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邊小考·兩大史館
東華內外兩史館
《易‧說卦傳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在中國古代思想中，東方總是和生命、祥瑞聯繫在一起。但紫禁城東華門，卻有「鬼門」之稱。據《大清會典》，清朝從順治皇帝到隆裕太后，皇帝和一些太后去世，其靈柩均從東華門出入。東華門門釘為七十二，是陰數；而午門、西華門、神武門門釘為八十一，是陽數。據說這是因為明末李自成攻入北京後，把崇禎皇帝的遺體從景山自縊處抬至東華門，停放數日，清朝統治者以為此門不祥，便把它作為出入皇家靈柩之門，並把門釘減少了九個。
這種說法是真是假且不去管它，清代兩大「錄鬼」的機關均在東華門附近，則是事實。那就是東華門外的明史館和東華門內的國史館。易代修史，人死立傳。兩大機關所編纂的《明史》、《國史列傳》（《清史列傳》），實為兩大「錄鬼簿」。
一代之史，存亡繼絕，為天下莫大之文章。兩個史館雖然不過幾排平房，但六百年天行人事，文治武功，成敗得失，忠奸善惡，悉匯於此。 它們所在的皇城紫禁，是明清歷史的中心舞台；廁身兩史館者，又往往是歷史舞台上「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重要角色。有關兩朝歷史的編纂，可謂戲中有戲；而六百年是是非非，所見異詞，所聞異詞，亦可謂謎中有謎。
一
清代纂修《明史》，著手較早。據李天根《爝火錄》，崇禎十七年五月清廷入北京不久，多爾袞就傳翰林高爾儼等進見，喻以「國可滅、史不可滅，欲修崇禎史書」。又據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國初明史總裁》：「順治二年五月，命內三院大學士馮銓、洪承疇、李建泰、範文程、剛林、祁雲閣等為總裁，學士詹圖賴、袞伊圖、寧完我、蔣赫德、劉清泰、李若琳、胡世安，侍讀學士高爾儼，侍讀陳具慶、朱之俊為副總裁，郎廷佐等九人為纂修官，纂修明史。」但其時並無「明史館」之說。又據談遷《北遊錄‧紀聞下》之《修史》一條：「修奴史，月給詞臣八緡；編修六朝章奏，月五緡；修《明史》，月三緡。《明史》成，止編年。範文程閱二十一史，謂編年未盡，仍另撰編纂章奏月呈。」
從俸銀的不等，可以看出滿清統治者的民族歧視政策。修史應秉孔子《春秋》筆法，懲惡揚善，以洪承疇、馮銓之輩連乾隆帝都斥之為「不齒於人類「的貳臣賊子為總裁，自難持是非之公；而在清政府「首崇滿洲」的鐵血政策下，「內中華而外夷狄」的《春秋》大義，更得不到貫徹。馮銓等人所編《明史》，為通鑒體，僅成數帙，並沒有流傳下來。但在修史的過程中，馮銓竊走並銷毀了記載他明末劣跡的一部分實錄。朱彝尊《曝書亭集‧書兩朝從信錄後》：「相傳順治初，大學士涿州馮銓復入內閣，見天啟四年紀事，毀己尤甚，遂去其籍，無完書。」
康熙四年，又議纂明史。後以纂修《世祖實錄》而罷。
明史館的正式設立，是在康熙十八年。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明史開局》:
康熙十七年，內閣奉上諭，求海內博學宏詞之儒，以備顧問著作。時閣部以下內外薦舉者一百八十六人，十八年三月朔，御試體仁閣下（《璇璣玉衡賦》、《省耕》二十韻詩），中選者，彭孫遹等五十人。有旨，俱以翰林用，開局修《明史》。……開局內東華門外。
據王崇簡《談助》，「明朝皇史宬在內東華門外重華殿西。建於嘉靖十三年」。清朝建立後，把明代歷朝實錄由皇史宬移至東華門內的內閣大庫，也距明史館不遠。明史館設在東華門外，可能是為修史者查閱資料提供方便。
明史館的確切位置是東華門和東安門（外東華門）北側的原明代令人聞聲色變的特務機關內東廠故址。有研究者說明史館在東廠胡同（清代大學士瑞麟、沈桂芬、榮祿和北洋總統黎元洪府邸所在）,是為「東廠」二字所誤。明永樂年間初設東廠，辦公地點在東廠胡同。神宗初年馮保以司禮太監兼東廠事，在東華門外東上北門混同司南，又設一辦公點，稱之內廠，而以原辦公點為外廠。今人知外廠者多，知內廠者寥寥。
清廷以此地為史館，可能有讓館臣回想明朝弊政，感激新朝寬容的意思。不管怎樣，還是產生了這樣的效果。李澄中《臥象山房詩正集》卷二《寒食與阮懷、志伊、瀟雲、大可、雪崖、子仁、雷岸、宗五入直史館》有云：「此處舊為東廠地，刀鋸乘權虎生翼。楊左孤忠罹禍奇，假手鎮撫天為黑。詎知隔代是非定，字裡風霜有誅殛。亂臣自昔誰者存，穢濁掃盡歸文墨。」不過有意思的是，入明史館纂《刑法志》，對明朝政刑失當口誅筆伐的姜宸英（曹寅好友，被蔡元培派為《紅樓夢》中妙玉原型），卻冤死清廷獄中。
明史館設立之時，易代之際的輪迴浩劫，已基本結束；滿清統治，也逐漸「太平有象」。一些原來擺高姿態或持觀望態度的漢族士大夫，逐漸難耐寂寞，正苦於進身無階，纂修《明史》，無疑是最好的理由。既可以在修史過程中寄寓對前代的眷念，又能為新朝「振起文運」，至於協商新政，陞官發財，也應不在話下。於是「夷齊錄續到皇畿，日向朱門乞蕨薇」。甚至連直到今天仍被稱之為「明末清初愛國主義學者」的黃宗羲也間接參與了明史館活動。當明史開館之際，《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祖母之父李士楨為浙江布政使，他曾寫信敦請黃氏入明史館。黃氏將此信收入《南雷文定‧附錄》。王利器先生編《李士楨李煦父子年譜》將此信記於康熙十四年條下，其實其事在康熙十九年。信中有云：「倘鍾情丘壑，不欲溷跡長安，即將素所著撰見聞，錄送貴郡太守緘封，以便轉呈」，黃氏欣然如命。其七世孫炳垕編《黃梨洲先生年譜》卷下康熙十九年條下：「李方伯士貞（楨）因招季子主一公至署，校勘如干冊，使吏胥數十人，繕寫進呈」（全祖望說：「蓋自漢唐以來大儒，惟劉向著述，強半登於班史，而公於兩千年後起而繼之。」實因曹寅岳父成之），並記黃百家（字主一）應聘入史館，黃宗羲寄信與史館總裁徐乾學，以「首陽二老，托孤於尚父」自喻。明遺民申涵光《毛穎後傳》對黃氏極盡諷刺之能事。因黃氏曾主持甬上講經會，申涵光說毛穎「往來硯山甬上」，無異直斥其名。至於「餅師酒媼或喚而呼之，命登記所業籍，欣然為書」，「身晦而子孫見用，使富貴不絕，可謂善處名實者矣」，又直斥其事。責備賢者，若是之甚。
在康熙籠絡漢人，消弭反側的各種措施中，無疑以開鴻博特科，纂修《明史》收效最著。漢族士大夫與滿清政府的全面合作，實自此始。
《明史》的編纂，在很多方面都創了紀錄。一是其時間之長。從順治二年動手，至乾隆四年告成，頒行天下，已近百年。乾隆四十二年，又重開明史館，令劉墉、英廉等訂證，時間更長。明代修《元史》，只用了七個月，與之無法相比，清代修《四庫全書》，用了十年左右，亦小巫見大巫。二是參與人員之多。在纂修《明史》的過程中，史臣以忌諱相推諉，走馬燈般換班子。滿清開國後一百多年中文化名人，有很多曾來往東華軟紅塵裡，與纂修《明史》發生過關係。第三，與《明史》有關的文字獄最多。謝國楨先生《增訂晚明史料考‧自序》：「至史獄之最早者，當以順治二年函可詩獄」。此時《明史》剛剛著手草創。其後，莊廷鑨《明史》獄、戴名世《南山集》案，不一而足。當乾隆四十二年最後一次修訂《明史》時，正是文字獄的高峰時期，山東壽光人魏塾因在《明史》上所加眉批有忌語，被殺於青州。可以說，與《明史》有關的冤鬼也最多。
由於《明史》修纂，久經年代，反覆錘煉，集思廣益，所以它體大思精，兼諸史之長。對於與滿清無關的人與事，亦頗能持是非之公。但畢竟此書是在滿清統治者的屠刀威嚇之下編寫的，總成其事的王鴻緒、張廷玉又皆為滿清之諧子媚臣。所以它最終不過是統治者作威作福的工具而已。其於明季建州之興，清初南明諸藩，皆諱莫如深；於明末明臣之忠烈，滿洲之屠掠，亦語焉不祥。《紅樓夢》第七十八回，賈政談及朝廷要表彰「前代以來」林四娘式忠義之人，眾門客以「聖朝無闕事」相贊，其實是對清政府埋沒忠義的莫大諷刺。《明史》體例之完善與宗旨之荒謬，形成鮮明對比。
據包世臣《藝舟雙楫‧眉峰先生小傳》載，乾隆四十二年，重開明史館時，總裁王傑、劉墉延請胡梅入史館，胡氏斥《明史》「為穢書，非史實，駁正十二處，二公不能從」。王傑、劉墉不能從，同為明史館總裁的和珅、英廉輩更不會允許，《明史》之「穢」，自是依然如故，甚至變本加厲。今天通行的《明史》，即被胡梅斥為「穢書」的原本。劉墉等所改之本，著錄於《四庫全書》。此次修訂完成，明史館的使命才最終宣告結束。
二
清朝「國史」的編纂機構，也很早就設立。這是一個與清朝相始終的常設機構。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增修一次。其最初的位置，也不是在東華門內。
據章乃煒《清宮述聞》卷三《國史館》條下引《三朝國史館題稿檔》，清康熙二十九年開館纂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國史，其時館址在熙和門西南、起居住衙門以北。又引《大清會典》：「國史館在東華門內，南向。館旁列書庫，即前此恭修實錄及《大清會典》處也。先在熙和門西南，後因實錄館地較寬廣，復移置今處雲。」其遷至東華門的時間，頗難確定。昭槤《嘯亭雜錄》：「乾隆庚辰，特命開國史館於東華門內，簡儒臣之通掌故者司之。」庚辰為乾隆二十五年，而蔣良騏《東華錄‧自序》則云：「乾隆三十一年十月，重開國史館於東華門內稍北，騏以譾陋，濫竽纂修」。未知孰是。章氏又引毛奇齡《雪中入直史館》詩：「誰賜錦貂還左掖，獨騎羸馬上東華」，推斷明史館即移至東華門在更早的時候。而不知毛氏詩中的「史館」是明史館而非清史館。毛奇齡鴻博獲雋後，在明史館分纂《流賊傳》，康熙二十四年即引疾歸里，此詩作於是年前無疑。當然，在兩個史館都曾任過職的，也大有其人。如王熙，他在兩個史館都曾任過總裁。詩壇太斗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康熙十八年己未，四十六歲，在翰林，充《明史》纂修官」，「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五十七歲……充經筵講官，三朝國史副總裁」。
清朝皇帝對於國史，最重視本紀。一般子為父修，或孫為祖修。曾在少時親校國史館書籍的清仁宗於嘉慶八年降諭國史館：「我朝列聖相承，均經國史館恭修本紀，敬謹貯藏。伏念皇考高宗純皇帝，聖德神功，登三鹹五，業於四年春特命纂修實錄，現已進呈。至三十年自應恭修本紀，以垂史冊。著國史館總裁派提調等督率謄錄，就近赴實錄館，將業經進呈之書，照副本抄寫，恪遵編纂，隨時進呈」。至於名臣列傳，一般在其人死後，由館臣根據實錄和檔案撰寫收藏。如被清高宗譽為「真宰相」的劉統勳，於乾隆三十八年去世，《清史列傳》本傳最後一句話是「子墉，現任禮部尚書」。查《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與劉墉本傳，劉墉任禮部尚書，在乾隆五十六、五十七兩年。則《清史列傳》中之劉統勳傳，當為此時國史館所作原稿。
民國建立後，原國史館改為清史館。據金梁《清史稿校刻記》，清史館開於甲寅年（1914），至戊辰年（1928）《清史稿》告成刊刻，即空廢。趙爾巽《清史稿發刊微言》，以《明史》之曠日持久，尚有可議，為《清史稿》之疏略解，似有道理。但明代基本沒有修當代史；萬曆以後，實錄也殘缺不全。不像民國時修清史那樣，文獻易征，基礎堅實。自應問世較快。
由於清史館聘請的纂修人員多清朝遺老，《清史稿》在宗旨方面問題更大。乾隆時紀昀編《四庫全書》，為明代黃光升《昭代典則》作提要，因其自元至正壬辰明太祖起兵迄洪武建元，皆以明紀年，「究非萬世之公論」。按紀昀的邏輯，只有元順帝北行以後，方可以明紀年。而滿清遺老纂修的《清史稿》，本紀始於努爾哈赫，其時正當明朝萬曆全盛之際，建州不過邊遠小藩，怎能奪明朝正統。王制莫大乎正朔，上下五千年龍爭虎鬥，無非爭個歷數，這種情況出現在大講民族主義的民國初年，真是咄咄怪事。
三
清代所編纂的《明史》及所謂「國史」，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不言而喻。就是其過程本身，對文化的衝擊也至深且巨。進出東華門軟紅塵裡的兩史館編纂人員，在清代最傑出的文學作品裡，也留下了他們的斑斑影跡。「禮失而求諸野」，被兩大史館顛倒了的大是大非，也在這些作品裡得到撥亂反正。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之言云：「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王道之大者也。」這也是公羊學家奉孔子為立法改制的「素王」（空設一王）的原因。孔子既沒，斯文難繼。司馬遷《史記》欲以十二本紀配《春秋》十二公，而其是非頗謬於聖人。朱子《通鑒綱目》全仿麟經，而立法過峻。生於朱明崇禎甲申以後，夷狄猾夏，邪穢彌滿，天下左衽。其能秉素王袞鉞，史外傳心，誅亂臣，討賊子，倡攘夷大義，立法更制，斡旋氣運者，決非東華內外兩史館中的名利之徒與諧子媚臣。恰恰相反，對於這些人來說，不僅名利不能伴其身，斧鉞之誅，難逃於天地之間。
《儒林外史》第一回「說楔子敷陳大義，借名流隱括全文」中危素的形象就是這些人的代表。危素本是元朝臣子，曾參與《宋史》、《金史》、《遼史》及元代國史后妃等傳的編寫。據《明史‧文苑傳》本傳，徐達攻入北京，他本想自殺，報恩寺僧大梓勸他勿死國史，遂止，並設法保全了《元實錄》。二十四史中，宋、金、遼、元四史，均與他有重要關係。《明史》列舉危氏種種善行義舉，頗多褒詞。但吳敬梓卻把他寫成否定性人物。這並非因他貳事朱明，而是指責他臣事蒙元，並以正統予遼，金。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煞者獨中國」，這就是作者所要敷陳的「功名富貴」以外的大義。毫無疑問，這個形象是影射明史館中的漢族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個貳臣。
王冕在《明史》中與危素並列於《文苑傳》，傳中稱他在元代做秀才時，「屢應舉不中，棄去，……嘗仿《周官》著一書，曰：『持此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至也。』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咨議參軍，一夕病卒」。王冕身為元朝子民，與朝廷叛逆來往，似乎難以說得過去。但《儒林外史》對此並未表示異議，反而渲染兩人的魚水際遇，甚至寫王冕親自下廚烙了一斤麵餅，炒了一盤韭菜，招待明太祖。毫無疑問，這是作者對朱元璋掃蕩胡元腥穢的嘉許。在小說中，王冕是《春秋》素王的化身。他的字也是「元章」，但他的「章」無王字旁，他有王者之德，而無王者之位。朱元璋有王者之位，並有王者之神武，但他無王者之德識。明太祖顢頇雄猜，專橫暴戾，不是王冕所期待的、與之搞政治協商的「明王」。所以王冕最終還是如《中庸》所說，「君子之道，費而隱」。逃往會稽山中，「守先待後」去了。
危素本江西金溪人，吳敬梓略行微權，把他移至浙江諸暨，與王冕為同鄉對頭，也有甚深微義。《儒林外史》以古喻今，明史館成員，多為東南江浙人，物聚其類，分清分濁。危素姓名，有「危及素王」之意，王冕與危素相去幾希，如果他稍隨流俗，便難為天下後世儒林師表，此所以為「危」。吳敬梓說：「可笑近來文人學士，說著王冕，都稱他作王參軍，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也針對《明史》而發。《明史》重譽危素而厚誣王冕，《儒林外史》反其道而行之，其間微言大義，一髮千鈞。吳敬梓自己也曾經歷過王冕式的迷惑與考驗，雍正七年，吳敬梓以秀才應滁州歲考，聽到有被黜落的危險，趕緊到試官面前低聲下氣，跪求開恩，遭到呵斥，經此重辱，一寒徹骨。乾隆初年，重開鴻博特科，吳氏被薦，托病不赴。從此後，高蹈遠引，不與時人較短長，《儒林外史》以「伴藥爐經卷，自禮空王」作結，吳氏之所謂「空王」，決非佛老，而是儒家師表萬世的「素王」。
金和（其母為吳敬梓從兄吳檠女孫）在同治八年為蘇州群玉齋刊本《儒林外史》所作的著名跋文中說：「《高青邱集》即當時戴名世詩案中事」，這裡的「詩案」其實指《南山集》「史案」，是清朝文字獄的代表作之一。而據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儒林外史》第四十回莊紹光拒絕大學士太保公招致，實影射吳敬梓好友程廷祚拒絕《明史》總裁張廷玉招致一事。此事與王冕拒危素相近，但莊紹光（也包括其原型程廷祚）有些微造作。
與《儒林外史》一同創作於《明史》頒行之後、朱明甲申亡國百年之際的《紅樓夢》也是與《明史》唱對台戲的。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對《明史》就曾想染鼎血指，《楝亭書目》卷二特列《明史》一類。收入有關明代的史料八十餘種。他所作傳奇《虎口餘生》（《表忠記》）演繹明末清初歷史，經學大師焦循《劇說》卷三：「曹銀檯子清撰《表忠記》，載明季忠烈及卑污諸臣極祥備，填詞五十餘出，遊戲皆示勸懲」，與「家傳」《春秋》之法的孔尚任《桃花扇》同一宗旨。而其《續琵琶》，寫蔡文姬的顛沛流離，寄寓了虎口餘生、歷劫倖存包衣臣虜的家世感慨。《虎口餘生·亂箭》一出，寫明季忠烈之最周遇吉夫婦壯烈就義，與《紅樓夢》七十八回《姽嫿詞》青州恆王與宮人林四娘之事最為接近。曹寅在《續琵琶》中把同姓先人曹操塑造成內平叛亂，外攘強夷的蓋世英雄；特別表彰他迎文姬歸漢，續成《漢史》，存亡繼絕之功。曹寅作養遺民，博學鴻儒，幾乎交遍，亦有此志。《紅樓夢》最後一回寫曹雪芹在悼紅軒中「正在那裡翻閱歷來的古史」，太平閒人批云：「直此史為接續，其自負為何如？此假語村言中必以史太君為之首。」這對於曹雪芹，亦有家學淵源。
《紅樓夢》中榮、寧二府以史太君為最高權威，史氏之夫為賈代善，「代善」音諧「代嬗」，寓易代修史之意；史湘雲佩戴金麒麟，張真人（天師）授賈寶玉金麒麟，寓作史當宗法《春秋》，伸張大義。大觀園詩社，即影射明史館；黛玉等十二金釵、文官等十二戲子、影射博學鴻詞；十二釵賜居大觀園，影射高士奇賜第西苑大光明殿、朱彝尊賜第景山北等事。「大觀」二字，即《史記‧太史公自序》「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之義。通靈寶玉，即史外傳心之心。
憑心而論，參與明史編纂的漢族知識分子，他們中的大多數都還有故國之悲和民族情緒，他們未嘗不想把《明史》寫成一部信史與懺悔書，在史館中也盡心賣力。如少年時曾參與抗清活動，無論才學皆堪稱史館首選的浙人朱彝尊，在孜孜編纂的同時，曾七次上書總裁，申述自己的主張。也許正因如此，朱彝尊不久便被排擠出史館，並由景山以北黃化門外的賜第，移居槐市西街的古籐書屋。鴻博之徒「無端被詔出凡塵」，自虧名節，應新朝之征，修故國之史，最終卻是為他人做嫁衣裳，不但成果為人竊取，宗旨也面目全非。穢史流傳，貽笑天下後世。
蔡元培先生《石頭記索隱》以朱彝尊為《紅樓夢》女主人公林黛玉的原型，並引朱氏《詠古》詩：「海內文章有定評，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征」，以為「《石頭記》中鳳姐掉包事，疑即指此」。而在清代，《明史》被掉包，何止一次。庾信為「陳隋失路之人」，朱彝尊以他自況，煞甚恰當。朱氏之詩，也表明他恃才傲物，未脫聲名之累，與林黛玉還真有點相像。《紅樓夢》第五十一回薛寶琴《鍾山懷古》就是對朱彝尊之徒而發：「名利何曾伴此身，無端被詔出凡塵，牽連大抵難休絕，莫怨他人嘲笑頻」。此詩在責備之中，亦有痛惜之意，足見作者忠厚。面對世人「艾炙眉頭瓜噴鼻」的嘲弄，朱彝尊也自我解嘲，他將應詔後在北京的詩文集題為《騰笑集》，與薛寶琴《鍾山懷古》詩皆用孔稚圭《北山移文》的典故。第一百二十回針對襲人的兩句詩「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出自應鴻博未中、因年老被授中書舍人的鄧漢儀《題桃花夫人廟》，也道出了這些人內心的隱痛。當然，即使他們解嘲了，懺悔了，後人仍不會輕易放過。當代國學大師張舜徽先生在《清人文集別錄》中為《曝書亭集》作提要，不僅斥朱彝尊自我解嘲為「厚顏」，而且對他「葡伏曹寅之門」打抽豐也予計較。所謂「牽連大抵難休絕」，至今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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