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自 序
我本來沒有想寫這一本書，也可以說，連寫一篇有關《紅樓夢》的論文也沒有想。這倒不是別的什麼原因，而是深感自己的文才不足。
也可能我亦如同某些紅學家一樣，由於出於對《紅樓夢》「真事隱」與「假語村言」的好奇，也為了追究《紅樓夢》的本來面目，而不自覺地涉足於紅學界了。所不同的是，我不曾是因為「閒且憊矣」：因為我並無文人的「閒暇」，自然也無無所事事的「疲憊」，而我是一個幹活的。
前數年，我深感一些紅學家的立論是對《紅樓夢》寫作思想的歪曲，自然也有些對曹雪芹的褒貶不實；於是我曾將自己的看法寫信給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負責人，希望能更正一些錯誤的東西。但社科院的回信卻說，某領導正忙於其它事務，要我將自己的看法寫成論文投遞給一些刊物。
到此，我才不得已試筆撰文而涉足於紅學界了。
也可能我的文章不成文章，所以每每見棄而退回。
當然我的一些文章除投遞一些刊物和報刊外，還幾曾經歷一些《紅樓夢》專刊。比如說我的《曹雪芹卒年》一文曾兩次投遞《紅樓夢學刊》。還有，我曾為此篇文章兩次到過其編輯部。
在投遞論文和我親自赴京的過程中，我深感奇怪的是，不是編輯部的一些負責人指出我文章的弊端，或者是以一個學者的身份在談論一些學術問題，而卻是給我一些感到茫然的答覆。我記得八四年第一次進《學刊》編輯部時，其編輯室主任曾這樣回答我：「這些問題再有二百年也說不清楚」。九一年再到其編輯部時，其中一位編輯，即在曹雪芹卒年問題上持「甲申說」的孫玉明先生在看了我的拙作後，曾坦率地放棄了他的「甲申說」觀點，同意了我的論證過程和結論；然而其編輯室主任兼副主編卻用了「說不清」三個字含糊其辭地回答了我。
第一次《學刊》以「我們目前不研究這類問題」而退還了我的稿件；第二次因我的稿件存放於編輯部，我連給《學刊》編輯部去了幾封掛號信去詢問稿件情況，並寄去了退稿費，希望編輯部如若不用我的稿件，請將稿件退回，但《學刊》編輯部既不選用，也不退稿，乾脆就不回信。
由於我的論文每每見棄而不用，所以在胡文彬先生的勸告下，我才執筆著此書了。
我記得1991年5月3日在胡文彬先生家中同他的談話，當時他並沒有接受我的觀點。不過他說：「你的觀點，我現在接受不了，也可能我以後會接受；也可能我們這一代人都接受不了，等到下一代人才可能接受。不過你把你的東西全部寫出來，寫成一本書，不要一點一點地寫，不要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地寫，這樣誰也看不懂你的意思。」從與他的談話過程中，我感到他的坦誠，也得到他的啟迪，但確實也感到有些茫然：這牽涉出書的經費問題；還有一個是我的寫作能力。沒有辦法，在論文每每見棄的情況下，我不得不「鋌而走險」執筆著述了。
此書是從1991年7月份開始動筆的。
對於著此一書的前身，即寫論文，開始僅是一般的設想與推測而已，也就是說，僅憑著一部一般的《紅樓夢》這本通俗讀物而已；後來又買到了周汝昌先生的《曹雪芹小傳》和其它一些刊物的一些人的零散文章，這些便是我研究《紅樓夢》與曹雪芹的最早資料。
我第一次回家探親，我表弟王運峰從他任教的中學為我借來了一部《紅樓夢》「庚辰本」的複印本和俞平伯輯錄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還有後來胡文彬先生陸續給我寄來的《春柳堂詩稿》和一些《紅樓夢》「夢稿本」的複印件，這些原始資料才為我研究《紅樓夢》和研究曹雪芹提供了紮實的基礎。
這時我才發現，原來我從別人文章所汲取的「資料」大多不過是一些人的斷章取義而已。
我就憑著後來得到的這些原始資料，沿著我原來的思路展開了對《紅樓夢》和曹雪芹系統地研究。
此書共分九章一附，其中除了《曹雪芹卒年》一章不是屬於探討《紅樓夢研究》這一範疇外，其它各章節均是圍繞著這一主題而進行的。
也就是說，我的這本書純屬於揭開《紅樓夢》奧秘和曹雪芹的社會思想而作的，此書可以說並沒有從文學藝術入手。
關於此書的內容，胡文彬先生的序言裡已作了介紹，此處不作重複。
這便是此書作的大略始末。
在此序言的最後，我想說一下，如果我這一本書的研究有什麼成果的話，我想借此向為我提供資料並每每關心我此書寫作的胡文彬先生和王運峰先生致以感謝！自然也借此向其它一些關心過此書並與此書有關的一些人一併致以謝意！
我也想借此替一直難於瞑目於九泉之下的曹雪芹和張宜泉的亡靈說一聲：「謝謝胡文彬先生和其它一些為此書出版而作出貢獻的人們！」
安息吧，一芹一脂！
安息吧，一曹一張！
楊興讓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二日晚補寫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