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華何處大觀園》及其他
周總理說得好：「不要輕率地肯定它就是《紅樓夢》的大觀園，但也不要輕率地否定它就不是。」這是一位大政治家對學術研究的態度，值得珍重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這是通常說法。前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則曾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那是一段艱難的日子，過來人想必還留下依稀印象。就在這當兒國家執行了「八字方針」的政策調整，並在艱苦環境中竭力倡導和諧的社會氛圍。一時「神仙會」風起雲湧，遍地開花。提倡一傾心底積愫，暢所欲言，實行「三不主義」(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不留記錄等，記不真切了)，效果不錯。同時開放高價市場，什麼高價菜、高價點心、外匯券等，依次出籠。記得豫劇名演員閆立品來滬演出，與友人同往觀場，朋友手執一紙前排好座入場券歎曰，還抵不上半塊高價點心，不勝唏噓。當年情事，於此可見一斑。
恰於此際，迎來了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紀念。因緣際會，京中籌備大型紀念活動。這是一個與時代氣氛諧合的好題目，並非主持諸公忽發雅興，要倡導「紅學」。對此，是應該有清醒的認識的。
既然要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那麼他的逝世年份必應首先論定，於是《文匯報》就發表了周汝昌的《曹雪芹卒年辯》的長文，連載三日，這是頗為破格的做法，不同意見不少。記得林放在《新民晚報》的《未晚談》中就提出過異議，認為長篇考辯文學不宜佔據日報過多篇幅。
就在這時，報社駐北京記者發來了長篇通訊，正合時宜，少加修改就刊出了。這就是哄傳一時的《京華何處大觀園》，引起了讀者極大的興趣，連報社門外貼報處的報紙，也被人打碎玻璃把報紙取去了。此文作者吳柳是採訪了周汝昌，吸收了他的一些意見寫成的，可以說是汝昌的《恭王府考》形成的始基。通訊配了大幅的「大觀園圖」，佔了一整版。還在報紙一版頭條發了消息，大字標題是：「曹雪芹卒年無妨一辯，大觀園遺址有跡可尋」，對仗工整，也是一種破格的處理。報社同仁，一致興高采烈。好像也不曾聽到過什麼負面的意見。但陰暗角落裡的嘰嘰喳喳也必然存在，不過在當時大氣候下，未便明說，只是等候時機然後出擊罷了。
記得當時曾請駐京記者往訪前輔仁大學校長、現師範大學校長的陳垣老先生撰文，談輔仁大學買得恭王府花園的事。陳援老曾與友人遊園聯吟，涉及大觀園故事，但幾經努力，援老始終未發一言。今天想來，著名史學家到底有非凡的史識，沉默是金，值得佩服。
國家執行的八字調整方針很快取得成效，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但剛吃上幾天飽飯，卻又蠢蠢欲動，想重拾大業了。頂著那時的壓力，我簽發的最後一篇有關文字是劉蕙孫的《名園憶舊》。
中國知識分子一向有「經久耐用」的佳評，其實在對祖國的摯愛與對前途無條件的樂觀信念之餘，還帶來了善忘與輕信兩大失誤。1962年短暫的「紅樓熱」只延續了一兩個月，比起1957年的春天的局勢驟然轉換多少長了幾天，而格局卻是了無差異的。沒有多久，從陰暗角落裡鑽出來的文痞姚文元就掄起大棒，宣稱這是一場資產階級的大復辟。這是毫不奇怪的。
汝昌卻並不氣厄，沿著原有思路，繼續追尋，於1992年推出了《恭王府與紅樓夢》，近又增益新知，重訂舊作。而我只於1980年重訪京華時寫過一篇《夜訪<大觀園>》，對此名園幾近無知，沒有插嘴的資格。周總理說得好：「不要輕率地肯定它就是《紅樓夢》的大觀園，但也不要輕率地否定它就不是。」這是一位大政治家對學術研究的態度，值得珍重。至於我的「夜訪」，真的只是匆匆一過，連什麼垂花門、遊廊、水榭都沒有看清楚，但這種朦朧的夜訪也有其好處，什麼瀟湘館、怡紅院都可以留存的記憶加以補充，比真見實景還要好得多。時已夜深，遙望改做宿舍的後樓上的稀疏燈火，好像看見鳳姐率領家人登樓取東西似的，頗涉「遐想」。此外，我還深信這個舊園的歷史久得很，可能是明代的舊築，清初加以擴建，歷經滄桑才成為今日的恭王府的。此外，許多故老傳說，也未必全是齊東野人之語，披沙撿金，自有可供參稽之處。淺薄的感想，不足當研究者的一顧。回顧舊事，聊資談助，汝昌當不我笑也。
二○○五年.十二.廿四
(本文為周汝昌《芳園築向帝城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