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開闢鴻蒙，誰為情種？（一）
一
這一講講《紅樓夢》。
我一直認為，中國美學的精華有一半在《紅樓夢》裡，還有一半在魯迅的作品裡。因此，不論是講美學還是講中國美學，都不能不講紅樓夢。
具體來說，選擇《紅樓夢》的理由有兩個。
第一個理由，《紅樓夢》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聖經與美學聖經。
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這個問題。
首先，在中國文化與中國美學之中，《紅樓夢》最具代表性。坦率說，在中國的文化的典籍中，你如果想學到一點兒有用的東西，很多東西你都可以不看，因為看了也沒用，在中國，很多人都是無用之人，寫的自然也是無用之書。在我看來，要瞭解中國文化，最主要的是要看六本書。第一本，《山海經》；第二本，《莊子》；第三本，《史記》；第四本，《三國演義》；第五本，《水滸》；第六本，《紅樓夢》。從價值評價的角度，這幾本書本不都值得肯定，但是如果想瞭解中國文化、中國美學，如果想瞭解一個真實的中國、一個不說話的中國，有這六本書就足夠了。
《山海經》是中國文化的真正源頭。中國人的性格在《山海經》裡是最舒展自如的。春秋戰國時代的血性男兒應該說就是《山海經》裡的人物的現實版。而後面的五本書，則把中國文化、中國美學的自《山海經》開始的從失敗到覺醒揭示得淋漓盡致。《莊子》是中國文化傳統的遺傳密碼的所在。它是中國文化頹敗的起點，也蘊涵著中國文化頹敗的全部秘密。有人可能會說，《論語》也很重要啊，確實也很重要，不過儒家的東西從來就是被利用一下，沒有認真地實行過，倒是《莊子》那一套才是最內在的，也是最中國的。《史記》是中國人的人性掙扎過程的真實記錄。我經常說，只有春秋戰國的中國才是青春版的中國，秦漢以後，中國則每況愈下，春秋戰國時代的血性男兒，春秋戰國以後中國人的人格的一步一步淪落，狼一樣的中國人怎麼樣一點一點慢慢變成了狗，怎麼又變成了喪家犬，最後亡國而且亡天下，在《史記》中實際已經昭然若揭。《三國演義》是中國主流社會的真實寫照，是當上了奴隸的國人的寫照。在主流社會裡的中國人究竟卑鄙到什麼地步，究竟是如何地唯「江山」、「社稷」、「功名」是圖，究竟如何地為了保護自己而不惜迫害他人，我們可以借助這本書看得清清楚楚。那麼，《水滸》呢？《水滸》是中國非主流社會的真實寫照，是沒有當上奴隸的國人的寫照。。莊子不是說了嘛？如果不能相濡以沫，那就乾脆相忘於江湖。《水滸》告訴我們的就是中國的非主流渠道裡的「江湖」的心靈黑暗可以達到什麼程度，是如何刀口添血，如何殺人放火，如何罪惡滔天的。同時，是如何將「拳頭大」的人奉為英雄的。《水滸》是中國特有的「拳頭文化」的寫照。最後一本書是《紅樓夢》，它揭示了中國文化、中國美學的徹底失敗。人與人之間的失愛，中國文化、中國美學的失愛，這是一個延續了千年的公開的秘密，但是我們只有在《紅樓夢》裡，才第一次大夢初醒。所以，我才經常呼籲說，《紅樓夢》寫的是愛的寓言，而不是愛的故事。
其次，在六本書裡，從價值評價的角度，唯一值得完全肯定的，就是《紅樓夢》。中華民族如果有文化聖經和美學聖經，我認為非《紅樓夢》莫屬。二戰的時候，西方有兩個大作家在防空洞裡躲飛機轟炸，沒事可幹，他們就問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如果西方被炸平，那只要留下哪些東西就可以再造西方文化？徹夜討論的結果，是需要留下兩個人的著作，一個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是克爾凱郭爾。那如果現在我要問大家，如果只允許保留一本書，而只要有這本書就有可能邏輯地再現全部的中國文化的精華。這本書應該是哪一本呢？我個人覺得，應該是《紅樓夢》。再換個角度，在南大，上過我的課的同學都知道我經常提的那個「潘氏問題」：假如你要到孤島上去獨自生活一年，只准你帶一本書，那麼，你會帶一本什麼書？我覺得，這個問題很能衡量出我們自己的人生智慧與學術水平。因為你肯定會帶一本最經得起看的書，最耐讀的書，而且能百讀不厭的書，也就是最好的書，就好像你到孤島上，我說允許你帶一個人，你肯定不會帶你最不喜歡的人，你肯定會帶你最喜歡的人，最好是你的戀人，對吧？所以我們經常說「物以類聚」，看看你跟誰打交道，我就知道你是什麼水平了。我看看你挑了哪一本書帶到孤島上，其實我就可以看出你是什麼學術水平。那麼，如果需要我們在中國文化裡選擇一本，我們選擇哪一本呢，如果我們真正對中國文化有認真的研究，那麼，答案就只有一個：《紅樓夢》。因此，英國人說：「寧失印度，不失莎士比亞」。而我們也可以說，我們中國也寧失什麼什麼，但是絕對不能失去《紅樓夢》。我最近幾年在全國的很多高校講座，包括北大清華，常提的一句話就是：讀《紅樓夢》，聽《二泉映月》。我個人認為，這確實是中國文化裡面的兩個最好的東西。
選擇《紅樓夢》的第二個理由，是因為它是中西交流的對話窗口與對話平台。中國現在研究學術，大家知道，已經進入了一個很微妙的階段，過去研究學術，只要研究儒釋道就可以了，而現在我們要做學術研究，只研究儒釋道就不能算是一個很成熟的學者，因為我們一定要在現代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去研究學術。既然如此，那麼，我們現在研究中國文化或者研究西方文化，借助一個什麼樣的平台我們會最省力氣呢？儒家的？道家的？還是別的什麼平台？這就涉及到我們對學術研究的一個基本判斷。西方的二十世紀的文化，從胡塞爾到海德格爾，都有一個現象學的轉向。而西方的現象學哲學實際上跟中國哲學在某種程度上是很接近的，那麼，我們從中國文化的哪一個平台去理解西方文化最容易？換一句話說，我們站在什麼樣的西方文化的平台去理解中國最容易？我覺得，現象學的哲學是理解中國文化的一個最簡單的平台，而《紅樓夢》是理解西方文化的一個最簡單的平台。其實，仔細看一看《紅樓夢》，再看一看海德格爾的書，我們就可以找到裡面的許多哲學上、文化上的對應關係。如果大家對我比現在瞭解得稍微更多一點兒，就會知道，其實我過去花了很長時間研究中國美學，我過去的想法是這樣的：如果我們想借助於西方來瞭解中國，那我們最好的平台是現象學，如果我們想借助中國來瞭解西方，那我們最好的平台是莊子的哲學。因為莊子的哲學和西方的現代哲學是最接近的。儘管它們是背道而馳的，但是畢竟在背道而馳的過程當中有一個交點。通過這個交點我們畢竟可以更好的瞭解西方與中國。但現在我覺得，如果我們想借助中國來瞭解西方，其實《紅樓夢》可能是一個更好的平台。我覺得要把一個民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看清楚。包括要把這個民族和西方其他民族的文化的最根本的差異看清楚，只有一本書能夠做到，就是《紅樓夢》。我認為沒有哪本書還可以取代它。就是《莊子》也不行，在《莊子》身上只能看到一個民族的過去，但是看不到現在和未來。
我過去說過，學術研究就像長跑，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能夠跟著第一名去跑，然後再去超過它，也就是，首先要「照著講」，然後再「接著講」，最後如有可能的話，就「自己講」。既然如此，看看上個世紀大師們的學術選擇，應該給我們以深刻啟示。仔細回顧一下，不難發現，王國維、魯迅、張愛玲等大師的成功無一例外地都與《紅樓夢》有關。而且，他們的一生也其實都是在接著《紅樓夢》講，在我看來，這是他們之所以成功的一個最重要的秘訣。換句話說，在中國文化裡，最值得去看的書和學術水平最高的書，就是《紅樓夢》。誰能把《紅樓夢》弄懂，誰就完成了必要的學術準備；誰能夠講清楚連《紅樓夢》都講不清楚的問題，誰肯定就是後《紅樓夢》時代的大師。那麼，為什麼這些大師這麼樣死死地盯住《紅樓夢》不放呢？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紅樓夢》不但是文化聖經，而且是對話窗口啊。因此才會成為他們的最好的精神伴侶。大家知道哈佛的校訓是「與柏拉圖為友，與亞里士多德為友，與真理為友」，我覺得這個校訓是很深刻的。它道出了學習之所以成功的最為內在的奧秘。一個人的學習，實際就是要學會從「照著講」到「接著講」。中國有句話說得好：「百上加斤易，千上加兩難」。就是你在一百斤上再加一斤，這很容易，但是你如果在一千斤上再加一兩呢？就很難了。但是學術研究的成功卻就在於你能夠加上這一兩。我們經常說，「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其實，師傅的責任就是幫助你找到學術發展的最高成果，也就是那「一千斤」，而學生的使命則是去為它加上可貴的一兩。顯然，王國維、魯迅、張愛玲等大師的成功首先就在於成功地找到了學術發展的最高成果，也就是那「一千斤」，那麼，這學術發展的最高成果也就是那「一千斤」在何處呢？正在《紅樓夢》之中。因此，他們才不約而同地與《紅樓夢》為友。
例如王國維，他二十八歲發表的第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就是《〈紅樓夢〉評論》，對於《紅樓夢》的研究，奠定了他一生的學術基礎。可是，如果我們知道在十六歲以前，他還沒看過什麼中國的文史哲書籍，因為他在全力準備科舉考試。他看見《史記》、《後漢書》之類書籍，都是從十六歲開始的，我們就會想到，從十六歲到二十八歲，他沉浸其中而且真正有所收穫的，就是《紅樓夢》，是《紅樓夢》改變了他的一生。而他之所以用這麼短的時間就登上了一流大師的學術平台，也正是借助於《紅樓夢》的推動。《紅樓夢》的偉大發現——「徹頭徹尾的悲劇」，使得他進而首次詮釋了悲劇的境界，意識到了在「無罪之罪」中承擔「共同犯罪」之責的美學真諦。「蛇蠍之人」與盲目的命運頹然退場，善惡的因由（「極惡之人」）、因果的設置（「意外之變故」）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中出現的由所有人來共同承擔罪責的「悲劇中之悲劇」。這些看法就是在今天也仍舊光芒四射。而《〈紅樓夢〉評論》為什麼百年後還是經典？就是因為它是在作為學術發展的最高成果也就是那「一千斤」的《紅樓夢》的基礎上加上的「一兩」啊。王國維的成功，我們後面還要介紹，在這裡，我先不說王國維，而舉一個與王國維有關的例子，就是陳寅恪。陳寅恪的成功也跟《紅樓夢》也有關，而其中的契機，就是王國維。對此，我們看看他的《柳如是別傳》，就足夠了。《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後期最重要的學術著作。但是，讓人不解的是，陳寅恪沒有窮盡心力去再為秦皇漢武們立傳，也沒有窮盡心力去再為李白杜甫們立傳，而是窮盡心力去為一個妓女立傳。這實在讓後學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只要我們自己去思考，就會逐漸跟上陳老先生的思路。其實，在陳寅恪也有一個學術思想的重要轉換，開始，對自己的使命他也沒想清楚，但是王國維的投昆明湖讓他意識到了自己的使命。陳寅恪知道，王國維的自沉昆明湖可以和賈寶玉的懸崖撒手等量齊觀，所勾勒的正是中國文化的生命軌跡，而他的使命就是去呵護中國文化那真正的一線血脈。為此，他才為柳如是這個中國的最弱最弱的女子立傳。其實他想做的無非是：完成曹雪芹「為閨閣昭傳」的《紅樓夢》的現實版。曹雪芹寫的是藝術裡的金陵十二釵，而他則「接著講」，寫生活中的美麗女性。在他看來，柳如是就是林黛玉。而他覺得中國文化的真正的希望不在帝王將相，不在才子佳人，不在李白杜甫，也不在蘇軾辛棄疾，而在柳如是的身上。這實在是石破天驚的發現。這種對於傳統價值觀念以及文化人物譜系的根本顛覆，無疑也是得益於《紅樓夢》。
魯迅作為曹雪芹之後最偉大的大師，也是受益於《紅樓夢》。所以他才深刻意識到：「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 而魯迅的成功，則正在於能夠接著《紅樓夢》所開始的全新的「思想和寫法」「講」。我們在魯迅作品中看到的「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 ，而又能夠超越善惡、因果，以「通常之人情」寫出最沉痛的悲劇，正是我們在中國文學中所罕見的和在《紅樓夢》所常見的。所謂「自審」與「審判」的同時以及寫出「靈魂的深」，也是從《紅樓夢》「接著講」的必然結果。要知道，魯迅正是在《紅樓夢》中看到了它與晚清譴責小說的根本不同，所謂後者「『嘻笑怒罵』之情多，而共同懺悔之心少。」 「共同懺悔之心」，這正是魯迅從《紅樓夢》中學到的美學真諦。更不要說，在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中只有一部小說被專列一章考察，就是《紅樓夢》。至於《紅樓夢》的「蓋敘述皆存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 《紅樓夢》的「呢而敬之，恐拂其意，愛博而心勞，而憂患亦日甚亦。」 《紅樓夢》的「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者，獨寶玉而已」 ，更可以在魯迅的美學思想中找到一脈相傳的內在脈絡。顯然，正是「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的這一切，構成了魯迅「之所以不可及也」的一切。而且，到了魯迅（前面還有王國維、後面還有張愛玲、沈從文、海子，等等），我們必須要說，正是對於《紅樓夢》的深刻理解與繼承，才使得從《紅樓夢》開始的美學思想成長、成熟成為一種極為可貴的美學傳統，儘管這一美學傳統百年來始終沒有為國人所關注，但是，它卻無疑是新百年、新千年美學的生長點與地平線。
至於張愛玲，她與《紅樓夢》的密切關係眾所周知。這個上帝派她來就是讓她寫作的「不世出」的才女，自稱一生與《紅樓夢》結緣，十四歲就寫過《摩登紅樓夢》，平生最大的願望是能夠坐上時光機器跑進曹雪芹的時代去搶救出百回本的《紅樓夢》。而如果說她的一生以1963年為界的話，那麼我們甚至要說，張愛玲是把她的前半生交給了小說，把她的後半生交給了《紅樓夢》。確實，沒有《紅樓夢》就沒有張愛玲，是《紅樓夢》成就了張愛玲，而張愛玲自己也曾窮盡十餘年之力，完成一部關於《紅樓夢》的研究專著。她曾經說：「因為對一切都懷疑，中國文學裡瀰漫著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質的細節上，它得到歡悅——因此《金瓶梅》、《紅樓夢》仔仔細細開出整桌的菜單，毫無倦意，不為什麼，就因為喜歡——細節往往是和美暢快，引人入勝的，而主題永遠悲觀。一切對於人生的籠統觀察都指向虛無。」 而「中國文學裡」的這一「大的悲哀」，在張愛玲的作品裡處處可見，「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是還是教會中學女學生的17歲的張愛玲的名言，「已經在大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是我們在她的作品裡看到悲劇意蘊，而且，借用《金鎖記》裡的一句話來說，是「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沒有一個人不在「愛的凌遲」的巨痛中掙扎，沒有一個人在命運面前不是「闖了禍的小孩」，沒有一個人不在無緣無故的痛苦中被推搡著茫然不知所措地前行。但是，極為可貴的是，在這悲哀中又如同《紅樓夢》一樣浸透著謙遜、慈悲、愛意與憐憫。在這方面，胡蘭成堪稱她的知音，他說：「她寫人生的恐怖與罪惡，殘酷與委屈，讀她的作品的時候，有一種悲哀，同時又是歡喜的，因為你和作者一同饒恕了他們，並且撫愛著那受委屈的。饒恕，是因為恐怖，罪惡與殘酷者其實是悲慘的失敗者……作者悲憫人世的強者的軟弱，而給予人世的弱者以康健與喜悅。人世的恐怖與柔和，罪惡與善良，殘酷與委屈，一被作者提高到頂點，就結合為一。」 他還說：「她於是非極分明，但根底還是無差別的善意。」 熟悉《紅樓夢》的人都知道，這一切，都正是《紅樓夢》所開始的全新的「思想和寫法」，而張愛玲則正是《紅樓夢》的不二傳人。