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異軍突起的紅學勁旅
《紅樓夢》誕生以來，這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巨著不光影響了很多作家的創作，而且吸引了很多著名作家對它的研究興趣。從上世紀70年代末（新時期）以來，就有許多作家發表紅學文章，出版紅學專著，開闢紅學專欄，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成為一支異軍突起的紅學勁旅。
1980年1月，撥亂反正不久，著名作家端木蕻良抱病創作的長篇小說《曹雪芹》上捲出版。在1980年至1985年之間，《曹雪芹》上捲至少印刷了4次，印數高達5萬多冊。端木蕻良的紅學論文也不少。1980年5月，著名作家徐遲的《紅樓夢藝術論》出版，這本薄薄的只有10萬字的小冊子剛一發行，印數就達7萬冊。伴隨著《紅樓夢學刊》、《紅樓夢研究集刊》的誕生，新一輪的紅學熱在我國興起，巴金、李准、茹志娟、孫犁、陳白塵、楊絳、宗璞、劉紹棠等作家，無一不從《紅樓夢》中獲得啟示，吸取豐富營養，發表獨樹一幟的心得體會或洞察深刻的專門論文。
如果按我們的閱讀年代算，新時期以來內地出版社出版的海外華人作家的紅學著作也可以算在「新時期」內，那麼，此時的著述就更加豐富了。如上世紀90年代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魘》，是著名作家張愛玲旅居美國時期用10年時間完成的，寫作時間大約在上世紀70年代。又如近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台灣作家高陽的紅學專著《紅樓一家言》以及小說「紅樓夢斷」系列、《曹雪芹別傳》等，皆是可圈可點的著作。
最近十幾年，更多的作家加入到紅學隊伍中，其中的佼佼者如著名作家劉心武、李國文、王蒙等，更是進入了紅學研究的「井噴」時期。他們不光都出版了紅學專著，而且劉心武在《北京青年報》、王蒙在天津《今晚報》上開闢了紅學專欄，劉心武甚至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開闢了專題講座。作家們利用現代傳媒，不光進一步加快了《紅樓夢》的普及，推進了紅學熱，也大大加快、加深、加強了受眾對他們研究成果的瞭解。
作家評「紅」的獨特之處
縱覽這些著名作家的紅學專著，我們認為有以下幾個特點值得關注:
一、觀點新。由於他們是以作家身份進入紅學領域的，自身有長期的文學創作、尤其是小說創作的體會，所以他們研究《紅樓夢》的切入點新穎大膽，往往能看到外人所看不到的東西。他們甚至挑戰胡適，質疑他的自傳說和脂硯齋之類。由於作家的名人身份和生花妙筆，其論點影響更大。
比如張愛玲在《紅樓夢魘》中比較了不同年代的幾個版本後認為：「《紅樓夢》是創作，不是自傳性小說。」這是對胡適有關紅樓夢為自傳說的最大顛覆。這種顛覆，不是受外界力量的影響，而是作者自己讀書思考的結果。再如李國文對脂硯齋的研究。他在《李國文樓外說紅樓》中說，根本不存在一個和曹雪芹同時代、又是他寫作時的場外指導兼總策劃人的脂硯齋。真實情況是，脂硯齋就是後世那些抄書人。抄書人有的水平不高，但有的，也許是並不弱的高手，不大甘於作枯燥無味的抄書匠，因此，在抄寫比閱讀還要深刻的理解過程中，漸漸生發出感想，生發出議論，然後於抄寫之中，將這些觸動，落諸筆端，夾評夾批，說出自己的見解，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特別是感情太投入於書中的話，那幾乎不由自主，非要扮演這個角色不可了。
二、研究方法新。作家以形象思維見長，他們不一定比其他研究者擁有更多資料，但他們善於融會貫通，想像力尤其驚人，推理能力也往往由此變得驚人。我們在他們的紅學專著中很明顯地能感受到這一點。有的作家，乾脆就是以小說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紅學成果。
二月河之所以成為著名小說家，首先得益於《紅樓夢》的滋養。20多年前，還是一個文學青年的他，寫了一篇紅學論文請著名紅學家馮其庸指正，馮先生從中看到了作者寫小說的巨大潛力，建議作者專攻小說創作，二月河聽從勸告，果然不久大有成就。今天，我們來看二月河1981年寫的紅學論文，仍然可見其小說創造的功力。他是這樣分析賈元春之死和李紈之死的：
「從賈府的角度看，雖然她(賈元春)八面威風，神奇得很，稍加思索，她也不過是宮闈裡的一位『趙姨娘』罷了。趙姨娘在賈府是什麼地位，她在皇宮裡就是什麼地位。」「她(賈元春)是死於宮內外複雜而微妙的勾心鬥角場上」，「是被秘密處死的」。皇帝出於對賈元春的感情留戀，多年後「終於擊敗他的政敵，決定為元春昭雪。而此時的賈府早已敗散，『飛鳥』們早已『各投林』。於是，他在某一『林』中羅致了賈蘭等『鳥』，封以高官，施以厚祿，『大大地給了一個恩典』。李紈很可能因為戴上了一頂『鳳冠』而激動得血壓升高、搶救無效而逝，賈蘭隨亦傷母而亡。」
此分析，與其說是紅學家言，不如說更像小說家言。
劉心武的紅學專著有《畫梁春盡落香塵》、《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等。劉心武善於聯想，善於從犄角旮旯裡發現蛛絲馬跡，從而層層推論，得出自己的觀點。只有小說家才會有這樣的研究，這樣的發現。例如，他認為，從賈府挑選媳婦注重門當戶對看，從秦可卿房間的陳設、她在賈府中游刃有餘的地位、她的隆重異常的喪禮看，秦可卿的出身比賈府還要高貴，決非宦囊羞澀的小官員秦業從育嬰堂抱來的。那只是幌子。秦可卿的原型實際上就是廢太子胤乃的女兒，她於父親胤乃第二次被康熙廢掉太子之際出生，從小寄養或說藏匿在賈府。秦可卿之死並非生病，也非和賈珍的關係暴露，而是秦可卿之兄弘皙「日月雙懸」的野心暴露後，秦可卿聽從聯絡員張友士藥方中的暗語，遵照父母囑咐自殺身亡。
從論文到小說到講座，劉心武的人物原型研究在社會上影響最大，爭議也最多。
在台灣小說家高陽「紅樓夢斷」系列和《曹雪芹別傳》中，震二奶奶就是王熙鳳，秋月就是鴛鴦，春雨就是襲人，鼎大奶奶就是秦可卿，錦兒就是平兒，馬夫人就是王夫人……他用小說的形式表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曹雪芹的家世與紅樓夢創作之間的關係，曹雪芹家族與皇家的關係，曹雪芹家族衰敗的原因，曹雪芹成長的各方面條件等等。
孫犁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創作分為兩種，「一種是表象的寫法，一種是內心的寫法……第二種，是作者內心鬱結，不吐不快，感情衝動，聞雞起舞。這種寫作，形式有時不完整，人物有時也有缺陷，但作者的真情實感，是不可遏制的。作品中有他的哲學，有他的血淚，有他的夢幻，讀起來，誰也不能心平氣和，不為之掬一把同情之淚。這種小說的起源……中國則是《紅樓夢》。這種創作，常常是偶然的，難以後繼的，是天籟，電光一閃。這不是做出來的小說，是個人情感和所遇現實碰擊出來的火花。」
是啊，《紅樓夢》就是「天籟」，是上天賜予人類的精神禮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紅學的產生，也是天意。我們認為，只有創作風格也屬於「內心的寫法」的孫犁，才能說出這種有獨特體會的話來，才能有意無意地點透《紅樓夢》與紅學之間的關係。
三、現實性強。作家從來不是坐在象牙塔裡的學者，即使在討論紅學時，他們也從不迴避現實社會中的熱點、焦點問題。他們說古論今，縱橫捭闔，從作品到生活，把各色人等的心態揭示得淋漓盡致。
李國文對《紅樓夢》人物的分析可謂鞭辟入裡。例如他這樣評價賈政：「苦瓜臉的賈政，一天到晚，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這種永遠不能卸妝的戲子滋味，實在夠他受的。」「賈政，處於兩難境地，想重振雄風，苦於沒有那份力氣，想破罐破摔，又缺乏那份勇氣。我很同情他，因為我也常常碰上這樣的尷尬。在文壇上，也不乏諸如此類的人……看起來，還在掙扎，還在熬煎，其實，不過是困獸猶鬥。要是索性承認江郎才盡，跟文壇拜拜，又不那麼甘心。懂得這滋味，也就瞭解賈政一二。」
《紅樓夢》為什麼能引起那麼多的人的共鳴？李國文的話給了我們啟示：曹雪芹塑造的典型人物是超越時代的，是永恆的，因而也是活躍於今天社會、活躍於我們身邊的。
王蒙的紅學文章也有強烈的關注現實、關注社會的意識。他說：「我把《紅樓夢》當做一部活書來讀，當做活人來評，當做真實事件來分析，當做經驗學問來思索。」
王蒙在《紅樓啟示錄》中這麼評價大觀園裡的窩裡鬥：「司棋是迎春的頭號大丫環，位與襲人相等，勢卻遠遠落後……由於迎春軟弱，依靠無望，她只好自己跳出來耍光棍。」賈府積弊之深：「粵東官兒們不但要給賈府主子送禮而且要給『門上人』送門禮，如此雁過拔毛、層層分利的風氣何其腐爛。」而那些管理者們又怎麼樣呢？「鳳姐上拉關係下壓奴僕，以威勢管理。探春興利除弊，以制與術來管理。平兒起平衡緩解掩飾矛盾的作用。寶釵襲人在各自有限的範圍內也起這種作用，寶釵則更注重明哲保身與自我保護。王夫人、李紈起一些陪同執政的偶像作用或橡皮圖章作用。關鍵時刻王夫人直接管理——往往事情變得更糟。邢夫人侍機介入或干預一下管理，既自私又淺薄又帶著情緒，因此她的介入干預也是往往把管理搞得更糟。其餘的主子則只知消費享樂。而且，除了賈政一人沒有人注意對園中諸人進行倫理道德的教育與約束。賈政的教育既不受歡迎又毫無實效。」
在《王蒙活說紅樓夢》中，王蒙這樣評價廚房革命那一回:「再比如秦顯家的，很短的不到一天的時間，掌握了廚房的權力，就是茯苓霜玫瑰露那段故事。原來管廚房的柳嫂子被停職反省了，秦顯家的到那兒非常興奮，干了兩件事兒。第一件事兒就是查前任柳嫂子的疏忽，第二就是給為她接任廚房起了作用的人送禮物。但後來柳嫂子官復原職，秦顯家的就麻煩了，不但沒有賺到任何的便宜，還得趕緊自己花錢把送出去的東西補上。這麼一個故事，裡面簡直太精彩了。第一像奪權。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各地都奪權，造反派把圖章搶過去，就算奪權了，奪權沒幾天就軍管了，所以權也沒有真正奪到。第二，這裡也有些為官之道……」
四、見微知著。相比於其他職業，作家的職業要求他們必須具備創新思維，要求他們不能寫大路貨，要求他們寫文章必須有自己的獨特之處，不能重複別人。涉足紅學領域並且已經有相當成就的著名作家，應該說很好地體現了這個特點。
即使在文革剛剛結束不久，不少人寫文章還不自覺地帶點套話的時候，徐遲研究《紅樓夢》的文章已經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氣息。他於細微之處能有新發現。例如一般人都認為賈寶玉是一個泛愛主義者，而很少人研究他從泛愛到專愛的轉變。這個轉折點就是第36回寶玉看到賈薔和齡官的深情之時。而寶玉和林黛玉的定情，竟發生在「寶玉和寶釵的親事秘密放定」後的第91回。徐遲在《紅樓夢的藝術性》中寫道：
「就在這關鍵時刻，寶玉來到了瀟湘館……她(黛玉)問道，『寶姐姐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不和她好，她偏要和你好，你怎麼樣？』寶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意思是在他主觀上只有黛玉一個……黛玉又問：『水止，珠沉，奈何？』……寶玉道，『禪心已作沾絮泥，莫向東風舞鷓鴣。』就是說，他的主意打定了(我對你的愛情已變為落入泥土的柳絮，再也不會像飛鳥似的在東風裡飛翔了)，說的是主觀一方不變，叫黛玉放心好了。這一段精采的談禪，正是寶玉和黛玉的定情幽約，山盟海誓。這一次談禪已與前一次初參禪不同了。不再是文字遊戲，不只是哲學的探索，而是靈魂的對話，是深刻地感覺到客觀事物的發展變化以後，結合著具體的現實情況，用哲學的語言來作出的總結性結論，制訂出戰略戰術的方案。」
徐遲舉出的這一段話往往被讀者忽略了。也許由於出自高鶚之筆吧，紅學家們也較少分析這一段。我們認為，這一段在寶黛愛情中的位置非常重要，值得琢磨。徐遲的這段精闢的分析文字理應重視。
《紅樓夢》對中國作家的滋養
研究新時期作家的紅學專著，我們有如下體會：
一、《紅樓夢》是中國作家的營養庫、思想庫、精神庫。幾乎沒有哪個著名作家沒有研讀過《紅樓夢》的，很多作家對《紅樓夢》爛熟於心。茅盾對於《紅樓夢》倒背如流，隨便從哪一頁都能背起。著名劇作家陳白塵也說：「我們都是多遍讀過《紅樓夢》的，真是百讀不厭。」著名作家鄧友梅說：「《神曲》是名著，《紅樓夢》也是名著。可我一讀《神曲》就犯困，讀幾遍也沒得到感受。而一讀曹老先生的作品就廢寢忘食，連回目都能背誦下來。」張愛玲說：「我唯一的資格是實在熟讀紅樓夢，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點的字自會蹦出來。」宗璞說自己「曾把幻境部分挑出來讀，覺得特別有趣」。賈平凹說他上大學後，最喜歡的作品就是《紅樓夢》和《聊齋》。王安憶也說過，她最喜歡讀《紅樓夢》，無論從哪裡讀起都很吸引人。
劉紹棠1984年在魯迅文學院談創作時，奉《紅樓夢》為中國作家的聖經。他說：「我很愛看《紅樓夢》，看了很多遍。作為中國作家不看《紅樓夢》，寫不好小說，發表是可以的，但寫出好小說不可能。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共產主義運動的『聖經』。《紅樓夢》可算是中國寫小說的『聖經』。」
李准這樣回憶自己和《紅樓夢》的淵源。他16歲讀《紅樓夢》是在一個山洞裡，當時正逢日本鬼子掃蕩。「大約是四天讀完，那四天中我好像沒有吃幾頓飯，眼睛讀得發黑了，脖子讀得發疼了，我像瘋狂一樣漫遊在一個感情的世界。」
幾十年後的李准遭遇文革，「我卻為我的兒女逐漸長大，而沒有讀過《紅樓夢》而著急」，擔心他們「會變成『野獸』」，然而，「在抵製法西斯和封建迷信的文藝書籍中，我還找不到一本藝術性高超，思想性深刻的書，因此我想到《紅樓夢》。後來終於借到了，我想在他們思想荒蕪的土地上，讓他們去認識一下人和愛這第一課，是必要的。以後我見到很多青年作家，第一句話總是要問：『你讀過《紅樓夢》沒有！』如果他還是沒有讀過，我總奉勸他先讀讀。」
很多作家的作品深受《紅樓夢》的影響。最明顯的如林語堂的長篇小說《京華煙雲》、巴金的代表作《家》、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而張愛玲的小說，乾脆就是20世紀的《紅樓夢》。孫犁的語言以及創作風格，劉紹棠的小說語言等，都從中吸取了豐富的營養。
二、作家自身的經歷與生命與《紅樓夢》融為一體。這批研究《紅樓夢》的作家，自身的小說創作已經取得相當成就，命運和經歷也與曹雪芹有類似之處，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的骨髓、血液乃至生命意義，已經與曹雪芹、與《紅樓夢》融為一體。
作家和閱歷是分不開的，我們從來不相信什麼神童作家。癡迷於紅學的作家大多歷經坎坷，閱盡人生，又還保持著較好的身體狀態和精神狀態。李國文在《李國文樓外說紅樓》中說：即使是進班房，只能帶一本書，我也要帶《紅樓夢》。「唯有曹雪芹的《紅樓夢》，是永遠讀不完，也是永遠讀不厭的書。是能夠得到求知的滿足，也是能夠飽享消閒的愉快的書。」
孫犁寫於1979年的《紅樓夢雜說》，明顯地與他上世紀50年代寫的紅學文章不同。他說：
「只有完全體驗了人生的各種滋味，即經歷了生離死別，悲歡離合，興衰成敗，貧富榮辱，才能瞭解全部人生。否則，只能說是知道人生的一半。曹雪芹是知道全部人生的，這就是『紅』書上所謂『過來人』。
歷史上『過來人』是那樣多，可以說是恆河沙數，為什麼歷史上的偉大作品，卻寥若晨星，很不相稱呢？這是因為『過來人』經過一番浩劫之後，容易產生消極思想，心有餘悸，不敢正視現實。或逃於莊，或遁於禪，自南北朝以後，尤其如此。而曹雪芹雖亦有些這方面的影子，總的說來，振奮多了，所以極為可貴。
因此，《紅樓夢》絕不是出世的書，也不是勸誡的書，也不是暴露的書，也不是作者的自傳。它是經歷了人生全過程之後，在豐富的生活基礎上，產生了現實主義，而嚴肅的現實主義，產生了完全創新的藝術……它的主題思想，是熱望解放人生，解放個性。」
孫犁的這番話，不經過文革的磨難是說不出來的。他在文革結束以後寫下的《芸齋小說》，明顯比他抗戰時期的代表作《荷花澱》、《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更加耐人尋味，意義深遠。孫犁說曹雪芹，也是說的他自己。作為一個青年成名、中年落難的著名作家，他對曹雪芹的理解，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理解，也是「惺惺相惜」式的理解。從生活到創作，他倆都是「過來人」，都是雖然有「消極思想」、但總的來說敢於「正視現實」、精神比較「振奮」的「過來人」。新時期的孫犁，可謂曹雪芹的知遇、知己、知音。這也再一次提醒我們，在討論《紅樓夢》時，千萬不要忽視了作家的見解。
《紅樓夢》是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也是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更是中國文學的百科全書。無論你是青年、中年還是老年，無論你從哪個角度閱讀，你都能從中領略出新的味道。因此《紅樓夢》是永恆的。如果我們把以馮其庸先生為代表的紅學家稱為正統派或主流派，把周汝昌老先生的紅學研究稱為考證派的話，我們認為已經形成了第三派，這就是本文論述的作家派。我們期待著各派高人都能在21世紀的紅學論壇上更加光彩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