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問疾之民族萎靡
一
當年羅馬人征服了希臘之後，曾發出這樣的感歎：「希臘人才氣多於骨氣」。漢族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主體，不知道是否是一個有「才氣」的民族，但的確是一個有些「缺鈣」的民族，尤其是晚近之世。
史稱「幽燕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但那是秦漢的老黃歷了。征服了幽燕的金世宗曾這樣慨歎：
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
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金
史·世宗本紀》）
其實這位女真族的皇帝是賺了便宜又賣乖，這種雞來隨雞、狗來隨狗的「順民」，不正是他所需要的嗎？
《元史·世宗本紀》有一段記載也很有意思：
帝既平宋，召宋諸將問曰：「爾等何降之易耶？」對曰：「宋有強臣
賈似道擅國柄，每優禮文士，而獨輕武官。臣等久積不平，心離體解，
所以望風而送款也。」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
一人之過耳，且汝主何負焉。正如所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
如果那些宋朝的降將知道將來岳飛、文天祥等抵抗異族入侵的英雄，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文教部門排除於「民族英雄」的行列（當然，成吉思汗、努爾哈赤等對漢族造成白骨如山災難的人，仍然可以繼續被稱為「民族英雄」），他們更會慶幸自己的選擇。
相對於宋朝，明之末世更令人慨歎。一個當時地球上最富強的天朝大國，竟然被一個人口只有他幾百分之一的蕞爾野蠻民族以急行軍的速度征服！明亡後僑居日本的遺民朱舜水在其《中原陽九述略》開篇《至虜之由》劈頭第一句就是：「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雖然本文重在揭露明末社會腐敗，但在歷數士大夫、縉紳之罪後，有這樣一段文字：
是以逆虜乘流寇之訌而陷北京，遂散佈流言，倡為「均田」、「均
役」之說。百姓既以貪利之心，兼欲乘機而伸其抑鬱無聊之志，於是
合力一心，翹首徯後。彼百姓者，分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其心
既變，川決山崩。以百姓內潰之勢，歆之以意外可欲之財；以到處無備
之城，怖之以狡虜威約之漸。增虜之氣以相告語，誘我之眾以為先驅。
所以逆虜因之，溥天淪喪。
對「強吞虎豹勢如蜂」的滿洲強盜「翹首徯後」甚至為之「前驅」，這樣的民族，知道民族尊嚴是何物？
清兵入關後的屠殺，以揚州十日最為慘絕。親身經歷過這場屠殺，九死一生、倖免於難的揚州人王秀楚，在其《揚州十日紀》中記滿洲兵卒在屠殺間隙，面對向他們獻媚乞憐、無所不至的漢族敗類，發出這樣的慨歎：「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
在經歷過明清易代之際的浩劫輪迴、滄桑消磨之後（這個過程消磨去的大都是民族精華），苟延殘喘的漢族倖存者，在滿洲統治者的淫威肆虐、邪祟熏染之下，「失去幽靈真境界，幻來新舊臭皮囊」，所謂民族精神，更是到了歷史低點。顧炎武曾經慨歎：
昔春秋之時，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而秉禮之邦，守道之士，
不絕於書，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
幾乎息之秋也。（《亭林文集》卷五《華陽王氏宗祠記》）
當此天崩地解，邪祟流行之際，「正人心急於抑洪水」。而正人心之首要任務，就是加強人們的國家、民族觀念。「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在這一時期提出，也就並非偶然了。
《紅樓夢》作為清代、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小說，「懲創人心」的神聖使命對於它，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雖然在《紅樓夢》創作的時代，民族觀念（華夷之辨）比今天簡單，但卻是比今天更敏感、更危險的話題。可作者還是不怕「肝腦塗地」，勇敢地表現民族意識甚至反滿思想。除了書中無數隱晦的、象徵的「詭詞」外，甚至也有明目張膽的描寫。
我曾說過，打開《紅樓夢》迷宮唯一的鑰匙——通靈寶玉就是「心」的象徵，通靈寶玉上的銘文具有全書總綱的意義，也是對一個被征服、被奴役、痼疾深重的民族最嚴厲的批評，最沉痛的叮嚀，最神聖的誡命。其中的「莫失莫忘」，除了告誡人們應記住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類的歷史事實外，還要記住「內中華而外夷狄」的春秋大義。而「二療冤疾」之「疾」字，最重要的表現就是這種記憶的喪失和這種意識的嚴重缺乏。
二
《紅樓夢》的作者，與當年作《春秋》的孔子一樣，不能將自己的改制主張深切著明，見之實行，只能史外傳心，托之空言。通靈寶玉是具眾理而應萬事的「心」的象徵，而「言為心聲」，所以賈寶玉銜玉而生。至於賈寶玉另一件飾品——「文采輝煌」的金麒麟，作者宗法《春秋》、史外傳心之意，不啻明言。《紅樓夢》成始成終的人物甄士隱（真事隱）與賈雨村（假語存），亦關乎「立言」之旨。其實所謂「真事隱」，應該是「真義隱」。真事既隱，則所存者無非假語；借事明義，又何管是真是假。言外有人，人外有世，道不虛明，言不孤立，在善讀者自得之。
在《紅樓夢》中，甄士隱與賈雨村不僅是結構性人物、寓意性人物，還是兩種人生觀、價值觀的代表。通過對二者的褒貶進退，作者的思想傾向，非常明顯的凸現出來了。
甄士隱，名費。其名字出典於《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鄭玄注云：「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中庸》原文這句話的上一句是「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鄭玄之注，即承此句之意。唐孔穎達疏云：「言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毫無疑問，甄士隱名字寓意，有取於此。太平閒人更把甄費之「費」解釋為「廢」，又引導讀者往《論語》：「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曹雪芹「蓬牖茅椽，繩床瓦灶」，而襟懷灑落；甄士隱看破紅塵，遁世無悔，明顯與統治者採取不合作的態度。
在今天某些歷史學家和所謂歷史小說家筆下，乾隆朝是千載難逢的太平盛世，弘歷是真正的千古一帝。《紅樓夢》創作的時期，正弘歷年輕氣盛，發奮作為之秋，政治之清明在歷史上也少有。但曹雪芹仍然視之為「道德違費」的「亂世」，不與滿清統治者合作，這主要是出於民族情感。生活在今天民族平等，團結和睦的中華大家庭的各族人民，可能無法體驗「首崇滿洲」政策下漢族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嶺南遺民表率屈大均《道援堂集·澹足公阡表 》記其父屈宜之語云：「昔之時，不仕無義，今之時，龍荒之首，神夏之亡，有甚於《春秋》之世者。仕則無義，潔其身，所以存大倫也。汝其勉之。」其《廣東新語》卷十二記《僧祖心詩》有云：「嗟夫！聖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諸禪；忠臣孝子無多，大義失而求諸僧；《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以禪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詩為《春秋》，史之不幸也。」《紅樓夢》一書，以傳奇為《春秋》，無限沉痛，血透紙背，無非是宣揚民族大義，無非是呼喚漢族政權的重建。
小說第一回交待賈雨村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湖州人士，寄居葫蘆廟中，賣字為生。太平閒人這樣解釋其名與字：
化，變化也。能變一時之非，則假亦可化而為真，奈何其不化也。
有多少期望意。又，化話同，便是村言。又變化飛騰，及時通顯。一名
一字，中邊俱徹。
當然，太平閒人未免言之未盡。所謂「葫蘆廟」者，「胡虜」之廟堂也；所謂「寄居」者，即「反認他鄉是故鄉」，寄人籬下也。「賣字」者，為「他人作嫁衣裳」也。此種人達權識變，與時浮沉，僥倖行險，苟且富貴。為漢奸叛臣，為變節貳臣，為世俗之所謂識時務之豪傑，而不足諭於耿介、氣節。
所謂金陵十二釵，雖陷溺有淺深，品類難齊，但大都與賈雨村為一路。賈雨存在中秋夜所吟一聯：「玉在櫝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關合林黛玉、薛寶釵。無論「求善價」也好，「待時飛」也罷，皆所謂英雄不甘寂寞，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於是昧於大義，不擇出處，一失足成千古恨。林黛玉「拋父入京都」，行已虧而心未變，質本潔來還潔去，而為法受過，引人嘲笑，亦咎由自取，「莫怨東風當自嗟」。
當然，曹雪芹的禮法觀念未免太嚴峻了，有治亂世用重刑之意，所謂矯枉必須過正。滄海橫流，人心陷溺，存天理，滅人欲，亦救時之猛藥。如果天下人都和顧炎武一樣堅貞耿介，《紅樓夢》完全可以不作。
明人陸容《菽園雜記》卷八，論元代漢族士大夫，對我們瞭解《紅樓夢》論人的標準，亦有幫助：
蒙古氏入主中夏，固是大數，然人眾亦能勝天。當時若劉秉忠，許
衡、竇默、姚樞、姚燧、郝天挺、王磐輩，皆宋遺才也。使其能如夷、
齊之不食周粟，魯仲連之不帝秦，田橫與其客之不臣漢，龔勝輩之不事
莽，則彼夷狄之君，孤立人上，孰與之立綱陳紀，制禮作樂，久安於中
國哉！然則元君之所以盤踞中國九十餘年之久，實中華之人維持輔翼之
而然也。秉忠輩蓋隨世功名之士，許公自負為聖賢之學，而亦為夷主屈
耶？《春秋》之法，尊中國，抑夷狄，魯、齊於夷狄，勢固不能攘，不
仕如劉因可也。吾於是不能無責備焉。
清末民國之際，民族革命的倡導者們（尤其是章炳麟）對仕清的漢族士大夫類似批評，也連篇累牘。蔡元培《石頭記索隱》說：「《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確有所見，惜乎不能知類通達，更進一層，而將小說中的人物與歷史人物一一落實，入了「以史證詩」的窠臼，高叟之固，侷促轅下。
三
《紅樓夢》表現民族意識，最突出的是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這一回曾被某些紅學家視為最具自由和喜慶色彩的篇章之一，也是整部小說迴光反照的轉折性篇章。當代青年男女聚會，多模仿群芳夜宴的形式，男女雜坐，傳杯而飲，其樂陶陶。其實曹雪芹不過演鄭所南《心史·大義略敘》所說的「辮發囚首，地坐無別」、「雜坐喧溷，上下同食，舉杯互飲，不恥殘穢」的「夷狄」、「禽獸」之風而已。所以脂批斥之為「邪鄙」、「淫蕩」，太平閒人批曰：「淫艷」、「造孽」，雖然不可以古誣今，猶不可以今律古。但從衛生防疫的角度，群芳夜宴，也不是文明用餐方式。《禮記·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可賈寶玉「進德修業」，直欲同床而眠，「大家黑甜一覺，不知所止」。孽海沉淪，背禮亂常，至於此極！
於團化錦簇、酒酣夢香時揮舞民族大義的森嚴斧鉞，未免敗人興致。好在這一回中還有一段堪稱《紅樓夢》中最敏感的「閒言」。這段文字長達一千五百餘字。有意思的是，它在文字獄極端嚴酷的早期流傳的抄本中存在，在文字獄淫威減弱後的清朝後期各種刊本中，卻被「大刀闊斧」的刪去了。為了醒目，全文引用：
因又見芳官梳了頭，挽起贊（原字為上髟下贊）來，帶了些花翠，
忙命他改妝，又命將周圍的短髮剃了去，露出碧青頭皮來，當中分大
頂，又說：「冬天作大貂鼠臥兔兒帶，腳上穿虎頭盤雲五彩小戰靴，或
散著褲腿，只用淨襪厚底鑲鞋。」又說：「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
才別緻。」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稱心，又說：「既如此，你出門
也帶我出去。有人問，只說我和茗煙一樣的小廝就是了。」寶玉笑道：
「到底人看的出來。」芳官笑道：「我說你是無才的。咱家現有幾家土
番，你就說我是個小土番兒。況且人人說我打聯垂好看，你想這話可
妙？」寶玉聽了，喜出意外，忙笑道：「這卻很好。我亦常見官員人
等多有跟從外國獻俘之種，圖其不畏風霜，鞍馬便捷。既這等，再起
個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與匈奴相通，都是犬戎
名姓。況且這兩種人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
幸得咱們有福，生在當今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赫
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所以凡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
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頭緣遠來降。我們正該作踐他們，
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這樣著，你該去操習弓馬，學些武藝，
挺身出去拿幾己開心作戲，卻說是稱功頌德呢。」寶玉笑道：「所以你
不明白。如今四海賓服，八方寧靜，千載百載不用武備。咱們雖一戲
一笑，也該稱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芳官聽了有理，二人自為
妥貼甚宜。寶玉便叫他「耶律雄奴」。
究竟賈府二宅皆有先人當年所獲之囚賜為奴隸，只不過令其飼養
馬匹，皆不堪大用。湘雲素習憨戲異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
束鑾帶，穿折袖。近見寶玉將芳官扮成男子，他便將葵官也扮了個小
子． 那葵官本是常刮剔短髮，好便於面上粉墨油彩，手腳又伶便，打
扮了又省一層手。李紈探春見了也愛，便將寶琴的祰官也就命他打扮了
一個小童，頭上兩個丫髻，短襖紅鞋，只差了塗臉，便儼是戲上的一個
琴童。湘雲將葵官改了，換作「大英」。因他姓韋，便叫他作韋大英，
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能本色』之語，何必塗朱抹粉，才是
男子。祰官身量年紀皆極小，又極鬼靈，故曰荳官。園中人也喚他作
「阿荳」的，也有喚作「炒豆子」的。寶琴反說琴童書僮等名太熟了，
竟是祰字別緻，便換作「荳童」。
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幾席新酒佳
餚。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鴛二妾過來游頑。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
子， 不常過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干女子，
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
氏在那裡，只憑丫鬟們去伏侍，且同眾人一一的游頑。一時到了怡紅
院，忽聽寶玉叫「耶律雄奴」，把佩鳳、偕鴛、香菱三個人笑在一處，
問是什麼話，大家也學著叫這名字，又叫錯了音韻，或忘了字眼，甚至
於叫出「野驢子」來，引的合園中人凡聽見無不笑倒。寶玉又見人人取
笑，恐作賤了他，忙又說：「海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寶石，他本
國番語以金星玻璃名為『溫都裡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叫
『溫都裡納』可好？」芳官聽了更喜，說：「就是這樣罷。」因此又
喚了這名。眾人嫌拗口，仍翻漢名，就喚「玻璃」。
閒言少述，且說當下眾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玩笑，命女
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葯，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為令，熱鬧了一回。
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
去議事廳相見，這裡眾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鴛兩個去打鞦韆玩耍，
寶玉便說：「你兩個上去，讓我送。」慌得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
鬧亂子，倒是叫『野驢子』來送送使得。」寶玉忙笑說：「好姐姐們，
別玩了，沒的叫人跟著你們學著罵她。」偕鸞又說：「笑軟了，怎麼打
呢﹖掉下來栽出你的黃子來。」佩鳳便趕著她打。
這段「閒言」，與七十八回的「鬼話（姽嫿）」都顯得突兀異常，猶如贅疣，但皮裡陽秋，皆關全書大義。中國古代是男性社會，《姽嫿詞》則以弱女子愧士大夫。借清初傳聞的青州林四娘反抗清朝暴政、懷念故國的故事，嘲笑那些奴顏婢膝、「為他人做嫁衣裳」的漢族士類。這段「閒言」，同樣是為著喚醒人們的民族意識。其中明確提到了被漢人視為勝於弒其君父的兩件奇恥大辱：剃髮改衣冠。
讀者也不難從這段「閒言」中讀出與胤禛《大義覺迷錄》唱對台戲的傾向。表面上，關於「中國」與「夷狄」的關係歷史，曹雪芹有點重複《大義覺迷錄》：
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
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
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
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
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
遠，乃中國之臣民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大義覺迷
錄》卷一上諭）
毫無疑問，曹雪芹在這裡絕對不是讚美滿清「德教弘敷」，寰海尊王，而是藉以說明當時是「溥天淪喪」，腥穢彌滿，「乾坤或幾乎息之秋」。
胤禛在《大義覺迷錄》中再三引《孟子》「舜東夷人也」，為滿清的正統地位辯護。據《史記·五帝本紀》，舜是顓頊的六世孫；《孟子·滕文公上》：「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則孟子之所謂「東夷」，是指方位，而非種族。胤禛竟有偷換概念的本領。《紅樓夢》說「當今」是「大舜之正裔」，我們不相信滿清「朱果發祥」的鬼話，但愛新覺羅氏與虞舜的血緣關係，更無從談起。則曹雪芹是借用《孟子》「舜東夷人」，明言「當今」是正宗的夷狄。
《大義覺迷錄》於《紅樓夢》都是「覺迷」之書。但兩者的取向則恰恰相反。胤禛所說的「迷」，是漢族人民中殘存的民族意識；他「覺迷」的目的，是想徹底清除漢族人民的這種意識，認同實質上是「首崇滿洲」的民族壓迫，使愛新覺羅氏政權長治久安。《紅樓夢》則把胤禛這種「覺迷」視為「迷」，斥為「邪祟」，在所必除。發揚光大民族意識，「莫失莫忘」。
四
如果說一個民族缺乏自尊自強意識，應該與其他民族進行比較，方能得出結論。《紅樓夢》中也有這樣的比較。
小說第五十二回瀟湘館冬閨集艷，薛寶釵欲起詩社，第一個題目是「詠太極圖」，薛寶琴以為沒什麼趣味，接著講了這樣一故事：
我八歲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上買洋貨，誰知有個真真國的女
孩子，才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著黃頭髮，
打著聯垂，滿頭帶的都是珊瑚，貓兒眼，祖綠這些寶石，身上穿著金絲
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帶著倭刀，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的也沒
他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國的詩書，會講五經，能作詩填詞，因此我父親
央煩了一位通事官司，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他作的詩。
真真國女兒作的是一首五律，詩云：
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呤。
島雲蒸大海，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
眾人聽了，都道「難為他！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這裡的眾人，包括當時在座的寶玉黛玉、寶釵、寶琴、湘雲、岫煙、香菱七人與小螺、紫鵑兩個丫鬟。其中湘雲、香菱是在寶琴背誦這首詩之前，寶釵特意讓小螺去叫，等了「半日」才來的。這些人都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他們如此鄭重其事，又對此詩給予這麼高的評價，因此真真國女孩和她的詩，都不應輕易看過。
有些研究者認為，真真國女孩是薛寶琴自況，那首詩也是薛寶琴自己心跡的吐露，並隱喻她未來的命運。雖然二者之間並非全無影響，但這樣解釋，過於著實了些。
薛寶琴在《紅樓夢》中，是素王的化身，完美的符號。素王托古改制，故其作詩，善於詠史。意境闊大，寄托深微。五十一回新編懷古詩，也與歷史有關，所以其中有「今古」二字，所以此詩要特地請史湘雲與香菱來聽。古人以史為鑒，太平閒人在第一每回甄英蓮名字下批云：「香菱，鏡也，風月寶鑒所自出」。「漢南」，本意是漢水之南，出典於南北朝時期庾信的亡國悲歌《枯樹賦》：「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年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一個外國少女（其漢學修養超過一般博士），即使她想找一個黃皮膚、面孔平板、吃辣子、拖著油辮子、穿著丑角衣服的老俵做情人或丈夫，也沒有關心這個地區氣候的必要；而薛寶琴本金陵人氏，她的婆家又在京師，對這裡發生的事情，也不用放心不下。
太平閒人心為真直國女兒詩中的「漢南」，是指荊楚，瀟湘。《紅樓夢》對這一帶倒是非常關注。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林黛玉號「瀟湘妃子」。第三十四回題帕三絕中有「湘江舊跡久模糊」之句。第五回史湘雲判詞，又有「展眼吊斜暉，湘江水逝楚雲飛」之語。湘江是古聖帝虞舜駕崩之後，娥皇、女英淚血斑駁之地。而南明最後一個帝王永歷帝朱由榔在雲南為吳三桂所害，標誌著明祚之終。所以小說第二十七回有四月二十六日未時交芒種節之說，第二十九回清虛觀張真人說他四月二十六日又有做遮天大王聖誕的舉動。芒、明二字，古音相同，九回清虛觀張真人說他四月二十六日又有做遮天大王聖誕的舉動。芒、明二字，古音相同，遮、朱亦相近，所謂芒種節，實為「明終節」，即明朝亡國紀念日。林黛玉在這天所作的《葬花詩》，亦有《國殤》、《哀郢》之痛。所謂遮天大王，實指「朱天大王」，即明朝帝王。四月二十六日為全書中最重要的一個歷點，也是令漢族子民百世傷心的一個日子，雖然傳聞異詞，舊跡模糊，但「焉得不關心」。
中國南方，是滿清最後征服地區，距離統治中心又較遠，這一帶反清運動有光榮的傳統和雄厚的群眾基礎。《孽海花》第二十九回說產生於清朝前期的反清秘密會社哥老會「起點於湖南，而蔓延於長江上下游」。曾樸說這些人：「他們甘心做叛徒逆黨，情願去破家毀產，名在哪裡？得在哪裡？奔波往來，為著何事？不過老祖傳下這一點民族主義，各處運動，不肯叫他埋沒永不發現罷了」。光緒二十三年，孫中山在同《倫敦被難記》俄譯者談話中指出：「在我們的中心省份湖南和湖北，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都參加了秘密會社」。可見中國南方，不僅春色歷歷，而且其深如海。曾靜、張熙，並不是個別現象。最終辛亥革命暴發於這一地區，也有其歷史原因。
清代是中國古代學術百川匯海的總結性時期，「會講五經，能作詩填詞」的學者數不勝數。真真國女兒的這首五言律詩，雖然神韻縹緲，但並不是特別出色，也就是清代王士禎門下弟子的水平。毫無疑問，所謂「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乃指詩中夢縈朱樓，關注漢南的深情。這句話從另一個方面講，無疑是對某些不知民族大義的「中國人」的有力鞭撻，包含著無限沉痛。
五
中華民族以儒教立國，儒教的社會理想是遐邇一體、兄弟四海的大同世界。她立足於國家民族本位，但排斥狹隘的民族主義。儒家所謂「中華」、「夷狄」，不單純是種族概念，還是代表「文明」、「野蠻」的概念。韓愈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就體現了這種傾向。會講《五經》，關注漢南的真真國女兒，亦可進於中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她屬於「文化中國」。猶太人流寓世界各地，是最不易同化的民族，但唯獨在中國卻完全被同化了，正由於中國是最尊重其他民族、最能兼容並包、廓然大公、柔遠悅來的國家。聯想到今天的世界，種族主義仍然是萬惡之源，但我們古代各族人民在漫長的歷史中，卻大都能和平共處，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奇跡。即使是滿清統治者，他們能不斷調整統治政策，緩和民族矛盾，與漢族士大夫合作，創造了封建社會最長的「盛世」局面，也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經驗。
民族主義是一個歷史問題，是最終人類要克服的東西。但即使人類到了告別民族主義的時候，也不應忘卻或迴避歷史上民族矛盾。何況今天的世界，人類還沒有實現大同，國家、民族之間，有時仍會發生矛盾、衝突。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對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也都沒有過時。而中國由於這種觀念的薄弱（與其他民族相比），往往缺乏對外部侵略的警惕和對民族危機的關心，在劇烈的民族衝突中，有時缺乏捨生取義的精神，容易充當被征服者的角色，動輒「吾其左矣」，「吾其辮發矣」。於是，五胡雲擾之後有遼、金之後有蒙元，蒙元之後有滿清。《紅樓夢》是「原始要終」之書，作者以及當時民族人民最應該反思懺悔的，就是為什麼泱泱中國，會被蕞爾滿洲以急行軍的速度征服？為什麼滿洲統治中國，已過百年，仍如日中天？
本世紀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敢於悍然發動侵華戰爭，也是由於他們瞭解（或自以為瞭解）中國這方面的「國民性」，想重溫滿洲之夢。日本侵略軍一邊揮舞屠刀砍殺中國人，一邊罵著「滿國奴」。甚至在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形成之後，日本大阪《朝日新聞》還於1937年8月5日發表這樣的高論：「儘管支那出現了舉國的抗日熱潮，但決不能以日本人的思維方式來看這些支那人。在支那，只有『社會』而無『同胞』可言，假若有一億支那人，那麼至少可以說其中的八千萬是絲毫不具備國家觀念的苦力……」。畢竟有了宋明末世的慘痛歷史教訓，這次日本侵略者打錯了算盤。但即使經歷了抗日戰爭的洗禮，我們的國家民族觀念仍有待加強。當然，有些外國人已習慣了中國軟弱可欺的「韜晦」形象，嘗慣了瓜分蠶食割地賠款不平等條約的甜頭，看到你稍有覺悟，也許會莫名驚詫，稱之為「義和團情緒」。但他們忘了，正是義和團極端狹隘、非理性的民族主義，阻止了列強對中四的瓜分狂潮。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如果不產生這種情緒，中華民族將沉淪孽海，永無得救的希望。
儒教文化直到今天仍在東亞地區產生巨大影響，在其他地區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孽海花》第二十九回，日本義士宮畸豹二郎（原型是宮畸彌藏）說中國「實是東亞黃種的明燈」。1989年諾貝爾獎金基金會在法國巴黎發表宣言說：「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從兩千五百年的孔子那裡汲取智慧」。這段話曾被作為中央電視台卡通片《布衣孔子》的片頭字幕。外國人鼓歡與否，並不能決定我們對待自己傳統文化的態度。但外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崇揚和公正的評價，卻應該使二十世紀中國那些個自虐狂式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和所謂傳統的叛逆者感到慚愧。
中國為創造儒教文化的主體，自古為周圍鄰邦所嚮往和尊重。甚至連儒家內中華而外夷狄、尊華攘夷的思想，也為儒教文化圈內的各國所接受。當明朝末年，努爾哈赤髮動對明朝的叛變，使原來的遼東都護司成為明朝的敵國，而其同母弟舒爾哈齊卻忠於明朝；乾隆時弘歷對反滿思想進行清算，而其時其本家、奉恩將軍舒爾赫，仍「惓惓故明」（鄧之誠《清詩紀事本末初編》卷六）。清康熙近臣、著名詞人納蘭性德，其曾祖為海西女真之夜赫部首領金台什，亦為明朝藩屬，徐乾學在為納蘭性德所作墓誌銘中說：「太祖高皇帝舉大事，而葉赫為明外捍，數遷使諭不聽，因加兵克葉赫，金台什死焉」 （錢儀吉《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八）。繆荃孫《藝風堂友朋書札》載費念慈致繆荃孫信，提及《飲水詞》中「斜日十三陵下，過新豐獵騎」等詞句，說：「容若以故國王孫，勝朝忠裔，遂有家國飄搖之感」。確實，納蘭性德之「故明」，較之某些明朝遺老，也有過之而無不及。曹寅《題楝亭夜話圖》：「家家爭唱《飲水詞》，納蘭心事幾人知」。如今讀《紅樓夢》者，亦比皆是，知道「包衣下賤」曹雪芹心事的人，也不多。
六
《紅樓夢》中的真真國女孩子，像是西洋人。這令人聯想起明末西洋人也有參加抗清戰爭的。如租居澳門的葡萄牙人，就有攜紅衣大炮，為王前驅者。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為保衛漢族政權，血染沙場。永歷帝曾因此豁免葡人每年五百兩的租金。南明瓦解前夕，許多漢族人不願做滿洲順民，「蹈海孤臣恥帝秦」，澳門便成了他們出亡海外的主要通道。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漢族子民從這裡揮淚告別祖國，為了在漫長的航程中得到天妃的保佑，他們對澳門的標誌性建築媽閣廟，作了大規模的修繕。這些人也許受到其他海外各國的影響，民族情感特別強烈。在後來光復中華的歷次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雍乾之際，洪門內部即有「水面天子來扶名朝」、「海外天子來扶明朝之說」，乾隆十二年，又有「西洋出的幼主，名朱紅錦，系明後裔」 （胡珠生《清代洪門史》第544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之說。清末民初曾樸創作《孽海花》，原計劃以「海外運動」作結，亦自有深意。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其實就是在世界進入萬國交通的國際化過程中成長起來的。
馬克思在作於1853年5月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中解釋滿清政府之所以閉關鎖國的原因：
更主要的原因是，這個新的王朝害怕外國人會支持一大部分中國
人在中國被韃靼人征服以後大約最初半個世紀裡所懷抱的不滿情緒。
出於此種考慮，它那時禁止外國人同中國人有任何來往，要來往只有
通過離北京和產茶區很遠的一個城市廣州。外國人要做生意，只限同
領有政府特許執照從事外貿的行商363進行交易。這是為了阻止它的
其餘臣民同它所仇視的外國人發生任何聯繫。
敢情老馬也看出中國缺少民族主義思想，竟需要「外國人」人鼓動。
朱由榔作為明朝最倒霉的一個皇帝，就曾受到外邦人最大的同情和支持。甚至在他做了吳三桂的俘虜以後，竟有一些滿洲將士，欲奉他為「真主」入秦，為不世之功。可惜就在他們計劃停當，割辮而起之時，「為下所洩」，遭到了原明朝鎮臣吳三桂的血腥鎮壓，章京以下兩千多人慘遭殺害（戴笠《行在陽秋》，劉茞《狩緬紀事》。
「路不平，別人踩」。在滿清統治中國的二百多年間，當無數中國人沉淪邪穢，忘其根本；當無數漢族文人阿媚清廷，歌功頌德，把皚皚白骨都說成天降祥瑞，卻有外邦人士為漢族報不平。朝鮮《李朝實錄》英宗四十六年（乾隆三十五年），英宗對臣下把清帝詔書與明帝詔書放在一起，大為不滿，說：「神州陸沉，今過百年，而若其尊周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今以堂堂天子之詔，混置虜敕中可乎？」這種情感，在朝鮮民間也很普遍。鄭喬友《南明綱目·序》：「林泉章甫之流，攬萬曆、永歷之舊歷，涕而泣焉。婦孺童稚之愚，得崇禎、弘光之通寶，愛而珍之。閭巷流俗，吃除夕之饅頭曰『蠻頭』，破上元之胡桃曰『胡頭』……。則是孰使之然哉？豈非本朝三百年不忘明家之義歟？」1674年，其時當清康熙十三年，日本人小林叟發篡《華夷變態》一書，其自序有云：「崇禎賓天，弘光陷虜，唐、魯僅保南隅，而韃虜橫行中原，促滅朱明，盜竊神器，是君天下者夷也，非華也；變也，非常也……頃聞鄭氏傳檄各省，有恢復之舉，雖其將來成敗，不能豫知，而其精誠足以格天地而泣鬼神，苟得遂初心，使沉舟復陸，則異邦人聞之，不亦快乎？」辛亥革命過程中，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驅逐韃虜，光復中華的鬥爭，也受到一些外國義士的幫助和支持。這在《孽海花》中也有反映，以第二十九回為例，廣州起義前夕，青年會（興中會前身）會員陳千秋（原型為日本橫濱僑商陳清）到上海，本想「特色幾個偉大人物，替會裡擴張些勢力」，誰知找來找去，除了那些花天酒地、醉生夢死之徒，其他人中，也「竟無一個揮戈回日的奇才」，倒是在日本浪人中，找到了一些「聲氣相通，山鍾互應」的義士。其中的南萬里（原型為日人平山周可）剛剛從真真國女兒特別關心的湖南回到上海，他在湖南會見了哥老會領袖畢嘉鳴（原型為畢永年），調解了三合會與哥老會的世仇（後來兩會合於興中會）。日本曾有一部反映辛亥革命時期日本義士為光復中華貢獻青春生命的電視劇，叫做《無以名之》，其實是有以名之的，那就是內中華而外夷狄的儒家傳統思想使之如此。也是在《孽海花》的這一回，青年會在廣州商討起義之事，有一個英國人摩爾肯（原型為英國人摩根）前來通報信息，他還對孫一先（原型為孫中山先生）說：「兄弟在英國也組立了一個團體，名曰『中文會』，英文便是「Friend of China Society，設本部於倫敦，支部於各國，遍播民黨種子於地球世界。將來貴會如有大舉，我們同志必能挺身來助的」。這些人雖然未必能通儒家五經，但卻都堪稱是真真國女兒的後身。
今天有很多中國人，陶醉在歌頌滿清帝王豐功偉績的肥皂劇中，數百年前的民族恥辱，諸如屠城、擄掠、圈地、剃髮，更衣冠，逃人法、滿洲債，文字獄……種種暴政虐行，已沒多少印象。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才過了幾十年，忘卻的救主也快要甚至已經降臨了。偶爾讀到原遼寧大學校長馮玉忠先生的《我看韓國》一書，韓國由於歷史上曾受日本的侵略，至今不准用日語作廣告，不准映日本電影，不買日本貨。而韓國的經濟之所以騰飛，與這種強烈的民族自尊自強意識是分不開的，對拒不公開認罪並且對國民隱瞞真像的日本政府，對那些還在美化侵略戰爭，為軍國主義招魂的日本右翼勢力，也是一種有力的回擊和警告。馮先生在書中還寫到他訪問韓國一段奇遇。那就是見到了明朝遺民的後裔，至今還在奉明朝永歷正朔，甚至戴明朝網巾的馮氏本家！
與恩仇分明，以直報怨的韓國人相比，今天的某些中國人，尤其是某些紅學家，也應感到慚愧。當我們的「人民公僕」坐著本田、豐田，碾壓過幾十年前日本獸兵活埋中國同胞的萬人坑時，他們地否感到過不安？當我們聽到有良知的日本人（如東史郎的辯護律師）批評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軍的罪惡講得太少的時候，我們又是什麼感覺？
仁恕是人類古老的美德，但如果一個民族寬柔以教，徒然使她屢招外侮，並使外敵肆無忌憚地屠殺蹂躪掠奪以後，還要享受以德報怨的優待。在享受了以德報怨的優待以後（也許還要領略「增進傳統友誼」的慰安曲），還要嘲罵你是一個奴性的、劣等的民族，難疲乏這個民族不應該深刻反思嗎？
親身經歷過抗日戰爭、以紅學泰斗自期的周汝昌先生，他認為《紅樓夢》可以提出任何問題，惟獨不能提民族問題。在《紅樓新證》第三章《籍貫出身》，說清朝開國百年之後的曹雪芹，已是「百分之百的滿洲旗人」，「亡國」、「思明」的說法，放到他身上，「令人感覺滑稽」。他又在《北京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上發表的「獲獎論文」《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中重申這個觀點。周老生認為，如果說曹雪芹是明遺民，那麼他「應生於明亡前至少一二十年才行。如此，他必須至少是個壽逾一百三十歲而尚未停筆的『作家』才對。只這一點，就使索隱派失去了基本的理據」。
也許周老先生會大呼「見鬼」，就是在今天，在南韓，仍有「明義會」、「明遺民」。據1990年8月12《人民日報》第7版張未馳《「大明遺民」故國情》：「現在，這支『遺民』共有2800人」。孽臣孤子，燈燈相傳；滄海成田，猶銜木石；神州春回，尚餘鵑血。他們的丹心碧誠，豈周老「滑稽」二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