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用方言折騰《紅樓夢》了
「紅學」是顯學，將一部小說變成一門大學問，如此情形可以說不但空前，恐怕也將絕後。關於《紅樓夢》作者的討論，雖不及有關《金瓶梅》作者的討論那樣蔚為大觀，也很不少。8月6日《中華讀書報》整版刊出的鄧牛頓文章《〈紅樓夢〉植根湘土湘音》，又提出新說，認為《紅樓夢》的原作者並非曹雪芹，而是一位出自湖南的人士，這部原作「是用湘語寫成的」，而曹雪芹只是「在原始之作的基礎上，對《紅樓夢》進行了全面的藝術加工」。
果真如此嗎？細讀其文，感到不論是所使用的論據，還是其論證方法，都明顯缺乏說服力。鄧文最重要的論據，是說《紅樓夢》中有大量湖南方言詞彙。鄧文所據的1998年版《長沙方言詞典》能否代表《紅樓夢》寫作時代的湖南方言呢？應該說不能。這部《詞典》乃是《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的分卷。眾所周知，方言並非一成不變，是有歷史的發展變化的，古代的方言詞，現在可能成了通用語，而今天的方言，在古代也可能是通用語。以今例古，將現代方言與古代方言混為一談，這種論證方法本身就是不科學的。
即便如此，我們仍不妨來看一看，鄧文列舉的19個詞彙究竟是不是湖南方言所獨有的？
在這19個詞彙中，有一些鄧文舉出的對應長沙方言竟與《紅樓夢》不合，比如「磁瓦子」對應的是「瓷瓦碴子」，「娘母子」對應的是「娘老子」，「漬濕」對應的是「價濕的」，「挨村」對應的是「挨謾」。類似的還有「撮」和「棄嫌」。這些詞都不足為據。如果一定要比較的話，《金瓶梅》中倒是屢次用到「娘母子」和「娘老子」。
而其他的10來個詞彙，大部分在元明清時期的《水滸傳》、《金瓶梅》、「三言」、《儒林外史》、《兒女英雄傳》等小說和戲曲中屢見不鮮。下面我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其中引用的小說、戲曲，其作者並沒有被認為是湖湘人士，這些作品也不曾被認為是用湘語寫成的。
樣範。《水滸傳》第61回：「後頭一個跟的道童，且是生的滲瀨，走又走的沒樣範。」《金瓶梅》第45回：「你看這兩座架，做的這工夫，石朱紅彩漆，都照依官司裡的樣範。」《西遊記》第33回：「你這葫蘆長大，有樣範，好看，卻只是不中用。」《儒林外史》第54回：「當年遲先生買了多少的傢伙，都是古老樣範的。」據《鄞縣通志·文獻志·方言》等載，江浙部分地區方言中也有此詞。
益發。《金瓶梅》第16回：「李瓶兒因過門日子近了，比常時益發歡喜。」《儒林外史》第16回：「自從我病倒，日用益發艱難。」《喻世明言·滕大尹鬼斷傢俬》：「眾人看見，無不驚訝，繼善益發信真了。」《醒世姻緣傳》第4回：「想起公公夢中言語，益發害怕起來。」這個詞也作「一發」、「亦發」，在《水滸傳》、《金瓶梅》等小說裡頻頻出現。
尋。漢代揚雄所著《方言》裡已收了這個詞，說是「衛、魯、揚、徐、荊衡一郊曰尋」。其使用地域之廣，具體到元明清時期，《金瓶梅》第75回：「賴在我家，教小廝把鬢毛都尋光了你的。」又第91回：「老婆帶的東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雞毛零尋了。」《桃花扇·哄丁》：「掌他的嘴，尋他的毛。」
至於「好生」、「偏生」、「打尖」、「解手」、「棄嫌」、「討嫌」等，更是當時許多地方習用的詞彙，甚至今天許多方言中還在用，就不一一詳說了。「賭狠」和「伏上水」這兩個詞彙較不常見，但也沒有理由說它們就是湖南特有的，比如武漢話中也說「賭狠」。
鄧文另一個重要的論據，是說《紅樓夢》「透露出分明的湖南方言語境」，並且引用語言學家對湖南方言的相關論述與《紅樓夢》作對照。可是，所謂的語言學家的論述又是來自一本2002年出版的《現代漢語方言概論》！鄧文在此同樣犯了古今不分、以今例古的毛病。
即便《紅樓夢》時代的湖南方言與現在一致，文中所提出的幾個特點，也並不是湖南方言所獨有的。比如稱「子」為「崽」，以「子」收尾的詞語很多（如心眼子、嘴巴子、鬧一場子等），在單音節形容詞前面再加一個單音節語素以示程度的加深（如稀破的、稀嫩的等）。語言學家說湖南方言有這樣的特點，卻並沒有說別的方言中就沒有這樣的特點，或者有這樣特點的就獨屬湖南方言。鄧文如此理解和應用，基本邏輯就有問題。
鄧文還談到：「湘語在語法上的另一特點是，把作狀語的『淨』、『光』之類的副詞移到動詞後面。」可是下面作為例證的一段《紅樓夢》第41回的引文，卻壓根兒看不到這種用法。既然例證缺席，我們自然也體會不到其中「菜餚，好濃的湖南味。語言，好濃的長沙腔。」從方言入手考辨《紅樓夢》的作者，手法並不新鮮。早在20多年前，戴不凡就寫過一篇四萬言的長文《揭開〈紅樓夢〉作者之謎》（載《北方論叢》1979年第1期），舉出20個「道地」的吳語詞彙和《紅樓夢》中「大量地應用蘇州話的諧音字」的6條論據，作為重要「內證」，來證明原作者是說吳儂軟語的「石兄」，可是不幸這20個詞多數在元明清雜劇、小說中大量使用，並非吳語獨有，而那6種諧音現象，或並不是吳語獨有，或出於戴氏理解有誤。「石兄」終於不能搶走著作權。
前些年還有持曹雪芹祖籍豐潤說的人士提出，書中有「燒糊了卷子」之語，而「卷子」為豐潤特有的麵食，但馬上有人反駁說，《金瓶梅》裡也有「燒糊了卷子」，難道就能證明它也是豐潤人所寫麼？
把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方言詞彙看成特有的，或是以今天的語言現象去打量幾百年前的作品，其不準確、不可靠是可想而知的。
況且，就算《紅樓夢》中有某地方言詞彙或方言現象，是否就能推導出原作者出自吳語區、湖南或豐潤或其他什麼地方呢？不要忘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紅樓夢》的語言基本上是典範的北京話。書中吸收和使用了一些其他方言語彙，也是事實，但如果據此就推導出原作者是什麼方言地區的人，顯然就是見木忘林了。
用方言寫小說，比如像《海上花列傳》純粹使用吳語寫作，是較晚起的事情。在一部主要用北京話寫的作品中吸收和使用一些其他方言詞彙，是正常的現象，而想要證明此書原本是用其他方言寫成，還需要小說史、版本學等方面的過硬證據，萬不可「大膽地假設，更大膽地求證」。
鄧文還有一個觀點，認為《紅樓夢》中「寄托著作者對芙蓉國的深摯愛戀」，所舉論據包括史湘雲、柳湘蓮、瀟湘妃子、寶玉為晴雯作的《芙蓉女兒誄》等。不過，這種手法已近於索隱，茲不具論。
在此種情況下，對鄧先生籲請「歷史學家對《紅樓夢》原始作者的身世及其相關材料作廣泛的搜尋」、「紅學專門家將目光和才智更多地投注到對原始作者及其原作風貌的相關研究」的倡議，我們自然也不必急著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