。「《石頭記》一百二十回，一言以蔽之，左氏曰『譏失教也』」（見同頁）。評點派這一種將「真」「假」二字歸同於甄寶玉和賈寶玉是一個人的「真假」說和《紅樓夢》的宗旨不過是「祖《大學》而宗《中庸》」的「譏失教也」的評論，看起來雖然也是研究《紅樓夢》的寫作思想，但顯然基本仍是站在一個文學角度來看問題。
評點派能夠把一部《紅樓夢》當作一部文學作品來研究是值得稱道的，無論他們的看法如何，無論他們研究的結果如何，但這種「批評」無疑為《紅樓夢》的傳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除此外，對於評點派，我認為還有一個值得稱道的地方，就是他們的研究是比較認真的，也是比較審慎的。比如說，大某山民評曰：「懷古詩謎，人有猜之者矣，予未敢深信」（見評論23頁）。護花主人「摘誤」裡提到的「第二回冷子興口述賈赦有二子，次子賈璉。其長子何名，是否早故，並未敘明，是屬漏筆」，「十三回內說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寫書接林黛玉，賈母叫賈璉送去。至十四回中，又說賈璉遣昭兒回來投信，林如海於九月初三日病故，二爺同林姑娘送靈到蘇州，年底趕回，要大毛衣服等語。若林如海於九月初身故，則寫書接林黛玉應在七八月間，不應遲至冬底。況賈璉冬底自京起身，大毛衣服應當時帶去，何必又遣人來取？再年底才自京起程到揚，又送靈至蘇，年底亦豈能趕回？先後所說，似有矛盾」（見評論第9頁）。太平閒人在他的「《石頭記》讀法」中評劉姥姥時寫的「分看合看，一字一句，細細玩味，及三年乃得之，曰：是《易》道也。是全書無非《易》道也」（見評論第6頁）。還有太平閒人在第十一回正文秦可卿病中的「他這個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著老太太、太太玩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日以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了。又懶得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經期又兩個月沒來」之下批的：「……曰上月中秋，曰二十日，曰半個多月，曰兩個月，核之菊花盛開，則此為九月極分明也。而其實極糊塗。夫寶玉入學穿大毛衣當為冬月，至鬧書房之日未必有自冬而春而夏而秋之久。金氏尋尤氏、秦鍾告秦氏皆鬧書房次日事，是時秦氏已病，且張太醫未到之前已先敘賈敬生辰，又張太醫云『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本時為冬耶？抑為今秋而及今冬耶？看此糊塗之處，可知假語村言，無非夢話。觀者尚欲按圖索驥乎？到此等糊塗處，他偏要排上許多日子，清清楚楚，以文為戲，並以人為戲」（見168頁）。又如第九十五回在正文元春病逝的「存年四十三歲」下批的「『老官翻案』回說元春八字歷歷，乃生於甲申年。甲申人存年四十三歲，當死於丙寅。今雲死於甲寅，存年四十三，當生於壬申」（見1568頁）。像這樣認真反覆查閱並指出矛盾，在《紅樓夢》的研究史上尚屬罕見。而且可以說這種矛盾研究尚不失為研究《紅樓夢》的一種正途，它可以為研究《紅樓夢》的內在規律起著一種不可低估的作用。
由於評點派的這種對年齡、時間等結構矛盾的研究未能繼續深入，所以不能不說，這種剛剛找尋到的可貴途徑又被淹沒了。
總的來說，評點派是辛苦的，審慎的，也是有收穫的。當然其中不乏有一些附會成份。但是，評點派在研究《紅樓夢》的寫作宗旨得出的「譏失教也」和「全書無非演《易》道也」的結論卻根本解決不了《紅樓夢》「真事隱」部分到底隱了些什麼的這一根本問題，它解答的仍是一些現象問題，正像索隱派王夢阮指出的「以《大學》《中庸》講《紅樓夢》期期不敢奉教」（見《紅樓夢索隱》「提要」第6頁）那樣，於是，人們開始了大部頭的《紅樓夢》索隱。其後索隱派佔據了紅學界的一個很長時期。
我們今天一些人一提到《紅樓夢》索隱派，好像就是大逆不道一樣，好像「索隱」便是不值一哂的壞事情。其實，「索隱」一詞並不是後人加上去的，而是索隱派他們自封的。如王夢阮給他的書名題名為《紅樓夢索隱》，蔡元培給他的書名題名為《石頭記索隱》。後人加給他們的頭銜是「附會」二字。不過這些索隱派也確實如胡適指出的，「他們並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見《石頭記索隱·紅樓夢考證》73頁），於是，舊索隱派變成了「索隱附會派」。
索隱派有以下幾個派別。
索隱派第一派是《紅樓夢》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說。這派的代表人物是王夢阮，其作品是《紅樓夢索隱》。
王夢阮認為《紅樓夢》「其書大抵為紀事之作，非言情之作。」認為「是書成於悼紅軒中，曹雪芹先生增刪五次，此書中所明言者。曹雪芹為世家子，其成書在乾嘉時代（原註：書中明言南巡四次，是指高宗時事。在嘉時所作可知）。於明季清初諸女子，事隔百有餘年，斷難親聞親見。意者此書但經雪芹修改，當初創造，另自有人……揣其成書，當在康熙中葉。必及見聖祖一朝之盛，乃雲蘭桂齊芳。當順康之時，入關未久，天下文網尚不甚密，是書原本，當不免有直率疏漏處。至乾隆朝，事多忌諱，檔案類多修改（原註：聞內閣尚有未經改之檔案，光緒中人猶見之）。《紅樓夢》一書，內庭索閱，將為禁本。雪芹先生勢不得已，乃為一再修訂，俾愈隱而愈不失其真。」在此之後，王夢阮又認為「蓋嘗聞之京師故老云：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王夢阮又查證了一些有關聖祖出家五台為「情僧」的傳說和董小宛的一些傳說，得出：「秦淮名妓董小宛……侍如臬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愛重。適大兵下江南，辟疆舉室避兵於浙之鹽官。小宛艷名夙熾，為豫王所聞，意在必得。辟疆幾頻於危，小宛知不免，乃以計全辟疆使歸，身隨王北行。後經世祖納之宮中，寵之專房。廢後立後時，意本在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踐，持不可。諸王亦尼之，遂不得為後。封貴妃，頒恩赦，曠典也。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髮為僧，去了五台不返。誠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書，此《紅樓夢》一書所由作也。」「全書為演情僧之事，故專專注意鋪敘寶玉黛玉二人。二人者，以寶玉況情僧，以黛玉況妃子也。」「寶玉命名，非雲自寶，言能寶愛此玉而已。玉指黛玉，即暗指小宛。」「黛之為言代也，言以此人代小宛。」「以寶玉演情僧，故時有與世祖關合處……如世祖臨宇十八年，寶玉便十九歲出家；世祖自肇祖以來為第七代，寶玉便言一祖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舉人；世祖謚章，寶玉便謚文妙。『文章』兩字，可暗射也，不然和尚何得有謚，舉人又安得賜謚？」「寶玉與北靜王，若即若離，是一是二。當開國之時，西南尚擾，惟北方大定，故曰北靜。寶玉獨見重於北，是指開國時局勢而言。」「小宛蘇人，黛玉亦蘇人。小宛在如臬，黛玉亦在揚州。小宛來自鹽官，黛玉亦來自巡鹽御吏之署……小宛入宮，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老少相形，抑亦謔矣」等等（以上均摘自王夢阮《紅樓夢索隱》「提要」）。
關於《紅樓夢》一書是否是王夢阮索隱出來的清世祖與董小宛的傳記，孟森在他的《董小宛考》裡已作了深刻的論述。他用詳實的材料證明了清世祖出生時，董小宛已十五；清世祖七歲登基時，董小宛已二十一歲；等到清世祖八年十四五歲時，董小宛卻死於此年，其時二十八歲。由此足以說明王夢阮的《紅樓夢》為清世祖和董小宛之作純屬無稽之談。
對於王夢阮的索隱，除了孟森的駁斥外，胡適還從四個方面指出了王夢阮的索隱弊端，胡適認為：（一）第十六回明說二十三年前「太祖皇帝」南巡時的幾次接駕，趙嬤嬤年長，故「親眼看見」。我們如何能指定前者為康熙時的南巡而後者為乾隆時的南巡呢？（二）康熙二次南巡在二十八年（西曆1689），到四十三年曹寅才做了兩淮巡鹽御史。《索隱》說康熙帝二次南巡駐蹕曹寅鹽院署，是錯誤的。（三）《索隱》說康熙帝二次南巡時，「曹雪芹以童年召對」；又說曹雪芹成書在嘉慶時。嘉慶元年（西曆一七九六），上距康熙二十八年，已隔百零七年了。曹雪芹成書時，他可不是一百二三十歲嗎？（四）《索隱》說《紅樓夢》成書在乾嘉時代，又說是在嘉慶時所作：這一說最謬。《紅樓夢》在乾隆時已風行，有當時版本為證（詳考見後文）。況且袁枚在《隨園詩話》裡曾提起曹雪芹的《紅樓夢》；袁枚死於嘉慶二年，詩話之作更早得多，如何提到嘉慶時所作的《紅樓夢》呢？（見《石頭記索隱·紅樓夢考證》第75頁）
在徹底駁倒王夢阮的《紅樓夢》為清世祖和董小宛傳記之作的孟森一文後，胡適提出的四個問題也確實言中了王夢阮文章的弊端，胡適的文章不是沒有道理的。但在此問題上，我認為王夢阮除了在文字上的粗心外，王夢阮的失誤還有一個客觀的原因——就是王夢阮無力搜集到曹雪芹生平的資料，所以在曹雪芹與《紅樓夢》的某些問題上難免陷於被動。
王夢阮在《紅樓夢》的研究上也確如胡適指出的是一種附會，王夢阮也並沒有先著重版本、作者、時間等問題的研究，而僅僅搜集收羅了一些零碎史料附會了《紅樓夢》的一些情節。
但我還有一些與胡適相反的一些看法，索隱派王夢阮的觀點也不是一無是處的，而且還有一些後人不及的獨到之處。
一、王夢阮在《紅樓夢》「索隱」這一問題上走對了。王夢阮並不是在強「索」，而是《紅樓夢》確實有「隱」。既有「隱」就得「索」，這是研究《紅樓夢》之必然。《紅樓夢》一日真像不明，索隱派便永遠不會絕跡。
二、王夢阮在《紅樓夢》的「索隱」問題上，可以說是徹底失敗了，失敗就失敗在《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和林黛玉是影射清世祖和董小琬這一附會上。但王夢阮在《索隱》所說的《紅樓夢》「非言情之作」，「託言兒女，借言情以書其事」「以情為賓」，「兒女風流，閨帷纖瑣，大皆假話之類」，「作者雖意在書事，而筆下則重在言情，若不從『情』字上看去，便無趣味」，「處處在為寫真事，卻處處專說假話」，「謂寶黛實有其人，榮寧實有其地，刻舟求劍，便不足與言《紅樓夢》」，「若一味談玄，謂百二十回一切皆子虛烏有，亦甚非《紅樓夢》之真知己也」，「其稱『石頭、』者，大抵為紀石頭城之事」，「書中以葫蘆廟開始，……但打破葫蘆無人耳」，「書中又言賈雨村入迷津，始終不能渡過，作者預知後世閱者，必為其假語所惑，終身不悟」，「偌大一部文章，處處傳事傳神，皆如親見親聞，無絲毫乖舛疏漏處，是妙在善用一『實』字」（以上均見《紅樓夢索隱》「提要」）。還有王夢阮的「寶玉與北靜王，若即若離，是一是二……寶玉獨見重於北」等等這些觀點不無道理。王夢阮的「為紀事之作」是荒謬的，但《紅樓夢》「非言情之作」「處處在說假話」確實談出《紅樓夢》寫作之真諦。不僅如此，王夢阮的「謂寶黛實有其人，榮寧實有其地，刻舟求劍，便不足與言《紅樓夢》」，這不僅為當時之卓見，實際上也不正言中了新紅學的「自敘傳」嗎？王夢阮「書中以葫蘆廟開始……但打破葫蘆無人耳！」「書中又言賈雨村入迷津，始終不能渡過，作者預知後世閱者，必為其假語所惑，」不正又言中現代紅學家的賈雨村乃一「貪官污吏論」和《紅樓夢》僅乃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嗎？王夢阮的「偌大一部文章，處處傳事傳神，皆如親見親聞，無絲毫乖舛疏漏處，是妙在用一『實』字」的這一《紅樓夢》是一種創作的觀點不是比胡適的曹雪芹「他不怕瑣碎，再三再四的描寫他家由富貴變成貧窮的情形」的「自敘傳」更有見地一些。還有王夢阮的「寶玉與北靜王……寶玉獨見重於北」的方位觀點，我認為還是高於一般新老紅學家一著。《紅樓夢》裡有東南西北，並因此設了平安寧靜四王，北靜王本身就有「北靜」的方位特殊含義。這一方位問題一直被紅學家們忽視或認為不值一談。
還有「作《紅樓》人必善制燈謎，全書是一總謎，每段中又含無數小謎，智者射而出之」，王夢阮雖然並沒有弄清謎語的要害是「十首懷古詩」，但王夢阮並不否認《紅樓夢》含有隱謎還是明智的，這要比胡適的「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一串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值得猜了」的這一觀點還要明智許多。
索隱派王夢阮的「索隱」是因附會而失敗告終，但王夢阮的某些觀點我認為卻是應該讚許和發揚的。可以說他的某些觀點要比新紅學家和現代派的紅學家們的觀點有分寸有見識得多，雖然新紅學家們和現代紅學家們在紅學上的研究成果要超出王夢阮許多，但這些研究成果都無法代替王夢阮關於《紅樓夢》「真」與「假」這一文章結構的根本看法。
索隱派第二派認為《紅樓夢》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說。這一派的代表作是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一文中一開始便說：「《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之上加以數層障冪，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蔡元培在談到前期評論家太平閒人時說道：「太平閒人評本之缺點，在課以前人讀《西遊記》之眼光讀此書。乃以《大學》《中庸》『明明德』等為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種種可笑之傅會，如以吃飯為誠意之類。」蔡元培認為：「闡正本事，以《郎潛記聞》所述徐柳泉之說為最合，所謂『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捨筆記》謂『書中女人皆指漢人，男人皆指滿人，以寶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與鄙見相合」。然後他「左之扎記，專以闡證本事於所不知則闕之」。
蔡元培又云：「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余也……寶玉在大觀園中所居曰怡紅院，即愛紅之義。所謂曹雪芹於悼紅軒中增刪本書，則吊明之義也。本書有《紅樓夢曲》，以此。書中序事托為石頭所記，故名《石頭記》。其實因金陵亦曰石頭城而名之。……又曰《情僧錄》及《風月寶鑒》者，或就表面命名，或以『情』字影『清』字；又以古人有『清風明月』語，以『風月』影『明清』亦未可知也。」「《石頭記》敘事自明亡始。第一回所云，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蘆廟起火，燒了一夜，甄氏燒成瓦礫場。即指甲申三月間明愍帝殉國，北京失守之事也……甄士本影政事，甄士隱隨跛足道人而去，言明之政事隨愍帝之死而消亡也。」「甄士隱即真事隱，賈雨村即假語存，盡人皆知。然作者深信正統之說，而斥清室為偽統，所謂假府即偽朝也。其人名如賈代化，賈代善，謂偽朝之所謂化，偽朝之所謂善也。賈政者偽朝之吏部也，賈敷、賈敬偽朝之教育也（《書》曰「敬敷五教」）。賈赦偽朝之刑部也……賈璉為戶部……李紈為禮部（李禮同音）」。「作者於漢人之服從清室而安富尊榮者，如洪承疇、範文程之類，以嬌杏代表之。僥倖嬌杏即書中敘新太爺到任，即影滿洲定鼎……姽嫿將軍林四娘，似以代表起義師而死者。敘尤三姐，似以代表不屈於清而死者。敘柳湘蓮，似以代表遺老之隱於二者也……以民族對待言之，征服者為主，被征服者為奴。本書以男女影滿漢，以此」（以上錄自《石頭記索隱·紅樓夢考證》第6——9頁）。
蔡元培依據他以上的主張，又按照他的三法推求，即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見同書第一頁蔡元培《第六版自序》）得出：
一、「賈寶玉言偽朝之帝系也。寶玉者，傳國璽之意也，即指『胤礽』」（見9頁）。
二、「《石頭記》敘巧姐事，似亦指胤礽。『巧』與『礽』字形相似也」（12頁）。
三、「林黛玉影朱竹坨也。絳珠影其氏也，居蕭湘館影其竹坨之號也。竹坨生於秀水，故絳珠草長於靈河岸上……」（見13頁）。
四、「薛寶釵高江村也（徐柳泉已言之）。薛者，雪也。林和靖《詠梅》有曰『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用『薛』字以影江村之姓名也（高士奇）」（見14頁）。
五、「探春影徐健庵也……」（見18頁）。
六、「王熙鳳影余國柱也……」（見26頁）。
七、「史湘雲影陳其年也……」（見24頁）。
八、「妙玉影姜西溟也……」（見28頁）。
九、「惜春影嚴蓀友也……」（見33頁）。
十、「寶琴，冒辟疆也……」（見34頁）。
十一、「劉姥姥，湯潛庵也……」（見35頁）。
蔡元培在他的《石頭記索隱》裡雖也反對牽強附會，如說太平閒人「遂有種種可笑之傅會」，但蔡元培在花費很大的時間也在進行著附會，也就是胡適所說的那樣「不去搜求那些可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他們並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胡適的這種結論，特別是指對蔡元培的研究，是很有道理的。
胡適在談到蔡元培的《索隱》時，有兩方面看法。一是不去做著者、版本、時代的考證，只搜尋一些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其二是胡適認為《紅樓夢》裡沒有「影射法」，認為「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一連串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值得猜了」（見同書78頁）。
胡適在此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第六回鳳姐給劉姥姥二十兩銀子，蔡先生說這是影射湯斌死後徐乾學賻送的二十金；又第四十二回鳳姐又送劉姥姥八兩銀子，蔡先生說這是影湯斌死後惟遺俸銀八兩。這八兩有了下落了，那二十兩也有下落了；但第四十二回王夫人還送了劉姥姥兩包銀子，每包五十兩，共一百兩；這一百兩可就沒下落了！因為湯斌一生的事實沒有一件可恰合這一百兩銀子的，所以這一百兩雖然比那二十八兩更重要，到底沒有『索隱』的價值！這種完全任意的去取，實在沒有道理，故我說蔡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也還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見78——79頁）。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的立論確實不堪一擊。不僅如此，在當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被胡適的論證推翻之後，蔡元培在他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裡還這樣認為：「今胡先生對於前八十回著作曹雪芹之家世及生平，與後四十回著作者高蘭墅之略歷，業於短時期間搜集許多材料。誠有工於《石頭記》，而可以稍釋王靜庵先生之遺憾矣。惟吾人與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乎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見同書第二頁）》。從這一點來看，蔡元培就不對了，「不在乎作者生平」的研究顯然是不對的。當然也要立足於其書內在結構的研究。
「索隱」本身並沒有什麼錯誤，按理說「索隱」本身也是一種考證。「索」就是探索、探討的意思。它必須尋找可靠的事實材料來進行研究，而不是簡單的比附，然後進行歸納研究，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然而這一點，蔡元培沒有做到。蔡元培的「惟吾人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乎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的文學與作者思想分離研究的觀點，就這一點來看，蔡元培的「索隱」就走錯了路了。當無法研究作者生平時，那是沒有辦法，只好單方著重於著作的研究；但當可以考證作者生平、經歷、和他的社會思想時，首先應著重於作者生平經歷和其社會思想的研究。因為從一個作品本身可以研究作者的社會思想和寫作思想，但當從作者的生平經歷能研究出作者的社會思想時，它也有助於作品本身，也即就是著作的寫作思想和內容及其結構的研究。蔡元培棄作者生平之考定而單方注重於作品本身的研究，甚至只搜尋一些不相干的零碎材料來附會《紅樓夢》的一些情節，就難免要失敗了。在這裡，至於胡適考證之後對《紅樓夢》下的「自敘傳」的結論是否正確，那是另一回事了。單就承認應該不應該進行作者生平、經歷、版本考證這一方面來說，蔡元培遠遠不如胡適，儘管胡適考證後的「自敘傳」這一結論遠遠不如蔡元培的「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這一結論。
胡適對蔡元培「索隱」批判的第二個方面，是認為對《紅樓夢》的研究不該用「猜謎」的方式。胡適的這一觀點顯然錯了。《紅樓夢》雖然是一部文學藝術傑作，但《紅樓夢》本身就是一個謎，它不同於其它任何小說，它是一部「璇璣圖」。如果胡適認為單考定出曹雪芹的生平就足以證明《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傳」，那就大錯特錯了，何況胡適僅考證出作者之生平，但他並沒有考證出作者的社會思想。在曹雪芹的社會思想和民族思想的問題上，胡適還是一個門外漢。
蔡元培不在作者生平、經歷、版本的研究上下功夫是不對的，僅僅用一些不相干的零碎史料來附會書中的某些人物情節也是錯誤的；但蔡元培似乎領略到了曹雪芹「持民族主義甚摯」的這一觀點還是正確的。由於這一問題相當隱晦抽像，所以，當蔡元培未找到確切證據時，難免就單方陷入了一種零碎材料的附會上。在蔡元培「索隱」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擯棄其附會的糟粕成份，但也不能一概抹殺其萌芽狀態的可貴見解。蔡元培認為作者有甚摯的民族思想和《紅樓夢》中帶有相當的民族思想傾向的這一見解還是高人一著的。
索隱派的第三派認為《紅樓夢》是記納蘭成德的事。其派各家雖看法有異，但大致相同，並沒有逃出納蘭成德這一範疇。納蘭成德，字容若，是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兒子。
陳康祺的《郎潛記聞二筆》（即《燕下鄉坐（目+坐）錄》）卷五說：
先師徐柳泉先生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成德宮侍御）所奉為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姜宸英）。……」徐先生言之甚詳，惜余不盡記憶。
俞樾的《小浮梅閒話》（《曲園雜纂》38頁）說：
《紅樓夢》一書，世傳為明珠之子而作。……明珠子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然則其中舉止十五歲，於書中所述頗合也。」
錢靜方也頗贊成這種主張，錢靜方說：
是書力寫寶黛癡情。黛不知所指何人。寶玉固全書之主人翁，即納蘭侍御也。使侍御而非深於情者，則焉得有此倩影？余讀《飲水詞鈔》，不獨於賓從間得訴合之歡，而尤於閨房內致纏綿之意。即黛玉葬花一段，亦從其詞中脫卸而出。是黛玉雖影他人，亦實影侍御之德配也。（摘自《石頭記索隱·紅樓夢考證》79——80頁）。
我們說王夢阮與蔡元培的「索隱」雖然在附會，但他們尚不失在「索隱」；但「納蘭成德說」的各家雖然好像也在「索隱」，然而卻純粹是一種附會。此一說僅憑傳說和主觀臆測而亂語一通，可以說此說不值一談。
索隱派的情況大致如此。
在《紅樓夢》的研究過程中，評點派的觀點不能使人滿意，但索隱派的附會看來更為荒誕，人們在不滿意評點派觀點的同時，顯然也不滿意索隱派的結論。隨著一些有關《紅樓夢》版本和曹雪芹生平資料的出現，胡適開始了對曹雪芹生平和對《紅樓夢》情節的考證。
胡適在研究《紅樓夢》的過程中，已開始看到了索隱派研究的弊端，胡適在他的《紅樓夢考證》一書中一開始便這樣寫道：
《紅樓夢》的考證是不容易做的，一來因為材料太少，二來因為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他們怎麼走錯了道路呢？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他們並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見《石頭記索隱·紅樓夢考證》73頁）。
胡適的這些評語確實說對了。
胡適於是開始了搜集材料，開始根據搜集的材料對《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進行了研究。
胡適在查閱材料考定之後得出：
（1）《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頫\的兒子，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繁華綺麗的生活，又帶有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他會做詩，也能畫，與一般八旗名士往來。但他的生活非常貧苦，他因不得志，故流為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
（3）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於此時或稍後。
（4）曹家極盛時，曾辦過四次以上的闊差；但後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
（5）《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做書的年代大概當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真假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見同書99頁）
胡適的考定，在《紅樓夢》研究史上是空前的，不能不承認，胡適對《紅樓夢》的研究，起著一種劃時代的作用。
但是胡適在取得《紅樓夢》研究豐碩成果的同時，他便很快滑進了「自敘傳」的泥潭，胡適在研究《紅樓夢》的問題上同樣未能逃出附會一流。
胡適在研究曹雪芹生平和家世的材料之後這樣寫道：
【HT5K】以上是關於著者曹雪芹個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我們看了這些材料，大概可以明白《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了。這個見解，本來並沒有什麼新奇，本來是很自然的。不過因為《紅樓夢》被一百多年來的紅學大家越說越微妙了，故我們現在對這個極平常的見解反覺得他有證明的必要了。（見同書92頁）
於是胡適開始列舉自敘傳的「幾條重要的證據」，實際上也是一種附會的證據。
第一，胡適在錄用《紅樓夢》開端寫的「作者自雲曾經歷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之天下」之後認為：「這話說得何等明白！《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若作者是曹雪芹，那麼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自我懺悔的『我』！即是書裡的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懂得這個道理，便知書中的賈府與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第二，胡適在錄用《紅樓夢》第一回中的「……莫如我石頭所記……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和「……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之後認為曹雪芹「這樣明白清楚的說『這書是我自己的事體情理』『是我半世親見親聞的』」。胡適的含義很簡單，作者是自己在寫自己。
第三、胡適在錄用《紅樓夢》第十六回談論「獨他家接駕四次」一段文字之後認為，「康熙帝南巡六次，曹寅當了四次接駕的差……曹雪芹不知不覺的——或是有意的——把他家這樁最闊的大典說出來」。
第四、胡適在錄用《紅樓夢》第二回敘述榮國府的「世次」中的「長子賈赦襲了官……次子賈政……如今升了員外郎」一段文字和查對曹雪芹之父曹頫\亦是「員外郎」亦是「次子」和他做的「織造內務府的差吏，故不算做官」的幾處文字之後認為《紅樓夢》中的賈政即是曹雪芹之父曹頫\的化身。
第五，胡適認為最重要的一條證據是《紅樓夢》第五回已預言賈府必敗，這與曹雪芹家徹底敗落相一致。胡適並由此認為「雪芹一生的歷史」，「這不是賈寶玉的歷史嗎？（以上抄自同書92——95頁）
胡適依據以上幾個方面的考證，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將真事隱去』的自敘，故他不怕瑣碎，再三再四的描寫他家由富貴變貧窮的情形」。「《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
這就是胡適考證的結果：《紅樓夢》只是一部「自敘傳」。
在胡適的「自敘傳」說確立以後，當時受批駁的蔡元培在他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序言裡就寫到：「胡先生因賈政為員外郎，適與員外郎曹頫\相應，遂謂賈政即影曹頫\。然《石頭記》第三十七回有賈政任學差之說，第七十一回有『賈政回京覆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頫\故未曾放學差也。且便賈府果為曹家影子，而此書又為雪芹寫其家庭之狀況，則措詞當有分寸。今觀第十七回焦大之謾罵，第六十六回柳相蓮道：『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罷了』，似太不留餘地」。蔡元培的此處質疑不無道理。不僅蔡元培此處質疑道出了胡適「自敘傳」的弊端，而且可以說明胡適在某些考證成功之外，其研究未免有些倒退。比如說最早的評點派之一的護花主人在他的《摘誤》裡早就指出了《紅樓夢》有許多不切實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護花主人指出的「第二回冷子興口述賈赦有二子，次子賈璉，其長子何名，是否早故」，和林如海病重、林黛玉回家探喪並第二次進賈府的日期不符。如果《紅樓夢》真是胡適說的「自敘傳」，那曹雪芹連其叔伯兄長賈璉是老大還是老二，林黛玉回南葬父並再回賈府是在第一年還是第二年也弄不清楚嗎？
我們不妨再來摘取幾條事例。
一、胡適認為賈政即曹頫\，其道理之一是二人都為「員外郎」；那麼，曹雪芹的祖上並沒有封過「寧」「榮」二公，而《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祖上受封為「寧」「榮」二公又影射什麼呢？
二、曹雪芹之姑、曹寅之女雖為王妃，但並非皇妃；還有《紅樓夢》中的貴妃乃是賈寶玉之姐，兩處輩份亂倫。如果真為「自敘」曹雪芹豈有把自己的姑姑寫成姐姐之理？
三、在「庚辰本」第九回「鬧學堂」一回裡，有「原來這一個名喚賈薔，亦系寧府中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跟著賈珍過活」和「這賈菌亦系榮國府近派的重孫，其母亦少寡，獨守著賈菌」這麼兩處文字。
賈薔和賈菌皆屬草字輩，然而一個在賈府裡身居「玄孫」，一個在賈府裡身居「重孫」。若果《紅樓夢》真是「自敘」，曹雪芹難道連自己的侄兒是那個輩份也分不清楚嗎？
四、第三回「林黛玉拋父進京都」中有這麼幾處文字：「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自幼奶娘王嬤嬤，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嬤嬤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便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丫頭，名喚鸚哥者與了黛玉」。「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恐寶玉之婢無竭力盡忠之人……遂與了寶玉……寶玉回明賈母，更名襲人」。然而在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還禱福」一章節中賈母帶領眾人進「清虛觀」打醮時，曹雪芹卻寫道：「……然後賈母的丫環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環紫鵑、雪雁」。在這裡，鸚哥改名後的紫鵑和鸚鵡重出；珍珠本已賜於寶玉，更名為襲人，此處在賈母身邊又重新出現。如果《紅樓夢》是「自敘傳」，曹雪芹恐怕不會連自己身邊、表妹身邊、祖母身邊的一等貼身侍女之名也弄不清楚吧！
五、還有人所共知的第二回裡寫的第一年「大年初一」生了賈元春，「不想次年又生了」賈寶玉。姊弟兩個年齡甚為懸殊，曹雪芹卻寫成兩個出生僅相差一年。如果是「自敘傳」，曹雪芹筆下也不至糊塗至此。
六、更有甚者，在「庚辰本」第六十二回「呆香菱情解石榴裙」一章中的賈寶玉生日中，在此日中，先有香菱手中拿著一枝「夫妻蕙」，後有寶玉拿著一枝「並蒂菱」並原來香菱手中的「夫妻蕙」。「蕙」開於暮春初夏；「菱」開於夏末秋初，盛於秋。若果《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賈寶玉是曹雪芹，難道曹雪芹連自己生日是春、是夏、是秋還弄不清楚嗎？如果是回憶記述往事，難道真有曹雪芹少年時期過生日中有「蕙」「菱」並開於一日的怪現象嗎？真是天方夜談！
若果說舊紅學派過於弄玄了《紅樓夢》，胡適的新紅學派恐怕就太小看了《紅樓夢》。胡適將第一回中曹雪芹欺人之語的「作者自雲」的什麼「懺悔」和什麼「自己」「半世親見親聞」的經歷寫成回憶記敘自己的往事的「自敘傳」的看法實際上遠遠低下於舊紅學的索隱派。
當然，「自敘傳」的弊端多著呢，此不過略舉幾例而已。
胡適的這一「自敘傳」的觀點到了俞平伯時，得到了更多的發揮。
我們不妨來看看俞平伯論述的幾個方面：俞平伯關於後四十回的問題在1921年給顧頡剛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想《紅樓夢》作者要說的，無非始於榮華、終於憔悴，感慨身世，追緬古歡，綺夢即闌，窮愁畢世。寶玉如是，雪芹亦如是。出家一節，中舉一節，鹹非本旨矣。盲想如是，豈有當乎？（見《俞平伯論紅樓夢》第2頁）
這是俞平伯依據「自敘傳」硬套因為曹雪芹未曾中舉，未曾出家，所以《紅樓夢》後四十回賈寶玉也不該中舉、出家的事例。
俞平伯在談論《紅樓夢》裡的賈珠一事時，又這樣寫道：
我想《楝亭別集》所謂珍兒，即是賈珠。「珍」「珠」相連，故曰賈珠；所謂殤，亦未必孩嬰也。看《紅樓夢》上賈珠廿歲完娶生一子而死，死時亦不過廿幾歲！正相符合。總之《紅樓夢》實事居多，虛構為少，殆無可疑。（見同書11頁）
這是俞平伯用賈珠附會「珍兒」的一例。
在「自敘傳」附會這一問題上，除俞平伯用賈寶玉附會曹雪芹、賈珠附會珍兒外，俞平伯還用《紅樓夢》中的時間、人的年齡來推算曹雪芹家的搬遷時間和年歲。比如說俞平伯在給顧頡剛的信中這樣寫道：「若推算曹家人丁年歲，也是一樣的結果……」（見同書25頁）。
周汝昌也曾附會。周汝昌曾寫過《曹雪芹生於何月》一文。在此文中，周汝昌不是用歷史材料來論證曹雪芹的出生月份，而是用《紅樓夢》第一回「石頭」投胎入世於「炎夏」和第六十二回寶玉生日中的一段寫季節氣候的文字來附會。在這裡，周汝昌認為第一回寶玉出生前文字中有「一日，炎夏永晝……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這當「是夏日無疑了」（見《獻芹溪》480頁）。周汝昌又依第六十二回寶玉「生日」中，湘雲醉臥的是「芍葯姻」，寶玉說「天熱」，芳官也「滿口嚷熱」，「只穿『小裌襖』『夾褲』」一段節氣文字，認為曹雪芹的生日亦應該如寶玉的生日一樣，當「似是四月中」（見同書482頁）。
在這裡，周汝昌也不想想，這一回中的「炎夏」和「烈日炎炎」一詞能算初夏四月嗎？「炎夏」能與第六十二回寶玉生日穿「裌襖」「夾褲」對得上號嗎？還有，周汝昌疏忽了寶玉生日中寶玉一手拿「菱」，一手拿「蕙」的這一段文字。「蕙」開於春，「菱」開於秋，周汝昌只注意夏天「芍葯」盛開，這三季不同時節的花卉同開於寶玉生日同一天之中，不知周汝昌又作何解釋呢？
在「自敘傳」的問題上，胡適在附會，俞平伯在附會，周汝昌在附會。不僅如此，俞平伯的「自敘傳」曾發展到要推翻他自己承認的胡適考證的《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的這一結果上來。
俞平伯在給顧頡剛的信中寫道：
我的意思是：假使陸續發見雪芹的生活人品大不類乎寶玉，我們於其假定《紅樓夢》非作者自寓身世，不如《紅樓夢》的真作者非曹雪芹。因為從本書看本書，作者與寶玉即是一人，實最明確的事實。若並此點而不承認，請問《紅樓夢》如何讀法？（見同書21頁）
俞平伯的「自敘」說發展到了幾乎不願承認《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的地步，俞平伯的「自敘傳」也發展到了不願承認《紅樓夢》中的某些文字不是《紅樓夢》的原版文字。
俞平伯在看到「戚本」第六十三回寶玉生日中寶玉給芳官起名為「耶律雄奴」一段文字後認為：「這完全是些廢話，不但全失寶玉底口吻，神情，而且文字十分惡劣，令人作嘔」（見同書171頁）。以他「揣想」，「戚本」這一段文字「是經過後人改竄的」（同上）。
然而事實卻與俞平伯所論證的正好相反，「揣想」畢竟只是「揣想」，事實卻畢竟是事實，這一段「惡劣」「作嘔」「古怪」的文字卻出自曹雪芹之手，它在曹雪芹尚健在的「庚辰」版本上就一字不差。
說到此，我引用一下俞平伯對索隱派蔡元培的一段批評。俞平伯寫道：
第一類「紅學家」是猜謎派。他們大半預先存在著一個主觀上的偏見，然後把本書上底事跡牽強傅會上去，他們的結果，是出了許多索隱，鬧得烏煙瘴氣不知所云。……
……把自己的意趣投到作者身上去。如蔡孓民先生他自己抱民族主義，而強謂《紅樓夢》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等等。（見同書179頁）
我們從俞平伯對第六十三回一段文字是不是曹雪芹原著的議論和對蔡元培的批評中可以看到，到底是「自敘傳」說偏離了《紅樓夢》研究的正常軌道，還是「索隱派」蔡元培存在著什麼「民族主義」的「偏見」。在這裡，其答案自然只有一個：就是蔡元培雖在《紅樓夢》研究的枝節問題上全在附會，但他卻抓住了一個本質的東西；而俞平伯的研究看起來很近情理，然而俞平伯的「自敘傳」卻發展到寧可否認作者是曹雪芹和否認原版文字不是出自作者之手的矛盾地步，這也可足見「自敘傳」的荒謬。
在這裡，我要說明，我承認俞平伯的坦誠，也承認其著述尚不失為研究和尚不失一個學者的風範。
新紅學的研究在進步；同時也在退步。
在胡適俞平伯等人新紅學的「自敘傳」派沒落的同時，新興起了一批現代紅學派。現代紅學派的說法不一，有《紅樓夢》是「描寫四大家族由盛到衰的歷史的」；有《紅樓夢》是「描寫賈寶玉叛逆道路和性格的」；有認為《紅樓夢》是「描寫愛情悲劇的」；有《紅樓夢》是「以反封建為主題的」；還有由《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形質附會出曹雪芹有「補天思想」、「遁入空門」和「虛無主義思想」等等。
現代派的各說，每每見於各刊物之中，我在此處就不一一列舉了。
對於現代派的各說，我認為一個最大的進步，就是還原於《紅樓夢》是「一部小說」的本來面目。從另一種角度來說，現代派從文學角度來研究《紅樓夢》，無疑把《紅樓夢》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這一現代派的研究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但是，話又說回來，研究《紅樓夢》的客觀價值、社會影響和研究《紅樓夢》的寫作思想以及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畢竟還是兩回事，主觀意圖和客觀效果往往是分道揚鑣的。我請我們不要把《紅樓夢》的客觀影響和社會效果與曹雪芹的社會思想和《紅樓夢》的寫作思想等同起來，現代派顯然把這兩種不同的東西混淆了起來，這一觀點是不對的。
在對待《紅樓夢》的研究問題上，我認為還是系統一點，全面一點，深入一點，紮實一點，不要僅僅看見某一孤立的現象便大發一通議論。評點派的大某山民曾曰，他對劉姥姥的研究「分看合看，一字一句，細細玩味，及三年乃得之」，雖然他得出的「曰：是《易》道也」並不著邊際，但我們也可從此看出他的認真態度。在我們今天來說，有些人便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往往只看見星星點點，便隨便議論一番，可知多麼自不量力。當然，我並不是說每個人都一頭扎進去，花上一輩子或數年功夫埋頭於《紅樓夢》的研究，但我希望還是系統一點，全面一點，紮實一點地去研究問題。這不僅只是一個研究《紅樓夢》的問題，而且是研究一切學術的最起碼水準。
在對待整個《紅樓夢》研究歷史的問題上，我認為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紅樓夢》的研究畢竟是在進步，還是碩果纍纍的。這是指文學藝術方面的研究，當然還包括一些考證。另一方面，我認為《紅樓夢》的研究是在退步，而且離《紅樓夢》的本來面目愈來愈遠，可以說一代不如一代。這是指《紅樓夢》寫作思想的研究和曹雪芹社會思想的研究。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為突出的就是將賈化（假話）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典型貪官污吏來研究，賈化被說成一個貪官污吏使《紅樓夢》喪失了其獨特的東西。
另一個問題是，現代紅學派一直反對索隱，甚至大帽子滿天飛，好像一索隱便是一種反動一樣。豈不知《紅樓夢》即為「真事隱」，那麼，有「隱」就得「索」，這是很自然的事。當然反對「索隱」並不是從現代派開始的，這也是胡適首倡的觀點。
《紅樓夢》的研究之所以經久不衰，固然是由於《紅樓夢》的文學藝術成就；但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人們在對評點派、索隱派的研究不滿意的同時，也並沒有因為新紅學派和現代紅學派得出的結論感到滿意，人們仍然在困惑。《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和寫作意圖到底是什麼？其中到底「隱」了些什麼東西？這些問題必須得到解答。
統觀歷來紅學分期研究的經驗，除評點派站在文學角度評論研究外，索隱派是把握住了《紅樓夢》不僅是一部小說，而且還把握住了《紅樓夢》的「真」「假」結構；但索隱派缺乏對曹雪芹生平經歷的考證，其研究幾乎全是牽強附會。新紅學派呢？他們是對曹雪芹生平經歷作了大量的考證，但是可以說考證得並不深入。比如說周汝昌對曹雪芹祖父曹寅思想的研究和對曹雪芹密友張宜泉思想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都每每半途而廢，始終不願離開「自敘傳」一步，其結果是對曹雪芹的考證流途於形式。而現代派呢？則顯然更為省力，乾脆置考證索隱於不顧，把《紅樓夢》純當成一般小說來研究。這種研究是省力的，也是自欺欺人的。
在對待《紅樓夢》的問題上，我們需要索隱，也需要考證，我們反對的僅僅是一種附會。評點派在附會，在附會《大學》《中庸》；索隱派在附會，在書中尋求某人是當時社會的某個人物；新紅學派也在附會，硬在《紅樓夢》中尋求曹雪芹家中某些人物塑影；而現代紅學派呢？實際上也沒有逃出這一範疇，硬將賈寶玉的形質和思想說成是曹雪芹形質和思想的反映。這也是一種附會。所謂「附會」，就是把一些互不相干的事情硬扯到一起，把一些意義不同的東西硬說成意義相同的東西。在這個問題上，人物比附屬此，作者與作品中的主人翁的思想比附同樣如此。
對於《紅樓夢》的研究來說，我們首先需要的是考證。這裡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曹雪芹生平、經歷、家世進行考證；另一方面是對曹雪芹的親朋交往進行考證。這裡需要紮實的事實。據目前發掘的材料來看，必須著重於對曹雪芹密友張宜泉其人及其思想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同時也必須對曹雪芹的遺物書箱上的文字進行深入的分析，由此揭示曹雪芹的社會思想。這是考證的一面。對於《紅樓夢》這部作品來說，我們必須進行索隱。對於《紅樓夢》的索隱，我們必須對《紅樓夢》全書進行全面詳細的分析，揭示其中的獨特矛盾成份和文章結構框架，從中尋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來。在這裡，需要的是嚴格的邏輯推理，而不是比附。通過這些研究揭示《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到底是什麼，這是索隱的一面。
只有通過考證和索隱，才能揭示《紅樓夢》的真面目。
當然，這裡我所說的是指《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和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的研究，並不是指《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影響方面的研究。在對待《紅樓夢》的問題上，永遠把它當作一個「謎」來猜，顯然是無聊的，必須把它當作一部傑出的文學作品來研究才是正途。但是，把它當作一部文學作品來研究，必須在弄清它的本來面目之後，最起碼來說，在沒有弄清《紅樓夢》的本來面目之前，用《紅樓夢》中一些既真實（指社會和人物的寫實）又虛構的人物情節的假象來掩蓋《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和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的研究是萬萬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