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文壇老字號，快樂邊緣人
一條深海裡的大魚——
引子
不喜歡紮在人堆裡的劉心武，這些年遠離喧鬧的城市，躲在北京郊野的溫榆河畔的書房「溫榆齋」中。他在這個鄉村裡，為自己營造了一個自得其樂的人文環境，一個富有草根氣息的讓自己身心安靜的創作環境，不求再得獎，不要入排行榜，不想成為熱點焦點，不追求轟動暢銷，不想在聚光燈下晃來晃去。
每天每天，劉心武在「溫榆齋」中，雙手敲擊鍵盤嗒嗒有聲。他是個「夜遊神」，一到晚上10點就兩眼放光，思緒飄忽，開始寫作，在優美的古典音樂中，或聽肖斯特科維奇的《絃樂四重奏》，或聽貝多芬的《田園》、莫扎特的《安魂曲》，鍵盤嗒嗒聲敲出心曲讓他自我陶醉，一直寫到天空亮出魚肚白，院子裡的芍葯花兒都盛滿露珠，他才躺倒在床上繼續做他的白日夢。電話鈴響起，準是中午了，是妻子催他下樓開飯了，吃一頓早、午合餐。下午讀書、看報、會友。接電話時重複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對不起，不行！」他謝絕了很多拋頭露面的會。他說自己早先當教師、編輯和《人民文學》主編，身不由己干了許多露臉的事，如今無職無權，不願做的事乾脆拒絕，這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人家負責。他說：「在我已經歷的人生中，熱鬧時也真夠熱鬧，寂寞時也真夠寂寞，現在我時時這樣想：凡我得到的熱鬧，也許都該是屬於別人的；凡我身處的寂寞，則都屬於應得。」然而，最近出了兩本《劉心武揭秘紅樓夢》，被捲進了一陣熱鬧的漩渦。
劉心武的助手，與他相處12年的鄂力，把劉心武概括為：文壇老字號，快樂邊緣人。
近日，劉心武接到美國華美協進社邀請，請他4月15日在紐約向美國介紹中國文化的經典《紅樓夢》，上下午共兩場。以慶祝華美協進社成立80週年紀念。1939年梅蘭芳訪美演出就是華美協進社邀請的。美國的哈佛大學等聞訊紛紛邀劉心武去演講。他對我說：「我不喜歡講，我更喜歡去看看我沒去過的地方。」
邊緣生存 邊緣寫作
劉心武是《文匯報·筆會》副刊的老作者、老朋友，去年春節後我特地去他住的鄉村看望他，他派助手鄂力和村友三兒開車特來接我去他家。
「三兒」是劉心武對村友張鳳才的愛稱，因姓張，排行第三，村裡人都叫他張三，劉心武比他輩分大，叫他「三兒」。因為劉心武不會開車，「三兒」種老玉米買輛車送貨，他常幫劉心武進城辦點事兒，如取信取報紙雜誌、送稿件、買生活用品等雜事，有時也陪劉心武去溫榆河邊畫水彩畫，畫那兒僅存的濕地生態。年三十除夕夜，平時很節儉的「三兒」竟買了近千元大禮花，邀請劉心武全家去過年，並放煙花給劉心武看。我去「三兒」家參觀時，看到院子裡還堆放著燃盡的煙花筒。
村子裡家家戶戶都已經視這個寫作的劉心武為村民。走在路上我看到路人停下來為劉心武圍好圍巾，叮囑一句：「天冷，別感冒了！」樂呵呵的劉心武一路上與村民們打著招呼，一邊對我說：「我已經習慣了'離壇生活'，就是在所謂'文壇'的種種會議上、活動裡你根本看不到我。我喜歡現在這樣完全依著自己的性情生活。我可以不敷衍，可以對不情願的人和事說'不'，也可以盡情盡性地在合得來的人面前自由揮灑。」
是啊，劉心武實實在在是個有稜有角的性情中人，那天下午，在他的書房我們談人性、談懺悔、談一切我們共同感興趣的話題，談到興濃處，劉心武竟因為仰頭大笑而將籐椅錯位，往後摔了個後滾翻，嚇出我一身冷汗，幸好他沒摔傷，這也成了我採訪史上的花絮。
他的書房簡陋而豐富，靠牆的滿滿書架上陳列著劉心武各個時期出版的海內外版本。有1993年由華藝出版社出版的《劉心武文集》8卷。從1976年至今，按不同版本計，他在海內外出版的個人專著已達145種，這是把比如《鐘鼓樓》的內地版、香港版、日譯本全算進去。如果嚴格地按不同書名的個人專著來計算，則有116種。
法國近兩年連續翻譯出版了劉心武的《樹與林同在》《護城河邊的灰姑娘》《塵與汗》《人面魚》《老捨之死》《藍夜叉》6本書，最近還要出一本《潑婦雞丁》，加上2000年翻譯出版的《如意》，他的法譯本已達到8種。有專家說，這是歷史上中國作家被一國連續集中譯介的第一例。法國一些主要報紙如《世界報》《解放報》《費加羅報》以及幾種雜誌的書評版上，都出現了好評，特別讚揚譯筆非常漂亮。劉心武告訴我，這8本裡有5本是戴鶴白(Roger Darrobers)譯的，他曾任法國駐華使館文化專員，還曾留學中國中央戲劇學院，目前專心研究朱熹，漢學造詣很高，他的譯筆廣受稱讚。中國作家的作品譯介到國外，譯筆的質量至關重要，遇到好譯者是最大的運氣。
劉心武早已習慣邊緣生存、邊緣寫作，他有時候確實是過分的離群兒，這不算什麼優缺點，他的性格有點「孤拐」，很像《紅樓夢》中的妙玉，重視保持環境的潔淨，更重視保持內心的潔淨，也保持人際關係的潔淨。
我忘不了那天一起在鄉村小飯店吃晚飯時，劉心武突然靦腆地對我聲明：「我從小吃相不好，你不介意吧？這也是我不喜歡與人交際的心理障礙。」他還孩子般好奇地問我這個上海人：「上海的磁懸浮列車真那麼快嗎？」可見他已經好久好久沒來上海了。
盤自己的灶 熬自己的湯
劉心武戲稱自己的寫作是在種植「四棵樹」，即「小說樹」、「隨筆樹」、「建築評論樹」和「《紅樓夢》研究樹」。他萬萬沒想到因為到央視開了一個紅樓夢講座，寫了兩本《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就被一陣龍捲風捲入「熱鬧」漩渦。他不喜歡過這樣頻頻曝光的日子，祈盼這場意外的熱鬧盡快平息，讓自己在2006年恢復平靜的生活。
有人問同樣也出了三本紅學研究著作的王蒙：「去年可以說是紅學熱的一年，紅學著作出了很多版本，但好像都比不過一個劉心武。您怎麼看待劉心武引起的紅學熱潮？」
王蒙回答：「紅學研究大致有三個方向：第一是學術考證，第二是文學欣賞，第三是趣味研究。」王蒙說：劉心武主要是趣味研究，他的研究引起了大眾對《紅樓夢》的興趣。我覺得劉心武對促進紅學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網上的閱讀者支持劉心武，這是很好的事，很正常。大家談《紅樓夢》，畢竟還是文明的話題，總比談論吸毒什麼的好些吧！
據我所知，劉心武的《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第一部的銷量已經超過了20萬冊，第二部已經超過了15萬冊，紅學家們也一轟而起出了好幾本批評他《揭秘》的書。我曾問劉心武對此有何想法？他一刮兩響快人快語：「別人寫什麼書出什麼書是別人的事。我的想法是，研究紅學也好比盤一個灶，熬自己的湯，有香味，自然就會有人來喝你熬的湯。如果別人盤的灶所熬的湯，把人們都吸引過去了，我不會急著批判人家熬的是壞湯，更不會去砸人家的灶。我就再努力，把自己的灶加以改進，把自己的湯熬得更好。研究什麼都應該允許有很多口灶，熬很多種不同的湯。為什麼一定要去禁止別人盤灶，甚至去砸別人的灶掀別人的鍋呢？任何一種文化的發展，應該是以'盤自己的灶，熬自己的湯'為動力，在平等競爭中，去吸引受眾。」
他需要一個說話的口袋
我和劉心武時常在電話裡對話聊天，他需要一個說話的口袋。
周：你以前出書種類不少，但似乎還沒有一種像這回的《劉心武揭秘紅樓夢》這麼暢銷，這又不是一本小說，怎麼會幾個月的時間裡竟發行了近40萬冊？你覺得暢銷的原因是什麼？
劉：這的確是我的書第一次進入暢銷書的行列。說實在的真出乎我自己意料。這不是我刻意追求的結果，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吧。現在冷靜下來想，我的《揭秘》講座和兩本書，至少有一個優點，就是有趣。一個講述者，一個書寫者，他應該讓聽眾、讀者感到有吸引力，吸引力靠什麼構成？第一是要有新意，突破老框框，讓人耳目一新；第二要富於啟發性，不是強迫別人來信服，而是引導聽眾和讀者也去展開新鮮的思維；第三是表述方式上要生動活潑。我的研究，基本上採用兩個方法，一個是原型研究，一個是文本細讀，我讓自己的表述具有懸疑性，抽絲剝筍，像破案一樣，來引人入勝。在暢銷書排行榜上，能和《達·芬奇密碼》並列，我想那不是偶然的。
周：你的《劉心武揭秘紅樓夢》，被新浪網上投票選為最受歡迎的非文學類圖書第一名，又入選書業網評獎的最佳人氣社科類圖書，你本人還被手機網評選為2005年度最具影響力作家，人民網選出的2005年度10大文化人物也有你，最新消息，北京市新華書店通過讀者投票，你的《揭秘》又成為十本獲得「好人緣」稱號的圖書之一，對這些來自群眾票選的榮譽，你作何感想？
劉：非常高興。好比得了電影界的「百花獎」。我在《揭秘》的講座和兩本書裡，一再告訴大家，我只是一家之言，我對不同的觀點都很尊重，我的目的不是為了讓大家都來跟我的觀點認同，而是為了引起大家，特別是年輕一代對我們民族自己的文學瑰寶《紅樓夢》的關注和興趣，看來，我的這一目的是達到了。
周：你2005年11月還應邀到外交部去講了《紅樓夢》，聽說安排得還挺隆重的，能說說當時的情況嗎？
劉：2005年11月15日出版的《紅樓夢》學刊第6輯狠批我在央視《百家講壇》上的《揭秘》講座是「對社會文化的混亂」「擾亂了文學藝術研究的方向」，對此我感到有精神壓力，但不久我應邀到外交部作關於《紅樓夢》的演講，李肇星部長那天中午到機場為來訪的美國總統布什送行，下午兩點還專門來聽我的講座，他們把演講安排在外交部裡的新聞發佈廳，還徵得我同意進行了錄像，說將刻為光盤，分送到各駐外使、領館，作為外交官進行文化外交的一種參考資料。我覺得這是對我研紅的喜歡與支持，解除了精神上的壓力。
周：畢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在研究「紅學」的同時，也陸續的有一些中短篇發表，但沒有長篇，中短篇小說好像影響也不大。你覺得研究《紅樓夢》會影響小說創作嗎？
劉：你的問題，是從「職務前提」出發的。我在1980年到1986年之間曾是北京市專業作家，後來調到《人民文學》雜誌工作一直到現在。我並非專業作家，沒有工作性的創作任務，何況現在已經退休，寫不寫，寫什麼，沒有一種任務前提。總有人像你一樣，認為一個人因寫小說而被人所知，就應該永遠從事小說這個「主業」，否則就多少有些「不務正業」，而小說則又以長篇小說為尊，「沒有長篇」似乎就是「缺陷」。我認為這種把寫作職業化特別是職務化的定位，是會妨礙自由心靈的自由馳騁的。張愛玲、沈從文均無長篇小說，難道不是中國最優秀的作家嗎？張愛玲寫《紅樓夢魘》，沈從文治中國古代服飾史，難道就沒貢獻嗎？我現在是一個寬泛意義上的作家，我寫作、研究都不圖有什麼「建樹」，我寫是因為我喜歡寫，我研究《紅樓夢》是因為我喜歡研究，把小說、隨筆和建築評論、研紅心得這「四棵樹」上的果子奉獻出來，不過是一個領養老金的人與讀者分享感悟罷了。當然，我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寫作者，讀了我新的短篇小說《偷父》(2005年《讀者》第24期轉載了，很容易找到)，就可以看出我的情懷。
周：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研究「紅學」的？什麼使你對《紅樓夢》發生了那麼大的興趣？對於目前的種種爭論，你的態度是什麼？
劉：我受家庭影響，很小就對《紅樓夢》感興趣，母親說起《紅樓夢》如數家珍。我進入研究狀態，主要的動力是，想從母語文學經典裡汲取營養，特別是學習如何把生活原型昇華為藝術形象，如何把握敘述策略和伏筆設置等等。
我第一篇研究《紅樓夢》的文章《話說趙姨娘》發表在1990年的《讀書》雜誌。值得玩味的是，我第一篇「秦學」文章《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就發表在1992年《紅樓夢學刊》第6輯上。我講「秦學」的節目作為《紅樓六人談》中的一人之說在2004年CCTV-10《百家講壇》播出，那「六人談」裡的另一人就是蔡義江先生，這個《六人談》也出了光盤，現在還在售賣。實際上《百家講壇》早在前幾年就錄製過《新解紅樓夢》系列節目，馮其庸、李希凡、張慶善、蔡義江、張書才、孫玉明等先生都錄製過講座，也都在《百家講壇》播出過，也出過光盤；我被邀請錄製《揭秘》是在他們全都講完播出之後。2005年11月15日出版的《紅樓夢學刊》第6輯卷首的訪談錄裡，一些研究紅學的專家學者把中央電視台錄製播出我的節目定性為「是對社會文化的混亂」、「成為一種社會問題」，還定性為「擾亂了文學藝術研究的方向」，對此我當然不能接受。2006年裡我將繼續研紅，消化善意的批評指正，堅持獨立思考，仍以自說自話的方式，公佈我研究《紅樓夢》的新心得，其中計劃有6篇將刊發在《當代》雜誌上，它們構成一個「紅樓心語」系列。另外，我寫的幾十篇《紅樓拾珠》也將結集出版，這些「拾珠」是把研紅和關注現實的思考結合起來寫成的隨筆，所謂「珠」指的是《紅樓夢》裡人物的珠璣般的語言，比如「是真名士自風流」「大小都有個無理」「簧柏木作磐槌子」等等。
周：有報道說你將小別《紅樓夢》，轉而研究《金瓶梅》，是這樣嗎？
劉：其實我早在十年前就把《金瓶梅》和《紅樓夢》一起琢磨，目的主要是為了借鑒自己民族的古典小說，以把自己的小說寫好。十年前我曾應一家出版社約請，完成了對《金瓶梅》的點評，但未能刊行。我還完成了一部《<金瓶梅>人物譜》，向讀者介紹書裡的50個角色。這文稿已經存在很久了，最近可望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是與上海著名畫家戴敦邦先生的一次合作，他繪製了一百多幅這些人物的圖畫，他的圖和我的文字合在一起出書。有一位並未直接採訪我的記者報道說，我認為《金瓶梅》比《紅樓夢》偉大而且「最乾淨」，這絕不是我的觀點，是無中生有、聳人聽聞。我對《金瓶梅》的評價在《人物譜》序言裡表達得十分清楚，書出來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
周：對於你的作品，讀者印象最深的還是《班主任》、《鐘鼓樓》，前一部被評價是「傷痕文學」的開山之作，後一部是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然而我認為最好的《四牌樓》，卻沒有那麼大影響，為什麼？
劉：《四牌樓》1993年出版後印刷過4次，得過上海優秀長篇小說大獎(第二屆)第二名，其中一章《藍夜叉》已經翻譯為法文，2005年在法國以單行本出版，《費加羅報》上有肯定性的評論，我已經覺得很欣慰。有的作品一發表就轟動，有的作品會慢慢地被認可，有的作品永遠寂寞，就像人與人的命運各不相同，這都是正常現象。把作品發表出來當然希望有人看，有人共鳴，否則發表它幹什麼？但「大影響」是無法預測、無法控制，也是沒必要去追求的。我自己覺得，也許很多年以後，人們如果還記得我，那麼，會提到《四牌樓》，這是一部什麼時候都可以讀，讀過的人裡，都會喜歡它的，那麼一本書，因為它透過政治、社會、時代、家族和角色所寫的，是對人性的永恆性思索，而且它的懺悔性文本，沉靜而略帶傷感的敘述方式，應該能早晚獲得一些知音。
周：從《班主任》開始，到後來的《潑婦雞丁》、《站冰》以及《偷父》，我覺得你的小說一直是關注著弱勢群體和人性，從文字間就能感覺到時代脈搏的跳動。你是否可以給自己不同時期的作品分一下階段，在敘事方式上，是不是一直在尋求新的變化？
劉：不變的是對時代、社會、人生的逼近觀察和對人性的探究。變的是通過廣泛吸收營養後，在藝術形式上的新嘗試。比如《潑婦雞丁》這個中篇小說，題目是道菜名，裡面每一節的小標題也都是一道菜點的名稱，形式上追求新奇巧妙，以使內容更耐品味，台灣評論家說我寫的是「飲食文學」，那邊一家出版社出了單行本，法國現在正在翻譯，法譯本2006年春天會在巴黎出版。
2006年1月，東方出版社推出一套4卷的《劉心武精品集》，其中包括我的三個長篇小說《鐘鼓樓》《四牌樓》《棲鳳樓》，成名作《班主任》(不是處女作，寫它時也已經不在中學任教了)和其它幾個中短篇小說，還有隨筆《獻給命運的紫羅蘭》等；雲南人民出版社也同時出版一本《劉心武自選集》，篇目與東方出的4卷完全不同，裡面有小說《民工三部曲》和劇本《老捨之死》。我這些年來的變與不變，從這些選本裡可以看明白。
周：你的紀實文學也很精彩，《5·19長鏡頭》、《公共汽車詠歎調》等，但是後來就寫得少了，好像隨筆和建築評論文章寫得多了。在你的一些作品中，包括 《鐘鼓樓》，尤其是《我眼中的建築與環境》，更可見你對建築的研究很有心得。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對建築藝術有愛好的？
劉：我自己最珍愛的紀實作品是《私人照相簿》和《樹與林同在》，篇幅都遠大於你點出的那兩篇，而且都是在那以後寫成的，也都有過一定的影響。
我對建築藝術感興趣也是從中學時期就開始了，那時候我常去畫城市景物寫生，以古典建築為主。改革、開放以後，北京城市面貌有了大變化，新的建築物層出不窮，而且牽扯到舊城改造、城市規劃等方面的問題。作為一個北京老市民，對城市發展的關切與少年時期對建築物的欣賞興趣交融在一起，就催化出了我的建築評論。除了你提到的，我2004年還出版了一本《材質之美》，新近還寫了若干《話說天花板》《話說衛生間》系列文章，把評論觸角延伸到居室設計裝潢領域。建築界對我的涉足不僅十分寬容，而且持歡迎鼓勵的態度，我也曾在北京電視台錄製播出過12集《劉心武話建築》，沒惹出「圍毆」，倒有不少鼓勵之聲，最近你從互聯網上點擊「北京西環廣場」字樣，能看到建築界邀請我參加有關活動的報道。
結束語
推心置腹的對話是一種享受。生命是有極限的，支撐作家繼續往下跋涉的不是新的制高點，而是對生活、對生命不衰的觀察興趣。
劉心武這條潛在深海裡的大魚，平日裡不顯山露水，偶爾躍出水面興風作浪，也是很有氣勢的，儘管他不是耀眼的明星作家。但他身為一個有爭議的作家，他的寫作中的事件，人物故事基本上是與他共時空的，他永遠活在社會生活新的生長點上，因而他的激情從不退潮也總在與時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