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指邪之「夷狄猾夏」
《紅樓夢》第六十三回賈寶玉將戲子芳官改名為「耶律雄奴」，接著有這樣一段議論：
「雄奴」二音，又與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況且這兩種人，
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們有福，
生在當今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
天地日月億兆不朽，所以凡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
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頭緣遠來降。我們正該作踐
他們，為君父生色。
這段話如果在今天說，絕對有民族歧視的嫌疑；在《紅樓夢》創作的時代，也是大犯忌諱的，這恐怕也是程本系統將它刪去的原因。
不過這段話與《大義覺迷錄》中胤禛的一些文字，頗相發明：
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
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
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
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
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
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
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
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
當然，曹雪芹皮裡陽秋，表面上歌功頌德，內裡卻斥滿清為貨真價實、對中華危害最嚴重的「夷狄」。
《顧亭林詩集》卷四《羌胡引》詩云：「我國金甌本無缺，亂之初生自夷孽。徵兵以建州，加餉以建州。土司一反西蜀憂，妖民一唱山東愁。以至神州半流賊，誰其嚆矢由夷酋。四入郊圻躪齊魯，破邑屠城不可數。刳腹絕腸，折頸折頤，以澤量屍。幸而得囚，去乃為夷，夷口呀呀，鑿齒鋸牙。建蚩旗，乘莽車。視千城之流血，擁艷女兮如花。嗚呼，夷德之殘如此，而謂天欲與之國家！」這段詩，道出了明清易代的實質。
夏允彝《倖存錄》捲上論明朝國運盛衰曰：「烈皇身殉社稷，普天同憤。而東夷晏然，自謂得都城於寇，非得之於我也。傳檄三齊，迅掃秦晉；既得河南，又取江左。一時迎降恐後者，以寇為先帝之仇，而東夷為我滅寇，非吾仇也。嗟夫！寇之發難，以何時始？天下嗷嗷，皆以加賦之故。然加賦始於何年，則以東夷發難也。」
滿清於遼東造釁開端，窮凶極惡，明朝悉索蔽賦，從事遼東一隅，使政治腐敗，日益嚴重；加之生齒日繁，災害頻仍，饑民鋌而走險，明朝精兵多備邊遼東，不能有效彈壓，使李、張坐大，與滿清形成內外夾擊之勢。於是明之天下，不可問矣。
《紅樓夢》七十八回，賈政述明末青州林四娘故事，說「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干流賊餘黨復又烏合，搶掠山左一帶」。賈寶玉《姽嫿詞》「明年流寇走山東，強吞虎豹勢如蜂」。其實就是指顧炎武所說「四入郊圻躪齊魯，破邑屠城不可數」之事。因明末李自成部，基本沒在山東作戰，更何談與青州衡王為難。而青州衡王府最後被清廷抄沒屠殺，這在清代官方文獻中都有清晰記載，不煩徵引。
我對脂硯齋評語，向乏好感，惟於七十八回「黃巾」、「赤眉」之評語，頗有會心：「黃巾、赤眉兩時之事，今合二為一，非特歷歷指名某赤某黃，若雲不合兩用便呆矣，此書全是如此，為混人也。」滿清初號金，黃、赤皆金之色。八旗中有兩黃旗、兩紅旗，亦關合黃巾、赤眉。此《春秋》所謂「詭詞」也。
《清史稿‧禮志‧歷代帝王廟》載康熙帝遺諭云：「明太祖起布衣，統方夏，駕軼漢、唐、宋諸君。末葉災荒，臣工內訌，寇盜外起，以致社稷顛覆。考其嗣主，未有荒墜顯跡，蓋亦歷數使然。且其制度規模，我朝多所依據。允宜甄訪支派，量授爵秩，俾奉春秋饗祀。」其實滿清就是康熙所謂「寇盜」的領班。 清兵入關前，曾多方與山西農民軍聯繫，約以共滅明廷，「富貴共之」。他們屠殺掠奪，較之農民軍，不啻倍之。
努爾哈赤以所謂「七大恨」起兵之初，「誅戮漢人，撫養滿洲」是其兩大方針。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三《附記遼事》中的記載：「初，清之破遼東也，恐民貧思亂，先拘貧民殺盡，號曰『殺窮鬼』；又二年，恐民富聚眾致亂，復盡殺之，號曰『殺富戶』。既屠二次，遼人遂空。」皇太極繼位。對倖存遼人的政策有所改善，驅使他們加入了對關內漢族的屠殺。皇太極比努爾哈赤更虛偽一些。如天聰八年派兵入關搶掠，發佈這樣的軍令：「行軍時勿離纛，勿諠嘩，勿私出劫掠。抗拒者誅之，歸順者字之。勿毀廟宇，勿殺行人，勿奪人衣服，勿離人夫婦，勿淫人婦女。違者治罪。」看皇太極的意思，滿洲兵好像是入關做客。其實清兵主要目的是搶掠。《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二輯所載《胡貢明陳言圖報奏》說得非常清楚：「我國地窄人稀，貢賦極少，全賴兵馬出去搶些財物。」 這與十三世紀血洗亞歐大陸的魔頭成吉思汗的名言「人生最大的樂趣，就是殺人性命，奪盡其所有財產，讓其親屬流淚痛哭，抱著他們的妻子和女兒睡覺」同樣坦率，說出了滿洲大兵「文明之師」的真相。在實際戰爭中，皇太極的軍令沒有產生任何效力——上個世紀日寇侵華時，岡村寧次對日本獸兵提出過更文明的要求，而日寇之南京大屠殺、三光政策，與滿清揚州十日、嘉定三日，也在伯仲之間。
總之，清兵入關前後的掠奪、征服戰爭，與其前蒙元、其後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一樣，給漢族和其他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破壞了中原地區的文明，無所謂正義可言。雖然儒家禮教文化偉大的人道精神，能夠鈍化這些民族的野蠻血腥，提高其道德、文明水平，但給華夏文明造成的創傷，卻是難以癒合的。
《紅樓夢》六十三回妙玉說：「古人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鐵門坎，終須一個土饅頭。』」妙玉這裡其實是論史。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以詩發史，以史繼詩，是儒家文化傳統。妙玉之論，無非是說中國自宋代以後，王者之跡已熄。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一個王字，可以概括宋代以前中國文化的特色，博大、深厚、豐富、包容，充滿活力。自南宋以後，隨著民族矛盾的尖銳，民族衝突的頻仍，必然要求人們推崇民族氣節和犧牲精神，於是中國文化向嚴峻、陰沉、死板、教條方向發展，存天理、滅人欲的程朱理學，變成了中國文化的「緊箍咒」。當我們讀到《紅樓夢》中要求一個被主人玩弄了的丫鬟殉節，並對她嫁人冷嘲熱諷，謚之以「破」，律之以孽臣孤子，以戕賊為仁義，我們感到了這種悲壯和無奈！而人類畢竟中下之人居多，過重的責任導致不負責任，過多的道德導致不道德，加之專制統治的加強，獨夫為雄，萬夫為雌，民族出現萎靡、散漫、苟且、奴性等症狀，也在情理之中。這是「夷狄猾夏」另外的影響。
有明一代，與正統王朝為難的「夷狄」當然不止滿清。元朝殘餘勢力一直威脅中國北方，正統、景泰之際，也先幾乎顛覆北都。史家以土木之役，為明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後來蒙古與滿清合流，最終滅亡了明朝。還有東南倭亂，威脅明朝財賦重地，亦與明朝始終。日本近代學者稻葉嵒吉，還以為明朝國力，衰竭於萬曆壬辰援朝之役。其《遼東志解題》云：「惟明代保有遼東，久於炎漢，其何故哉？蓋當嘉隆之際，武功文治，俱有可觀。不獨東南沿海之地，治化鼎盛，即北境邊郡之域，政治亦甚修明也。迨至萬曆中年，有三大戰役，其與本邦之役，即在遼東之臨境，先啟釁端。後廿餘載，又與建州女真交戰。『女真不滿萬，萬不可敵』之語，縱謂早成當年之讖，然未逾歲，遼河以東，悉委敵手。遂釀宗社為屋之禍，豈非嘉隆以來，累世之生聚，早已殫於文祿壬辰之會哉。」稻葉氏雖然誇大了豐臣秀吉的能量，也可略備一說。
清朝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是消極地吸取了明朝的教訓，怕外敵尋釁，貽後世之禍。在清朝的「盛世」剛剛起步的時候，玄燁就表示過這種憂慮：「通海口子甚多，此時無礙，若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害矣。」（《康熙起居注》第3冊）。但德國有個叫卡爾‧馬克思(Karl Marks)的學者卻這樣解釋：「推動這個新的王朝實行這種新的政策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害怕外國人會支持很多的中國人在中國被韃靼人征服以後大約最初半個世紀裡所懷抱的不滿情緒。由於這個原因,外國人才被禁止同中國人有任何往來。」（《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其實玄燁對中國人並沒有這麼多過慮，而馬克思也未免高估了阿Q和差不多先生們的記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