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語、酷語和穢語：流氓敘事的三大元素
在歷史學家看來，統計學意義上的流氓永遠是社會的少數者，但在我們看來，流氓社會的成員就是流氓話語的言說者，他們永遠是全社會的大多數。這個話語空間遠遠溢出了統計表格、語言辭典和語文教科書的邊界。流氓的秘密決不是它對於道德和權力的公開顛覆，而是對於話語的秘密征服。喪失了身份的人們與前意識形態發生了廣泛的斷裂。言說的屬性被悄然改變了。
一種與秩序話語截然不同的語法開始啟動，試圖喊出一種離經叛道的聲音。流氓話語就是這樣誕生的，它們在大地上滾動，像雪球一樣無限地增長著。經過漫長的角逐，終於堅硬地屹立在世紀末的中國大地上。它是一個龐大的話語織體，它包含著色語、酷語、穢語以及各種形式的文本。所有的流氓社會及其流氓主義都是在話語的溫床中誕生和發育的，並且還要在各種話語喧囂中發出自己的犀利聲音。
吳承恩魔幻小說《西遊記》裡的猴子，是一個靈巧的動詞、也是暴力之神，代表著流氓的劇烈的反叛。他的棍子「金箍棒」像陽具一樣可以自由伸縮，喻指著所有那些粗暴的陽性事物：怨嗔、暴戾和仇恨。不可思議的是，孫悟空仇視女人，尤其仇視那些企圖引誘和染指唐三藏的女人（如佔據「盤絲洞」的女妖「白骨精」），他的妒忌的激情使他的行為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同性戀者。而皮膚白皙和性情溫和的聖徒唐僧，則扮演了一個B角同志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管束性情暴躁的情人，並要讓一個天庭反叛者和江湖流氓跟他一起成為聖人。猴子和唐僧的組合，構成了一種奇妙的文化對偶關係，在他們背後，掩藏著流氓和聖徒之間的秘密的靈肉親暱。
而在猴子的身影以外，一頭豬，一個肥胖而慵懶的動詞，和他的釘耙一起進入了我們的視線，並且觸發了我們的笑聲。這就是豬八戒，一個負責管理天蓬的武官和異性戀者，因為對仙女嫦娥進行性騷擾而遭到貶竄，投胎成為小豬，又被唐僧收伏，成為取經四人幫中的成員，從而開始了一場被天帝逼迫的遊走。這是中國特有的喜劇，也是唯一的土地喜劇，據此他受到了長達500年的奚落與嘲笑。他和猴子的古怪對抗是反諷與正諭的較量，但他卻是無限可愛的，跨越數百年的話語時空，成了500年後女孩子們追逐的對象。這究竟是為什麼？世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而我們又是如何面對這一變化的？
我們看到，毛時代受寵的造反猴子遭到了冷遇，而慵懶的豬卻越過經文裡沉重的教義，甚至越過他自己管轄的領域，成了新時代的話語寵物。
豬八戒是對土地和農民的身份反諷。他的釘耙示意他是個純粹的農民，但他卻拒絕耕作，懶惰和貪慾（貪色和貪財），與農民的美德（勤勞、節儉、以及慾望的有限性）形成諷刺性的對比。他的「豬性格」反諷了他的農民身份。他是鄉村慾望（永無止境的食慾、貪慾和情慾等各種慾望的復合體）的一個反諷性寓言。另一方面，他對嫦娥的侵犯，則暗示著他與女色的曖昧關係。嫦娥是情慾的象徵，同時也意味著一種難以和解的永久性孤獨，並且因此而成為一個不朽的女神，與塵世間性苦悶的農民們彼此守望，但豬八戒的染指瓦解了這種純潔性，豬就這樣破壞了農民的信念和操守，淪為土地倫理的叛徒。
豬八戒就是農民和流氓的關係的寓言。他是一個天庭的武官，在性侵犯女人的意義上成為流氓，或者說是流氓和農夫身份的混合物，國家主義（玉皇大帝）藉此嘲笑了他，並判決它擁有一個豬的形貌。這責罰是奇妙的，它不僅意味著他應當是醜陋的，而且應當接受行走（取經）的苦難。這行走就是流氓的特徵。豬八戒首先在性行為方面出現了流氓的徵兆，而後又在前往「西天」的行走中獲得了流氓的更多特徵（這就是他是一個「動詞」而非「名詞」的原因）。他注定要在在歷經磨難的行走中成為一個純粹的流氓，被各種身體的慾望所糾纏和支配。這正是他可愛的方面。他沒有像唐僧那樣自我壓抑，也沒有像猴子那樣沉浸在同志式的嫉恨之中，而是坦然言說著他的全部慾望，並且為這種細瑣的慾望而不懈地奮鬥。
《西遊記》對我們而言是如此重要，因為它幾乎成了兩種話語的象徵。豬是慾望解放的代表，他不僅標定了由農夫向近代市民變形的歷程，而且成為小說的情色敘事的化身；與此同時，猴子則開啟了近代暴力敘事的先河。這兩個半人半神的生靈像兩座雕像，分別代表著色語和酷語，喜劇性地屹立在了我們展開話語探險的入口。
1、色語：密室生涯的終結
色語即情色話語的一種簡稱，它是所有話語中比較隱秘的那種，它從一開始就是身體慾望和密室生涯的組成部分，無論在民間還是宮廷，它的私密性都是無可置疑的。但由於流氓的介入，它最終被轉換成普遍的公共事件。它把所有的讀者（觀眾）都變成了床帷偷窺者。國家主義的道德禁忌並不能阻止它在公共話語領域的這種蔓延。《金瓶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表明流氓文人是如何利用話語權來實施「文化洩密」的。這場敘事政變更改了色語的命運，令它最終成為流氓話語的主要專利。如今，散佈在手機短信和網絡笑話中的民間色語（此外還應加上政治幽默），已經成為中國民間智慧的最高代表。
古典色語
古典色語是宮廷色語和士大夫色語的混合物、皇帝、貴族和士大夫的話語專利。在唐宋詩歌和明清小說裡，它們始終以詩歌、隱語和謎語的方式出現，狎妓的風情被知識分子的典雅話語所掩蓋，擁有一個由紗窗、珠簾、畫屏、紅燭、鸞鏡、綺帳、玉鉤、香衫、羅帶、錦衾、玉枕等大量床帷物事構的香艷語境，但它又是如此的優雅，與夢幻、愁苦、相思與恨泣等靈魂情語互相纏繞，瀰漫著憂傷的詩意。
基於知識份子的積極參與，中國古典色語充滿了語詞的機智，並且總是被包裹在一些微妙的謎語之中，成為一個散佈著各種隱喻、諷喻和象徵的話語織體。「吹簫」和「弄玉」是一個範例，它的廣泛存在證實了經過隱喻處理的色語是如何大肆流行的。李商隱的詩歌則是另一個範例，它用大量隱喻堆積成一個中級官僚的情慾敘事。在《無題》中，他的著名詩句「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以「春蠶」和「蠟炬」暗喻男性生殖器，「絲」與「淚」暗喻精液。李商隱的另一詩句「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夜雨寄北》），也充滿了床帷性愛的暗示。其中「巴山夜雨」就是「巫山雲雨」的二度轉喻。但這些精妙隱喻卻由於其多義性和歧義性而遭到長期誤讀。這是知識份子隱語體系所帶來的問題。儘管整個宋詞體系基本上是妓院裡的產品，但古典色語最終只能成為少數人的書房－臥房遊戲。它的機智阻擋了與人民的通俗對話。
明代的孔子第64代後裔孔尚任的作品《桃花扇》，對色語作了進一步「人文」改造：女主人公李香君為了政治貞操以頭顱撞牆，鮮血濺落在團扇上，被改繪成一株艷麗的桃花，成為民族－國家主義操守的象徵。但這其實是一個微妙的性行為轉喻。「香君之血」的真正來源並非頭顱而是生殖器，它起源於對處女破瓜初夜的床帷記憶。顱血是對「初夜之血」的一種鏡像式仿寫，它不僅暗示著對頭顱（靈魂與精神）的處女權（氣節）的自衛，而且也暗示對肉體貞操的捍衛。儒學家就這樣成利用被徹底雅化的色語，成功地題寫了「愛國主義」和「愛身主義」的凜然大義。甚至康熙皇帝本人也無法對這個漢人懷舊的政治文本有所物議。古典色語終於隨著文人戲曲的勝利而征服了15～16世紀的中國。
知識份子（士大夫）對民間話語的圍剿與徵用是一個歷史傳統。明代士大夫奪走了戲曲的話語權，把它變成知識份子話語的專用容器。民間話語直到清代才開始復興，並挑戰文人戲曲，形成激烈的「花雅之爭」。徽班進京顯示了民間話語的力量，但「花部」戲曲最終還是被乾隆皇帝所徵用，經過再度雅化，成為極權國家主義的內廷藝術。
被譽為「四大名著」的小說《紅樓夢》，無疑是知識分子色語的最大庫房，其間充滿著各種有節制的情色敘寫以及機智的隱語，後者中最著名的是妓女雲兒關於男女交合的打油詩：
豆蔻開花三月三，一個蟲兒往裡鑽。鑽了半日不得進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
－－第二十八回：蔣玉菡情贈茜香羅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這無疑是《紅樓夢》裡最粗俗的詩歌，卻遵守了雅化的基本原則－－用隱喻來描述男女床帷調情的情色場面。而作為當代色語作家，毛澤東寫給夫人江青的詩歌《題廬山仙人洞》，提供了雅化的最新範例－－「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官方學者企圖掩蔽它的真實語義，郭沫若宣稱，這首詩隱喻了北京與蘇共交惡之後的險峻政局和當局的豪邁無懼的氣概。作為一種權威性釋義，這一解說在文革期間曾經大肆流行。但文革後期，某些北京高級知識份子舉行新婚大典（主要是二度婚姻），其婚房多懸掛毛的這首詩的書法作品，作為對圓房者的一次親密而高雅的祝福。這不僅表達了對官方釋義的蔑視，也體現了還原毛詩本義的反諷性努力。
民間色語
只有民間色語才真正解放了情慾敘事。從元代開始，基於古典知識份子話語的衰敗，說書人、戲子和下層知識份子（落第文人）建立起話語聯盟，企圖從一個全新的方向拯救漢文化，並尋求話語的民間出路。城市戲劇（雜劇）開始迅速繁榮起來。元朝政府下級官員王德信撰寫的《西廂記》劇本，無疑就是這種合謀妥協的結果。一對男女在丫鬟的安排下翻牆幽會，上床做愛，隨後又大膽私奔。其唱詞融合了傳統的古典知識份子話語和民間口語，成為一個愛情的浪漫樣板，照亮了此後七百年的中國舞台。儘管它僅僅是一種美學反叛的開端，卻遭到國家主義的嚴厲追殺。明清兩代都把它當作「淫詞」而列為禁書，乾隆甚至親自主持了對《西廂記》的批判，向民眾頒發訓誡，嚴禁該劇的刊印、演出和傳播。
《西廂記》是利用唱詞進行虛擬做愛表演的範本，崔鶯鶯的獨唱細緻描述了整個性愛過程，從「繡鞋半拆」，「將紐扣兒松，把縷帶兒解」，經過「軟玉溫香抱滿懷」，直到「花心輕拆，露滴牡丹開」，「魚水得和諧，嫩蕊嬌香蝶恣采」，其中「花心」、「牡丹」、「嫩蕊」、（暗喻女陰）「露」、「水」(暗喻女陰之水)和「魚」（暗喻陽具）等都是有關性器的公共隱語，這是古典色語在經過民間改造之後的一種全新語體，在中世紀城市的街巷中散發著半俗半雅的古怪光芒。
在湯顯祖的《牡丹亭》裡，傳統的性符碼經過強化，構成了少女懷春傳奇的話語核心。故事敘述少女杜麗娘遊園時做了一個春夢，夢見在柳樹下與一位青年調情和性交，醒來後鬱鬱寡歡，思念成疾，竟然傷春而死，葬在梅樹下，其鬼魂說服陰曹判官放回陽世，繼而找到那位名叫柳夢梅的青年，教他開墳救人，少女還魂而起，與柳夢梅結為秦晉之好。整部戲劇充滿了有關各種性隱喻的符碼，其中花卉（牡丹、梅花、芍葯、杜鵑等）多是女性生殖器的隱喻，而柳枝、毛筆、簫管和雨傘則是男性生殖器的隱喻。「柳夢梅」這個名字，無非就是男根夢想女陰的意思。為了強化情慾的語義，劇中還出現了一個有性交障礙症的「石女」石道姑，藉此作為杜麗娘的反轉鏡像。在開棺之後，石道姑用壯男的內褲燒成灰燼，調和熱酒，灌入杜麗娘口中，使她得以重生。這種被稱之為「燒襠散」的還魂藥，就是男性精液的轉喻。我們看到，在《牡丹亭》裡，導致女人的死亡和重生的原因都只有一個，那就是男人的性器和性愛。
色語的粗鄙化
隱喻是士大夫從事情慾書寫的一個基本策略，它推動了文人和市民在淫趣上的妥協。但在另一面，但王實甫和湯顯祖喚起的不僅僅是一種敘事倫理學的妥協，而且是色語公開走向粗俗化的重大開端。除了色語，《西廂記》和《牡丹亭》中還出現了大量粗鄙的口語，俚語和市井之語，並且滿含著酷語的暴力趣味。這種風氣由說書人和戲子推波助瀾，在明清漸次達到高潮，出現了大批以《金瓶梅》、《玉蒲團》等為代表的淫艷小說，而在民國期間仍然可以窺見它的俗麗風采。而在中國東北，「二人轉」至今仍然保留著以民間色語為主體的傳統，粗鄙、淫蕩、幽默、刻毒地針砭弊政，其敘事和表演都已趨於完美。這是民間色語在中共建政後五十年的重大復活，並且以一種放浪的方式，匯入了現代流氓話語的洪流。
敘事倫理學的讓步
我們無法在這裡詳盡地歷數色語的歷史進程。民間色語在知識份子（國家）敘事倫理的包圍中漲落，為人們提供了一條危機四伏的線索。經過毛時代的禁慾主義的清洗，色語幾乎已經蕩然無存。但九十年代卻成為色語全面復辟的時代。在市場資本主義的贊助下，色語捲土重來，成為流行話語的中堅。它在文學和時尚兩個向度上茁壯生長，達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這是公共敘事倫理發生全面「厚黑」的信號。作家開始日益放肆地使用色語來傳遞意識形態轉換的消息，或者利用情慾敘事來謀求圖書市場的大宗份額。敘事倫理學最終向不可遏制的情慾做出了重大讓步。
身體符碼的擴展
刺青(紋身)、鷹犬、鳥籠和鐵球，這些更為古老的語碼顯示了流氓百科全書的另一些特色。刺青是書寫在皮膚上的魔法，它不僅是一種痛苦耐受力的炫示，而且是一種神秘的謎樣的言說體系，緊密地分佈在某個人的肌膚上，像一種難以辨識的地圖，或是一些正在爬行的慾望的動詞，閃爍著曖昧而性感的語義。而架在手臂上的獵鷹和奔行在地的獒犬，則更傾向於一種酷語，也就是傾向於暴力的表述。鷹－人－狗這三個運動著的「名詞」，構成了空間的多層面的征服。它們是中世紀霸權的活的標記。
清代的北京滿族貴族男人，更喜歡左手托著鳥籠，右手在掌心把玩旋轉著一對鐵球。其中「鳥」和男性生殖器「吊」諧音，成為後者的一種借喻，而鐵球則暗示睪丸的堅硬性，它們在掌心中發出金屬般清脆的摩擦聲，以及一種微弱的閃光。有的鐵球內部安裝金屬簧片，甚至能夠在旋轉把玩中發出悅耳的聲音。它們不僅是一種身體符碼的外延和擴展，而且是一種奇妙的文化發明。晚清以來，滿族貴族日益沒落和退化之後，色語開始粗俗地浮現在世俗生活的表層。「鳥－球」色語起初要暗示一種閒適的生活，而且還要傳達一種貴族所獨有的性主權。但隨著貴族子弟的普遍流氓化，這種交際性色語逐漸轉向江湖，進入中國流氓話語體系，成為市霸、街痞和混混兒的浮誇標記，提示著城市流氓的「身份」和性霸權。
色語的意識形態
色語在當代中國正在日益政治化，變作民間進行政治諷喻的利器。我們看到，大量用色語編織起來的政治笑話迅速傳播，成為八十年～九十年代中國民間色語的隱形主流。政治幽默和色語的結盟，構築了一種輕鬆的「酒桌話語」，它們的主人公通常是一些前革命領袖，他們遭到了民眾放肆的嘲笑。在一個後集權主義的語境中，這種政治色語成了精神壓力的緩釋劑。九十年代末第五媒體「手機短信」出現後，色語又以「短信話語」的方式甚囂塵上，繼續維繫著一個針對政治意識形態的解構態勢。
但色語不僅只是一種顛覆行性力量，而且也與國家主義保持了良好的互動。它時常閃現在城市「現代性建築」的現場，並借助立面的陽具化來表達國家主義的權力慾望。這種文化象徵主義，幾乎成了支配新建築的唯一理念：在東方明珠電視塔和金茂大廈之類的陽具化造型之上，追加政治霸權的語義。這是對傳統國家主義建築話語的嚴重反叛。古典國家主義建築是一種女陰式的書寫，它被限定在圓形的穹隆式框架之中，或者環狀地匍匐在大地上，彷彿是一種對「上天」（陽性事物）的謙卑的響應。但西方工業化幻象改變了中國建築的語法，並促成了一場都市建築高度的狂熱競賽。在現代性和全球化語境中，地方國家主義徵用了勃起的陰莖圖式（同時也是西方男權主義政治的色語符碼），令其散發出自我政治誇耀的摩登氣息。無論如何，色情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高的政治意識。
2、酷語：風行數千年的公共話語
酷語就是暴力話語的一種簡寫，它與色語一起構成了流氓話語的主體。中國文學的四大名著，除了《紅樓夢》屬於色語世界，其它三部卻都是酷語的範本。由於酷語是國家主義和流氓主義的共用話語，它最終成了中國流氓話語中唯一能夠風行兩千年而沒有遭到圍剿的部分。它最初產生於民間，而後就被國家所徵用，成為集權國家主義主要敘事工具。但流氓拒絕放棄酷語的話語權，這導致了酷語成為一種逾越了「階級」界限的超級話語。這是國家主義和流氓主義進行對話的唯一話語。由於共用同一種話語，對話完全無須進行轉譯，也不會產生歧義和誤讀。另一方面，流氓和流氓之間的對抗也變得簡潔而明快起來，彷彿是一場輕鬆愉快的懇談。
酷語的懇談
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酷語懇談，發生在劉邦和項羽之間。根據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記載，劉邦率大軍兵臨城下，項羽派人痛斥劉邦不義，並以劉邦的父親為人質，威脅要將其烹煮。劉邦回應說：「我們是結拜兄弟，我的爹就是你爹，你要是烹了他，請不要忘記分我一碗羹湯。」這段經典性對話似乎顯示了流氓的話語風格：殘忍、血腥、無情無義，對親人被置於危機完全無動於衷。依據傳統倫理學的立場，這應當就是流氓的無恥化的話語風格。
另一個令人震驚的酷語公案，是傳說中的關羽和張飛互殺家眷案。六十年代出土的明代刊印的《花關索出身傳》敘述了一個被《三國誌》和《三國演義》「忽略」的細節，該段落記載劉備、關羽和張飛三人一見如故，在姜子牙廟王塑像前對天盟誓，決定共舉大事。但劉備擔憂關、張二人有家庭牽掛。關羽當即宣稱要殺掉自己全家。張飛說，你怎下得手殺自自己家小，不如我殺你的，你殺我的。結果關羽殺死了張飛全家，而張飛則前往關羽老家蒲州解縣，殺死了關家全家18人，只放走了關羽的懷孕妻子胡金定。
有關劉邦和花關索的敘事，都指涉了血腥的親屬殘殺。流氓的暴力延伸到了家族的內部，展示了「酷語」所能企及的令人震駭的深度。儘管第二個故事不是一個確切的史實，或者說，它散發著野史和「小說」的「傳奇」氣味，卻準確地表述了流氓的邏輯。它是所有酷語中最驚心動魄的一種。
以「梁山泊敘事」為核心的民間酷語，在元代就已經進入了劇作家和戲子們的視野。與王實甫的色語改革風潮遙相呼應。一些以李逵、魯智深和宋江為主角的話本開始上演，這種話語變革為明清說書人提供了素材和美學方向。李逵作為流氓暴力的化身，從一開始就具有正義代言人的鮮明特徵，他把殺戮和流血當作日常起居生活的一部分。在元雜劇《梁山泊李逵負荊》中，出於一場戲劇式的誤會，李逵甚至要對宋江和魯智深用斧頭進行正義審判15。在這裡，正義是至高無上的，它無情超越了兄弟和幫會的情誼。板斧成了兩個兇猛的正義符碼，它們飛舞高蹈起來，要對所有非正義的事物進行血腥判決。板斧和民間的正義訴求之間從一開始就已建立了緊密的語義關聯。這種成功的敘事倫理學策略，令酷語得以毫無阻力地生長。這與色語飽受打壓的歷史命運，形成了戲劇性的對照。
酷語的雅化
儘管酷語是一種不受政治倫理限定的通用話語，但雅化仍然是知識份子（士大夫）內在的美學慾望。它在漫長的歲月中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早在宋代，岳飛的詩詞《滿江紅》就出現了這樣的句子：「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這種強烈的嗜血性不僅和民族主義的凜然大義一起進行了組裝，而且被壓入對仗的精巧模式，呈現為更加優雅的面貌。甚至民間話本《忠義水滸傳》都要由說書人親自予以雅化。武松謀殺張都監一家十五人，其中包括無辜的女眷、隨從、廚師、丫鬟，但這簡潔的喋血事件卻被投放在月光普照的空間，從而點亮了一種連金聖歎都大加讚歎的殘忍詩意。《水滸》利用月光開闢了一條輕度雅化的道路，從此，明清話本小說（包括「三言兩拍」）都要面對雅化的淬火處理。所有那些雅化的酷語堆積在歷史裡，散發著經久不息的芬芳，並在二十世紀的紅色文藝裡發生大爆炸，成為政治革命的話語先鋒。
3、穢語（髒詞）：父權對母權的政變
穢語（髒詞）是色語和酷語的混合物，它擁有一個色語的外貌，同時又具備了酷語的暴力性。它是骯髒和粗鄙的，同時又散發出親切而惡毒的氣息，代表著民間社會的美學立場，並且常常滲透進了國家上層份子的話語詞典。每個時代都擁有自己特有的髒詞系統。北京建政的初級階段，公共話語經過嚴厲清洗，長期保持了潔淨的狀態，直到毛澤東親手將其「弄髒」了為止。1974年，毛澤東發表了他的著名詩詞《水調歌頭》，其中出現了「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的句子。這是粗鄙的髒詞首次以國家主義話語的面目亮相。這枚小小的毛式髒詞猶如一個細小而勇猛的戰士，經過數十年的埋伏，突然閃現在了國家意識形態革命的前線。像一次出乎意料的宣告，引發了來自新官僚集團和全體人民的驚歎。這是粗俗美學正在走向其頂峰的標誌。如果不是毛的逝世和文革的終結，這種美學無疑演變為國家主義話語中最驚心動魄的部分。
在所有的穢語中，被譽為「國罵」的「他媽的」和「操（你媽）」，是簡單有力的短語，它們直指著血緣關聯的深部，也就是血緣身份的本質。這種「國罵」顯然擁有令人吃驚的漫長歷史。儘管沒有足夠的證據，但我認為，這種充滿性暴力的口號，必定起源於母系社會向男系社會轉型的時代。它要借助一種強大的咒語來瓦解母親的威權，把她下降到性受虐的卑微地位，並為父權的確立開闢道路。尋根，就是要在話語的層面上展開父權對母權的戰爭。「國罵」是曾經發生過強烈話語政變的證據，記錄了當年母權敗落的杳遠蹤跡。
「罵的尋根學」至今仍然扮演著古怪的角色，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忠實伴音，卻在２１世紀零年代裡被逐漸雅化為近音詞「靠」。在省略了賓詞「你媽」之後，它萎縮成了一個簡潔的歎詞，並且逐漸遠離原有的色情意味，在「小資」手中變得日益純淨起來。與此同時，「傻逼」卻在平民階層中古怪地盛行起來，變成了第二代「國罵」的代表。
在九十年代後期中國各地的足球俱樂部的球賽上，人們總是可以看到這樣的場面：上萬觀眾一起衝著輸球的隊員高喊－－「傻逼!」聲勢驚天動地，彷彿是平地一聲春雷。「傻逼」是一個集體魔法中的文化咒語，解構著那些令人痛心的景象，為它們蓋上話語的羞辱標記。「傻」和女性生殖器「逼」的組合產生了一種令人驚異的語效。它是高度男權化的，粗鄙而有力，和讚美性髒詞「牛逼」彼此呼應，成為革命修辭的最新範例。這是流氓話語滲入日常話語的一個證據。聲勢浩大的髒詞運動修改了平鋪直敘的世界秩序。但與犀利的動詞「操」相比，形容詞「傻」的革命性無疑已經遭到削弱。它需要在一種集體吶喊中才能重新聚起批判的能量。（作者：朱大可，摘自無法出版的專著《流氓的夜宴－－當代中國的流氓敘事》）（原載《天涯》、《南方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